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九四二年前的高等干部学校

    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①。干部的这种地位和作用，要求他们应当比群众有更高的革命觉悟、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更强的组织领导能力。为了培养大批坚强的、能够适应各项工作的干部，干部教育理所当然地在所有的教育活动中被列为第一位。
    为了培养提高干部，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先后创办了许多干部学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了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完成土地革命的任务，陕甘宁根据地先后创办的干部学校有陕甘晋红军军政学校和陕北特委党校；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又相继成立了中共中央党校、西北抗日红军大学等。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为争取千百万群众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迫切需要大批干部，尤其是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参加组成伟大的抗日力量。同时，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激奋了的中国人民强烈要求进行民族救亡斗争，大批爱国青年纷纷来到延安，参加革命，探求真理。于是，党中央一面积极扩大抗大，一面又创办了陕北公学、安吴青训班，接收广大知识青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导下，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军事、组织上的“启蒙”教育和各种业务训练。之后，又相继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自然科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工人学校。1939年7月，为了巩固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遵照党中央的指示，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青训班和延安工人学校四校的部分师生组成的华北联合大学在延安成立。7月12日，华北联合大学和抗大组成1700人的队伍，去敌后办学。不久，为了适应边区建设的需要又开办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行政学院、八路军军政学院、八路军医科大学、民族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军事学院和延安大学等。至此，陕甘宁边区已拥有十余所高等干部学校，分为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学、艺术、教育、党务、民运等多种专门学校和专业，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高等干部学校教育体系。
    这一时期，边区高等干部学校教育的特点：
    一是由于抗战开始后各方面急需人才，决定了高等干部学校教育以办短期训练班为主，培训时间只有三个月或半年，最多一年就结业分配工作。各学校的课程设置和讲授内容立足于实际需要，体现了少而精、学用一致的原则。理论课虽然也有，如中国问题、马列主义等，但大多是启蒙性质的。就抗大来说，当时的主要课程是“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抗战期中的政治工作”、“抗战期中的民众运动”、“抗日的游击战术”、“射击”、“防空防毒”等，着眼于学生毕业后的工作，从战争实际出发。一些学员感到仅学习这些课程还不满足，想再学些高深的理论，毛泽东和校领导曾再三谆告：这些科目是针对目前需要的，已是把理论具体地配合于实践的结晶，时间不许可我们学习那些高深的理论，虽然那些理论也是重要的。
    二是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新制度与新课程。1937年8月，党的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规定：抗日的教育政策必须“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六届六中全会又规定：“实行国防教育的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为长期战争服务”；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必须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积极性，尽快培养大批抗日干部，等等。所以，当时边区高等干部学校从教育政策、学制，到课程设置，都得从抗战实际需要出发，贯彻教、学、用一致的原则。
    三是注重学生在实践中的锻炼和锻炼以后的再提高，注重改进课堂教学与实际需要的差距。比如，鲁艺第一期学员的教学计划是“三三制”，即入学后首先学习三个月，然后到外面实习三个月，再回校学习三个月才毕业。第一期从前线回来的同学，带了他们三个月的工作经验向学校汇报，感到自己学习有很多缺点，引起了学校领导的关注。学校经过两次工作检查和半个月的讨论，决定改革教育制度，从第三期开始实行。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这种紧密服务于战争需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教育形式与内容，无疑是正确的。
    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高等干部学校教育也出现了“正规化”问题。不少学校为了“迎接干部学校正规化的必然趋势”，纷纷延长学制，确立比较正规的学习制度，学习时间为一年、二年、甚至三年，依据学制重新规定各班级的课程内容和课程标准，要求学员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知识，提高理论水平。但是，在正规化过程中发生了教学与实际脱离、所学与所用脱节的偏差，致使少数干部只会死记硬背马列主义的各项原则和结论，而不会解决实际问题。他们能够背诵《资本论》的一些章节，但不了解法币为什么会跌价；他们对于革命理论，并不能真正领会其精神实质，只是空洞的望文生义，机械地学习了革命理论和词句。这种现象在马列学院的部分课程教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陕公的高级班和其它学校也有类似情况。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