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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边区教材编写的原则和要求

刘宪曾 刘端棻


    土地革命时期,陕甘和陕北苏区就编辑了供军队干部使用的政治、纪律、军事等方面的教材。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后,以救亡抗战为内容的“国难教育”在陕甘和陕北苏区开展起来。西北办事处教育部制定了发展苏区教育的方针政策,并以“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为中心内容,编辑各类教材。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其中教育纲领规定:“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国标的新制度、新课程。”为了使教育为抗战服务,以便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培养有民族意识、胜利信心和知识技能的抗日国民和抗日干部,争取抗战胜利。所以,陕甘宁边区政府刚一成立,就依据国防教育的原则,颁布了一系列关于编写新教材的原则和要求。1938年,边区教育厅在《边区国防教育的方针与实施方法》中规定:小学教育“课程内容都以抗战为中心,材料由教育厅统一编制发给,以国语、政治常识、自然常识、算术、体育为主。所有教材均系1938年重新编订,1937年以前之旧教材,一概废除不用”。①1939年,边区政府教育厅又规定:彻底取消一切不适合抗战的课本;编辑《儿童文艺》、《儿童科学》;重编识字课本8册,计六百字,大众读物六本。但是,这些教材内容突出政治,偏重抗日,忽视了各科教材本身的教学目标和边区的实际情况。1940年8月,中央宣传部在《关于提高陕甘宁边区国防教育给边区党委及边区政府的信》中指出“小学教材重新编订,初中和初师也编订课程标准,然后编订教材,此种教材须充实地方性;因为师资关系,暂时不能采用综合教材,但须使各科之间内容取得互相的有机的联系和配合。”②同年,边区教育厅在《边区教育宗旨和实施原则》(草案)中规定了各级各类教材的编写原则:以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理论为中心。对于小学教材,内容应贯彻唯物辩证法的精神,逐渐养成儿童灵活正确的思考习惯;应注重日常生活和战时生活的知识技能,全部知识要系统化,各科之间要有联系,使儿童对于世界整体有一初步的概念;应注重自然科学,使儿童养成了解自然、征服自然的兴趣和能力;应注重生产劳动,一方面养成儿童劳动的习惯和重视劳动的意识,另一方面培养生产的初步技能。中等教育的教材内容则是在政治方面,着重抗日战争和基本理论的研究,养成青年分析政治的能力,指示青年以正确的政治方向;在社会科学方面,应以唯物辩证法观点,叙述社会进化的法则及将来发展的方向;历史应以唯物史观叙述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的经验与教训,以养成青年的革命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国文要能激发抗战的情绪,提高民族的觉悟,注意理论的正确和实际的应用,以养成青年写作的能力;军事方面应注重游击战术的研究和组织的军事化。对于社会教育,其教材内容则是:识字课除以各种日常知识为内容外,尤应采用提高民族觉悟和抗战情绪与胜利信心的材料;政治课应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持久抗战、国际形势和边区的民主建设等为中心;自然课应注重战时常识、医药卫生常识和农业改良的知识;军事课以游击战术为主。③鉴于当时边区人力,财力、物力的困难,边区各中等学校的教材主要是由各学校自行编辑,因此规定:中学及师范学校设置“临时教材编审委员会。教导主任而外,公推专任教员二人组织之,教导主任为主席,负责临时教材编审事宜。”④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教材,边区政府在《陕甘宁边区民国32年之教育方针、政策、制度和干部配备问题》中规定“理论教材按中央宣传部之规定办理,文化政治教材由教育厅负责编辑,业务教材由边区最高主管机关负责分别编辑或提供材料,交边区学习委员会办理”。⑤依据上述原则,1940年,陕甘宁边区又进行了教材的编写工作,并陆续完成了小学各科教材及干部教育、社会教育的部分教材,各中等学校也编写了自己的教材或讲义。但这些教材的内容脱离了边区的实际情况。经过整风运动和教育改革,1945年,边区教育厅又进行了教材的编写工作。这次教材的编写,一方面总结了以前的经验教训,一方面紧密结合了边区的实际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因而深受欢迎。解放战争时期,边区政府制定了战时教育方案:“教育内容与战争生活相结合,以战时各种生动范例做活的教材去教育广大群众,加强课外活动与社会活动,以充实课堂教学。必要时教员可率领学生一面参加战时工作,一面进行宣传教育活动。”⑥1947年,边区政府教育厅又规定:“教学内容应根据战时需要加以伸缩,政治课以报纸及战时各种生动的实例为教材来进行时事教育,借以提高学生的胜利信心与仇敌情绪。文化课以国语为主,配合教一些战时常识(如防空、看护、站岗放哨等),课外应进行生产与群众工作,从群众中学习各种实际知识。”⑦对于新区国民教育的教材,边区政府于1948年11月、1949年7月两次发出指示,规定:各主要课程教材如国语、历史、地理等必须采用边区政府教育厅编印的课本;在教材未全面完成前,算术、自然可选较好的旧课本,但须删改其不切合实际的内容;政治与常识可暂从《群众日报》或解放区出版的其他书报上选材;旧公民课本一律禁用。所有这些关于编写教材的方针政策,对边区的教材建设起了指导性的作用。
    为了使教材的编写有统一的领导和组织,1937年,边区政府教育厅下设编审科。1938年5月改为编审委员会。1939年改编审委员会为编审科,1940年又改为编审室,一直到1950年结束。编审室的任务是:编辑学校课本、教材、教学法及各种民众读物;编审教育工作条例;审查各校采用非边区教育厅编印之教材及读物;起草小学课程标准;编辑并审查各种参考书;编辑并审查儿童读物、文化教育丛书;编辑并审查社会教育课本及出版物;编辑并审查各种图书及刊物。总之,边区教育工作者依据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根据群众的需要和边区实际特点,共编写了三套完整的小学教材,同时编写了一部分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和中等教育的教材。这些教材,同原来国民党地区使用的旧教材有根本的区别。它在解放区的教育和宣传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极大地提高了解放区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
    ①《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第5页。
    ②同上,第104页。
    ③《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第136至144页。
    ④《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中等教育部分(上)第21页,(中)第35页。
    ⑤《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下),第387页。
    ⑥《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下),第532页。
    ⑦同上,第540页。

陕甘宁边区教育史/刘宪曾 刘端棻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