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任何新生事物一样，中国共产党也经历了由不成熟到成熟、由模仿而推陈出新的成长过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的确立，即是中国共产党经历挫折与失败，逐渐走向成熟与成功的一个重要表现。
　　无论是从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还是从自身发展规律而言，中国共产党借鉴苏俄十月革命成功经验，“走俄国人的路”③，均是必然的选择。十月革命后，世界掀起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高潮，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争取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实现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新特点。这一点，对于近代以来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欺凌的中国人民来说，感受尤为强烈。从鸦片战争到十月革命，不到八十年的时间里，为寻求民族独立与发展，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不断演绎着努力与失败的轮回悲剧。太平天国的旋起旋落，证明了农民起义不能拯救中国；洋务运动与维新变法的相继失败，暴露了封建王朝无法自救的现实；辛亥革命的失败，以及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的残酷大战，则证明了资本主义并非中国摆脱民族压迫，走向繁荣富强的理想前途。就在此时，苏俄十月革命所昭示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为彷徨中的中国志士指明了方向。“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成为渴望救中华民族于水火的整整一代人的新选择，不仅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国民党也在此时代大潮中“师法俄国”，进行改组。
　　确定了“走俄国人的路”，意味着中国革命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有了前进的方向，但并不意味着中国革命必然成功。正如石仲泉所言：“对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基本原则和十月革命道路的具体表现形式应当加以区别。十月革命道路的基本原则，即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进行革命斗争，推翻反动国家机器，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革命政权，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针。但是就十月革命道路的具体表现形式而言，它先在城市夺取政权，然后在全国夺取政权，这是由俄国的特点决定的，是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的。”④在确立了指导理论与革命方向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人还要面对如何“走俄国人的路”的问题，是照搬照抄，还是依据实际情况，走自己的路?这个看似细节的问题，实际上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成败大局。
　　在中共党史上，就如何“结合”的问题，长期存在着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和奉行本本主义两种倾向的斗争。早在建党初期，一些人就已经注意到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实际的问题。随后，在大革命时期，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进行了积极的可贵的理论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观点。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勇敢地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口号，以他为代表的许多实际工作的领导者努力开拓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本身缺乏经验，由于中国革命是在共产国际和苏共的直接帮助下开展起来的，而共产国际的一些领导人总是习惯于发号施令，并经常把功劳归于自己，错误推给他人，这就使许多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一种迷信，以为苏联革命经验可以无条件适用于各国，共产国际的指示不能有半点违逆。
　　不难理解，作为在十月革命影响下成立的新生事物，尚无革命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开展革命工作时，会更多地仿效苏俄革命模式。同时，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下属支部，中国共产党受以输出苏俄革命模式为主要任务的共产国际领导，这就从体制上决定了中国革命将按照苏俄革命模式开展。革命实践的欠缺、革命理论的不足、共产国际的影响，诸多因素造成中国共产党曾一度将苏俄革命模式教条化，将共产国际的指示教条化，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的损失，甚至濒临失败的边缘。
　　例如在工农关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虽然多次提到工农联盟，但是受到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共产国际指示的左右，在开展革命工作时，将工人运动摆在首位，农民运动放在次席。中共中央书记局总书记陈独秀认为，农民散漫异常，文化十分低落，教育和宣传都难以产生效果，应将全部精力放在工人运动上。国民革命失败后，瞿秋白、李立三领导的中共中央，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指南，错误地判断中国国情与革命形势，提出了片面的“城市中心论”，力图通过工人革命，夺取大城市，实现革命成功，这种脱离客观实际的做法，虽以“左”的面貌出现，但与陈独秀的思维方式如出一辙，致使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受到很大破坏。
　　国民革命的后期，毛泽东等人已经开始认识到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国民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等人即在远离城市的乡村建立根据地，逐渐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路。但是，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支持下，以王明为代表的留俄学生群体归国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者，教条主义开始在全党范围内滋长、蔓延。
　　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重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贯彻共产国际路线。因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米夫以不正常的组织手段控制了会议的进行，不具与会资格的王明不仅得以列席会议，而且在会上发表名为《两条路线底斗争》(后更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长篇大论，宣称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彻底地改造党。在这次会议上，王明被选为中央委员，并进人中央政治局，实际操纵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此后，中共中央提拔了一批拥护共产国际路线的同志到中央领导岗位，并派遣许多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到全国各地去，对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地方党组织进行所谓“改造”。这样，六届四中全会就成为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
　　在《两条路线底斗争》中，王明以“拥护共产国际的正确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反对以李立三为领导的反共产国际的路线”为旗号，系统地阐发了他的“左”倾教条主义观念。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动力只有工农和下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样，都是革命的对象，现阶段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他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进攻路线，先在一省或几省取得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王明坚持“城市中心论”，将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准备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作为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任务。对于红军，王明虽表示重视，但没有认识到敌强我弱形势下红军的作战规律和根据地发展规律，指责党和红军“到1930年冬还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能够真正成为最有保障的革命中心的根据地”。在土地革命问题上，王明提出“坚决打击富农”、“使富农得到较坏的土地”等主张。在组织上，他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的斗争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⑤。
　　《两条路线底斗争》作为“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纲领，经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实际上的批准而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并通过重新改组的各级领导机构贯彻实施，从组织上为教条主义思维方式的存在与蔓延提供了保障；同时，因王明等人在苏联系统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谈话、写作动辄引经据典，显示出相当高的理论素养，从而树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权威的形象，这对于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不深，对中国革命实际了解不够的人来说，具有极大的迷惑作用；此外，王明等人颇受直接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青睐，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与被领导体制下，共产国际的支持就使得王明等人在中国共产党内不仅有理论家的权威，而且还握有实际的领导权，使得一部分本来不赞成或批评王明的人转而赞同并支持他。如上种种因素，造成了“左”倾教条主义倾向未能及时得到纠正，形成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潮流，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内由城市影响到农村革命根据地，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的损失与危害。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全国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随即兴起，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剧烈变动。根据形势发展，以抗日战争为中心，制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战略策略，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向前发展，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当务之急。但是，在“左”倾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影响下，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临时中央依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对立，是国际关系的不变法则，日本侵占东北，接下来又是华北，这是“向反苏战争又前进了一步”；强调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联和反对中国革命的一致性，要求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且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完全脱离了中国实际。
　　从教条出发，对形势的曲解与误读，必然会反映在具体的政策上。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教条主义者犯了“关门主义”错误。他们看不到民族危机引发的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否认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势力的抗日要求，否认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的矛盾与分化，认为，当前形势的特点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中间势力帮助国民党维持它的统治，使群众不去反对与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因而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在革命策略上，教条主义者犯了“冒险主义”错误。他们片面强调国民党政权与苏维埃政权的对立，认为，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地进行着，红军和苏维埃政权能够立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们重新提出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的方针，指令根据地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攻打中心城市；规定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第一等的任务，是用最大的力量去开展城市工人的罢工斗争。在领导城市工人运动时，他们继续采取冒险主义的方针，组织赤色工会，无条件地举行冲厂、罢工、全行业罢工等。
　　“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路线的推行，给国统区党的组织和工作造成巨大损害。从1931年初到1932年底，中共河北省委遭到三次大破坏，1933年更是遭到四次破坏。从1931年4月到1933年7月，中共山东省委遭到五次大破坏，并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从1934年3月到1935年2月，负责领导党在国统区工作、同共产国际联系的临时中央派出机关——上海中央局，遭到六次大破坏，陷入瘫痪状态，并不得不在7月后停止活动⑥。
　　就在教条主义者把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城市工人身上，倾心于城市总同盟罢工的同时，毛泽东等人在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占人口的80%以上，是革命的主力军；从本质上，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他们通过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建立了广阔的革命根据地，并于1931年11月7日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而在局部改变了中国社会性质，并开辟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尽管如此，“左”倾教条主义者“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错误地认为农民不是“革命”的真材实料，不愿意将中共中央迁移到根据地，直到无法继续在城市立足，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才被迫由上海迁到瑞金。不过，教条主义者并没有接受城市革命失败的教训，“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⑦。
　　在城市中心的思维指导下，临时中央不顾根据地的兵力难以对抗国民党政府军的事实，轻率下令各农村根据地的红军向各大城市进攻，不仅未能实现革命的高潮，反而过早暴露了根据地的实力，引发国民党军队连续五次的大规模“围剿”。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军事领导人的指挥下，红军根据敌我实力，以游击战略，扬长抑短，避实击虚，相继取得前三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毛泽东失去军权后，朱德和周恩来按照前三次的经验，也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等过高估计红军实力，照搬军事教科书的做法，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战略，以及“短促出击”的错误战术，和十倍于已的敌人硬拼，造成红军大量伤亡，致使红军伤亡惨重，根据地大片地域丢失，中共力量无法继续在江西、湖南、福建等省的交界地立足，被迫放弃苦心建设数年的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长征二万五千里。在遵义会议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方才保留住革命的星星之火。
　　历史经验证明，不顾中国国情，理论脱离实际，照搬照抄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中国共产党内一些同志从开始就进行抵制。如中共中央主管工人运动工作的刘少奇在1931年至1932年间，根据实际情况多次对冒险主义的方针进行批评，系统地提出了工人运动的策略思想。不过，刘少奇的这些实事求是的主张不仅未被采纳，反而被指责为“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中共河北省委领导李铁夫批评“左”倾空谈和盲动主义，主张抓住群众的迫切要求，通过领导群众进行日常斗争，提高他们的觉悟和斗争意志，但在1934年受到撤职的处分。在革命根据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根据地开拓者因坚持求真务实的正确主张，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排挤与打击，毛泽东被逐渐排挤出重要领导岗位，随即，在福建和江西开展反对“罗明路线”斗争，罗明、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被打成“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受到不公正待遇。
　　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均是资深的革命家，对中国国情了解深入，对马克思主义理解深刻。在国民革命失败后，他们通过实践，总结出农村和城市开展革命工作的经验，在中国共产党内拥有很高的威望。他们被排挤、打击，表明教条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左”倾教条主义者大多曾留学苏联，接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中国共产党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自居，动辄引经据典，马克思主义不离口。“权威”的光环迷惑了一些革命经验不足、理论水平不够的革命同志，造成他们“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⑧。这种自上而下的盲目信从与模仿是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影响全党的思想原因。
　　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王明等人实际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他们通过向各根据地派遣特派员，直接参加苏区的中央局工作，或者另外成立中央分局，拥有了处理各根据地党政军事务的最高权力。而且他们还照搬苏联党内斗争模式，在各根据地普遍建立政治保卫局，开展党内斗争，对敢于抵制“国际路线”者，予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为教条主义的蔓延提供了组织保证。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得中国共产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困难，也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对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路线进行反思。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紧急会议，解决了最迫切的军事路线和中央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领导权，为红军完成战略转移，创建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和发动全民族抗日战争创造了基本条件。不过，教条主义的思想影响依旧存在，如何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迷信中解放出来，清醒认识民族矛盾激化的新形势，正确处理国共合作抗战的新任务，是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最迫切的历史任务。
　　1936年底到1937年夏，毛泽东先后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并就其内容在红军大学(1937年1月改称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做了一系列演讲，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力求在全党范围内确立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和行动准则。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通过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经验，系统阐述了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在这一著作中，毛泽东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探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和特点。他指出，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敌人强大，红军弱小。在此前提下，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应该是：在战略上，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在作战上，当强大的敌人进攻时，一般应实行战略退却，保存实力，准备反攻；在战略反攻中，要慎重初战，战则必胜，并不失时机，连续再战；要集中兵力，以运动战为基本作战形式，力求打歼灭战；实行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战役战术上的速决战等。毛泽东强调：任何一个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必须懂得中国革命的特点和特殊的规律，懂得从这些特点产生出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那些“左”倾教条主义者把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看作与一般战争或与苏联内战相同，机械地照搬一般战争经验和苏联军事指导原则，就不能不招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实践论》着重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面，论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关系，强调实践在认识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彻底批判党内长期存在的以教条主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主观主义，揭露其对中国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提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除此以外，再没有第二个标准。其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矛盾论》全面地论述了作为唯物辩证法最根本法则的对立统一规律。毛泽东指出，很多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不懂得“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对具体事物不作艰苦的认真的调查研究，不懂得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而把一般真理变成纯粹抽象的公式，到处硬套，结果就不能不摔跤。
　　如上三部著作，既从哲学高度概括了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经验，又对“左”倾教条主义思想进行了哲学批判，奠定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石。
　　不过，改造教条主义者的思维方式，在全党范围内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难度之大，远非朝夕之功可完成。抗日战争开始前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宣传和教育工作引经据典蔚然成风。同时，毛泽东的理论文章和小册子，没有得到理论报刊宣传工作负责人的重视，“只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列入临时的策略教育与时事教育之内，只当作中央的一般政策文件看待”，甚至由王明负责的《新华日报》拒绝发表《论持久战》。教条主义思维方式的继续存在，严重危害着中国革命事业。几乎同时，王明在延安再版《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并在再版序言中写道：“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王明认为：“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王明的如上举动实际上是为过去的“左”倾错误辩护。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王明教条地理解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盲目迁就国民党，“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不要独立自主的政策”。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新四军政委项英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未能有效、及时执行中共中央指示，导致“皖南事变”，给新四军造成巨大损失。
　　毛泽东认为，“皖南事变”之所以发生，根源在于有些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不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而是唯苏联和共产国际是从。随后，毛泽东于1941年5月19日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公开批评教条主义者把马列主义当成死的教条，“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只知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言必称希腊”，“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以万古不变的教条吓唬不懂理论的工农干部和青年学生。毛泽东明确提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⑨
　　随后，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针对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的实际状况，明确反对“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提出“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号召加强“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在全党树立立足中国革命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⑩。依据这一决定，党中央和各中央分局及各省委先后设立了调查研究的专门机构。此后，全党从中央机关到地方组织纷纷深入实际，大搞调查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学风，实事求是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突出的优良作风。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成立，从1941年9月10日开始举行党风学习的专题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做主题报告，指出党在很长一段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特别是在苏维埃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提出，要在理论上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实际问题，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在毛泽东等负责人的批评教育下，博古、张闻天等教条主义代表人物逐渐认识到自身的错误，明确表示愿意接受批评。张闻天说：过去的错误，我是最主要的负责人之一。共产国际把我们这些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损失。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还要补课。博古说：我是1932年至1935年错误的主要负责人。过去，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教条来反对人家，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共产国际的。王稼祥分析，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11)。博古、张闻天等领导者思想态度的改变，标志着反对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取得了重大突破。
　　从1942年春天开始，全党进行普遍整风，中心内容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毛泽东吸纳张闻天的意见，将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学风概括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表现形式，并着重论述了什么是理论和理论家的问题。他认为，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知识，但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却以“理论家”的姿态吓唬人。毛泽东指出，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当成僵死的教条，“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真正的理论家“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12)。毛泽东强调：“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我们反对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必须攻破教条主义的主观性和片面性。”(13)
　　整风运动破除了中国共产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解放了思想，在全党氛围内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