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剿匪除奸，巩固抗日总后方

    日本帝国主义一面进攻我千里河防，一面收买土匪武装、奸细，打入边区。同时，国民党顽固分子也千方百计地破坏陕甘宁边区。为了保证社会秩序的安定与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巩固抗日总后方，边区军民同心协力，多次对日军别动队——土匪、汉奸、特务进行打击，剿灭了40余股土匪武装，基本上清除了内部隐患。
    土匪问题，在西北地区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根源。土地革命后期，由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土地改革的进行，使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生活有了着落，从经济上断了匪源。西安事变后，西北地区土匪又死灰复燃，除三五零星者外，成群的土匪先后发展到48股，人数约达4000人。枪支2000余。其中较大的有活动于延长、延川的陈老大股，安定刘志清股，庆阳、环县赵老五股、缪福禄股、耿子平股，保安、定边薛子茂股、范玉山股、李维俊股、金介尼股、余庆五股，三边的张廷芝股，关中夏老么股、张怀立股等。这些土匪不同于土地革命初期的“经济”土匪，而是各有一定社会背景的政治土匪。追其根源，主要有三类：一是在土地革命时期，受打击的地主恶霸及地方军阀的反动武装，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以极端仇恨的心理妄图从人民手中夺回失去的天堂，如张廷芝等。二是由国民党军队或溃败的散兵游勇转变、组织而成的武装，如赵老五等。三是日军收买的汉奸武装，如薛子茂等。
    这些土匪武装都以从内部颠覆民主政权、破坏边区为目的。其成员大部分是本地人，虽受到日伪顽的支持，但在行动上受地域限制，保持活动的独立性。他们反共的本质虽一致，但由于政治背景的差异，指挥上都各自为政。他们活动方法多样，手段毒辣，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1.造谣惑众。淳耀九顷原张积善自称是“三期普渡”，开设香堂，造谣说：“日本人来了不杀吃素的，只要加入本堂即可免劫”。三边奸匪传言说：“给日本人当兵，每月给30元白大洋。”延川一些哥老会成员受日特指使宣传：“前清已过，后清还要来，日本是保护宣统皇帝登基的”，并动员人们留长辫子，说日本人来了不杀留长辫的。
    2.组织黑军，颠覆政权。延川、清涧地处河防前线，日特组织有“黑军政府”，其任务是扰乱治安，破坏抗战。土匪魏善元、徐占魁奉命在宁县川庄组织黑军1个排30人，自任排长，又组织两个交通组。有的地方还组织所谓“农民慰劳会”、“探访委员会”等反动组织，胁迫群众，对抗革命政权。
    3.公开抢劫，鱼肉乡里。1938年2月以来，赵老五匪徒在环县抢劫数十次，劫去财产10余万元，大牲口百余头，羊万余只。安定西二区李家岔正逢集时，40余名土匪把集市包围起来，随意惨杀商人、干部，抢劫财物，群众损失5000元。有的土匪假冒自卫军盘查放哨，拦抢过往客商。有的冒充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借查究毒品之名，行抢劫之实。
    4.投毒暗杀，制造恐怖。日特高子文不仅盗窃政治文件，绘制八路军驻防地图，向日机提供轰炸目标，而且刺探中共领导人行踪。1939年3月12日夜，高乘边区大礼堂散会之机，混到中共领导人住处行刺，被警卫人员当场抓获。1939年6月下旬，突有一人闯入八路军绥德驻军某伙房借火吸烟，乘机将一包毒药放于锅内，该犯被发觉后供称系受暗杀队长指使。陇东顽军在实施《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时，决定组织200人的暗杀队，化装成杂货商及游医混入边区，以图造成恐怖。
    5.混入部队，煽动哗变。固北县土匪吴朝栋、谢正元勾引我保安队士兵，乘换防时哗变叛逃，并联合股匪袭击我县政府。汉奸郭丕谋混入八路军某部，煽动15名战士逃跑。
    6.收集情报，充当敌探。他们乔装打扮，将其魔爪伸向边区的许多场所与部门，收集情报，充当日军的耳目与爪牙。当日军向我宋家川轰击时，奸特王文保用镜子、红布为其指示目标。1938年11月20日，日机轰炸延安时，有特务向空中发信号指示目标。
    土匪、奸特分子的破坏活动，严重地危害了边区的建设与巩固。
    1937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严厉镇压汉奸卖国贼亲日派的活动，彻底消灭扰乱社会治安之日本别动队——土匪，巩固后方。”针对土匪、汉奸的活动特点，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剿除措施。
    1.大张旗鼓地揭露汉奸、土匪的罪行，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警觉性，使土匪、汉奸的欺骗宣传失去市场。为此，《新中华报》连续发表了《消灭土匪巩固抗日后方》、《开展边区的锄奸运动》、《自卫军要把保卫边区的任务充分担当起来》等社论。谢觉哉在《土匪与反革命》一文中指出：“一定要深刻认识土匪的反革命性质，他不是抢点东西，而是企图破坏抗日模范区，断送革命利益。”剿匪部队也出示布告，陈明大义，以取得群众支持。1940年2月，由正副司令员文年生、陈先瑞和政委阎红彦签发的富甘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的《布告》写道：
    照得边区范围，仅有二十三县，
    富甘两县属之，早已成为定宪。
    乃有奸猾之徒，竟敢乘机煽乱；
    勾引保安团队，一部实行叛变；
    扰乱后方治安，影响前方作战。
    本军奉命驻防，毫无别的志愿，
    仅在保卫边区，清匪安良诛叛。
    对于邻区友军，维持统一战线；
    实行互不侵犯，相约不怀成见。
    惟望全境人民，大家迎以笑面，
    特此布告周知，共以团结为念。
    2.不放弃政治上的争取与瓦解，不放松军事上的打击与消灭，将宽大与严惩有机地结合起来。
    3.清剿中将分区驻剿与集中合击相结合，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相结合。
    4.充分发挥自卫军、少先队的积极作用。除抽调部分基干协同主力行动外，实行人人武装，就地设立岗哨，严格警戒、盘查一切往来行人，清查户口，监视可疑分子，加强对土匪家属、亲戚的教育工作。每村、每乡、每区、每县都这样，如同在整个边区布下了一张大网，使土匪、奸特插翅难逃。
    由于多数股匪有政治背景，所以，其反动性、顽固性、持续性、战斗力都较一般土匪为强。因此，剿匪是一项激烈的复杂的长期的战斗任务。
    1937年，边区军队分5个区域进行了首次清剿土匪的战斗。第27军两个营、蒙汉骑兵支队，第29军5团，独立1师1团，负责三边、志丹一带；横山警卫营、延川警卫营负责靖边、龙州堡一带；第1师(缺1团)、清涧警卫营、延长警卫营两个连、延川警卫队，负责延长、延川一带；警7团两个营、保安第5大队、华池、志丹保安队—部，负责庆环地区；警4团、警卫营两个连、保安第4大队，负责黄龙山区及关中一带。另外，相对集中力量对危害最大的股匪进行了重点打击。
    1937年11月，在三边盐池地区打击了张廷芝、范玉山、薛子茂等股，毙百余人，缴马百余匹、枪60支。718团在富县黑水寺、张村驿地区消灭反动民团两股，缴枪70余支。
    1938年2月，围歼黄龙山土匪大部，击毙百余人，散匪一部逃入国民党统治区。
    1941年2月，围剿庆阳、环县赵老五股，经半月战斗，该匪大部被歼。
    据统计，从1937年下半年到1941年2月，经数十次剿匪战斗，彻底消灭了30多股，击溃了10多股，缴炮两门，机枪10挺，马枪步枪1700余支，子弹7万余发，毙俘1000余人。我军民在战斗中也付出了700余人的伤亡代价。
    随着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敌后根据地的巩固，日军对边区的威胁逐步减轻，但国民党顽固派却在边境不断挑起磨擦事件，派遣土匪、特务到边区捣乱。1942年后，曾一度缓和的匪情又严重起来。据1942年9月10日到1943年1月17日4个多月的统计，土匪惠富元、路应堂、阎锡年、朱老二等股，在各地抢劫40次，群众与干部有10人被打死，13人受伤，我方损失长短枪17支，财产约647万元。
    针对匪情，联防军司令部于1942年12月13日、1943年2月28日，两次下达剿匪命令，并在边区高干会期间，召集县委书记、县长联席会议和军事干部会议讨论剿匪工作。各分区司令部与党政机关组成清剿委员会，具体计划军事行动；组织清乡工作，清查户口，各村订立剿匪防奸公约；调查土匪的各种关系，对嫌疑者暗中监视，有明显破坏者即行逮捕法办；审查整理自卫军，组织地方武装侦察匪情；开展宣传教育工作，鼓动群众，瓦解土匪；将各分区之保安科、侦察科、除奸科组成匪情搜研组，搜集情报，研究对策。
    根据匪情活动规律，武装可靠党员和群众，严密侦察，监视集市庙会，把住一切交通要道，剿匪部队组成以连为单位的轻装精干的便衣队，并吸收地方干部参加，发现土匪即穷追猛打，堵截奇袭。
    对土匪的处理采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分别首要与胁从，区分罪恶轻重，分别处以极刑、徒刑或教育释放等。坚决禁止乱杀与随意株连家属的过左行为。
    为统一边区人民的思想，加强边区的剿匪除奸工作，1944年1月17日，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人民防奸公约》：
    男女老少    人人防奸
    肃清特务    汉奸敌探
    消灭土匪    反共点线
    严密户口    加强哨站
    发现嫌疑    查究根源
    经常报告    保卫机关
    保护好人    防止诬陷
    被敌欺骗    争取向善
    顽固不化    依法严办
    保护生产    巩固政权
    由于边区军民执行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加之各方面通力合作，经过多次打击，匪患被基本平息。
    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建设是在保卫河防、剿匪锄奸、反对顽固派的斗争过程中实现的。在斗争中依靠留守兵团、保安队、自卫军三位一体的人民武装，胜利地保卫了河防，剿灭了土匪，阻止或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多次进攻，使日伪的阴谋诡计均遭破产，而全国人民向往的陕甘宁边区却像灯塔一样，更加光芒四射地屹立在西北黄土高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