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对张学良和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也奉调陆续进入陕甘，参加对西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10月2日，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尽管在“西北剿总”麾下另有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以及马鸿逵、马步芳所部，但张学良真正能够指挥的只有自己的班底——东北军。然而，红军的战斗力远远超出张学良的想象，东北军屡战屡败，损兵折将，却得不到南京政府的重视和补给。自己的部队不断被整建制歼灭，报国无解、家仇无望，背负“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这些都让张学良陷入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抓住时机，通过多种形式，积极主动地争取张学良和东北军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张学良曾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中共中央也曾把张学良与蒋介石、汪精卫并列为卖国贼而严加谴责。但是，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不断形成与发展，中共对蒋介石与其他军阀的态度出现了一定的区别与调整。
1935年11月25日，《红色中华》发表毛泽东对记者的谈话。毛泽东表示“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与国内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反蒋的作战协定”，彻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求得到中国的独立解放与领土完整。同一天，毛泽东、彭德怀致电聂荣臻、林彪，要求迅速释放俘虏的东北军军官。后来又指示他们对东北军的“基本方针是用积极诚恳方法争取其反日反蒋”。在此期间，毛泽东还写信给东北军将领董英斌，痛陈东北三省沦丧的历史教训，指出：“东北军将领虽铸‘九一八’大错，然而今日者固犹是食中华之粟，践中华之土。东北军之与红军，固犹属中国境内之人，何嫌何仇而自相斫丧！今与贵军长约：(一)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二)贵军或任何其他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三)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律不杀，且分别任职或资遣回队；负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治。”最后还表示愿互派代表，商洽一切。①1936年1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指示彭德怀：“原则上可同意甘泉敌人归还其主力，但须向其指出，要抗日须与红军合作，且须影响和组织其他东北军一同抗日。”“交涉宜努力进行，要处处表示我们诚意。只要其加入抗日，一切条件无不可以磋商。”②
在对东北军高层统战工作的同时，红军前沿部队也开展对俘虏的教育和火线宣传，杨尚昆后来回忆：“那时我们对东北军的俘虏采取集中训练的方法，演文娱节目，唱《流亡三部曲》”；“同时生活上优待他们，派人同他们谈心。我们政治部的秘书长周桓是东北人，家在鞍山附近，因为参加学生运动，在当地站不住了，就跑到中央苏区，一直在政治部工作。周桓同那些东北军是老乡，共同语言更多，我们就派他做东北军的工作。经过训练，这些东北军俘虏的觉悟提高很快，不少人参加了共产党。我们又把他们派回去，这样就扩大了我们党在东北军中的政治影响。”③当双方军事对峙时，红军宣传队在前线高唱《松花江上》《流亡曲》《复仇曲》和《义勇军进行曲》，撤退时大量刷写“打回老家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标语，使东北军产生心灵震撼和情感共鸣。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也认为，“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④
中共的努力很快收到实效。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经过红军的开导和启发，愿意回部队游说。急切寻找与中共联络线索的张学良，见高福源回归大喜过望。1936年1月16日，张学良、王以哲在洛川接见高福源，了解中共抗日救国主张，并命令高福源立刻返回瓦窑堡，向中共中央转达他与中共全权代表就抗日救国、双方合作问题进行协商的意愿。中共中央获得这个消息后，当即表示同意，毛泽东与彭德怀就会谈人选问题通过电报反复磋商、充分酝酿，最终确定由既有白区工作经验，又刚刚回到红军前方总部的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担任。
洛川会谈 1月19日，李克农携带毛泽东提出的同东北军谈判条件赶赴洛川，与王以哲进行了初步沟通。⑤20日，毛泽东就与东北军谈判问题指示李克农：“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向彼方指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则前途是很危险的。”⑥当晚，李克农同张学良在洛川举行正式谈判。次日晨，李克农报告中央：张学良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东北军中同情中共抗日主张者不乏其人，对“剿共”态度消沉，愿意目前各守原防，恢复通商。23日，彭德怀致电王以哲转张学良，表示中共和红军诚意推举张学良为抗日联军总司令，“抗日者需之枪械弹饷，共产党中央和苏维埃可设法接济”。为配合谈判、争取东北军，中共中央1月25日发布《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是你们东北军不共戴天之仇，你们应该誓死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头子蒋介石，收复我们的东三省以及整个华北而奋斗!”“蒋介石是要消灭东北军，使东北军官兵流离失散，冻死、病死、打死，好教日本帝国主义少一个敌人，好教蒋介石少一个对头”，“东北军的出路在哪里呢？打红军是东北军的出路吗？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出路吗？不是的。这不但不是你们的出路，而且是你们的绝路。”“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才是东北军唯一的出路”。明确表示，“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⑦。建议双方互派代表，协商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问题。
红军东征开始后，中共中央、毛泽东等依然十分关注与东北军的谈判。2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名义给李克农发出训令，指出：“估计张学良愿意与我们继续谈判，准备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讨蒋；不反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口号，但不同意马上实行这个口号；接受蒋介石的策略，即取消苏维埃红军、取消苏维埃制度与暴动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策略：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坚持抗日讨卖国贼不可分离；如张提出取消苏维埃，则克农提出取消南京政府，在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中作取消双方政府、成立全国人民公意的政治制度的初步讨论；如张提出取消暴动，则克农提出取消一切国民党的压迫制度、封建剥削；要求停止内战，不拦阻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遣队；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⑧25日，李克农等到达洛川，与王以哲展开会谈。双方达成“口头谅解”并定于3月5日开始实施：第一，由肤施至甘泉至富县沿马路交通左右各五里之内双方均不驻军队，凡经此之一切补充均不得阻拦，双方并负有互相帮助之责。红军过路应予通行；第二，为避免双方冲突起见，凡甘泉、肤施城周二十里内，东北军得自由出城采办粮食，但不得携带武器，对苏区民众不得强买强卖；第三，如苏区民众须至白区采购日用品时，驻城之东北军给予方便。29日，毛泽东复电李克农并补充四点意见：(一)为巩固两军团结一致对日，确立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包括陕甘边区及关中区)。(二)富县、甘泉、肤施交通可即恢复来往。(三)肤施、甘泉两城现驻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凭价购买。(四)恢复红白两区通商关系。⑨3月3日，中央批准了该协定，并指示红军部队和陕甘、陕北两省的省委负责同志，要求他们将协定及时向相关部队、组织、团体和群众宣传说明，一定要遵照执行，“已达到进一步与整个东北军订立抗日讨卖国贼协定之目的”⑩。3月5日，毛泽东电令李克农将中共准备与南京会谈的五项条件(委托董健吾所传递)通过王以哲转告张学良。3月18日，周恩来致电朱理治及陕甘省委军事部部长萧劲光、组织部部长欧阳钦，表示不同意在东北军中发动兵变和士兵暴动，“如果有人来和我们接头，我们应尽力劝阻，以免影响统一战线的进行”(11)。3月下旬，共产党员刘鼎经过充分准备，在西安面见张学良并多次长谈，使张学良对共产党、对红军、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了新的认识，也坚定了与中共合作抗日的决心。
肤施会谈 鉴于张学良的合作诚意和不断要求，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往肤施(12)与张学良举行高层会谈。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从山西前线致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定为：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问题。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4.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13)4月8日晚，周恩来一行日夜兼程，应约来到肤施城外二十余里的川口，等候张学良方面来人入城引导。9日上午，张学良、王以哲在刘鼎陪同下飞抵肤施。当夜，周、张二人在城内的天主教堂进行会谈。会谈从9日晚8时开始，直至次日凌晨4点才结束。王以哲、刘鼎、李克农也都彻夜陪同。会谈中，张学良表示：(一)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认为“剿共”与抗日不能并存，要抗日就必须组建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二)同意中共方面提出的“红军主力集中河北”，欢迎川陕一带红军北上并愿意提供一定的帮助。(三)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有抗日的可能；为了争取蒋，目前东北军不仅不能反蒋，而且仍需接受蒋的命令进驻苏区。(四)共派代表去莫斯科，希望得到苏联方面的援助。(五)允许红军在东北军防地设店自购普通物品，也可以协助代购军需和医疗用品甚至赠送弹药。双方还就互派代表常驻和培养干部问题交换了意见。周恩来在会谈中对张学良“相信法西斯方法可以治中国”的观点予以了有力回应，他认为“抗日要得到胜利，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要发动群众必须实行民主，中国的法西斯道路只能是投降日本，处理中国问题理应抗日联共”；对于张学良要求共产党从外面逼、自己从里面劝，里外夹击，定能促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意见，周恩来表示“愿意听”，但必须上报中共中央，待认真考虑后再做答复。
第二天，周恩来就谈判详情向中央作了汇报：“一、关于外交谈判的基本问题，彼方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及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亦愿酝酿此事，以促其成。彼方认为红军一与日帝接触，彼即可公开号召抗日，不打红军，对于红军主力集中向北，愿助其成。彼决派代表赴友邦，并助我打通关系。二、关于目前行动，彼因对蒋尚幻想及利害关系，反蒋尚不可能；但认识蒋真降日，彼即离蒋独干。目前受蒋命令进占苏区，势在必行，商谈结果，改为我方在关中加强力量，钳制其东南地区军队，在澄城、韩城、彬县积极行动，阻止杨军前进。以陕南红军逼近西潼大道，以陕甘地方部队在耀、铜、宜、中、洛、富、甘、肤大道积极行动，以造成后方借口，延缓前进，并保留我方在此大道上之东西交通。三、关于经济通商，彼方已有诚意赞助，但我方派出办货人员须统一。”(14)
对于这次会谈，张学良后来回忆称：“某夜，在延安天主堂同周恩来会面，约谈二三小时，良告彼，中央已实施抗日准备，蒋公宵旰为国，双方辩论多时，周询及‘广田三原则’事，良答以蒋公决不会应允，并举良曾参加某次会议，席间蒋公曾以‘等待。死去，再讨论承认伪满’事，答复某人语以证之。周承认蒋公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但左右如何乎？又力言彼等亦蒋公旧属，如中央既决心抗日，为什么非消灭日人所最恨而抗日最热忱之共产党不止？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进而讨论具体条件：(1)共党武装部队，接受点编集训，准备抗日。(2)担保不欺骗、不缴械。(3)江西、海南、大别等地，共党武装同样受点编。(4)取消红军名称，同国军待遇一律。(5)共产党不能在军中再事工作。(6)共党停止一切斗争。(7)赦放共产党人，除反对政府，攻击领袖外，准自由活动。(8)准其非军人党员，居住陕北。(9)待抗日胜利后，共党武装一如国军，复员遣散。(10)抗日胜利后，准共党为一合法政党，一如英、美各民主国家然等等。周更提出，如良存有怀疑，彼等言不忠实，愿受指挥，愿受监视，任何时可以随时谴责。当时良慨然承允，并表示良有家仇国难，抗日未敢后人。上有长官，不能自主，当向蒋公竭力进言，以谋实现，各以勿食言为约。良先震于李、周之胆壮，敢只身来我军中，再则惊周恩来之才干，所谈一切，良实被其折服。”(15)
张学良曾给刘鼎讲道：“会谈后我是太满意了，比我想象中好的太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16)会谈结束后，他当即赠送红军2万元，后来又交给李克农法币20万元。4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派刘鼎作为中共代表常驻西安；派白坚驻张学良处任联络员；李克农继续与王以哲保持密切关系；派邓发为中央代表前往苏联；在延安、洛川、西安等多地建立中共与白区的交通机关。22日，周恩来致信张学良，告刘鼎将赴西安，希望努力扫除红军与东北军间的合作障碍，称：“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敝军在晋，日有进展，眷念河西，颇以与贵军互消抗日实力为憾。及告以是乃受日帝与蒋氏之目前压迫所致，则又益增其敌忾，决心扫此两军间合作之障碍。”周恩来在信文中回忆起双方在肤施的会谈，非常感慨地写道：“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17)。5月7日，毛泽东等致电刘鼎转张学良，提出：“再度会谈极为必要”(18)，以讨论东北军与红军的今后的行动方针问题。5月12日，周恩来和张学良会商。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1936年6月，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委员有叶剑英、边章五、朱理治，委员会下还设有办事处和特派员。另外，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1936年4月，在东北军内部已经成立了以刘澜波为书记的中共秘密组织——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后联络了黄显声、刘多荃、董英斌、吕正操等一大批爱国将领，使他们在思想上大都接受了中共的抗日救亡主张，在东北军内部产生了广泛影响。1936年七八月间，东工委改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朱理治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来到西安，具体领导工委工作。
6月20日，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一)“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的纲领，使东北军在这一纲领的周围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第二，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来拥护共产党的基本政纲，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把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抗日救国的纲领变为他们自己的纲领。”(二)东北军中的统一战线。“我们的目的是在争取整个东北军，所以我们在东北军中的统一战线应该是上层的与下层的同时并进，而且都是为了达到同一目的，即是使东北军成为抗日军的目的”。(三)“东北军中应该有共产党的小组与支部”，“凡东北军所驻扎的地方都应该有党的工作”，“只有在东北军驻扎的重要地点，只有东北军已经同我们有协约的地方，我们才设立办事处”。(四)必须向苏区群众不断解释和说明：“争取东北军就是保卫苏区群众利益的重要一部分”。(五)既不能放弃“争取”、放弃“提高任务”，“拿对付红军的态度去对付东北军”；也不能否认有“东北军转变为抗日军的极大可能”，认为“东北军根本要不得”。(19)根据这个原则，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我们与东北军关系现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七八两月须注大力于该军、师、团三级的工作，派较得力的人分途去见军、师、团长，根据他们的思想程度与接受可能，向他们解释合作抗日的道理。他特别指出，“这个中层乃是枢纽，目前最为重要”(20)。
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争取下，红军和东北军的合作有了新的发展，张学良曾对共产党方面表示说：“干脆和你们合在一起，丢开手干，大有作为”，甚至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中共领导人不仅把张学良视为“西北各军的领袖”、“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更把他视为亲密的同盟者。当红二、四方面军长征到达甘肃时，张学良不仅顶住蒋介石严加堵截的命令，而且亲临庆阳要求东北军各部必须严守中立。10月5日，叶剑英在西安与张学良商谈红军与东北军联合抗日的计划。叶剑英将随身带来的根据潘汉年等与国民党代表多次秘密磋商拟定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亡协定草案交给张学良，张对内容表示赞同，并愿意通过自己渠道将其转给蒋介石。双方还协商了红军与东北军联合抗日的计划，张决定将六十七军集结于固原地区，五十一军集结于庆阳一带，一〇五师驻守平凉，以便必要时与红军协同作战。商谈中，叶根据中央交代，向张学良提出借款5万元，另解决1万套棉衣的要求。张表示借款的事将努力去办。棉衣问题马上可以解决，只是不便直接送往红区，提出可先派车从西安送往兰州方向，再由红军在半路上取走。10月10日，叶剑英派员给中央送去张学良5万元借款，此后又分批送去御寒冬衣。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9—490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1—502页。
③姬乃军等编：《抗战中的延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3页。
④周毅、张友坤等编：《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539页。
⑤谈判条件是：全部军队停战，全力抗日讨蒋；目前各就原防互不攻击，互派代表商定停战办法；提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明确表示目前东北军可能采取抗日讨蒋最低限度之步骤(不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立即交换电台密码。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6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3页。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3页。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5—516页。
⑩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08页。
(12)肤施是当时的县名，为延安府的州府驻地县，肤施城亦即延安城。1937年1月，中央进驻延安后，肤施县改名为延安县。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4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6页。
(15)周毅、张友坤等编：《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541页。
(16)《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2)，《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14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54—163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