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北地区“三位一体”的解体

    
    西安事变期间，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紧密团结，一致对外，虽然出于形势需要没有明确宣布，但“三位一体”客观存在。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离陕飞宁，不但自己失去人身自由，而且使东北军群龙无首，矛盾重重，加之中央军重入潼关，西安内外危机日趋严重，虽然有中共的多方斡旋化解，但还是发生了亲痛仇快的“二二事件”，导致“三位一体”的瓦解，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重回国民党营垒。
    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离开西安后，中央军曾一度退出潼关，内战阴霾逐渐消散。但12月31日南京军队在“停止进攻”命令颁发当天，却再次进入潼关、蠢蠢欲动。1月3日，国民政府公布进攻陕甘的战斗序列和军事部署计划，分5个集团军近40个师，从东、西、南三面包围施压。宁、陕双方的军事对抗逐渐升级，释蒋以来相对沉寂的气氛骤然紧张。在强大的军事优势下，南京政府1月5日单方面公布陕甘军事善后办法：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总理陕甘青宁军事及西北国防准备，王树常为驻甘绥靖主任，在行营指导之下担任甘肃绥靖事宜，冯钦哉为二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潼关至宝鸡铁路及公路沿线由国军驻扎，东北军、十七路军各回原防。这一方案对十七路军、东北军和只字未提的红军都十分苛刻。驻地划分上，陇海铁路及公路沿线战略要地尽数归中央军，要求东北军恢复1936年12月1日之前的防地，无疑就是挑拨东北军和红军关系，逼迫中共与红军交还接收不久的肤施、甘泉等地，用心险恶；十七路军全部退出关中重镇和铁道沿线，部分驻地与红军重叠。试想如果没有军队驻扎西安来护佑，杨虎城的绥靖主任岂不成了形同虚设。正如毛泽东评价，按照这个办法，张、杨被宰割，红军将被迫登山。
    张学良被扣后，西安内部、特别是东北军内部发生严重危机。1月27日晚，东北军青年军官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50余人向中共代表请愿，激烈反对和平解决方针，要红军支持武力争取张学良回陕的意见。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等中共代表成员听了他们的意见后，再三解释打仗对营救张学良不利。认为，只要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这三方面能好好地团结，保持这个强大的力量，张学良先生总是会回来的。苗剑秋等听了代表团的话后，流泪哭闹，甚至威胁说“你们不帮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孙铭九更是一面哭泣，一面在周恩来面前跪地不起。这样哭闹的情况持续到后半夜。最后，代表团答复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容我们明天好好商量一下再答复你们。”29日晚，东北军在渭南召开军事会议，少壮派占据优势并作出决议：“在张副司令未回来以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到会者纷纷在决议上签名表示赞成。鉴于东北军的这种情绪，中共代表团认为如果只强调原则性，继续坚持和平路线，就有招致敌视对立的可能。
    在矛盾尖锐、形势险恶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总负责张闻天于1月25日自延安启程，1月27日秘密来到西安，住在王以哲的一位副官家里，与周恩来、博古等就西安局势和对策问题进行商讨。1月28日，基于西安形势紧张，博古派车将张闻天送往泾阳县云阳镇红军前线指挥部。张闻天离西安之前，致电毛泽东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分析西安形势后，提出“我们的方针应该毫不迟疑地坚决为和平奋斗”①。
    1月30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赶到云阳镇红军司令部，当夜同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王稼祥等开会，进一步研究西安的形势和对策，大家认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是我们的朋友。现在这两个朋友坚持要打，解释无效，并已发展到答应了是朋友、不答应可能导致敌对的情势。本来是不应该打仗的，但在这种实际情况下，只能帮助他们打这一仗。会议决定：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意见一致，红军可以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而支持他们的主张，跟他们一起同中央军打。当晚，周恩来赶回西安，将会议决定告知杨虎城和少壮派，并且对他们说：“只要你们团结一致，意见一致，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绝不会对不起你们两位朋友。包括打仗在内，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②毛泽东、朱德等从延安来电，表示同意这个方针，并将当前的行动方针概括为“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③。随即叶剑英着手与东北军、西北军两方参谋人员具体讨论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三方观点渐趋一致。然而，王以哲、何柱国等主和派认为渭南会议的决议是在东北军少壮派的鼓动下形成的，既不愿执行，但又无法说服少壮派，感到左右为难。
    1月31日晚，“三位一体”最高会议在王以哲家里召开，杨虎城主持会议，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参加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主和派占据上风，主张先撤兵，以后再慢慢营救张学良。周恩来最后说，为了三方面的团结，我们也考虑到副司令在东北军和三位一体中的重要性，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一致主张，一致坚持，我们也可以改变原来的意见。周恩来还提醒他们双方要注意内部团结，并设法说服下属官兵。原来主战的军官们在这种情况下，也都表示服从，但应德田、孙铭九等少数人仍然一意孤行，甚至破釜沉舟，制造了枪杀王以哲的“二二事件”。
    “二二事件”造成东北军严重的分裂。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张学良已经很难回到西安，同时，东北军也将面临被调开的危险。果然十余天后，何柱国、于学忠、董英斌等在西安讨论东北军开拔事宜，杨虎城和中共毫不知情。直到23日，周恩来才得知东北军即将东调安徽，主要军官中已发生分化的消息。至此，“三位一体”宣告解体。
    从1937年3月起，陕甘一带的东北军除已投降南京政府者仍驻原防外，其余全部东开豫南、皖北和苏北地区，不仅驻地分散，而且互不统属。十七路军随后也很快完成整编，除投降蒋介石的冯钦哉师和另外两个团而外，其余部队被改编为三十八军，孙蔚如担任军长。七七事变后，三十八军大部开往山西、河北、河南等地对日作战。杨虎城则于1937年4月被迫辞职，后出国“考察”，抗战爆发后回国即遭长期关押，1949年蒋介石逃离大陆前，下令将杨虎城杀害于重庆。
    ①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18—419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