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等干部学校和中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和内容

    (一)高等干部学校和中等学校学生状况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
    边区高等干部学校和中等学校的学生状况有很大不同，年龄大小不同，而且来源差别很大。
    高等干部学校的学生有来自日伪占领区的失学青年；有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知识分子；有战斗在日伪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工作者的子女；有在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中牺牲了的烈士的遗孤，有参加过红军长征的青年战士，有抗战爆发后参加革命的小八路；有党中央、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各级领导干部的子女、亲属，还有来自边区各中等学校的学生和各县、区的基层干部。他们的出身、籍贯、年龄、参加实际工作的时间等，都很不相同。
    按其文化程度、参加工作时间长短和出身，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参加工作时间较长，文化程度较低工农出身的学生；另一类是参加工作时间较短或根本没有参加过工作，但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学生。有实际工作经验而又文化水平较低的学生，思想上容易片面夸大自己感性经验的作用，把自己的局部经验当作普遍真理，到处套用，甚至说“我不学理论，同样可以工作!”对这部分学生，一方面要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另一方面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克服思想上的经验主义倾向。有一定文化水平但又缺乏实际锻炼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学生，思想上容易片面夸大书本知识，认识事物、处理问题往往从书本上的个别定义、语句出发，照搬照套，对具体情况不会进行具体分析。对这部分学生，不仅要对他们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基本政策的教育，而且要引导他们向工农群众学习，参加社会实践，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克服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倾向。
    中等学校的学生年龄较小，文化程度较低，除了少数是来自全国各地外，其中绝大部分是边区各县的农家子弟。如边区师范的学生虽然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但近60%是来自边区各县的。后来，由于国民党对边区实行封锁，外面的青年学生进不来，边区籍学生的比例就越来越大，1941年在校学生330人，边区籍的228人，占到学生总数的69.4%。其它如关中师范、三边师范、陇东中学、绥德师范、米脂中学等校，边区籍的学生所占比例更大。这部分学生，政治上是要求进步的，作风是朴素的，生活上也能吃苦耐劳，想问题也较实际。但由于部分学生来自边区农村，他们把农民的一些保守思想和散漫迟缓作风也带进学校来了，他们刚刚离开家庭，因之家庭观念也比较浓厚，追求个人家庭幸福是大多数学生的人生态度。尤其是他们不仅缺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知识，党的基本政策知识，而且缺乏革命斗争实践锻炼。因此，对他们不仅要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教育和党的基本政策教育，而且要加强革命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教育，以克服存在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保守思想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总之，根据党和政府对干部的要求以及干部学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干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虽然各高等干部学校和各中等学校进行教育的侧重点不同，要求程度不同，但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在于提高学生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都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用共产主义理想、精神、道德，用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教育学生，使他们对党对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树立坚定的信念，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二)高等干部学校和中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根据干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边区高等干部学校和各类中等学校普遍进行了以下几个面为中心内容的教育。
    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是边区各类学校的指导思想。边区各级各类干部学校都把对全体教职工和学生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列为头等中要任务，因为只有使全体学工人员真正懂得并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才能正确认识党的路线和政策，正确认识和对待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各种问题。这种教育主要是通过政治课进行。
    抗大、陕公、延大等高等干部学校，都是短期政治训练班性质的学校，政治课分量比较重。抗战初期抗大、陕公等校的政治课内容包括社会科学概论，革命三民主义，中国问题等，偏重于抽象理论的讲授。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指出：“目前延安干部学校的基本缺点，在于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严重的毛病。”为了纠正这利毛病，中央决定，延安干部学校除正确的教授马列主义的理论之外，同时增加中国历史与中国情况及党的历史与党的政策的教育，使学生既学得理论，又学得实际，并把二者生动的联系起来。解放战争期间，延安大学的政治课包括：马列主义基本常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新民主主义基本政策。马列主义基本常识主要讲授人类社会发展史，使学生认识到社会主义要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主要讲授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这样就使学员通过历史课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从根本上武装了学员的头脑。
    中等学校的政治课。各个时期的侧重点不大一样，抗战初期政治课内容偏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争、民运工作等实际问题。1942年《陕甘宁边区暂行中学规程草案》规定：初中政治课为公民常识，高中政治课为社会科学概论，内容偏重于阶级、政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等抽象理论。经过整风运动，1944年5月，西北局宣传部、边区政府教育厅拟定中等学校新课程，为了克服边区教育脱离边区实际的倾向，增设边区建设课。1946年中等教育会议后，把边区建设课有关内容并入政治课内，这时政治课内容包括：边区概况、中国概况与世界概况、中国社会分析、边区宪法、新民主主义论、世界形势分析。1948年中学政治课内容又作了较大调整，初中政治课包括：中国现状、中国革命、世界现状、社会常识、人生观、社会调查。高中政治课包括：经济学、中国经济、政治学、新民主主义论、政策常识。新区中学政治课内容则只有中国现状和中国革命。从中学政治课的内容看，不仅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教育，而且也包括新民主主义基本政策教育。
    第二，新民主主义基本政策教育。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边区干部学校十分重视向学生进行新民主主义基本政策教育，通过政策教育，以提高学生执行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自觉性。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着重向学生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使学生懂得了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独立自主，必须放手“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在同顽固派作斗争时，必须采取自卫原则，胜利原则和休战原则，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在解放战争时期，着重向学生进行了战争性质的教育和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教育，特别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等，武装了学生的头脑，增强了胜利信心。土地改革政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政策之一，1947年边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时候，边区各干部学校普遍地开展了对土地改革政策的学习运动，并且组织一部分师生直接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通过学习和实践，使学生具体懂得了如何划分阶级，丰富了阶级斗争知识，坚定了阶级立场，同时也更具体地认识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
    第三，形势教育。正确的估计形势，认清形势十分重要，因为党的政策就是根据每一时期的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出来的。对形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就能够自觉地遵守和执行党的政策。边区干部学校都把向学生进行形势教育当作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抗大、陕公、延大等高等干部学校的形势教育主要采取以下三种形式进行：一是日常阅读报纸，进行时事学习；二是学习党中央关于对时局和形势问题的指示；三是邀请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各部门负责同志来校作关于形势问题的报告。中等学校的政治课内设有中国现状和世界现状，实际就是进行形势教育。
    特别在时局的转折关头，形势教育就显得更为重要。例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当国内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转为民族矛盾，国内革命战争转变为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时，许多人的认识跟不上客观形势的发展，这时在全党、全边区、边区各级干部学校开展形势教育，学习党中央关于形势问题的指示，学习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文件，统一了全党、全边区人民的思想，胜利完成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对抗日战争能不能打赢?是速胜?是亡国?还是持久战?在全国人民中，在边区干部和群众中存在着不同认识。这时边区各级干部学校深入开展形势教育，学习毛泽东《论持久战》，统一了全党和全边区人民的思想，坚持了持久抗战，从而赢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国内主要矛盾又由民族矛盾转变为阶级矛盾，蒋介石玩弄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如何认识这时的政治形势，把握住主要矛盾，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边区各级干部学校普遍开展形势教育，学习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文件，从而明确了党的以革命的两手对付蒋介石反革命两手的策略方针。
    由于及时进行形势教育，边区干部学校特别是高等干部学校的学生，虽然身居延安土窑洞，但对全国乃至全世界政治局势的变化却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
    第四，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教育。边区干部学校要求学生必须树立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因此，在政治课内普遍设有革命人生观的内容，向学生正面讲授人生的价值和目的，应该怎样渡过自己的一生，应该使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进行这种教育，必须与学生的思想实际结合，从学生对实际问题的认识入手，才能产生好的效果。例如，边区各中等学校学生中追求个人家庭幸福的思想苗头比较普遍，许多学生家庭观念浓厚，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米脂中学的办法是：着重向学生讲明正确的家庭关系应该是怎样的。我们提倡家庭团结、家庭和睦和尊重家庭意见。同时肯定同学们爱自己的家庭一般说来是对的。但不能离开革命而爱家庭，是在爱大我家庭的原则之下，才能达到爱小我家庭的目的，只有把小我家庭之爱统一于大我家庭之中，才是真正的爱家庭。要想自己的小家庭得到发展，只能在革命的大家庭发展条件下才有可能，否则个人的小家庭发展是不可想象的。经过正面讲解和对政治、时事等课的学习，加上对现实问题，对国共两党的观察分析对比，学生的思想普遍发生了转变，从私心向公心方面转变，从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方面转变，从为自己家庭服务向为人民服务方面转变。向学生进行有计划的系统的人生观教育，对促进学生思想转变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第五，生产劳动教育。教育与生产劳动相分离，是旧中国教育的一大弊端，“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住房不造林……教人分利不生利，使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这是陶行知先生给旧中国教育的一个很好写照。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是边区教育革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各级干部学校都把生产劳动教育列入整个教育计划之内。例如，1940年关中师范在建校劳动中，打窑洞14孔，开荒地100亩，烧木炭15000斤，柴全部自给。1941年边区师范纺毛线400斤，打盐300驮，修理房舍许多间。1943年大生产运动中，延安师范种菜18亩，收19万余厅，种谷子、养麦、麻子96垧，收粗粮61石，合细粮46石，打窑洞、烧木炭、临时流动生产共收入约合细粮130右，纺毛线、打毛衣等方面收入共计18余万元。延安大学1943年12月至1944年5月，由财政厅拨给学校的经费额为33487780元，占开支总额34.4%，由生产自给解决的经费为63996220元，占开支总额65.5%，做到了学校经费开支的三分之二达到了生产自给。通过生产劳动，不仅改善了学校物质生活条件，减轻了人民负担，更重要的是使学生认识到“劳动创造世界”、“劳动神圣”这个真理，建立和增强了学生的劳动观念，这样就从根本上革除了旧中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分离的弊端。
    但是，在进行生产劳动教育中，曾产生过一种偏向，即完全从经济观点出发，为了解决物质上的困难，进行过多的生产劳动，如边区师范1939年生产劳动时间竟占去一年的七个月时间，妨碍了学生最基本的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对此种偏差进行了认真的纠正。边区各级干部学校，从1943年到1944年上半年大生产运动后，再没有组织学校师生进行较长时间的大规模的生产劳动。1943年到1944年上半年的大生产运动，只是在当时特殊情况下采取的一种特殊运动，并不适合于以学习为主的各级干部学校。
    第六，艰苦奋斗作风和革命传统教育。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英勇奋斗、艰苦创业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创建红军，开辟革命根据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曾经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许多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特别是党中央到达陕北苏区后，边区人民在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和模范，形成了著名的“延安精神”，成为激励人民，发扬革命精神，继承革命传统，完成革命事业的传家宝。因此，边区各级干部学校都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艰苦奋斗作风和革命传统教育。
    进行这种教育，一是在政治课中增设中国革命史，通过学习革命史，对学生进行艰苦奋斗作风和革命传统教育；二是每逢革命纪念日，请亲身参加当年革命斗争的老同志作报告，并组织学生参观革命遗迹，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例如，延安大学于1947年3月撤离延安后，在行军途中，仍然抓紧时机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路过瓦窑堡时，组织部分师生参观了谢子长烈士陵园，路过志丹县时，又组织全体师生参观了刘志丹烈士陵园，使同学们对西北红军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两位创始人出生入死、英勇奋斗和艰苦创业的历史有了进一步了解，并产生了敬佩心情。后来到了陇东分区华池县荔原堡时，又请1934年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时曾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蔡子伟(时任延安大学高中部主任)作关于南梁革命根据地创建历史的报告，当同学们知道了荔原堡曾是刘志丹当年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活动中心，并且是革命根据地的首府时，都对荔原堡这个地方产生了崇敬与爱慕之情。二是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在艰苦的生产劳动中，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在大风大浪中培育学生的艰苦奋斗作风。例如，解放战争时期，行知中学把学校变成医院，跟随解放大军，转战陇东、三边、榆林、黄龙、关中，行军数千里，参加战斗百余次，运送和治疗解放军伤员一万余名，他们继承了革命传统，发扬了革命精神，成为当时全边区人民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