一、张浩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与中共中央发表《抗日救国宣言》

    共产国际七大后，共产国际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商量，决定派一位有影响的同志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会议精神，并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经过反复慎重考虑，决定派张浩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回国。张浩原名林育英，是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又参加了共产国际七大，是《八一宣言》的起草者之一，对宣言的精神自然很熟悉。由于从新疆回国路途遥远，东北也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仅有从蒙古回国是较安全的路径。张浩以惊人的记忆力，把文件精神和与共产国际联络的密电码，强记在脑中，化装成商人，从莫斯科出发，取道蒙古，一路跋山涉水，忍饥挨饿，穿越茫茫沙漠，又在银川被扣月余。张浩出发时尚不知道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在何处。他边走边打听，终于在1935年11月到达陕甘交界的定边县，并与定边地方中共组织取得联系。11月18日(另有11月17日、19日之说)，张浩到达瓦窑堡，先后见到张闻天、博古、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并以自己的记忆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基本精神。12月13日，毛泽东到达瓦窑堡后，与张浩进行了长谈。
    其实，中共中央在张浩回国前后，对新的战略策略已有了设想。1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和《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11月20日，张浩出席了由张闻天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1月28日，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宣言》号召“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自由职业者、商人、工业家，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义勇军，一切武装部队的官长们，以及一切热心爱国的志士们”，“在亡国灭种的前面，中国人民决不能束手待毙。只有全国海陆空军与全国人民总动员，开展神圣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消灭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中国民族才能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解放。”现在正是“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大家团结，大家奋斗，以誓死的决心以对付中国人民公敌的时候”。《宣言》向全国郑重提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并提出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应遵循的十大纲领：“(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作抗日经费。(二)没收一切卖国贼及汉奸的财产救济灾民及难民。(三)救灾治水，安定民生。(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五)发薪发饷，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员的生活。(六)发展教育，救济失学的学生。(七)实现民主权利，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八)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九)联合朝鲜、台湾、日本国内的工农及一切反日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十)对中国抗日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①
    1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改变对付富农策略的决定》，决定在分析华北事变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时指出：“在这种情形之下，富农也开始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掠及豪绅地主军阀官僚的革命斗争，或采取同情与善意的中立态度。”而“目前党的中心任务，是在尽量扩大革命运动的范围，吸收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反对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而加紧反对富农的策略，是在把富农推到反革命的怀抱中去，是在加强反革命同我们斗争的力量。因此这种策略现在已经不适当了”。决定规定：“在白区抗日反蒋反苛捐杂税与军阀的斗争中，富农一般的是参加的，我们应该联合整个农民，造成广泛的农民统一战线。故意排斥富农(甚至一部分小地主)参加革命斗争是错误的”；“在苏区当土地革命深入时，我们应该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对于富农我们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即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贷。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则不能没收。苏维埃政府并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如租佃土地，开辟荒地，雇用工人等)与发展工商业的自由”。②中共中央改变对富农的政策，成为改变各项过“左”政策的开端。其目的都是为了建立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以上两个文件的基本精神可以看出，自张浩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到瓦窑堡会议之前，中共中央已经开始拉开了从内战到抗战的伟大战略转变的序幕。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3—474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99—5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