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由来

    从“工农共和国”到“人民共和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苏维埃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②中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局部执政的初创，是中共领导人民大众建立新的政权的最初尝试，为以后中共领导政权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宪法大纲》规定了苏维埃时期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但从参加政权的社会基础看，不但明显排除了民族资产阶级，而且将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等并列，成为苏维埃共和国专政的对象，剥夺了其“选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包括的阶级、阶层过于狭窄，缺乏统一战线性，尤其随着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之间民族矛盾的上升，这种情形显然与已经变化的形势不相适应。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由于日本侵略的加紧，中国时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华北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迅速激化，中国各阶级、阶层、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变化，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富农、地主，甚至一些地方实力派也表现出抗战热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为了适应这种需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指出工农民主政权包含的范围应该扩大，民族资产阶级应划入人民的范围之中。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根据中国时局的变化，也建议中共中央把“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加强红军的战斗力”同“开展人民反帝运动”结合起来，要在“武装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奴役者，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仆从”的口号下进行。③这些为中共中央由“工农共和国”向“人民共和国”转变提供了现实基础。
    面对上述形势，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建议，积极酝酿政治路线和策略的转变。会议决定：“为了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大的与强有力的基础，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把自己的政策，即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政策的许多部分，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这些政策的改变，首先就是在更充分的表明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④接着，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对“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内涵、特点、施政纲领作了具体阐述，指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各阶层人民的利益的”，它“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它不再是过去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而“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但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不能放在人民之列，不能参加“人民共和国”。⑤“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基本纲领，第一是保护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第二是给一切拥护反帝反封建纲领的人说话做事的权利，要给他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三是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要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
    瓦窑堡会议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比过去的阶级基础更为广泛，更有民主性，容纳了抗日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以及一切愿意参加抗日的个人、团体、政治派别、地方实力派，有利于壮大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利于扩大局部执政的社会基础。随后，中共中央在以政府名义对外发布的文告中，一律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称谓。在西北苏区的地方政权建设，也开始按照人民共和国的政纲施政。
    从“人民共和国”到“民主共和国”  瓦窑堡会议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以及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需要，也有了转向抗日的可能，国共两党的关系也发生微妙的变化。但是，瓦窑堡会议提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⑥，把“人民共和国”和“抗日反蒋”并提，并没有改变与国民党的对立，使人民共和国具有明显政治斗争的性质，“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与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同时，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策略路线也提出新的要求，1936年7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中国局势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问题，建议中共以“建立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来代替原来的“建立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口号。8月15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中，建议中共“建立统一民主共和国”。⑦
    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时局的变化，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表示中国共产党、中国苏维埃政府与中国红军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并明确宣布：“在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⑧9月15日，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根据目前的形势部分的口号应有修改”，将“抗日反蒋”改为“实现联合国民党抗日”，将“反蒋战争”改为“我们要联合蒋介石抗日”，赞成建立“民主共和国”，宣布苏维埃愿成为它组成的一部分。⑨毛泽东在发言中就建立“民主共和国”问题指出：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建立“民主共和国”是当前的任务。“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不是国民党所说的西方现代国家，它是有资产阶级参加的工人农民的国家。一旦“民主共和国”建立起来，我们应该参加，但要保持共产党政治上的独立性。“民主共和国”一定要在群众运动、红军和苏维埃不断扩大的条件下，才能建立起来。⑩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中共中央于9月17日作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认为“民主共和国”是一个比苏维埃体制更适宜的选择，它不仅“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决议宣布：“中国共产党宣布积极赞助民主共和国运动。并且宣布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建立，依据普选权的国会实行召集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将成为他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将选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将在苏区内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11)9月23日，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就“人民共和国”改变为“民主共和国”的原因指出：第一是日本的严重侵略性；第二是中国的民众和许多爱国的官员渴望国共两党为抗日救国而重新合作；第三是国民党内的许多分子也赞成和共产党重新联合。为了实现这一联合，一定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和国防民主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任务是：第一，抵抗外敌侵略；第二，给予民众以民主权利；第三，发展国民经济。(12)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对“民主共和国”的基本问题作出了详细阐述：关于民主共和国的意识形态，就是“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对外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实现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和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13)关于民主共和国的成分，“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一切国内同意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分子，它是这些阶级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联盟”(14)，并且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作为政治领导力量。关于民主共和国的性质和前途，它的性质是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它的前途可能走向资本主义，也可能走向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应该力争后一种前途。毛泽东还指出：在“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之下，中国必须立即实行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是“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15)；第二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16)。至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理论上完成了由“人民共和国”到“民主共和国”的转变。
    从“民主共和国”到“新三民主义共和国”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国民政府同意将中华苏维埃政府改组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共不仅在战争状态下拥有相对稳定的根据地，而且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获得了合法存在的身份，“共产党不但要在抗日问题上与国民党合作，而且要在实现三民主义建立新中国上同国民党合作”(17)。从此，中共“民主共和国”的政权形式也开始向“新三民主义共和国”转变。
    “新三民主义共和国”是什么属性的国家?1938年2月，毛泽东在回答美国合众社记者提问时指出：“我们所主张的民主共和国，便是全国所有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用无限制的普选方法选举代表组织代议机关这样一种制度的国家。这种国家就是民权主义的国家，大体上是孙中山先生早已主张了的，中国建国的方针应该向此方向前进。”(18)7月2日，毛泽东在与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等人谈话时，对上述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指出：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在这个国家内，有一个独立的民主的政府，有一个代表人民的国会，有一个适合人民要求的宪法”。毛泽东还从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的初步实践出发，论及中国共产党所要建立的国家政权形式，指出“这样的国家，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样的政府，也不是苏维埃政府，乃是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与不破坏私有财产原则下的国家与政府。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国家，中国很需要这样一个国家”(19)。这样的国家，是介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与未来社会主义新中国之间的一个发展阶段。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对上述思想做了新的拓展和丰富，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不但是合作抗日的基础，而且是合作建国的基础，指出：“所谓抗战建国，照共产党的意思，究将建立一个什么国呢?”“一句话答复：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所谓民主共和国就是三民主义共和国，它的性质是三民主义的”。(20)其“民族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争取全面解放，其民权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彻底的建立民主国家，其民生主义则更可能引导这个合作到很长的时期”(21)。“我们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这是符合于民族主义的；我们实行了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治制度，这是符合于民权主义的；我们又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这是符合于民生主义的。”(22)
    毛泽东在报告中对“新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内涵做了全面阐述，认为“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法。就是一个‘求国际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经济地位平等’的国家”(23)。第一，“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它是一个独立国，它不受任何外国干涉，同时也不去干涉任何外国……而是以平等精神同一切尊重中国独立的友邦和平往来，共存互惠。对国内各民族，给予平等权利，而在自愿原则下相互团结，建立统一的政府”(24)。第二，“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权主义的国家。国内人民，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各级官吏是民选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设立人民代表会议的国会与地方议会；凡十八岁以上的公民，除犯罪者外，不分阶级、男女、民族、信仰与文化程度，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国家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并在政治上物质上保证之”(25)。第三，“这个国家是一个民生主义的国家，它不否认私有财产制，但须使工人有工作，并改良劳动条件；农民有土地，并废除苛捐杂税重租重利；学生有书读，并保证贫苦者入学；其他各界都有事做，能够充分发挥其天才。一句话，使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有事做”(26)。毛泽东重申这样的国家“就是真正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27)。就是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28)。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各阶级人民共同为实现“驱逐日寇与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的根本目的”而奋斗。
    “新三民主义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种过渡性建国方案，它既符合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民主的愿望，又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并可能为各抗日党派共同接受的民主建国方案。有利于团结爱国抗战的国民党人士和广大民众，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推动国民党进步，促进抗战胜利。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反对，“新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方案最终未能实现，但为后来中共“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1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0页。
    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40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159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6页。
    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页。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67页。
    ⑨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7—368页。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0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4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5页。
    (1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9页。
    (1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0页。
    (1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257页。
    (1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页。
    (17)《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
    (18)《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页。
    (19)《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32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09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27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32页。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32页。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32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32—633页。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33页。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