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指挥枪”，也就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这是中国革命长期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能否坚持这一原则，不仅关系着党的生存和发展，而且直接影响着中国革命的进程，是革命能否成功的保证。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完善了这一原则，保证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
　　1840年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呈现出很多既不同于原有封建专制制度，又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政治上，封建统治势力为维护自身利益，与在华列强势力勾结起来共同压迫人民大众；经济上，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封建势力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发展得十分缓慢，在全国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大；文化上，随着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不断传入，出现了一批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宣传近代西方先进的思想与文化观念，但由于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封建文化仍有很大的市场。
　　近代中国社会的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所具有的特点。首先，本国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决定了中国革命不仅是要反对本国的封建势力，而且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其次，民族资本主义的不发达，民族资产阶级的弱小和封建势力的强大，决定了中国革命不可能走西方的议会道路，只能进行武装斗争；最后，本国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的相互联合，使得中国革命的对手十分强大，使中国革命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态势。因此，中国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只能建立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进行武装斗争。
　　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正是从中国近代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及早期的革命实践中，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并牢牢掌握领导权的重要性。这种认识是在大革命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才得到的。
　　大革命的失败和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使广大共产党人认识到，党取得革命胜利，不仅要争取革命的领导权，而且要掌握对革命武装的绝对领导权，即要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此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武装推翻国民党的总方针，领导了南昌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建立了自己的军队。由于此前党在叶挺独立团中是以团为单位组建党的支部，使党并不能掌握广大士兵，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所以迅速失利，也与之关系莫大，因此，当有了自己的军队后，如何将其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就成为党所面对的一个新问题。
　　在探索和解决这个新问题的过程中，毛泽东等人做出了重要贡献。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就指出要建立一支与旧式武装不同的农民武装。在秋收起义后进攻中心城市长沙失利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做出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决定。
　　在进军途中，毛泽东在江西永新县的三湾对秋收起义的余部进行了整编，把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并开始在这支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首次决定把共产党支部建在连上。规定在班、排设立党小组，连以上设立党代表，营、团以上设立党委，全军由共产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指挥。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的重要内容之一。“三湾改编”开始确立了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保证了工农革命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从政治上、组织上初步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使工农革命军成为执行共产党的革命政治任务的可靠力量。
　　毛泽东的成功经验被推广到后来的红军建设之中，最终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在领导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非常重视军队中党组织的作用。他指出：“党的组织，现在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斗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⑩由于战斗激烈，下级干部死伤过多，只能以俘虏过来的敌人充任。在这种情况下，由军事指挥者兼做政治工作显然不够。因此，毛泽东强调加强红军党代表的制度。他指出：“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11)当时的党代表，担负着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和党的支部书记等职责，在政治上起到了军事指挥者所起不到的作用。“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红军中党员的比例有很大提高，“现在红军党员和非党员约为一与三之比，即平均四个人中有一个党员。最近决定在战斗兵中发展党员数量，达到党员非党员各半的目的”。
　　在井冈山时期创造的以支部建在连上为核心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在各个苏区根据地的红军逐渐普遍实行，使工农红军的面貌发生了不少的变化，战斗力大大增强。
　　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团结抗日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为顺应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逐步改变策略，暂时放弃武装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呼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1936年12月12日，希望结束内战、一致抗日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著名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及其随行官员。随后，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共同努力下，蒋介石被迫放弃内战政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
　　随后，国共双方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展开谈判。谈判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怎样改编红军。蒋介石提出了各种方案，想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国共两党顺应历史潮流，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在这次合作中，中国共产党吸取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教训，始终坚持了“党指挥枪”和独立自主的原则，从而有效地保证了党的组织体系和管辖区域的独立性。在红军进行改编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保证了党对改编之后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权。
　　在红军改编之前的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为保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专门做出规定：在师以上及独立行动之部队，组织军政委员会作为党的秘密组织，以指导全部的军事和政治工作，并向上级军政委员会或中央负责。军政委员会由该部的首长及其副者和政治部主任等5人组成。其名单和书记均由上级军政委员会或中央指定与批准；师团两级及总部和师的直属队，组织党的委员会，完全经过自下而上的民主方式选出，师的由9～11人组成之，团的由7～9人组织之。各级党委会互推3～5人组织常务委员会；旅营两级由军政主要干部，组织特别小组；连队的党的支部，是党在部队中的基本组织，支委会由党员大会选举5～7人组成之，其分工为支书、副书记、组织、宣传、民运、青年等委员。《决定》还规定红军改编之后仍为团师以上之组织。师以上设政治部，团设政治处，各级政治机关在上级政治机关和同级军政委员会指导之下工作(12)。
　　同时，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也做出决定，要求健全和加强红军中党的组织及其作用，党的组织应该成为部队全部生活决定的骨干，成为一切政治工作的支持与依靠，而政治机关也要始终保持其为党的工作机关的特点(13)。
　　1937年8月在陕西省洛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强调指出，在统一战线中，中共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对国民党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时刻不忘蒋介石想通过抗战消灭和削弱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必须保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为此，会议决定进一步扩大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林彪、贺龙、张浩、刘伯承、徐向前11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
　　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后，为统一并加强前后方部队政治工作的领导，贯通前后方的联系，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的总政治部，负责统一领导八路军和留守各部队医院、学校及边区各地区部队、全国各游击部队的政治工作。
　　此外，中共中央还决定恢复了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红军改编时，在国民党的压力下，八路军被迫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部队的政治工作一度受到削弱。改编后不久，八路军主要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和任弼时致电中共中央，反映改编后政治工作人员的地位和职权降低，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建议恢复党代表制度和政治部，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同意。于是朱德、彭德怀等根据中央的命令，恢复军队中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独立营和团以上设立政治委员；各师、团的政训处改为政治部和政治处，旅设政治处，由政治委员兼任主任。
　　在从制度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同时，毛泽东等人还同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思想倾向进行了坚决斗争。
　　1937年11月底，时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回国。在年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次年初，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又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的主张，提出“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的主张，受到了毛泽东等人的强烈批评。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不仅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而且提出了“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等坚持独立自主和“党指挥枪”的原则的具体措施。在另一篇文章中，毛泽东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因此，“为了胜利地进行今天的抗日战争，扩大和巩固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我党所领导的游击队，是非常重要的。在此原则下，党应派遣最好的和足够数量的党员和干部上前线。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组织任务必须服从于政治任务”(14)。在毛泽东等人的坚持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抵制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主张。
　　这次会议后，毛泽东多次强调坚持“党指挥枪”原则的重要性。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说：“十八年来，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
　　在党内统一对“党指挥枪”原则重要性的认识同时，中共坚持这一原则，在同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斗争时毫不退让。
　　在国共两党进行合作抗日的过程中，两党之间的摩擦也不断上升，甚至发生武装冲突。1941年初发生的“皖南事变”，是国共两次武装冲突中最为严重的事件。在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围攻下，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九千余人经过七天七夜的浴血奋战，除了两千余人突围之外，大部分被杀或被俘。军长叶挺在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突围后被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中牺牲。在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并取消新四军番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继续保证党对这支部队的绝对领导权。
　　1941—1942年间，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抗战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中共中央采取了多项措施渡过难关，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建立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体制，这也体现了“党指挥枪”的原则。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因此据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取消各地党政军委员会。”同时决定由分局、区党委、地委的书记兼任军区、分区(师或旅)政治委员，另设副书记，管理党务工作。军队中原来的军政委员会及政治部，成为同级党委(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的一个部门(15)。这就从制度上进一步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的选择，国共双方都为这次决战进行着准备。中国共产党采取的重要举措之一，便是在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继续坚持和加强了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45年8月23日，成立了以毛泽东、周恩来等12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军委下设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由彭德怀兼任总参谋长，刘少奇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其次，为避免军队里单纯的首长制带来的一些缺点，决定组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作战、工作、政策等方面的问题，除在紧急情况下由首长决定外，应由军队中各级党委会进行讨论后决定。再次，要求野战军连队中党员比例达到30%～40%，后方部队为20%，为此加强了连队党员的发展工作，开展火线入党活动。
　　中国共产党不仅从自身建设着手，加强了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且在同国民党进行和平斗争时也坚持了“党指挥枪”的原则。
　　战后，面对社会各界的和平呼声，为了赢得政治上的主动和备战时间，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想借机使共产党放弃地盘，交出军队。经过艰苦的谈判，双方虽然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在军队和政权问题上却未达成共识。
　　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期间未能达到迫使中共交出军队的目的，便在1946年1月召开的政协会议上，提出了先实现“军队国家化”，再进行“政治民主化”的方案，中国共产党则针锋相对地表达了先“政治民主化”，再“军队国家化”的强硬立场。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使国民党的阴谋不能得逞，为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提供了军事上的保证。
　　上述种种事实证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具有重大的意义。
　　首先，“党指挥枪”的原则，为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保障。由于始终坚持了这一原则并建立了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党才能够与国内外反动势力进行斗争，才能够挫败国民党的种种阴谋，避免重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覆辙，党才得到生存和发展。
　　其次，“党指挥枪”的原则，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条件。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国共产党坚持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分不开的，而党之所以能够坚持领导权，也是由于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做保证的。抗战中，虽然国共两党发生了“皖南事变”那样的严重冲突，国共关系一度十分紧张，但由于中共掌握着一支可靠的武装力量，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同时继续坚持抗战，终于避免了国共关系的破裂，使得抗日战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最后，“党指挥枪”的原则，还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重要保证。抗战胜利后，面对全国人民的和平呼声及国民党的和平攻势，中共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既向全国人民表明了自己的和平诚意，又不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从而在和平斗争和国共内战中都取得了胜利，这些胜利使中国人民最终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