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①这是毛泽东在酝酿发动整风运动时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的，这既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整风运动结果的期望。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个预测。
　　这个面目一新，首先体现在党中央新的领导体制的建立上。遵义会议事实上开始了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但是，由于教条主义没有得到清除，党在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是非没有澄清，教条主义者在党内还很有市场，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历史地位还没有为全党所理解和认同。因而，在此后的较长时间里，许多党员甚至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都不知道党的领袖是谁，“全党的领袖与中心很久没有实际的形成。”②在党内，实际上存在着思想混乱和领导体制的不健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因为思想庞杂，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所以这个人这样想问题，那个人那样想问题，这个人这样看马列主义，那个人那样看马列主义。一件事情，这个人说是黑的，那个人则说是白的，一人一说，十人十说，百人百说，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差不多在延安就是这样，自由主义的思想相当浓厚，也可以说在某些部门中间非常浓厚。”③整风运动在清理教条主义影响的同时，通过对党的历史的回顾，分辨是非，进一步提高了毛泽东在全党的威望。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会者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左”倾错误进行了揭发、批判，并在认识上初步达成一致，而对毛泽东的领导，大家都作出高度的评价。陈云说，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旗帜。王稼祥认为，过去中国党毛泽东代表了唯物辩证法。任弼时指出，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新的创造。李维汉说，毛泽东是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模范、典型。叶剑英认为，毛泽东由实践到理论，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大家对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心悦诚服，表现了发自内心的拥戴。
　　同时，随着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左”倾错误的揭发和批判，一些对这条错误路线负有较大责任的同志，很难在中央书记处继续工作。张闻天深感工作不适应，主动要求到农村去作调查研究，从1942年初起就离开延安，不再参加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博古早已不负主要责任，分工主管《解放日报》的工作。王明在1941年九月会议后一直称病，不干任何工作，不出席任何会议。原有的中央书记处已经很不健全。
　　这种情况推动了中央领导机构的变化。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定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④。这是在组织上第一次明确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据邓力群回忆说：“1942年元旦，中央在杨家岭开了一个新年团拜会，陈云同志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已二十多年，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验，有成功，有失败。现在看来，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就是毛泽东同志。陈云同志这么说，给我的印象特别新鲜，因为在以前没有听到过这样单独地提领袖毛泽东。这个情况说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中央内部已得到共识，后来知道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同。”⑤同时，刘少奇在党的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也为1941年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所注意。因此，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和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同时，会议决定刘少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新成立的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实际上成为党的第二把手。
　　党的中央领导层的这一重大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实际上是第一代正确领导核心的雏形，说明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刘少奇的正确领导为全党所认识和拥戴，一个众望所归、正确坚强的领导核心正在形成，中央领导组织不健全、组织程序不完善的状况正在改变。
　　在这个基础上，经过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进一步检验，1944年5月21日召开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决定由中央书记处的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和朱德、周恩来组成会议主席团，领导全会，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在此期间停止工作。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主席团，就是后来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可以说，至此，第一代正确领导集体基本形成了，这是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成果。正如杨尚昆所指出的：如果没有延安整风，“全党思想统一不了，七大可能开不成功，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也不会那么快取得胜利。”⑥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选举产生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则是延安整风的必然结果。
　　首先，这个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是经过中国革命的严峻考验、成熟的富有创造性的正确的领导集体，它认识和掌握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具有驾驭中国革命复杂局面和应对任何挑战的能力，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推翻压在中国人民身上三座大山的伟大胜利，创造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深刻影响世界的辉煌业绩。历史已经证明了它的伟大历史作用。
　　其次，党的新面貌反映在全党的精神状态和思想作风上。延安整风打破了长期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严重束缚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的教条主义的统治，打破了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绝对化、神圣化的思维模式，打破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造成的党内思想禁锢的局面。由此，使全党的思想获得了解放，而且是空前的思想解放。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一周恩来对此予以很高的评价：“党内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解放。”⑦禁区的打破，使党内的探索精神、创新意识、独立思考和实事求是的思想得以生长、发扬，党的精神风貌发生重大变化，充满生气，中国共产党的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开始在全党得以实现。
　　通过对党的历史的回顾和总结，通过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清算，毛泽东一贯坚持和大力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确立，为广大的党员所明了，这就为统一党的思想创造了条件。毛泽东曾说过，如果同志们都客观地、全面地、本质地看问题，党内很多争论是可以不发生的⑧。党的历史上的大的分歧，都根源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即片面地、主观地、表象地看问题，因而做出许多错误的决策，错误地打击了许多同志，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因此也引发了各种争论，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意见，严重地影响了党内的统一和团结。现在，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标准，看待问题，分析是非，辨别得失，是非曲直就一目了然，正确者得到肯定，恢复本来面目；错误者明白缘由，认识得到提高。大家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考虑问题、理解问题、认识问题，达到了思想的统一。而思想的统一，就带来了政治上的统一和组织上的统一，从而增进了全党的团结，使全党呈现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再次，党的新面貌反映在全党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提高上。延安整风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对于全党的绝大多数人讲，此前接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有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了解和掌握也有限，延安整风使他们读了大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比较透彻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许多理论，初步地但又是真正地学习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明确并掌握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方法，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进行中国革命和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能力。整风运动中担任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副主任、四部主任的张邦英回忆说：整风之前，“由于缺乏理论，常常是上边怎样说就怎样办，有很大的盲目性。……(整风运动中除了学习整风文件和回顾党的历史外)，下大工夫读了中央指定的《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两种策略》等十几本马列著作。自己的理论水平与路线觉悟大大提高了一步。对以后克服工作中的盲目性，起了很好的作用”⑨。当时在延安参加了整风运动的邓力群回忆说：“延安整风对我的影响和教育，终生受益。那历历如在眼前的事情，一直激励着我为党努力工作，而不知老之将至。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改造世界(包括改造人的思想在内)的许多本领，是在那个时候造就的。”⑩延安整风不仅提高了普通党员和青年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还提高了党的高级干部和老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担任过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杨尚昆回忆说：延安整风中，“在这段时间内，我确实读了不少书，马列的和毛主席的不必说，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也是必读的。”“整风对我来说确实有很大收获，那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11)整风时曾在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中央学习组学习讨论的薄一波对整风感受很深：“通过这次系统的、生动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我们提高了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自觉性。”“在延安的学习体会最深的，还是毛主席关于实事求是的论述。……几十年来它一直成为指导我们工作的极其重要的原则。”(12)党的高级干部和老干部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的提高对众多党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将对党的整个事业产生很大的积极的影响。
　　总之，经过整风，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正确的富有创造性的领导核心，有了一大批掌握思想武器、获得治党治军治政的本领的骨干力量，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政治上成熟、思想上、组织上更加团结的党。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6页。
　　② 《刘少奇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12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4—415页。
　　④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1页。
　　⑤ 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⑥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页。
　　⑦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7页。
　　⑧ 彭真：《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是延安整风运动的精髓》，载《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党建读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⑨ 张邦英：《三大作风永远是党的精神财富》，载《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党建读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⑩ 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11)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212页。
　　(12)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5、3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