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区党内右倾的克服

    抗战初期，中共党内有的人在抗日大浪潮面前被冲昏了头脑，满足于国民党政府的片面抗战，忘记了国共两党在抗战路线上的原则分歧。这种情况，在陕甘宁边区党内也同样存在。譬如，边区政府成立初期，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和代理主席的张国焘就极力反对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他认为，既然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那么就应该统一于国民党政府，边区政府不应有自己的独立性，边区“不可当作中共之根据地，也不应形成特殊区域”，红军的组织、行止，都需按照国民党政府的意志办事。否则就是“蹂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民族大义不受重视”。他还反对中共对边区各级政府组织的具体领导。张国焘在边区政府任职期间的右倾言行，曾在边区产生了不良影响。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前后到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初期，边区党内右倾的主要表现是：
    在政治上，抹煞国共两党之间的原则分歧，在统一战线中对同盟者不敢采取必要的批评斗争，以至牺牲群众利益去搞无原则的迁就。在苏区改为边区和红军实行改编时，有的干部借口经费困难而裁减与遣散了一批从土地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老干部和战士。在划定边区的行政区划时，自动地取消了红宜、赤安、赤源、秀延等县的名称和区划，并且把边区的红宜、横山、佳芦、固北4县全划了出去，还主动放弃了定边、靖边、神府等县的一些地区。在关中划界时，则划掉了10万人口的地方。
    在对待统一战线区内与友党友军及旧有政权的关系问题上，边区内一些干部不是按照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区域内党的工作的基本原则草案》和《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的精神，对旧有政权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造，尽快结束统战区存在着的双重政权；也不注意在统战区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并把民主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一味强调统战区工作的特殊性，强调“统战区一切工作要服从统一战线、一切工作要经过统一战线”，强调做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提倡实行“互相帮助、互相发展、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在处理反共磨擦事件时，往往是过多地迁就，斗争不力，这样就助长了顽固分子的反动气焰。如在绥、米地区，由于共方在绥德警备区开展民众运动的工作做得不够，担任专员的顽固分子何绍南反而得以利用青年，搞反对边区的所谓“示威”活动。该何想把八路军驱赶出警备区，暗中威吓老百姓，不准给八路军卖粮卖草，而共方某些负责人却强调在当地征粮购草须经过友区联保的同意，结果是共方干部下乡往往弄不到饭吃，部队买不到草料。又如，为了要照顾和尊重与友区、友军的关系，捉到了杀害共方干部的凶手竟不敢单独审问而转交友方。结果凶手反被对方晋升了官职。何绍南在群众大会上公然侮骂边区，共方在场干部为显示自己有容人之量，竟然不作任何申辩。
    在思想上，有的党员干部经不起旧思想的侵袭，滋长着剥削阶级思想，丧失了共产党员立场和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边区处于统一战线环境之中，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施行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使一些干部失去政治警觉，太平观念、发财思想、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日趋严重。譬如有的干部和豪绅地主混在一起从农民手中索讨业已分配过的土地和减免过的债款；有的与他人合伙雇工赚钱；有的机关干部摆摊设点做生意；有的党员干部为了参加抗敌后援会，竟在国民党部发的履历表上填上自己在党内的履历。陇东地区有的中共组织不考虑党的机密，把党内文件交由国民党方面控制的邮局投递。更有个别机关集体贪污。
    右倾错误给边区革命事业造成极大危害。第一，顽军肆无忌惮地吞食边区领域，使边区疆域大大缩小。从国内实现和平之后到1938年上半年，边区失去了不少区、乡。这些区乡被顽军夺占时都没有受到边区军民的抵抗，有些地区几乎是拱手奉送出去的。如1937年春，友方宁县县长由于他所管辖的区域实际只有一座县城，方圆不及5华里。该县长愿把县城交给共方，以便他向陕西省政府销差了事。但共方干部为了表示挽留该县长的诚意，竟将边区南部约3万多人口的地区主动划归对方，以致引起永红县乡民对边区领导不满。以后友方来到这些地区，编组保甲(遭到民众反对)，并杀死了中共的支书及组织干事。又如，靖边县40里铺在双十二事变后均为共方边区所管辖。1937年冬，顽方驻宁条梁县长多次到40里铺以武装胁迫群众强行摊派粮款，殴打村干部。村民非常义愤。当时王子宜就当地情况曾向边区政府报告，说明该区应由共方收回管辖。而张国焘竟斥责王子宜对统一战线不忠实，竟令将40里铺送给顽方“以息争执”。
    第二，给顽固派在边区内部搞“点”、“线”活动提供了方便。顽固分子假借各种名义，派遣特务，制造谣言，暗中测绘边区地理图形，偷窃军事机密。这一时期活动在边区周围的土匪多达48股，危害乡民，严重扰乱边区的治安。
    第三，边区内部旧的封建残余势力乘机大搞复辟活动。边区内部有的地主豪绅大造谣言说“共产党投降了”，“安塞出了一块石碑，上边刻着‘物归原主’”，借机从农民手中索租。如志丹县旦八区豪绅的儿子雷春发被顽方专员委派为当地的植树员，他竟借此名义威吓群众，收回已被分配了的土地和讨索旧债，并在暗中诱惑边区的干部脱离革命。这个时期豪绅地主的复辟活动大都得到顽方军政当局的庇护。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被地主抢走的土地竟达已分配土地的1/2。志丹县有一地主共强行收回土地2800垧。他们同汉奸、“内线”分子相勾结，充当日军和顽固分子侵扰边区的内应，严重影响了边区的巩固。
    为了对付顽固派的破坏活动，巩固扩大统一战线，争取抗战胜利，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于1938年5月15日发出《布告》，严令取缔顽固派分子及不法之徒破坏边区、破坏抗战、损害人民利益的一切罪恶活动。《布告》规定：
    第一，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属于边区管辖地域内，一切已经分配过的土地房屋和已经废除过的债务，本府本处当保护人民既得利益，不准擅自变更。
    第二，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已经建立及在其后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实行改进和发展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组织及其他民众团体，本府本处当保护其活动，促进其发展，制止一切阴谋破坏之行为。
    第三，凡属有利抗日救国的事业，本府本处在坚决执行《抗战建国纲领》的原则下，无不乐于推行。对于善意协助的各界人士，一律表示欢迎。但是凡未经本府或本处同意并取得本府或本处的证明文件，而从外面进入边区境内停留活动之人，不论其活动的事务属于何项，一律禁止，以防假冒，而杜奸宄。
    第四，当此抗战紧张期间，凡在边区境内从事阴谋破坏，或肆意捣乱，或勾引煽惑，或暗探军情的分子，准许人民告发。证据确实者，准许就地逮捕。一经查实，一律严惩不贷。
    为了贯彻《布告》的规定，应付破坏边区事件，恰当处理与友党友军的关系，中共边区委员会给各级党的组织发出指示，规定了几项解决具体问题的方针和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各级党政军和民众团体，接到《布告》后要按规定张贴并散发各地。应分别召集各有关县区的工作人员会议，结合当地实际进行检查、讨论，并定出执行《布告》的具体办法。
    第二，凡在国内和平取得以后，有关下列事件应根据以下方针处理：甲、边区以内地主豪绅压迫农民交还已被没收分配的土地房屋者，其已交还部分一律收归原有农民所有。政府应将当地多余之土地房屋酌量交给地主使用。地主劣绅强迫农民退还已被废除之债务者，其已退还部分由当地民众会议处置，尚未退还部分应一律停止。如若地主豪绅有违抗不遵者，区及县政府应按情况依法制裁。乙、凡未经边区政府及当地县政府之允许，不得派遣武装人员深入边区，破坏边区行政系统。强迫收征租税或强迫还租还债者应设法制止。对任意强行者，当地政府得用武装将人员扣留，追问清楚，送回派遣机关。对方若携带武器则解除其武装，人枪一并送回派遣单位。对于携带武器强入边区，任意捕捉民众或抢劫财物行同土匪者，不管其来自何方，都要立即解除其武装送法庭究办。未有边区政府介绍，不得假借各种名义，利用各种组织深入边区境内自由活动。如有反抗或曾进行破坏统一战线、破坏边区且证据确凿者，应送交边区政府。丙、农贷的散发，应依照农贷条例进行。农贷互助社之领导人若为大多数民众反对，得由当地民众团体以民主方式进行改选。
    第三，凡建立民选政府的地方，即属边区政府所辖范围，未经边区政府的允许，边区各级政府绝不能自由将一寸土地划出。如有不顾大局强迫边区各级政府划地或强占边区地域者，应以大多数民意为根据，严加拒绝，并向边区政府及国民政府控告，揭露其破坏团结、挑拨内讧的罪行；如仍不顾大局，则我方亦可以强力占领对方所属区域，以求得双方各守原地互不侵犯。
    第四，边区或边区以外有两个政权的地方，处理相互关系应据下列方针处理：凡有八路军驻扎的地方，逮捕人犯须事先取得当地政府同意。不轻易根据群众的要求捕人而造成对立。驻军与民众团体不随意干涉各地方政府的行政设施。民众若对当地政府措施不满，我们尽量调解。
    第五，对于边区各级党政军人员，应教育他们深刻认识并且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尤当以身作则的奉公守法做民众的模范”。对于曾向农民索地讨债者，应立即将索回的土地房屋债款(或物)交回原主，并立即停止其工作。凡曾贪污的工作人员，必须分别轻重给以处罚。各级工作人员凡在农民贷赈中多得一份的，应分别情况处置，或停止其工作，并在民众中公布之。
    边区党委在指示中强调指出，各级党的组织及党员干部，必须深刻领会《布告》的精神是为巩固统一战线，求得团结合作抗日，并制止破坏分子的一切破坏行动。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不但要纠正右的投降倾向，同时也应防止“左”的盲动倾向，切实根据实际情况，正确地灵活地实行《布告》中所提出的各项方针。
    根据边区党委指示的精神，边区政府还向各级政府下达了《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训令》；6月9日，又颁布了两个重要决定，即《关于边区土地、房屋、森林、农具、牲畜和债务纠纷问题处理的决定》和《关于处理边界纠纷和保护抗日救国团体，防止汉奸托匪阴谋活动的决定》，对处理上述有关问题从政策上作了更加具体的规定。
    《布告》的发布与贯彻，大大提高了边区政府的威信，保护了革命的利益，打击了顽固派破坏边区、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阴谋，同时也纠正了党内部分干部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迁就主义错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使全党更加认清了抗日战争的前途及全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与历史责任；明确了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和实行又联合又斗争方针的重大意义。这次会议，对于推动边区各项事业的胜利发展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