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路线，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气节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一) 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
　　理想信念，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也是一个政党、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马列主义的科学性和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与先进性，使中国共产党人“实行马列主义，实行共产主义”，并以此作为自己和所有革命者共同的理想信念。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为之奋斗的坚定信念，是共产党人的一切力量来源，也是中国革命精神的灵魂。正是由于坚信革命一定能够胜利，相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因而广大共产党员能够大义凛然，无所畏惧，表现出为理想信念而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革命必胜的信念贯穿于中国革命的整个发展过程，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进的重要精神力量。
　　革命必胜信念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五四运动前后，新旧思想冲突激烈，尊孔复古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实业救国思潮、社会主义思潮等各种社会思潮互相交织。社会主义思潮作为当时的社会思潮之一，之所以能够最终脱颖而出，成为时代之主导潮流，除了当时的时代要求之外，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先进性。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先进的理论，其科学性主要体现在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它给中国共产党人科学揭示自然界和人类历史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工具。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石，是马克思的另一大发现。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成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现实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可行性上。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它以唯物史观为基础，运用阶级斗争分析方法，揭示了人类社会历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为共产党人确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提供了思想依据。百余年来的共产主义运动史表明，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是一门科学的理论，而且具有可行性，法国的巴黎公社、俄国的十月革命都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的、先进的理论，因而当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先进的中国人便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确立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坚定信念。如毛泽东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①并认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
　　革命必胜信念是革命精神的灵魂，贯穿于整个新民主主义过程。当革命处于高潮时，广大共产党人头脑冷静，不忘革命的长远目标；当革命遭受挫折时，他们信念坚定，善于在危难中奋斗，在绝境中奋起。革命初期，中国革命的敌人十分强大。土地革命初期，革命形势时起时落，时局十分严峻。面对挫折和困难，广大共产党人经受住了考验，渡过了一道道难关。其中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者毛泽东、朱德等人就是恪守理想信念、坚持革命到底的典型代表。井冈山斗争期间，悲观失望情绪也曾十分流行，甚至有不少人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对此，毛泽东、朱德等人并没有对革命失去信心，反而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认为“在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样的事情”。②长征时期，红军队伍大量减员，革命形势处于低潮，这个时候广大的红军战士能够不畏艰险，爬雪山、过草地，勇于同强大的敌人和恶劣的环境做斗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那时有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仰，有为全国工农大众翻身解放的迫切追求”，③在这种信仰的支撑下红军完成了战略大转移，来到了抗战前沿。抗战期间，在共同理想信念的召唤下，千百万热血青年不辞千辛万苦，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又从延安奔赴各个抗日战场，用生命和激情奏响了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解放战争后期，当全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时时不忘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并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④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红岩村的革命者之所以能够临危不惧，支撑他们的正是钢铁般的意志和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执著追求。
　　(二)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
　　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是我们党最根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一切工作的准则，是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在我们党内，毛泽东是把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中国化的第一代代表人。早在1930年5月，针对党内一些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指示盲目照搬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作风，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党内第一个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的思想。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⑤毛泽东认为，要真正彻底地纠正本本主义，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向实际情况做调查。因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在这篇重要论著中，毛泽东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科学论断。尽管毛泽东在当时还没有明确提到“实事求是”几个字，但他的实事求是的基本观点，已经在这篇文章中充分地体现出来。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我们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他说：“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⑥毛泽东把是否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提到了党性、党的作风和党员起码应具备的态度的高度。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和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个重要演讲，对实事求是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要求全党都要树立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反对在党内长期存在并对党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许多消极影响的主观主义和党八股，改进党的作风，尤其要改进党的学风，把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与解决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我们党通过这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正式把“实事求是”确立为我们党正确看待和处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与中国民主革命实际运动相互关系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的内涵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它的规定和要求既是我们一切认识的、也是实践的根本原则：实事求是首先是一切科学真理的本质，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和追求真理；实事求是也是实现社会价值的根本保证，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创造并实现为人民服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切价值；“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实事求是的首要特征和唯一途径，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达到实事求是，把握具体的、现实的真理；而检验我们的思想认识和政策决定是否符合真理、是否真正有效，其唯一的标准归根到底在于实践，即历史主体——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⑦实事求是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具体对象、内容和意义，总是在不同的阶段有其中心的议题或主题，随着实践发展而常议常新的。历史经验证明，特别是在重要历史关头和重大思想问题上，是否自觉地坚持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就是能否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及其影响划清界限的标志所在，这是使我们的事业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的根本保证。
　　井冈山斗争期间，毛泽东顶住来自共产国际和党内教条主义的巨大压力，立足中国国情，坚持调查研究，经过艰苦的探索，终于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道路——井冈山道路。这条道路的科学概括，就是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成果。土地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内部一度出现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长征过程中，由于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电台联系中断，以及广大指战员在失败中提高了认识，这种局面开始根本改变。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开端。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在革命危险的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这以后，红军继续发扬实事求是精神，避免决战，保存实力，速战速退，以退为主，保证了长征的胜利。遵义会议虽然在组织和军事上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但是在思想路线上并没有根本触及。红军到达延安后，党中央发起整风运动，开始在思想路线上纠正“左”倾错误。毛泽东先后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矛盾论》、《实践论》、《论新阶段》、《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一系列文章，批判本本主义和主观主义，提出“反对本本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基本任务，为整风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延安精神的精髓，在这一思想路线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特别是结合抗战以来国统区的具体情况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与策略的产物。西柏坡时期，中国历史发生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转变，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结合这一实际，对革命转变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做了讨论，对当时实现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与中国式的建设道路这两条伟大道路的转换，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 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路线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我们党是在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共同战斗中诞生、发展、壮大、成熟起来的。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源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伟大事业，自始至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根本价值观的指引和鼓舞。这一价值观的中心内容和精神实质，可以表述为“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五个字简明通俗，却有着深厚的理论根基和丰富的历史内涵。众所周知它是共产党人的宗旨。“宗旨”就是最高标准、最高原则的意思。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表述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⑧从理论上看，这里所回答的正是一切价值观共有的核心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在价值观中，“为什么人的问题”就是确立价值体系的主体和标准问题：一是价值主体和客观标准，为什么人，就以他们为价值主体，以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为客观的价值标准；二是评价主体和主观标准，为什么人，就要以他们为评价主体，以符合他们的意愿为主观评价的依据。主体和标准问题在一切价值观中都居于统率和决定的地位，其他方面的原则和取向都由此确定。世界上各种对立价值观之间的根本区别，归根到底表现为究竟是为什么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从价值与评价、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高度，明确而完整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它反映了党和党的事业的性质，代表了党的价值观的最高原则。
　　从思想来源看，党的宗旨是凝聚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人生观的精神实质的价值取向。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所创立的，是一套以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为主体，以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理想目标的全新价值观。这一价值观的科学基础，在于以先进的世界观方法论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趋势；而这一价值观所特有的价值取向，它所包含的全部信念、信仰和理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则是自觉无条件地站在历史的主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去争取实现人类自身的彻底解放和美好前途。这是一种达到了与科学历史观相统一的革命价值观。一百多年来，这一价值观以其强大的逻辑力量和高尚的人类情感动员鼓舞了亿万人民，成为改变世界面貌的一个精神源泉。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并结合中国的实际，认清了“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这一历史真理，并把它与党的使命和每个共产党员的人生准则联系在一起，从而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中华民族无数忠诚的儿女聚集在党的旗帜下，坚贞不渝地奉行这一根本价值观，为人民解放和祖国振兴而前赴后继，从而也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辉煌成就的巨大动力和精神保证。
　　井冈山斗争时期的红军来自五湖四海，有正规军武汉警卫团、南昌起义的部队，有安源矿警队和工人纠察队，有醴陵、平江、安福、湖南的农民自卫队或义军，还有井冈山当地的绿林军，共同的理想和党正确的领导把各路人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红军“支部建在连上”，“班有党小组”。健全的党组织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也加强了党走群众路线的信念。在军民关系上，红军有严明的纪律，即使战斗频繁，对老百姓仍然秋毫无犯，而且一有空暇就帮助老百姓挑水、劈柴、栽种、修路、挖井、修房等。“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是红军严明纪律的突出表现。同时，党和红军还特别注意尊重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坚定地走群众路线，赢得了人民的信赖和帮助，人民群众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积极支援红军。1928年7月，红军31团在数万农民的支援下，以一个团的力量把敌人11个团围困在永新城周围达25天之久，有力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父送子、妻送郎当红军的动人场面到处可见。军民团结造就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森严壁垒、众志成城”，即使“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坚定的群众路线是井冈山精神熠熠生辉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是我党的优良的传统和作风。长征途中，尽管战斗十分残酷，环境十分险恶，生活极其困难，红军仍然坚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严格遵守纪律，时时关心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为了赢得民心，赢得群众的支持，红军首先特别重视红军纪律的宣传和执行。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以及李富春等领导人曾亲自检查过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红九军团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要求政治机关负责发动每个连队党组织和所有政工人员“严厉处罚故意以及屡犯纪律的分子以致枪决，迅速改善与群众的关系”。总政治部在布告中也明确告示：“红军是有严格纪律的军队，不拿群众一点东西，借群众的东西要送还，买卖按照市价，如有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每个群众都可到政治部来控告。”与此同时，红军还特别注意团结和帮助沿途的少数民族群众。红军长征有很大一部分的路程行进在少数民族地区。为了赢得少数民族对红军的支持，红军严守革命纪律，并在长征途中发布《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关于对瑶民的口号》、《注意争取彝民的工作》、《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少数民族工作须知》等文告、命令，宣传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民族自治、解决弱小民族”的民族政策，要求广大指战员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红军的少数民族政策得到了各民族同胞的衷心爱戴和支持。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保证了长征的胜利。当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红军是人民自己的部队时，便积极为红军筹款筹粮、搜集情报、救护伤病员、当向导、抬担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支援红军作战，并把自己的亲人送去当红军，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据统计，长征期间，仅在道义参加红军的就有两千多人，在溆浦参加红军的有两千多人，在新化参加红军的有一千多人。其中好多人是少数民族。正是人民群众的支持，使红军指战员始终保持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坚忍不拔、一往无前的艰苦奋斗精神。延安时期，面对抗日战争的新形势和党员人数迅速增多的实际情况，党中央对革命者的思想道德规范提出了更高、更鲜明的要求。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价值观，提出“死有重如泰山，有轻如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的生死观，都是围绕着这一内容展开的。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革命的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人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共产党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为最高标准。为着这个目的，广大共产党员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说，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了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⑨因此，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价值观、人生观的集中体现，是延安精神的本质。在延安的艰苦岁月中，党的领袖和各级领导人，始终保持工农群众的角色，忘我无私，廉洁奉公，处处关心人民群众，与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在根本上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四)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气节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以艰苦奋斗著称于世。伟大的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以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创造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艰苦奋斗成为中华民族值得自豪的民族精神。“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成为众多仁人志士艰苦奋斗的座右铭；夸父追日、精卫填海、铁杵磨针、愚公移山等古代寓言，无一不表达着艰苦奋斗的精神；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都江堰等巨大工程，则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历史见证。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付出前人无法比拟的艰苦努力。与前人相比，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无疑更远大、更崇高，肩负的历史任务无疑更艰巨、更复杂。正因为如此，从党诞生那天起，艰苦奋斗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当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已经在东方地平线上显露的时候，毛泽东就在西柏坡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艰苦奋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其特定的内涵，艰苦奋斗的内涵和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自强不息。这是艰苦奋斗精神的核心所在。自强不息，就是既不屈服于艰难困苦，也不懈怠于富足安逸，始终保持昂扬的精神，奋进的锐气。自强不息，就是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经验和所做出的贡献，而要自找差距，自我加压，始终奋发进取，与时俱进，开拓创新。2．不怕困难。这是艰苦奋斗精神的主要特征。不怕困难，就是要在战术上重视困难，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千方百计寻求克服一切困难的最科学的方法及其途径。不怕困难，就是要在艰难困苦面前始终保持那么一种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拼搏精神，就是要在克服困难的关头始终抱定那么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强信心；就是要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坚定那么一种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意志，就是要在逆境中始终坚持那么一种积极奋起，不消极、不悲观、不沮丧，不断进取，力争有所作为的态度。3．勤奋工作。这是艰苦奋斗精神的重要表现形式。勤奋工作，就是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聚精会神干事业，一心一意谋发展；勤奋工作，就是要不畏艰辛，不辞辛劳，爱岗敬业，扎实肯干，做到咬定青山不放松，一步一个脚印地把振兴中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事业推向前进。4.节俭简朴。这是艰苦奋斗精神的必然选择。节俭简朴，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也是一种工作方式、工作态度。节俭简朴，当然不是指苦行僧式的禁欲之义，而是要在生活上量入为出，适度消费；在工作上以适用为度，不超标准；要珍惜爱护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和自然资源，力争做到物尽其用，不以铺张、排场为荣耀，不以时髦、豪华为追求。
　　在井冈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渡过了难关，迎来了曙光。由于根据地受敌人包围封锁，生活极端困难，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使吃饭成为极大的问题，艰苦情况正如毛泽东所说：“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发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⑩难能可贵的是井冈山根据地军民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领导下，不畏困难，以苦为荣，以非凡的智慧和毅力，想尽一切办法大搞生产自救，用自己的双手解决困难。为了打仗的需要，根据地军民创办了兵工厂、军械所，并自制土地雷和手榴弹、小松树炮。在红军医院里，没有医药就自己采集中草药治病，用竹青碾成粉末消炎；没有医疗设备，就用竹子、木板、白棉布、刀具等物代替。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井冈山还建立了红色圩场，开展红区和白区的经济贸易，许多人借此机会冒着生命危险把根据地急需的食盐、药品、棉花和经费等运进山来。在井冈山的艰苦岁月里，广大军民在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最终战胜了困难，赢得了胜利。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作风，是井冈山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艰苦的长征途中，物质条件非常困难，缺粮少穿是经常的，在这种情况下，红军部队从最高指挥员到普通战土，吃的穿的都一样，彼此帮助，互相团结。抗战期间，尤其是在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以后，由于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反复大规模的扫荡和分割蚕食，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集团频频制造军事摩擦，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因此，根据地经济形势日益恶化，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补给十分困难，“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11)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克服根据地的严重经济困难，是关系到抗日战争能否胜利的关键问题。为了克服严重的财政困难和物质困难，党中央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要求根据地军民共同生产，“各地方政府设法帮助人民，提高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军队实行爱民，人民实行拥军，军民相互帮助，大家努力生产，以求达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目的”。之后，各个根据地相继掀起了群众性的大生产运动。延河畔，宝塔山下，到处都可以看到八路军挥锄开荒的身影。毛泽东亲自开荒种菜，周恩来带头纺线，朱德和战土们一起开荒种地，为大生产运动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而三五九旅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江南，则成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范。大生产运动的开展收到了巨大成效。根据地军民边战斗，边生产，解决了粮食自给问题，减轻了群众负担，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改善了军民生活，密切了党群军民关系，积累了丰富的经济建设经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对此，毛泽东十分自豪，他说：“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我们的军队既不要国民政府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也不要老百姓发饷，完全由军队自己供给；这一个创造，对于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12)大生产运动使中国共产党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精神动力。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在外交上，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坚持独立自主，都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在其他领域的体现。由于国民党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在国统区的合法性，不允许其在国统区公开合法的活动，所以中共在国统区的各级组织，只能深入到群众之中，采取灵活机动的方式，把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公开工作与隐蔽工作相结合，并随时准备对付国民党的政治迫害和突然事变。在这种复杂艰险的环境中，党发扬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不断从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和组织上加强自身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
　　(五) 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中国现代的爱国主义以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为红线，主要表现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其基本内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探索不息，寻求救国真理。鸦片战争以来，多少爱国先哲为拯救中华而不畏艰难、前赴后继地探索和寻求救国真理。但是，都失败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李大钊、毛泽东等革命先驱终于找到了救国的革命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了代表中国社会最先进力量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从此，中华民族的前途开始出现了曙光，饱受内忧外患的中国人民有了新的希望。中华爱国主义者探索寻求救国真理的艰辛历程，反映了现代爱国主义既是近代爱国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又具有了更高层次的升华。
　　2．抗日救亡，争取民族独立。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野蛮侵略战争。面对民族沦亡，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百年来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中国共产党已成为领导抗战的中流砥柱，从而为中华爱国主义注入了崭新的内容：其一，由少数英雄人物的爱国精神，发展到全民抗战的爱国热忱，传统的爱国主义只注重少数名人志士的爱国精神，而忽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情感。这也是一些民族英雄“空怀移山志，无力正乾坤”，甚至功败垂成的悲剧所在。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人民群众作为抗战主体，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从而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从心底唱出了“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时代强音。在日寇入侵之地，到处都出现了母送子，妻送郎，齐心合力打东洋的壮烈场面，凝聚成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奋勇之师，终于陷敌于灭顶之灾。其二，从封闭的爱国意识发展到开放的爱国观念。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长期的闭关锁国，使传统的爱国主义不免带有狭隘封闭的色彩。而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抗战已经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东方的主战场。这就使人们打破了狭隘的眼界，从传统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的利益出发，提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13)既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又积极支持兄弟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事实已经表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既是爱国主义精神的胜利，也是国际主义精神的胜利。其三，从正统的忠君报国行为发展到为人民利益和共产主义理想而战。由于千百年封建礼教的影响，传统的爱国主义被打上了“忠君报国”的烙印。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爱国主义建立在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上，并与共产主义理想融为一体，提出“打败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奋斗目标，领导军队和人民为不当亡国奴的自身利益而战，为拯救民族危亡而战，为争取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战。这就使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有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从而唤起了广大人民的抗战热忱，最后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3．推翻三座大山，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所有的爱国者无不梦寐以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并为之设计了各种各样的道路。然而，地主阶级改革派希望通过求富自强的洋务运动救国，没有成功；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起义虽创建了农民政权，但历经14年而又失败；资产阶级改良派意图通过“维新变法”实行君主立宪，也终成泡影；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不久又被北洋军阀窃夺了革命果实。只有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后，中国革命的面目才为之一新。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第一次解决了如何正确地爱国救国的问题，指明了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奋战，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彻底赶走了侵入中国一个多世纪的帝国主义势力，建立了独立的新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继而又以崭新的雄姿走向社会主义，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辉煌成就，实现了救国强国的百年梦想。历史雄辩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具有中国历史上最先进最伟大的爱国精神和爱国力量，其爱国事业的伟大成就，是对中华爱国主义前所未有的重大贡献。
　　① 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
　　③ 肖克：《发扬红军长征精神，加快中西部开发》，载《中华文化论坛》1996年第1期。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9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3页。
　　⑦ 同上书，第663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
　　(10)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9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0—5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