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届六中全会召开

    
    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14日至27日举行政治局会议，为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作准备。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由王稼祥作关于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他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王稼祥传达道：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王稼祥还说：“这是季米特洛夫在他临走时的特别嘱咐。”①这在某种意义上确定了会议的基调。接着，由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博古、项英、高岗分别代表八路军、北方局、中共代表团、长江局、新四军、边区作工作报告，由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分别作专题发言。
    9月24日，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共产国际指示对中共政治路线的估计是“恰当的和必要的”，“这种成绩是中央诸同志和全党努力获得的”。他认为，共产国际指示的要点，“最主要的是党内团结”。他指出，“特别是有国际的指示，这次会议的成功是有保证的”。他在讲话中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指出武汉失守的危险是存在着的，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军事意义上讲是战略相持阶段。党的任务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以团结全国力量，准备反攻。毛泽东着重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统一与斗争的辩证关系，他说：“统一战线下，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发展与巩固统一战线，适合情况的斗争是需要的，对付顽固分子，推动他们进步是必要的。”②鉴于王明十二月会议以来严重违背组织原则的做法，毛泽东强调，今后中央领导同志之间要真正的互相尊重，互相信任。
    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项英、王稼祥、陈云、刘少奇、康生、彭德怀、王明、博古；关向应、张浩、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以及中央各部门、各地区的主要领导干部：吴玉章、林伯渠、张文彬、谢觉哉、徐特立、滕代远、萧劲光、谭政、罗瑞卿、林彪、贺龙、邓小平、彭真、高自立、朱理治、罗荣桓、徐海东、程子华、高文华、曾山、高岗、贾拓夫、郭述申、刘子久、柯庆施、潘汉年、冯文彬、孟庆树(女)、曹轶欧(女)、萧克、成仿吾、李昌、李六如、涂振农、杜理卿、宋一平、谭余保、王首道、陈刚、杨松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王明、康生、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博古、刘少奇、陈云、项英为全会主席团成员，李富春任会议秘书长。这次会议是党的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9月29日，六届六中全会开幕并由张闻天致开幕词，指出：我们处在抗日战争的新阶段，“如何使我们在中国民族抗战中发挥先锋作用，坚持已经进行了一年三个月的抗战，并增强我们的力量，这是这次全会要讨论的问题”③。王稼祥在全会上再次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会议期间，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问题》的结论，张闻天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王明作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和《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发言，项英作关于新四军工作的报告，朱德作关于华北八路军工作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中央代表团工作的报告，陈云作关于青年工作的报告，刘少奇作北方局工作报告和关于党规党法的报告，张浩作关于抗战中职工运动的任务报告。彭德怀、博古、贺龙、杨尚昆、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罗荣桓、林伯渠、吴玉章等，分别报告各方面、各地区的工作情况。
    第一，全会总结了抗日战争爆发以来的主要经验，认为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战略方针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在于团结全民族，力求进步，依靠民众。全会重申全党要把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关于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④“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⑤毛泽东还总结由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的经验，“综合其利，有如下十八项：(一)缩小敌军的占领地；(二)扩大我军的根据地；(三)防御阶段，配合正面作战，拖住敌人；(四)相持阶段，坚持敌后根据地，利于正面整军；(五)反攻阶段，配合正面，恢复失地；(六)最迅速最有效地扩大军队；(七)最普遍地发展共产党，每个农村都可组织支部；(八)最普遍地发展民众运动，全体敌后人民，除了敌人的据点以外，都可组织起来；(九)最普遍地建立抗日的民主政权；(十)最普遍地发展抗日的文化教育；(十一)最普遍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十二)最便利于瓦解敌人的军队；(十三)最普遍最持久地影响全国的人心，振奋全国的士气；(十四)最普遍地推动友军友党进步；(十五)适合敌强我弱条件，使自己少受损失，多打胜仗；(十六)适合敌小我大的条件，使敌人多受损失，少打胜仗；(十七)最迅速最有效地创造出大批的领导干部；(十八)最便利于解决给养问题。”⑥并指出：我们的“游击队和游击战争应不停止于原来的地位，而向高级阶段发展，逐渐地变为正规军和正规战争”。“我们将经过游击战争，积蓄力量，把自己造成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之一。”⑦
    第二，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指出：“战争的长期性决定合作的长期性。”“这里就发生了各党之间互助互让的问题。”“统一战线中有什么互让呢?有的。我们曾经在政治上作过一些让步。那就是停止没收土地，改编红军，改变苏区制度，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让步，这是为了建立统一战线团结全民族共同对敌的必要步骤。”“互助就不是互害。损人利己，在个人道德是不对的，在民族道德上更加不对。因此，无理的磨擦甚至捉人杀人等事，无论如何是要不得的。共产党是绝不应该以此对待友党。而如若友党以此对待我们时，我们也决不容置之不理。”毛泽东强调指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胜敌，并须是长期的坚持，这是确定了的方针。但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如果被人抹杀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或自由权，也同样将破坏团结对敌，破坏统一战线”。⑧毛泽东在全会作的结论中着重批评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指出：“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⑨“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⑩
    周恩来在中央代表团报告中，叙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剖析了国民党在抗战中表现出来的复杂的两重性，指出统一战线工作的原则应该是坚持抗战高于一切，坚持党的政治上的独立性。张闻天在关于组织工作的报告中说：“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不是在造成同志们怕犯错误的心理，而是在教育同志们能够正确的执行党的路线与运用策略”，“但这一切绝不能放松对真正机会主义倾向与机会主义者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巩固党的必要条件”。(11)
    第三，会议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问题，毛泽东不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十分重要而又十分紧迫的任务提到全党面前，而且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应在各方面起先锋和模范作用。在八路军、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在和友军发生关系时，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12)。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在长期战争和艰难环境中，只有共产党员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第四，鉴于王明违反组织纪律、破坏统一和张国焘由反对党中央发展到叛党投靠国民党的深刻教训，为了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特别是保证中共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行动的一致，全会重申党的纪律，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全会经过讨论把它写入决议。同时，会议还通过了组织建设方面的文件：《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定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等文件，其中规定：“各中央委员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相违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各中央委员如果没有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中央书记处的委托，不得以中央名义向党内党外发表言论与文件。”“中央委员如有违犯纪律及有重大错误发生，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及政治局得依其程度之大小给以适当处分。”(13)这显然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提出来的，也是党的建设历史上跨出的一大步。决定还规定了中央书记处的性质和工作任务，“是办理中央委员会之组织性质和执行性质的日常工作，并负责招集政治局会议，准备政治局会议须讨论的问题，并向政治局作工作报告”(14)。决定未提及政治局常委会，以中央书记处取代常委会在党的文件中明确下来。
    11月6日，全会一致通过《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提出中华民族的基本任务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困难，增加力量，停止敌之进攻，实行我之反攻，以取得最后驱逐日寇出境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光荣胜利。”(15)据此，决议规定了中华民族当前的紧急具体的任务：“(一)高度的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决抗战到底，克服悲观失望情绪，反对妥协投降。(二)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反对一切分裂企图，反对任何汉奸傀儡政府。(三)提高主力军的战斗力，扩大原有的军队，创造更多的新军，改进军队的政治工作与技术装备和训练，保卫西南西北，停止敌之进攻。(四)广大发展敌后方的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更多的抗日根据地，缩小敌之占领地区，并配合主力军作战。(五)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攻实力。(六)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政治，改善政治机构，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发挥抗日政权的最大效能。(七)扩大民众运动和发展民众团体(工、农、商、学、文化界、妇女、青年、儿童各种组织)，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加抗日战争。(八)为激发民众的抗战热忱和生产热忱，实行相当必要的民生改善。(九)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增加收入，节省支出，克服抗战中的财政经济困难。(十)实行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十一)集中一切力量，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加紧国外宣传，力争国外援助，实现对日制裁，使日寇断绝外国军火和军事原料的供给，使我国能够得到友邦的军火、军事原料、医药材料、技术人员及财政的帮助。(十二)建立中日两国与朝鲜、台湾等人民的反对侵略战争的统一战线，共同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斗争。(十三)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十四)厉行锄奸(汉奸、敌探、托洛茨基分子等)运动，巩固抗战的前线和后方。(十五)发展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强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长期抗战。”(16)政治决议还特别提出：“为了完成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为了顺利进行抗日持久战，就必需国共两党长期合作。国共两党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是抗战建国大业完成与胜利的保证。”(17)同时又建议国民党适当解决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两党合作组织形式的适当解决，对于亲密两党关系保证两党长期合作有极重大的意义”(18)。
    全会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原局由刘少奇任书记，负责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南方局由周恩来任书记，负责领导大后方国统区党的工作。决定将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项英仍为书记。充实北方局，由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组成北方局常务委员会，杨尚昆任书记。全会还补选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王明留在延安后，继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任中央统一战线部部长。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讲话中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届六中全会。”并称：“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19)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9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0页。
    ③《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4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3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2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3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4页。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1—642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0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7页。
    (11)《张闻天文集》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版，第455—456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66—767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68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58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59—760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60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61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