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平抑物价 稳定金融

    一、金融物价波动概况
    在战时条件下，物价波动是不可避免的。在边区，由于经济落后和敌顽的封锁，金融物价的波动更显得突出。边区政府采取对外“等价交换”，对内“相对平衡”的政策，以求金融物价的相对稳定，保护边区自给经济的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
    1941年上半年，边区的物价，以延安为例，各种货物的平均指数如下表：
    从各种货物的平均指数与逐月增涨率来看，2、3月物价已逐渐上涨，但幅度不大。从4月中旬以后至6月便跳跃式的上涨了，6月比1月上涨1倍多。
    物价上涨原因，从客观方面说，首先是边区生产落后；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封锁边区的形势下，必然刺激物价上涨；其次，商人只要有利可图，便采取绕路或对国民党驻军行贿等办法运货进入边区，这样，所花各种费用都加在物价上，更增加了物价上涨的成分。
    主观方面，公营商店林立，又在脱离集中领导下分散经营，盲目竞争，外货一到，互相提价争购；买到手后，又提价倒手转卖，于是便促成了隔日市价不同，甚至早晚市价不同的混乱状态。绥德4月15日小米每斗21元，16日26元，17日28元，及至5月6日上午36元，下午竟涨到40元了①。
    在金融方面，1月到4月中旬，边区政府宣布禁止法币流通之后，原在边区内部流通的法币，大部分逃出了边区，还有一部分暂时退藏起来，于是边币通过财政支出的渠道而流通到边区各地。这时适逢旧历年关前后，对外贸易一般都停止了，故2、3月份边币发出之后，边、法币比价便开始波动，物价也上涨。原因主要是受反共高潮的影响，人心不安。
    4月中旬以后到7月，金融物价便逐步出现大功荡。其原因，第一，皖南事变后，紧张时局逐渐缓和，对外贸易也逐渐恢复，于是对法币的需求量大增。银行积存的法币已被换空，便使法币黑市活跃起来。第二，边币发行速度太快，如2月只发行90余万元，3月即增发300余万元。4、5、6月又每月增发200余万元。边币发行速度太快，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势必跟随而来的便是币值下降。第三，各机关单位的公营商店，也就在这时如雨后春笋般举办起来，边币增发投放于各机关单位的生产基金，又多转移到商业上来，在商人手中的边币，首先追求有对外贸易购买力的法币，于是产生了黑市的严重情况；其次是追求土产，又促成了边区物价商涨。第四，5月外商从河东运来大批货物，于是公私商人将边币涌到绥德，收求法币抢购来货。因此，边币对法币的黑市比价，由4月的1.5∶1到5月即变为2∶1。到6月，大批边币又从绥德涌到陇东，使陇东的边、法币黑市比价，也从1.25∶1跳到2∶1。7月再从陇东退回延安和三边绥德。所以延安、三边的黑市也跳到2∶1，绥德6月为1.45∶1，又跳到2.25∶1。凡边币所到之处，黑市猖獗，法币价格飞涨，囤积投机现象层出不穷，物价也高涨，边币被拒用。三边、陇东、关中都有拒用边币的现象。
    下半年物价虽然继续上涨，但幅度不大。仍以延安为例，平均物价指数7月是247.9，比6月上涨11.80；8月是297.1，比7月上涨19.8%；9月是336.2,比8月上涨13.1%；10月是338.2与9月差不多；11月是447.3，比10月上涨15.2%；12月是532.8，比11月上涨19.1%。
    金融方面，一方面由于收缩通货，加强食盐出口，法币流入增加；另一方面货物入口暂时减少，法币供求不紧张。加以配合拥护边币运动，因此，边币对法币的比值首先在绥德开始回升，由七月份的2.25∶1升回到2∶1，回升11.11%。9月份，全边区边币对法币的平均比价，由8月份的2.187∶1，回升到2.05∶1，回升6%。10、11月，边币又下跌，但较缓和，且各主要市场大体平衡，不象8月以前那样此起彼落，跳动幅度很大。12月份，又出现了一些跳动，且各地之间也不平衡了。原因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贸易局与银行便开始向外大量抢购物资，法币支付量过大，故边法币比价又出现一些跳动。
    总之，金融物价波动下半年比上半年稍有好转。
    上述法币大量流入边区，外汇供求得以缓和，使边币对法币黑市价曾一度有所回升，或下跌缓慢，这是有利的。但另一方面法币大量流入，却带来了侵占边区市场，缩小边币流通范围的恶果。
    在边区边境与国民党区接壤的缓德、关中、陇东等地，当地人民的经济生活与国民党区有密切联系，在边区政府发布禁止使用法币命令之后，在这些地区法币流通仍未完全停止。自英美存封中、日资产，法币大量流入边区之后，更促使了这些地区，法币从半公开到公开皮用，甚至出现拒绝使用边币的现象。
    1941年12月——1942年2月，边区金融物价处于相对稳定阶段。物价略有上涨，但幅度不大，金融情况，1941年12月各地成立货币变换所，法币公开买卖后，各地平均价格是2.49元边币换1元法币，1月是2.46∶1，2月是2.56∶1。1月法币下跌，边币上涨0.03%，2月边币下跌，也就是法币上涨4.06%。这三个月边法币比价有上有下，总之，这一阶段金融物价是相对稳定的。原因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党区法币币值大跌，物价猛涨。于是国民党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实行限价政策。这样使得大批货物流入边区。第二、土产对外贸易12月至2月实行了统销，法币掌握在公家手中，抵偿了进口的差额。第三、在货币交换所成立的同时，边区政府重申禁止法币流通的命令，边币流通的范围扩大了。
    1942年3—7月，又出现金融物价大动荡的局面。物价方面，外来品如棉花由2月1600元l00斤，到4月跳到3206元，涨了1倍；青市布由2月的1500元1匹，到5月涨到2980元，将近1倍，6月3100元，超过1倍；东昌纸，由2月的62元1刀，到4月涨121元，涨了1倍。土产品，食盐涨得较快，4月比2月涨到1倍以上，6月涨到2倍以上，麦子、小米涨的速度比较慢些。物价动荡得最猛的是3、4月，3月的平均物价指数由2月的597.7上涨到747.4，4月又涨至1034.5。月增涨率，3月比2月上涨25.04%，4月又比3月上涨38.40%。
    金融方面，在1、2月，除三边而外，其他各地的法币价格，明市与黑市是一致的。可是到3月以后，法币的黑市价高过明市，3月，延安高0.12元，三边高0.14元，绥德高0.33元，4月分别高0.17元，0.05元，0.07元。5月分别高0.56元，O.20元，0.67元。在延安、绥德5月份的法币黑市，平均价格分别是1元法币等于3.5元边币，1元法币等于3.8元边币，但有一段时间曾涨到1元法币等于4.2元边币，1元法币等于4.5元边币；米脂甚至涨到1元法币等于4.8元边币。5月底，绥米地区便拒用边币了。
    这一阶段金融物价大动荡的原因，第一，12月至2月增发的1000万边币的影响；第二，土产统销，到3月不能坚持之后，法币不能掌握在公家手中用以调剂市场，边币跌价，也直接影响了物价上涨；第三，公家夏衣缺布，绥德的纺织业缺棉，各单位在市场上抢购而刺激了物价上涨；第四，胡宗南于5月到洛川，策划进攻边区，时局紧张，也刺激了金融物价的波动，同时，359旅驻绥德的部队调防到南线，商人恐我军撤退，于是抢购法币，这就是在5月底绥米的法币黑市特别涨得高，并拒用边币的原因。
    6月，金融物价波动幅度下降。原因是政局又稳定；边区银行实行紧缩政策；在商人手中暗藏的法币，又被迫抛出来了。
    二、平价运动和货币斗争
    1941年6月，边区政府鉴于上半年物价飞涨，边区经济出现动荡不安的现象，决定发动平价运动，作为平稳物价、克服经济下稳的紧急措施。
    所谓平价运动，就是组织公营商店以低于市价的价格直接出售给消费者，尤其是直接销售给农村消费者。平价首先平抑布匹、毛巾、洋烛、锨、锄等工业品价格，使消费者，尤其是农村消费者看到边币可以买到便宜东西，打破存货不存边币的恐慌心理，提高边币信用，吸引农民进城卖粮，使粮食及其他农副产品价格也逐渐下跌，从而达到逐渐平稳物价的目的。公营商店则可推售存货，抽出资金运盐出境，购入棉花及工业原料，以不断吸引粮食及农副产品上市，从而加速资金流转，增加食盐输出，减少贸易逆差，以换回法币支持银行，求得金融平稳。
    平价运动先在延安试行，以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广。6月7日，由贸易局召开公营商店联合会执委会，决定先由光华、西北，交通三大商店实行平价，其它公私商店可自由参加。光华商店成立“光华边区产品推销部”，成为这次平价运动的骨干。《解放日报》刊登了广告，广为宣传平价运动消息。为使运动深入群众，使平价的实惠能直接落入广大农村消费者手里，延安各文艺团体纷纷下乡宣传。规定6月21—27日，为优待农民周，这期间停止机关、学校、部队人员去购买，蜂拥而至的农民则受到热情接待。为了防止商人投机，平价期间一律停止门市批发，严格限制购买量。
    延安平价运动是有收获的。运动开始不到10天，布匹、毛巾、纸张等工业品的价格均呈稳定状态，改变了过去一天几涨的状况。粮价一般都下跌了。如运动前麦子平价每斗最高价48元，最低44元，平价后最高39元。这次平价运动，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直接得到了实惠，相当地打破了人们的恐慌心理，提高了边币的信用。光华、交通、西北三家商店，不到半月，销货近14万元。顾客中半数以上是农民。“光华边区产品推销部”在农民优待周内销货6万余元，全部卖给了农民，减价1.5万元。因此，农民虽在农忙季节，也肯担粮进城，大米、玉米、黑豆等上市量增加了40%。这次平价运动，对边区工业品的质量和销路，也是一次考验。交通纺织厂的土条布、难民工厂的毛巾、马列学院团结纺织厂的无牌布，都是老百姓最欢迎的，销售极快。其它如军委工业局所生产的皮子、绳子、毛口袋、精盐、伞、牙粉等，亦颇受欢迎，销路很广。这说明边区工业生产已打下了初步基础，而且证明其发展方向是正确的。
    敌顽封锁边区、窒息边区的企图不能奏效，便以各种方式干扰破坏边区金融，掠夺边区财富，企图破坏边区自给经济的建设。因此，主动开展金融斗争是稳定边区金融保护边区经济建设的重要手段。
    日本自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更觉财力物力枯竭，便加紧对我沦陷区和大后方人民的经济掠夺。1942年6月8日，华中伪政权在日寇指令下宣布通货统一令，贬低法币价格，令人民限期兑换伪钞，并在江、浙、皖三省开始禁用法币。随后，日寇集中三省法币涌向大后方抢购物资，致使大后方物资流向敌占区，物价猛涨，金融混乱。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改变了对敌经济绝交政策，废止1938年颁发的《禁运敌物品条例》，公布了《战时管理出入口物品条例》，实行向沦陷区抢购物资；同时亦向边区抢购物资，并严密封锁必需品进入边区。
    在法币猛烈贬值的形势下，主动向法币进攻，如果运用得好，确是使边币战胜法币的好条件和时机，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根据过去一年半的经验，法币增多，势必侵占边区市场，逼迫边币跌价，且法币以其腿长优于边币，如果对此形势置之不理，将会使边币走向垮台的危险。
    7月20日，边区银行发现并分析了上述形势之后，决定对法币进攻。7月25日，由西北局书记高岗、五省联防司令贺龙、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联名给党政军县团级以上负责同志发出“火急”密电，根据上述形势，提出对策是：“坚决不使法币在市面流通，并随时收集境内法币抢购友区物资。”具体办法：甲、重申禁止法币流通令，对破坏金融人犯，必须给予逮捕，视其情节轻重，必要时得枪毙一、二人“示儆”。乙、抢购友区货物，现在法币比边币还跌得快，务必动员民众将所有法币向银行或货币交换所兑换，或向友区抢货。利用时机，相对提高边币，第一步先普遍提到3∶1．以后看各方情况再行决定；提高边币对法币的比价，是引诱发区商人运货进边区的办法之一。丙、任何公私商人将食盐及土产运出边区，必须换进半数货物，否则食盐土产不许出口。
    同时，边区银行通知各地货币交换所，执行下列三项办法：甲、以绥德为斗争的第一线，其他各地配合前进。乙、先把边界地区的法币牌价拉下，延安后拉，以鼓励边币外流。丙、提高边币的牌价，引起使用法币者的心理恐慌，以打击法币。
    于是，法币价格急剧下跌，8月份法币与边币比价由7月份的1∶3.21下跌到1∶2.94，自9月后便稳定在1∶2.20。
    银行在所掌握的法币中，因法币跌价而损失4789630元边币，但却取得了如下的收获。
    第一，货币斗争的主动权由敌顽转入我手。改变了7月份边区对外贸易中，输出多，进入少，甚至只出不进的局面，8月以后，从延安、关中、陇东的进口货物逐渐旺盛。同时，国民党地区物价飞涨，边区物价不受影响，而是想对的稳定。平均价格指数，9月比8月下降1.8%。10月、11月略有上升，12月又比11月下降1.01%。
    如同1940年相比，1941年物价指数比1940年增高8倍多，而1942年比1941年增长不到3倍。
    1940年12月    100      1941年12月    100
    1941年12月    884.2    1942年12月    298.6②
    第二，在边区境内的法币削价总值等于收缩边币的总额，7月份在边区境内的法币估计约2000万元。7月边币对法币的平均比价是2.25∶1，12月是2.1∶1。每元法币被削价1.15元边币，2000万法币，共被削价2300万元边币，等于边币收缩2300万元。
    第三，边币从中心区流向边界，使边币流通范围扩大了。边币在货币斗争中，从劣势转为优势之后，信用大为提高。往日绥德、陇东、关中、富县等地区，法币的流通从未停止过，有时甚至拒用边币。可是现在，人民转为乐于接受边币了。这样边币从中心区流向边界地区，使边币的流通范围扩大了。
    1941年延安平价运动和1942年的金融斗争，是边区政府为了稳定金融物价所采取的两次本行动。这种主观努力虽然取得了相当大的效果，但没有也不可能根本上解决边区金融物价问题。这二年，边区经济尚处于向全部自给的过渡时期，财政收支严重不平衡；食盐土产的输出基本上处于自流状态，对外贸易和外汇的管理还未认真执行，外贸逆差巨大。所以，这二年边区的金融物价基本上是不稳定的，只要外边军事、政治、经济形势稍有变化，边区的金融物价就会出现波动。
    ①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编：《目前边区金融严重情形》，1941年8月11日。
    ②贸易局：《关于贸易问题的报告》，194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