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精神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后期，它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定历史条件、井冈山独特的自然环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斗争等都为井冈山精神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一) 井冈山精神产生的时代背景
　　井冈山精神是在十月革命后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形成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曾这样热情地讴歌过人类发展中的革命时代。列宁在《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指出，我们是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交叉点，而且只有首先分析了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够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两大矛盾，必须有一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样的革命，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者。历史证明，中国的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都不可能领导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不能不落到新兴的中国无产阶级肩上，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并壮大起来的。井冈山斗争时期，正值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顺应历史潮流，在深刻分析近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围绕着“中国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一主题，系统地回答了包括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权、道路、步骤、前途等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
　　井冈山的斗争，自始至终都是“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进行的。敌我力量之悬殊，阶级对峙之尖锐，武装斗争之惨烈，经济行势之恶劣，物质必需品之匮乏，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实属罕见。正是中国革命的空前低落和井冈山斗争的艰苦卓绝，造就了党和红军重振旗鼓、加钢淬火、锤炼砥砺的契机和场所，奠定了井冈山精神诞生的基础。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进入最艰苦的斗争年代。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勾结帝国主义，实行“清党”、“反共”，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全国城乡一片白色恐怖。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起义都遭到严重挫折。反革命势力已经大大超过党所领导的有组织的革命势力，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已经过去，革命转入低潮。然而革命的火种并没有熄灭，全党都在为挽救革命，寻找中国革命新道路而进行艰苦的斗争、艰难的探索，都在为推动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和胜利而浴血奋战。中心城市是反革命力量最集中、最强大，对革命防范最严密的地方；极其广阔的农村地区则是反革命统治软弱、鞭长莫及之地。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认识到，到农村去，特别是到那些受过大革命风暴洗礼过的农村去，寻找革命发展的广阔空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革命军队到井冈山进行挽救中国革命的斗争。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大革命失败的腥风血雨，全国革命的低潮，激励着幼年中国共产党的抗争意识；白色恐怖的四面包围，政治上的孤立无援，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日甚一日，考验着共产党人的崇高信仰；衣不得暖、饥不得饱的艰难困顿，激发出红军将士万死不辞、一往无前的奋斗意志。井冈山精神就是在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氛围中孕育、诞生的。
　　(二)井冈山精神产生的地理环境
　　井冈山精神既是中国革命空前低潮和井冈山艰苦卓绝的斗争的产物，也与井冈山根据地特殊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在井冈山精神的孕育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和红军不仅要与穷凶极恶的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战，承受四面白色恐怖的巨大压力，而且还要与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以求得自身的生存、发展。井冈山特定地理环境对井冈山精神诞生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恶劣的自然环境对共产党人意志品性、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磨炼。
　　井冈山恶劣的自然环境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对井冈山地区的自然概貌的把握来想象。井冈山根据地高山和丘陵占全境总面积的85％。红军的作战、行军、发动群众、建党建政、休养生息，无一离得开山区。连绵不尽的群山和崎岖蜿蜒的小道，率先向红军指战员发起了挑战，检验着每一个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的信仰、气概和毅力。毛泽东曾有穿草鞋磨烂脚的经历，朱德饱尝虱子长满全身的苦楚，黄埔军校毕业、参加过北伐的陈毅感慨天天跑路、天天战斗的烦恼。然而，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工作和生活，红军战土们赢得了挑战的胜利，战胜了崇山峻岭带来的无数艰难险阻，磨炼出钢铁般的意志。由对山的畏惧到打仗能爬山，由衷热爱井冈山，由缺油少盐、南瓜充饥的窘迫到唱出“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的豪迈歌谣，便是征服自然、自强不息、生存发展的最好体现。
　　井冈山恶劣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当年亲历过井冈山斗争的共产党人的回忆来得到见证。朱良才曾讲：“井冈山的冬天非常寒冷，可我们都还穿着单衣。就拿我来说，因为连续战斗，不论风里雨里，白天黑夜，起来一身，睡下一铺，早已不像样，要补又找不到布，只得挖东墙补西墙——撕了裤腿补裤裆，撕来撕去，结果把一条长裤撕成了短裤。为了时刻准备粉碎敌人的可能进攻，部队冒着严寒加紧训练，天—黑，屋子里就生起火来，大家围着火上课或开会。会后，就在火旁铺起稻草，有秩序地睡下。天亮就起‘床’，到野外跑步、刺枪、劈刀、刺长矛等，身上冒出汗来，把一夜的寒气都赶跑了。在工事里的同志们，就不停地挥动铁镐，这样既加强了工事，又可以不冷。”①红军女宣传员彭儒的叙述，更令人钦佩：“为了在睡觉时抵御严冬的寒气，大家便弄些稻草在地上铺上厚厚的一层，有的同志把稻草装在夹被里，叫‘金丝被’。同志们唱着：‘干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哪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天气实在冷得厉害，盖上‘金丝被’也无法睡得着，就在屋子中间生上一堆火，大家围火而眠。这种艰苦生活，毛党代表、朱军长和我们一样受冻。我们看到毛党代表经常围一床夹被，用一根带子做成斗篷式的围在身上取暖，渡过严寒的冬天。”②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对井冈山斗争时期的艰苦状况可见一斑，正是如此艰苦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
　　(三)井冈山精神产生的人文因素
　　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长期奋斗中形成的。考察井冈山精神的形成因素，不能忽视在井冈山进行艰苦奋斗的群体的阶级属性、民族属性等人文因素。可以这样说，井冈山精神既脱胎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母体，又集中凝聚和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伟大的民族精神。毛泽东曾讲：“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③江泽民也讲：“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各族人民在建设伟大祖国和美好家园、抵御外来侵略和克服艰难险阻的奋斗中，不断培育和发展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精神，最突出的就是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精神。”④他同时也强调：“这个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五干多年来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是中国人民在未来岁月里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强大精神动力。”⑤正是有这样的民族精神，我们的民族才在屡经曲折磨难，甚至几临倾覆厄运的情况下，一次又一次衰而复兴，蹶而复振，转危为安，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历史是一脉相承、延续发展的，传统也具有继承性和沿袭性。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滋润、哺育了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脱胎于民族传统的母体，吮吸着民族传统博大精深、永不枯竭的乳汁。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而地处罗霄山脉中段的湘赣边界的人民，由于长期受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吃苦耐劳、忠厚朴实、乐观豁达的性格特征，显得尤为突出。边界地处偏僻山区，经济落后，人民吃苦耐劳、淳朴忠厚的传统或禀性随处可见，但他们并非任人宰割、逆来顺受的“羔羊”，而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这些在井冈山精神的形成中都得到了继承和体现，对井冈山精神的形成有重要作用。井冈山精神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和民族精神的升华，不仅具有时代的烙印，而且有与之相对应极深厚的文化传统、社会心理基础。井冈山精神没有离开也不可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和近现代发展史的轨迹，它是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民族魂。
　　井冈山精神作为共产党人奋斗的产物，不仅汲取了传统的精华，而且更多地凝聚、体现着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和伟大精神。共产党人的品质，首先表现为信仰的坚定性。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向全世界表明自身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中枢，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无数共产党人不管环境多么艰苦险恶，不管形势多么复杂多变，他们都不曾动摇过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共产党人的品质，其次还表现在奋斗的彻底性上。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每个共产党人都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直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井冈山斗争中，以党的领导人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伟大的人格力量、身先士卒的不朽风范、执著的理想信念感召、鼓舞、激励着艰苦奋斗的井冈山军民，在长期的斗争中培育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中凝聚着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
　　(四)井冈山精神产生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一种精神的产生不是凭空的，而总是在一定理论指导下，在特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存在、发展的理论的指引下，在艰苦的革命实践中精心培育而成的。
　　共产主义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最主要的精神支柱。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凭着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而执著追求，共产主义理想支撑着他们奋斗牺牲。当然，支撑共产党人和红军的不仅有共产主义理想，还有中国政权发生、存在、发展的理论，它是当时党和红军最为直接、最为明确的指导思想，也是当时军民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力量源泉。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是当时关系着中国革命胜利的最根本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并以井冈山斗争为开端，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了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从而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及《反对本本主义》等光辉著作，科学回答了红旗打得多久、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困扰井冈山斗争以至于中国革命极其重大、极其复杂的理论问题，明确了井冈山斗争的方向，展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光辉前景，坚定了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心，鼓舞、激励着党和红军百折不挠、无坚不摧的斗志，为井冈山的斗争以至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也为井冈山精神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井冈山的斗争，就是在这一伟大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作为井冈山斗争产物的井冈山精神，无疑也是这一伟大理论的结晶。
　　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逐步发展、完善并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实践的产物。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前提，革命实践是革命理论的源泉。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的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践的实践。没有这后一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⑥井冈山斗争前后党经历了三次“左”倾错误，付出了无数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得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⑦的重要结论。如果没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践，就不可能产生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革命道路理论，也不可能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英烈用鲜血与生命培育的井冈山精神。
　　① 朱良才：《红军的连队生活》，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36页。
　　② 彭儒：《从湘南到井冈山》，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5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3页。
　　④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99页。
　　⑤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99—400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
　　⑦ 同上书，第3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