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政治的角度讲，西柏坡精神体现了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的精神，它在革命与建设历史上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它促进了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奠定了建设新中国的思想基础，萌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胚芽，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大历史课题。
　　(一) 促进了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
　　我党在西柏坡实现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决战，促进了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周恩来曾说：西柏坡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我们党在这里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标志着中国革命实现了几个重大转变。
　　首先是实现从战争到和平的转变。这个转变不仅仅是指解放战争这场战争，还应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从那时起，中国战争就连绵不断。从外敌入侵看，包括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从国内看，包括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还有军阀混战、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直到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后，革命人民才夺取了战略主动权。革命胜利已成定局，中国即将进入一个和平建设时期。这就是说这个转变结束了109年的战争，实现了半个世纪的和平。所以，从战争状态向和平状态的这个伟大转变发生在西柏坡的意义，是应当充分认识的。
　　再一个转变就是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变。中国革命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长期以来占据农村，现在要进入城市。党的七大开会初期没有谈到城市问题，到后期看到形势发展很快，才把城市问题提到议事日程。在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现在还不谈到城市问题，我们就要犯大错误。此后，中央开始布置城市工作，有了进驻城市的精神准备。既然很快夺取城市，工作重点就不一样。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用极大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学会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方面的斗争。随着这个转变的实现，我们党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接着就是从革命向建设的转变。我们党过去革命28年，搞武装斗争，推翻一个旧世界，现在要建设一个新世界，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也是在西柏坡，毛泽东说，革命胜利了，“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因为连绵不绝的战争使社会经济遭到了极大的毁坏。国家贫穷，民生凋敝。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很重。发展生产事业不能不成为全党首要的中心的工作。所谓“三年五年恢复，八年十年发展”，就是为实现革命向建设的转变而提出的战略构想。
　　这三大转变带有相应性，既是相互联系的，又是同向的。实现这几个转变，为以后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过渡开辟了道路，清扫了环境。前两个转变都顺利实现了，后一个转变不很顺利。新中国建立以后就已经开始搞建设，大规模的全面性的建设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着手。思想上已明确了，但在以后的实践中我们党的认识有反复，犯了严重错误。真正集中力量搞建设，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但从西柏坡开始实现中国革命几个重大转变，为我们今天走着的这条道路打下了基础。
　　(二) 奠定了建设新中国的思想基础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我们党对如何建设新中国进行了一个基础性分析。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对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国情都讲到了，讲得比较清楚。这是党对如何建设新中国的国情最初的比较完整的认识。我们国家的基础比较薄弱，现代工业经济只占10％，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占90％左右。这就是“汪洋大海”。它与古代的经济状况没有多大区别。革命胜利了，我们的任务就是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建设工业国走什么道路，用什么方法?就是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这就是说，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目标设定是搞社会主义。当然，要搞社会主义，我们党的纲领，在一大就很明确的，但直到七大，都还停留在理论上。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到议事日程，则是从西柏坡1948年的9月会议开始的。
　　在九月会议上，毛泽东讲了八个问题，其中讲到要不要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思想是很明确的。在作总结时，他说：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是领导因素。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准备，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刘少奇专门讲了我们国家如何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正因为在1948年9月会议和随后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得比较清楚，所以毛泽东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讲：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就已很明确了。当时没有公开讲，直到1953年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才公开讲。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析是正确的。我国的经济基础比较差，不能像苏联那样夺取政权后，马上搞社会主义，还要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这就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区别于苏联夺取政权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办法。中国通过搞新民主主义，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当时预计搞15年左右，后来提前了，1955年就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其实，现在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尽管如此，但当时目标已经明确了，就是搞社会主义，不能搞资本主义；方法是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再搞社会主义。由此可见，西柏坡时期的探索奠定了建设新中国的思想基础。
　　(三) 萌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思想胚胎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容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从本来的意义讲，它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形成的。但如果要追根溯源，我们认为可以追溯到西柏坡时期，因为在西柏坡时期就有了关于这条道路最初的思想胚胎。
　　比如，“一个中心”。现在我们对历史经验进行全面总结后，认识到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社会主义各项工作的中心、核心或重心。当时不可能有这么一个思想。但有了这个思想的胚胎，认为我们进城后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建设，其他一切工作都要围绕和服务于这个中心，也就是为经济建设让道。尽管在理论上没有提得那么高，而且也不是作为搞社会主义来提出的，但是这个思想的轨迹是清楚的。沿着这个思路发展下去，“一个中心”就是它的必然逻辑。
　　我们今天所说的“四个坚持”的内容，在这里也明确了。邓小平在1979年作这个概括时就说，“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这个“一贯”的起点可以说就在西柏坡。党的领导是不成问题的。社会主义道路、目标，前面已经讲到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就是在九月会议上明确的。毛泽东讲的八条的第三条，明确提出我国的国体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在我国不能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这话很明确。毛泽东说，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的，过去北洋军阀搞议会制，搞到那种状态，不可取。“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臭了。”我们不能走议会制道路，不搞三权鼎立，而是要搞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搞人民代表大会制，搞民主集中制。既然“人民民主专政”概念的正式提出在九月会议，那么它当然就成了这一条的源头。至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七大已经被提出是我们党的指导方针。所以，“四个坚持”的思想在当时就很明确了。新中国建立后，“四个坚持”的思想越来越成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才作出那样明确的概括。
　　改革开放是另一个基本点。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的思想，可以说当时还没有。但如果不拘泥于本意，广义上的改革思想那时还是有的。当时的改革，就是改革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兴利除弊，扫荡一切污泥浊水，实行各种社会改革。这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都谈到了。这是关于改革。再看关于开放，像现在这样的开放意义，开放局面，当时不可能有。但广义上的开放思想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明确了。毛泽东指出，我们愿意同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人做生意，不管是否是资本主义国家，只要有生意可做就做，至少现在有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在同我们打交道，他们可以互相竞争。这就是一种开放意识。这与后来情况不完全一样。对外不闭关锁国，不封闭自己，这一点在西柏坡是明确的。后来造成封闭状态是有各种原因的，包括帝国主义的封锁、苏联撤走专家、以阶级斗争为纲等，逐步从开放意识转变为封闭意识，但在当时还是讲开放的，尽管当时实行“一边倒”的政策，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要往来，还要做生意。这种开放意识与我们现在讲的开放，从思想认识路线上说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①有了这么一个视野，我们就不难发现，西柏坡精神是这两条伟大道路的交汇处和衔接点。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在西柏坡即将走完，这里是最后一站。同时，薄一波提出的“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是最初的原始源头。因此，西柏坡精神作为两条伟大道路的历史转换处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意义是很重大的，它的内涵是值得继续挖掘的。
　　(四)提出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的历史课题
　　在西柏坡时，中国革命即将全面胜利。当执政问题已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提到党中央的议事日程时，共产党人会不会变成李自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革命战争会不会变成另一次农民战争那样一种结局?这是毛泽东等领导人反复考虑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不单纯是指能否巩固胜利，它关系到党选定的社会主义目标能否实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能否走下去。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讲“两个务必”，强调执政党建设就是要使它成为一个政治保证。
　　对于共产党执政的考验一直到今天还存在。在西柏坡时，党提出这个问题是很敏锐的，也是有战略眼光的。毛泽东提出防止“糖衣炮弹”的攻击，向全党敲响了警钟，使党的广大干部比较顺利地闯过了第一关，抵制了资产阶级的腐蚀，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80年代以来，党还面临着新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形势更加严峻。其实，“糖衣炮弹”还仅是一个方面，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来看，更重要的还不是“糖衣炮弹”的考验，而是权力腐蚀，这对党的威胁和危害更大。邓小平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②
　　现在，从基层干部到高级领导干部，凡是蜕化变质了的，都与权力腐蚀有关系。这些人掌握权力后忘乎所以，忘记了权力究竟是谁给的，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两个务必”，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问题，抛到了九霄云外。这些人没有能过执政关、改革开放关、市场经济关，也就是说没有跳出黄炎培讲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现象(尽管它的本意有具体内涵，但人们已在泛义上使用它了。这里也讲的是泛义上的)。这种现象至今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这些人的腐败，不能不引发人们对于党的前途的忧虑。
　　我们党作为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执政党，面临着很多考验，但最基本的是两个：一个是执政的考验，即掌握权力后会不会改变颜色；再一个是，富裕之后，还能不能艰苦奋斗，不断进取，保持一个向上的精神状态；保持过去穷的时候那样一种革命精神，那样一种不断追求新的目标的奋斗精神，乃至整个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新的考验。现在看来，尽管党和国家做了许多努力，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一些地方、一些人富裕了，就挥金如土、花天酒地、骄奢淫侈、拜金主义泛滥，许多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应当有的丑恶现象都滋生起来了。这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朝另一个方向发生的变形或扭曲。所以，党的问题，特别是党的作风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建设艰难垮容易。“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③这实际上是对全党的政治性嘱托。执政关、富裕关，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闯过去，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社会主义的江山照样会得而复失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否万古长青，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能否经受住权力腐蚀和金钱腐蚀，能否牢记“两个务必”，保持好的作风。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0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3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