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齐心协力 帮助农民 增加生产：第二节

    第二节  加强购销  刺激生产
    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公营和集体商业，在支援农业生产中，发挥出它们的优越性，特别是在加强购销工作刺激生产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如消费合作社，在农忙季节期间，积极主动组织货源，帮助农民解决生产必需用品和日常生活品，如农具、种籽、耕牛、食盐、火柴、布匹等，价格比市价低得多；同时又以公平价格及时收购农畜产品和土特产等，以利农民群众生产。正如朱德同志在《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的文章中所提出的：“合作社的基本目的，并不是赚钱，而作为农民和工厂的交换机关，是流通农村和工厂的资源与制成品。合作社的营业原则，应当是‘多做少赚，多中取利，人人有份，公私各半’”①。据陕甘宁边区著名的“模范的合作社”，即延安县南区综合性合作社，截至1942年底的统计，该社在销售生活用品方面，单食盐(每斤比市价低一元)、洋火(每包比市价低五元)二项，每年就为群众节省了75，475元。在销售生产工具方面，单铧(每页比市价低15元)一项，每年就替农民节省了22，500元②。1943年，该社“为供给老百姓必需品和帮助老百姓”，在半年间销货总值约770，250元③。延安县合作社则在春耕期间，主动代群众买了耕牛197头，不但“省了群众买牛的功夫”，使得他们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好好的进行生产”，而且又及时把耕牛交给农户使用，做到“不耽误群众的庄稼时间”。据统计，在这一年中，延安县“群众买合作社货低市价洋940，454元”④，仅据蟠龙合作社在上半年的统计，仅棉花、火柴、食盐、老布等几项主要生活必需品就为农民节省139，500多元。
    为解决农民缺乏耕牛问题，延川县合作社永平区分社特在陇东买牛25条，“低价出售”。在农忙季节期间，该县合作社还积极主动为农民群众代购运种籽，以保证生产顺利进行。在日常生活用品方面，据1943年统计，半年内即曾销出棉花12，000斤，食盐10，640斤，火柴1，502包，面咸1，280斤，布匹2950尺。⑤
    不仅如此，公营和集体商业部门，还积极主动地以市价或高于市价的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棉花、家禽家畜、土纱土布和土特产等，也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1943年夏季麦子丰收，供销合作社“为了不使谷贱伤农和麦子走私，曾以十四五元一斤的价格收购了不少麦子，只此一宗，武安县合作社即赔款200万元。”这一措施不但保护了农民经济利益，刺激了农业生产，而且打击了奸商，稳定了市场。到了秋季青黄不接时，供销合作社为了帮助贫苦农民，特别是一些受灾群众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又及时地发出一部分粮食借给他们，待“秋收收回山货”。虽然后来“山货落价，更由于敌伪统制，贱价掠夺，赔钱很多”，但在保障人民生活和平抑物价上却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又如柴关一带，合作社成立前，“那时私人开的花房每斤布只换花一斤半”，农民的纺织积极性大受打击，农村中这一宗主要副业生产大受阻碍。合作社成立后，“第一宗业务就是开花房。”并且，“合作社一开张”便采取以每斤布换棉花2斤4两的有力措施，这就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纺织生产积极性。如柴关某村，“因乏全村妇女有220人参加了纺织。共组织了12个纺花组，10个织布组，有机户与无机户互助；或者变工织布1斤，纺花4两；或者纺织合作，工米共分。”这样，再加上了民主政府的纺织“保证不赔本”等项奖励政策，“太行纺织事业得到极大发展”。据统计，1943和1944两年中，“组织了15万纺妇，纺了120万斤棉花，赚了3万石工资米。”⑥
    晋察冀边区，消费合作社在这方面的成绩也很大。特别是在1942和1943两年的救灾生产中，仅据冀西区的统计，“就组织了40万妇女纺织，合作社供给原料，代销成品。曲阳一县纺织者45，793人，每月可得利近200万元”⑦。而在陕甘宁边区，据延长、志丹、绥德、靖边等县35个消费合作社1943年的统计，在10个月内就收购了土纱600斤，绒毛50，000斤，麻子180，000斤，棉花120，000斤。⑧仅延安南区综合性合作社，1943年收购土产一项，就增加人民收入100，000元。据统计，该社在这一年中，在各方面购销业务上，“为群众所谋得的利益，总计合小米5，874石”。⑨这就不但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提高了农民的农、林、牧、副业生产积极性，又推动了民间手工业等的发展。
    还有一些合作社，为了帮助农民在农忙季节能及时地买到物美价廉的农具，它们从实际出发，与私人合伙开办农具工厂，加紧生产各种农具。如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的一个模范合作社(张丕元合作社)就是这样做的。这个以合作社为主的农具工厂，在1944年春建立之后，从河畔和当地的农村收旧铁，从米脂和三皇岭运炭，在3个月时间内，就生产出锄头、镰刀等农具共约500件。这些农具均比平价低得多，如一把锄头，比外来的锄头要便宜一升半米，这就切实地解决了当地农民生产上“因为农具进口很少，同时价钱昂贵”的一个很大困难⑩，有力地推动了生产。
    正因为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了这些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社，特别是带有集体商业性质的供销合作社，在支援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所以农民群众亲切地称呼它是“咱们的合作社”。而在救灾生产中，人们更是把它称之为“救命的合作社”(11)!
    ①  朱德：《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新中华报》1940年10月13日。见《抗战中的中国经济》第460页。
    ②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73～77页。
    ③  黎华：《雄飞突进的陕甘宁边区》，《群众》第九卷第十期，1944年5月30日出版，第410页。
    ④  刘建章：《延安县合作社去年怎样巩固和扩大》，《群众》第九卷第十期，1944年5月30日出版，第435页。
    ⑤  见《群众》第九卷第一期，1944年1月11日出版，第18页。
    ⑥  参阅《解放日报》1945年7月13日。
    ⑦  见《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册，第363页。
    ⑧  黎华：《雄飞突进的陕甘宁边区》，《群众》第九卷第一期，1944年5月30日出版，第410页。
    ⑨  参阅《群众》第九卷第一期，1944年5月30日出版，第410页。
    ⑩  参阅《解放日报》1944年6月27日。
    (11)  参阅《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册，第3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