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学风?毛泽东认为：“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①可见，所谓学风，就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学习西方及苏联的学说和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在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过程中，中国知识界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学风。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生吞活剥，照搬照抄，完全模仿西方和苏联所走的道路；另一种是以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把西方和苏联的革命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不同的学风，对中国革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②。
　　鸦片战争后，为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大业，实现中国的独立自主和繁荣富强，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洪仁玕第一个提出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康有为、梁启超率先尝试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孙中山则主张以暴力革命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最终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这些探索均令人遗憾地失败了。原因固然很多，但只知道照搬西方经验，却忽视了这些经验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民国建立后，难以适应西方体制的中国政治，很快在北洋军阀以武力为后盾的争夺下陷入混乱之中。此时，俄国于1917年爆发了十月革命，同中国一样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北方近邻，一夜之间成为赤色的国度，工农大众翻身做了主人。这一变革，令中国知识界看到了中国走出武力政治黑暗的一线曙光。学习欧美的先进体制，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我们失败了；学习近邻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又没有成功。于是先进的中国人便把目光转向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致信列宁，祝贺俄国革命成功；李大钊撰文宣传布尔什维主义，呼吁中国走俄国革命道路。这些活动，在彷徨中的中国知识界，特别是青年人中引发了“俄国热”。一时间，“列宁几乎受到崇拜，斯大林是最受爱戴的外国领导人，社会主义被视为理所当然是中国未来的社会形式，俄罗斯文学读者最多……”③在这股热潮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创造性成果列宁主义被介绍到中国。
　　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就是中国共产党，她的诞生不仅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而且使中国向西方学习救国救民真理的运动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在向西方特别是苏联学习的过程中，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革命实践中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还是从主观主义的学风出发，对共产国际采取教条主义式的态度，盲目接受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不加分析地生搬硬套，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理论联系实际学风的坚持者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两种选择孰是孰非，通过延安整风大大提高思想认识水平的人们，自然找到了答案。
　　俄国十月革命，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资本主义力量较为薄弱的俄国，率先取得胜利的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其显著特征之一便是依靠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先占领中心城市圣彼得堡，再把革命推向全国，即由中心城市向农村发展的革命道路。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帮助下成立的。因此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不可避免地深刻影响着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最初，中共也像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那样把工作重心放在中心城市，以领导工人运动为主要任务。1922—1923年间，中共先后领导了香港海员、安源路矿、京汉铁路等一系列工人大罢工，罢工虽然多次取得胜利，但最有影响力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却失败了。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意识到，中心城市的敌人力量远远超过革命力量，要想取得革命成功，单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极其困难的。于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共同推动打倒北洋军阀统治的国民大革命。
　　在国共两党的推动下，1924—1927年的国民大革命一度取得很大胜利。但由于共产国际坚持中共进行以城市暴动为中心的革命，并要求中共与国民党无原则地合作，致使国民党右派悍然叛变革命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受到了极大的损失。此时，幼稚的中国共产党人仍然不能清醒地对中国国情进行判断，也不具备摆脱共产国际指示的能力，中共中央仍然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教条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对形势的错误判断，使党内的“左”倾情绪很快发展起来，最终形成了以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错误路线。
　　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情绪，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就表现得十分明显。同年11月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开始形成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他们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革命的性质是不断革命，革命的形势是不断高涨的。从这种认识出发，要求全国各地的党员和少数群众，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虽然这次“左”倾错误给中共力量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在受到党内众多批评后很快纠正了。
　　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间，国民党内蒋介石派系、冯玉祥派系及阎锡山派系间发生大规模混战。这种混乱的政治形势，使中共党内的“左”倾思潮又有了某些发展，形成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他们看不到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看不到革命形势在总体上已趋于低潮，错误地认为革命危机在全国各地同样生长着，要求各地准备起义，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在这种错误决策指导下，他们制定出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把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经常性的工作陷于停顿。“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同样使革命力量遭到不小的损失，受到了党内干部和广大党员的批评、抵制，在党中央统治了不到四个月时间就停止了。
　　“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虽然得以纠正，当时中共中央领导层尚不能从根本上清算和纠正党内自“八七”会议后一直存在着的“左”倾教条主义思想和“城市中心论”主张，再次酿成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
　　王明早年曾留学苏联，与张闻天、秦邦宪(博古)等人是同学，由于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赏识，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取得了党中央领导权。在此后四年中，他们的一整套理论和政策在实际中得到推行和贯彻，再次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危害和损失。他们在政治上继续鼓吹“左”倾革命理论，排斥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组织上奉行宗派主义，以博古等留学苏联回国人员为主，组成中央领导机构，排挤和打击与其意见不一的同志；在军事上反对毛泽东的正确作战方针，盲目地和敌人打正规战、阵地战、消耗战。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过程中，这些错误不仅使中央苏区及其他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数量锐减，而且使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走上了长征之路。直到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第三次“左”倾错误的领导才宣告结束。
　　中国共产党早期出现的这三次“左”倾错误，虽然各有特点，但也有共同之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便是以主观主义的学风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照搬俄国革命经验，幻想中国也能以中心城市暴动的方式，迅速引发全国性革命高潮并夺取最后的胜利。与之相反的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风，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尝试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参加过中共一大，也是中共党早期为数不多的没有留学经历的领导人之一。在中共党的主要领导人将注意力集中于中心城市和工人运动的时候，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却在致力于农村工作和农民运动。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深刻体会到了农村社会对中国的重要性，深刻意识到了迫切要求改变自身地位与经济条件的农民群体中，蕴藏着要求革命以改变旧制度的巨大力量。在工作中，勤于思考的他，渐渐开始怀疑屡屡失败的中心城市暴动道路在中国社会的可行性，多次建议中央领导人给予农民运动以足够的重视，但均未被采纳。
　　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以城市暴动为革命中心的俄式实践受到了沉重打击。在共产党人继续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率先开创了一条与俄国十月革命完全相反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了以攻取中心城市长沙为目标的湘赣边秋收起义。在进攻受挫之后，他改变了原定目标，开始向敌人力量薄弱的乡村进军。毛泽东率领这支部队到达了井冈山地区，在那里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农村政权，把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大力发展农村土地革命和农民游击战争，逐步形成中央根据地的雏形。受井冈山模式的启发，贺龙、周逸群等在湘鄂西创建农村根据地，鄂豫皖、湘鄂赣、闽浙赣及左右江根据地等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到1930年3月，全国已建立了十余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此后，南京国民政府多次调动军队“围剿”中央苏区和其他根据地。各根据地红军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粉碎了国民革命军的多次“围剿”。在“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中，中央苏区、各根据地和工农红军不断得到发展和壮大。
　　在领导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同时，毛泽东在进行中国革命实践尝试中，积极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道路进行探索。1930年前后，他先后写了《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政治、经济等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实际状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初步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城市中心论”的影响，虽然符合中国的实际，却因为与俄国的成功经验相违背，不仅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受到了教条主义者的反对，也没能被大多数党员认可。但这对其后的继续探索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开拓意义。
　　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特别是中共中央迁到延安之后，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是：长征仅保留下来3万红军，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的地下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在地理上又远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短期内无力也不可能对国民党的统治构成威胁。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新形势，如果不适应形势，不参与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心的新的政治组合，仍持续进行内战，就更加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因此，在号召全民抗战的同时，中国革命是继续走苏俄式的道路，还是走符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再一次成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面对的选择。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深入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应该坚持的战略战术。文章指出“围剿”和反“围剿”是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全面分析了如何正确对待战略防御、战略反攻等战略以及运用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战术，在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940年，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应分两步，即先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理论。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并且认为：“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一切党派，一切人们，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这个革命到胜利，谁就会被人民抛弃，成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④
　　毛泽东这些论著的发表，集中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实践中，以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学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最终找到了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即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条革命道路与俄国的成功经验是完全不同的，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建立起适应中国国情的中国革命道路新体系，并非一时的天才灵感，而是在于他始终能够坚持以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注重实际应用，是在实践中长期积累，在理论上独立思考并逐步升华的结果。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以在湖南的农村调查而名闻全党。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对国情深刻了解的论断，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教条主义与本本主义的作风。与此同时，他还带头进行实地调查，并写有《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等材料，以此作为制定适应现实需要政策的依据。
　　中共中央迁到延安后，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在工作之余也坚持深入群众，进行调查⑤。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⑥
　　探索革命道路需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使广大干部群众接受并坚持这条道路同样需要这种学风。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虽然找到了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但由于共产国际的权威地位，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学风及其表现形式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仍然有着不小的影响。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虽然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但仅仅解决了当时较为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并未能在政治和思想上对其进行彻底清算。抗战初期，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仍然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圭臬，为巩固国共合作的局面，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由于其在党内的特殊地位，加之共产国际的至上影响，在党内造成了思想认识上的不少混乱。
　　为帮助广大党员认清中国革命的实际，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认识正确的革命道路，1942年2月初，在毛泽东倡议下，中共中央发起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和党史学习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教育活动，即整风运动中，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被列为第一位。毛泽东还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两篇著作中专门对学风整顿问题做了集中论述。
　　毛泽东肯定了抗战以来党在根据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具体实践中已经取得的进步，指出党内仍然普遍存在着的缺点，即对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缺乏系统的研究；对中国古代史，尤其是近百年史还没有认真研究；在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时，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历史，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还着重批驳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学风，提倡用调查的方法系统地研究周围的状况，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⑦。毛泽东认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延安整风的三大主要任务之一，要求广大干部群众以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中国革命中加以运用，而不要“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条”⑧。
　　1942年2月正式开始的整风运动，在4—8月首先展开的就是学风学习阶段。
　　这一阶段的开始，以4月3日中宣部发出的《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为标志，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解决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为主要任务，以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等22个文件为主要的学习内容。延安各单位先后有万余人参加了学风学习。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展开了学风学习活动。
　　整顿学风的运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马克思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对中国革命道路的不同选择分出了是非。
　　首先，广大干部群众的学习，不是孤立静止地停留在对文件词句的研究上，而是从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批判王明的“左”倾和右倾错误中来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运用学习到的理论来分析现实生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从大量事实中深刻认识教条主义者的主观决策脱离中国实际，给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其次，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实践和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懂得了调查研究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有力武器，是掌握和执行政策，转变工作作风的基本条件，要做到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就必须对周围事物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
　　再次，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要真正扫除主观主义，还必须反对粗枝大叶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
　　更为重要的是，广大干部群众“由于能够掌握了政治思想武器，思想开朗，胸怀开阔，认清斗争方向，掌握斗争方法，看到光明前途，并为此目标而奋斗，自觉地从政治上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而党中央有了一大批能够拥护党的路线政策、独立处理政治、军事问题的干部，更有信心来领导”⑨。
　　整顿学风的意义，归结到一点就是扫清了教条主义学风在党内的影响，坚定了广大干部群众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信念，为中国革命取得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由此可见，反对主观主义的学风，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不仅是延安整风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且是延安精神的实质性内容之一，它在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学风问题不仅关系着中国革命能否取得胜利，而且关系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兴衰成败。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就必须继承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大胆实践中，在同“左”、右两种反马克思主义学风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恢复和发扬了这种优良学风，坚持走自己的路，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找到了改革开放这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国之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也正是继承了这种优良学风，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三次飞跃，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取得了一系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中共党的十六大后，胡锦涛总书记在推动“三个代表”的学习高潮中，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在抗击“非典”的行动中，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在实处，赢得了国内外舆论及广大民众的一致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