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实际上形成三个政权、三种社会并存的局面，即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及所辖各根据地区域，国民政府统治的大西南地区，日伪统治的“满洲国”及华北、华中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政权名义上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事实上在政权建设、人事组织、经济建设、军事战略等方面均是独立自主的。众多与国民党政权不同的新特点、新面貌令这片火红的土地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一个崭新社会的雏形已悄然诞生。
　　20世纪30年代末，延安只有三万七八千余人口。其中，三万人是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各机关、学校的干部，散居在延安及其郊区；市区居民约有七千左右，大部分居住在城南。中共及其领导下的边区政府，在延安建立起了党政双轨、各自垂直的行政管理体系，三万余名干部分属各自的单位，是“公家人”，均有自己的“伙食单位”，过着一种以供给制为特征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
　　1937年后，大批知识青年仰慕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而投奔延安，形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一道奇观。为了安置这些青年，边区在延安创办了十余所学校，这些学校的规模与数量都远远超过了江西瑞金时期，延安几乎成了一座学校城。延安的社会特征显然不同于国统区下的任何一座城市。当时，丁玲曾将其对陕甘宁边区的印象告诉毛泽东，说这里就是一个有别于国民党统治的“小朝廷”，毛泽东对之说法“很感兴趣”①。当然，所谓“小朝廷”并不是指“封建割据”和“国中之国”，而是就其社会性质及气氛而言的。
　　与国民党政权相比，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政权的形象最引人注目者有两点：一是民主，二为清廉。
　　选举是民主的主要标志。国民党政权借口民众民主素质低下，迟迟不给人民选举、监督、罢免政府的权利，一再推迟实施宪政；共产党则做出极大的努力，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地进行宣传，千方百计唤起基层民众的政治热情，提高他们的民主觉悟，鼓励他们积极参加选举。
　　各种适合基层民众文化水平的选举方法的采用，进一步保证了人民选举的真实有效。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晋察冀边区民主大选，参加区选的选民，占全部选民的80%以上；参加县选的选民，占全部选民的86.3%；参加边区参议会选举的选民，占全部选民的91.1%。中心区的阜平、平山，参加选举的选民，占选民总数的98%，有的区村达到100%。就是在游击区的县份，进行秘密选举，参加选举的人数一般也占70%以上②。在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地选举出自己信任的各级政权人员后，人民还享有对政权工作人员监督、罢免的权利。
　　民主也体现在政权的开放性和代表的广泛性上。
　　不可否认，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做出了“开放政治”的姿态：允许共产党等抗日党派参加抗战；成立了最高咨询机关国民参政会，共商国事；在政府的一般性机关，任用少量非国民党人士。但是，它始终不承认其他党派的合法、平等地位，中枢领导机构完全由国民党独占，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根本无法参与政权建设和大政方针的决策，国民党实行的“党国”体制与战前相比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抗日民主政权则尽最大努力扩大代表性，增进广泛性。抗战前，苏维埃政权以工农兵为主体，参加的阶级、阶层不广大。而抗日民主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它是在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形势下建立的，具有空前广泛的代表性。它包括了一切赞成抗日民主、不投降、不反共的阶级、党派、团体和个人。就阶级来说，既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也有地主、资产阶级；就政党来说，既有共产党，又有国民党，还有无党派人士。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次民主选举中，据吴堡、华池、新正、赤水、淳耀、同宜耀6县的统计，乡政府委员中，工人6名，占0.61%；雇农50名，占5.13%；佃农33名，占3.39%；贫农627名，占64.37%；中农220名，占22.59%；富农29名，占2.98%；地主5名，占0.51%；商人2名，占0.21%；绅士2名，占0.21%③。
　　为了确保政权代表的广泛性，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指示中，明确规定了“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1940年晋察冀边区民主大选，5个专区19个县，924个县议员中，共产党员占55.3%，进步分子占26.1%，中间分子占18.5%，有些县份差不多完全达到了“三三制”比例的要求④。
　　根据地的民主实践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即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当时国民党实行的一党专政正是中共所领导的民主运动的批评对象。邓子恢在路东临时参议会上明确表示：“我们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同时也不主张共产党一党专政。”⑤那么，共产党对根据地的领导权是如何实现的呢?对此，毛泽东有精辟的论述：“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⑥
　　根据地政权工作人员作风的民主更为直观和感性。他们摒弃了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主动走到群众中去，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任何决策必须先根据人民的意志和需要做出，然后再拿到老百姓中去执行。比如陕甘宁边区的两项重大决策——变工队和民办小学，都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
　　在晋察冀边区，所有困难问题的解决，所有优良的措施与方法，都是利用民主的方式，开会讨论的结果。会议制度是晋察冀边区政权工作重要的领导方式之一，它奠定了民主政治的运作基础。在县里，每个月有一次县政会议，每半个月有县政工作内部的县务会议。每月还有一次政民联席会议，是政权机关和民众团体讨论政民联系配合工作的会议。由于工作上的需要，还可随时召开军政民联席会议。县对区的会议领导每月有区长联席会，每两个月轮流召开区助理员联席会。一个村公所，一个区政府，一个县政府以至专员公署就是一级一级的小型行政委员会的组织。在行政委员会中有它本身的例会，有定期的专员联席会。
　　在会议制度、汇报制度之外，晋察冀边区还进一步建立了工作巡视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不仅使每个法令、每种工作的贯彻得到有效的监督和保证，每一级的同志还可以更具体地了解实际工作情形，不致使理论与实践脱节。这种制度推动了工作更快更深入的开展，使边区的行政机构形成了一个上下贯通、如脑使手般灵活的有机体。
　　因此，晋察冀的任何一种工作，交纳公粮、募集公债、动员武装、区村民选……随便哪一种工作的进行，是没有单凭一纸公文或一道命令的，都是要在进行之前先经过周密、深入而广泛的政治动员。所以，每一桩工作总能按时甚至提前完成。民主的作风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工作效率。
　　通过各根据地政权在民主政治方面的诸种举措，中国共产党向人民表达了自己对民意的理解，显示了建设一种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诚意。由于有这样的诚意，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各抗日根据地得到各抗日阶级、阶层的热烈拥护，而且影响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各民主党派和抗日阶层。邹韬奋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参观后，写信给陈毅说：“过去十年来从事民主运动，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⑦
　　毛泽东在讲到抗日根据地与国统区的区别时说：“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⑧廉洁政府是根据地政权的一大突出特色。
　　抗日根据地政权的工作人员严格实行最低薪金制度。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人员，上至边区主席，下至乡长，每月津贴只有1元5角到5元。边区政府还严禁贪污，规定贪污500元以上的，就要被处死刑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边区政府主席每月生活费只有18元，各县行政工作人员生活费普遍为10元左右，一切个人的应酬、膳食、衣服均由自备，许多廉洁的县长还把节约下来的一部分捐给抗日事业和群众团体⑩。一般说来，老百姓比党政工作人员生活要好得多。工作人员还种粮、种菜、打柴、养鸡、羊、织毛衣，以生产收入来减轻公家负担。1941年4月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有些绅士经过我们县长几次‘说情婉拒’，‘进贿峻拒’之后而感叹起来(如陇东)。有些劳动人民见我们生活太苦，说：‘你们如何不派点款，难道你们最低生活我们都不能负担吗?’(如绥德)有些外来参观者，实地看见了这些情况，才恍然说：‘天下竟有这样的官!’”(11)真正人民公仆的风范在各抗日根据地表现得淋漓尽致。
　　抗战时期，在经济领域，各根据地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它引起农村土地关系和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化。
　　新的政策实行以后，出现了土地所有权变动的新趋势，土地由原来的向地主和旧式富农集中转变为向广大农民分散。据晋察冀边区巩固区内45村调查，抗战前地主占有土地总数的16.43%，到1942年就下降为10.17%，减少了其土地的38%左右。而在同时期内，中农及其他贫苦农民的土地则由61.79%上升为69.26%，加上富农占有的19.56%的土地，整个农民的土地已接近90%，其中中农的土地占总数的近50%(12)。
　　土地关系的变化，导致农村阶级结构的变化。一方面是封建地主阶级所占比重下降，另一方面是中农及贫苦农民随经济状况变化人数下降而阶级地位上升。同样是据晋察冀边区巩固区内45村调查，1937年到1942年，农村各阶级户数比率的变化是：地主由2.42%下降为1.91%，旧式富农由5.91%降为5.80%，贫农、雇农则由47.53%减到40.95%，唯有中农由35.42%上升为44.31%。农村人口比率的变化是：地主由3.61%降为2.51%，旧式富农由8.45%降为7.88%，贫农、雇农由40.53%降为36.35%，中农则由40.57%上升为47.47%(13)。
　　各根据地不仅仅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几千年的等级观念也受到冲击。普通劳动人民得到应有的尊重。“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句话在各根据地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英雄模范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劳动成为无上光荣的事情，成为国统区从未见过的新鲜事。
　　吴满有是陕甘宁边区家喻户晓的劳动英雄。他原籍横山，1928年逃难到延安柳林区二乡吴家枣园务农，仍难以为生，曾卖过女儿。1935年5月，共产党在陕北闹革命，吴满有分得了70多垧荒山，从此开始了他的新生活。吴满有吃苦耐劳，起早贪黑，把40多垧荒山变成了熟地；他又善于经营，不违农时，勤除草，积肥上粪，精耕细作，收成时，人家每垧收粮5斗，他收6斗。到1938年，他就已经有了2头牛，1匹马、50只羊，雇了一个拦羊娃，成了凭自己双手劳动致富的新农民。1942年，吴满有的牲口增加到牛5头、马2匹、驴1头、羊200只，雇了1个长工、1个拦羊娃和半个拦牛娃，种了77垧地，收获了42石粮。吴满有致富不忘革命的好处，不忘共产党的恩情，积极缴纳公粮。1942年，他收小麦12石，粗粮18石，却交了14.3石公粮，1000斤公草，665元公盐代金，买了155元公债。他本身是抗属，不要公家的优待，自己却当上了乡的优抗主任，对本乡的抗属照顾得十分周到。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中央局高干会的报告中说：“延安的吴满有、卯克呼，甘泉的杜发福，都是经过第一次农展会奖励过的，他们现在都成了很好的富农，缴公粮均在5担(每担300斤)以上，并在农村中推动了其他农户发展生产。”(14)经毛泽东的肯定和倡导，边区开展了学习吴满有的运动。
　　1943年1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开展吴满有运动》的社论，明确指出：“吴满有这种响应政府号召，努力生产、周密计划的精神，是值得大家学习的，他的方向，就是今年边区全体农民的方向。”社论还具体介绍了“吴满有方向”的内容是：肯劳动、会经营、会计划、公民模范。
　　表彰了吴满有，提倡“吴满有方向”后，陕甘宁边区又表彰了移民劳动英雄马丕恩、马杏儿父女。1942年9月，在工人中又开展“赵占魁运动”，学习模范工人赵占魁。
　　1943年，陕甘宁边区掀起大生产运动高潮。在生产大竞赛中，涌现出大批的劳动英雄，他们成了领导生产，领导开展各项政治运动的“群众领袖”，起到了“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劳动英雄运动还推广到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人人都可以争当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并由个人发展成为英雄集体。如模范合作社延安南区合作社，模范的劳动合作组织吴家枣园式的变工、白塬村式的变工、马家沟式的变工等。
　　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16日，陕甘宁边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著名的农业劳动英雄吴满有、刘玉厚、张振财、贺保元，工业劳动英雄赵占魁，部队劳动英雄李位，机关劳动英雄黄立德，合作社劳动英雄刘建章，劳动英雄、模范共产党员申长林，移民劳动英雄冯云鹏，妇女劳动英雄郭风英、张芝兰等185名劳动英雄出席大会。边区群众3万人参加了大会的揭幕式。一些劳动英雄还获得数目不等的奖励。11月29日，毛泽东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把全体劳动英雄请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设盛宴招待。
　　1944年，劳动英雄运动从农村、工厂、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运动发展到文化、政治、军事及其他各项建设事业，全面开花。虽然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条件和标准更高了，但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数量不减，并由一个或几个劳动英雄，带动出一批模范村、模范乡、模范班、排、连和机关学校中的模范单位。
　　1944年12月22日至1945年1月14日，边区召开了“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大家称之为“群英会”。476名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出席了大会。会议的重点是交流经验。分为农业、工业、运输合作、纺织、部队、机关学校、财政、金融贸易、司法、保安、文教及其他等11个组，分别交流经验和典型介绍。
　　在晋察冀边区，1944年2月10日至14日，党政军民联合在阜平召开了第一届群英大会。北岳区战斗英雄、模范共104人，因一部分还在医院养伤，实际到会者70余人。冀中、冀东和平北根据地因尚被敌人分割，交通不便，未能选派英雄模范到会。大会期间，战斗英雄、战斗模范交流了在1943年反“扫荡”中的英雄事迹和战斗经验。李勇、邓世军、戎冠秀受到特别的表彰。3月8日，边区抗联会召开了“三八”妇女劳动节扩大纪念会议，表彰了模范妇女干部张树凤等十余人。3月31日至4月7日，又举行边区各界模范妇女大会，表彰了北岳区各地新发现的50名妇女模范干部和妇女劳动英雄。
　　1944年12月20日至1945年1月30日，晋察冀边区盛况空前的第二届群英大会在阜平县史家寨村隆重举行。除冀热辽区因反“扫荡”未能派英模代表出席外，冀中区、冀晋区、冀察区的代表均按时到会，到会的英雄模范和参观者389人，各区干部200人，边区级干部52人，列席的175人，总计参加会议的共有816人。大会期间，张瑞、寇善卿、王致和、陈福全等70余位英模代表发言介绍了战斗、生产、文教卫生、拥军等各方面的事迹和经验。
　　劳动英雄模范运动，也可折射出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方向。
　　各抗日根据地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从经济成分构成来看，主要有由政府或机关、学校、部队经营的公营经济；建立在私有制上面的集体活动的合作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同时，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还部分留存有地主、富农的封建经济。
　　陕甘宁边区在提倡学习吴满有时，就有人认为，不能把富农方向(吴满有方向)作为全体农民的发展方向。这实际上是边区经济政策上存在着的“左”的错误，即怕发展生产，怕富，尤其怕成为富农，发展资本主义。针对这一点，《解放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指出：“吴满有是新民主主义政权下一种新型的富农，他与旧式的富农，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吴满有最近时期的经济“是建立在自己劳动与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的”，其雇佣劳动的部分，是有剥削存在的，吴满有式的经济发展是资本主义性的发展。然而，现时我们是处在民主革命阶段，民主革命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和封建的压迫剥削，就是为了扫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而边区正是因为经过了反封建革命，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所以才有吴满有式的富农经济的发展。这种富农经济虽然是剥削雇佣劳动的，但比之未经土地分配区域的地主经济，却是进了一步；比起未经减租减息区域的地主经济，更是一个进步。因此，“吴满有式的这类经济的发展，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内容的一个方面”(15)。
　　延安南区合作社冲破了合作社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束缚，把合作事业发展到人民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不斤斤计较合作社本身的利益，尽量将赢利分给社员；不限制股份的红利，一律照股分红；有入股的自由，又有退股的自由；也不限制社员的资格，各阶层人民、机关团体都可以加入。南区合作社贯彻面向群众，替人民谋利益的方向，根据人民的意见来改善合作社的组织和管理，为群众所爱戴；又实行“公私两利”的方针，做沟通政府与人民经济的桥梁。总之，延安南区合作社的道路代表了合作社事业的发展方向。
　　在旧社会，劳动人民被看作“下等人”；在延安及其他的抗日根据地，劳动人民成了社会的主人，劳动英雄是新时代的“状元”，受到尊敬和爱戴。在群英会上，他们的肖像同共产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肖像一起挂到了主席台上。“劳动者卑贱”、“穷是命里注定的”，这种封建残余思想在根据地已被肃清，“劳动光荣”、“劳动者致富”展现出根据地特有的新民主主义的新观念和社会新风尚。在这一时期，除了对毛泽东已有了习惯的“毛主席”称呼外，其他的中央领导都可以被赢呼为“同志”，一般较少用官职与其名字相联系的。
　　当然，各根据地对社会风习的移易并不限于此。改造懒汉活动，是各根据地为提高全民素质、提升道德水准、促进社会习俗改变的一个重要工作。
　　懒汉(俗称“二流子”)现象是当时普遍存在的社会恶俗。1937年前，仅延安市就有五百多名“二流子”，占总人口的16%。太行区的“榆社十个村的统计，有懒汉七十人，涉县八个村的统计，有懒汉一百三十二人，和西全县懒汉一百二十八人，辽西九十三人”。这些人或因穷苦而潦倒；或因家财败尽而浪荡；或原为干部，“特殊惯了，逐渐变成懒汉”(16)。他们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挑拨离间、宣传迷信、敲诈钱财、赌博吸毒、不务正业，成为一大社会问题。
　　从1937年起，陕甘宁边区就开始了对懒汉的改造，主要办法是群众性的说服教育和监督。区乡干部对本地及职权范围内的懒汉分片包干，同时，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来教育监督：经济部门下达生产任务；政治部门负责日常的说服教育；文化教育部门施以科学文化、医药卫生、劳动观点、生产知识的教育；文艺部门编排改造懒汉的剧目等等。到1944年，边区改造懒汉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90%的懒汉被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且涌现出不少劳动英雄。
　　参照陕甘宁边区的经验，华北各根据地随后也在生产运动中注重解决懒汉的问题。如晋察冀边区提出了“没有一个懒汉”的口号(17)，以照顾其生活、在村中公开批评、促进其加入互助组等办法，使本区的流氓地痞、巫婆神汉“大量的减少”(18)。太行区采取了以劳动英雄帮带懒汉、将懒汉纳入互助组、检查和奖罚并重等措施，用动员和强制相结合的方法督促改造了一批懒汉。据统计，左权、襄垣、武乡、邢西四县仅1945年就将原有的708名懒汉改造了495名。黎城霍家窑村在1943年减租之前有懒汉21人，流氓11人，巫婆2人，经过几年改造后，懒汉、流氓及巫婆都没有了(19)。涉县索堡村、岭底村、台华等村还将懒汉编成生产队，在开荒生产中改造他们，效果很好。
　　妇女观念的变化与地位的提高，也是各根据地一个显著的社会变化。
　　华北各根据地先后制定了婚姻条例和法规，如晋西北根据地颁布的《婚姻暂行条例》(1941年4月)、《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1941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1942年1月)和《山东省婚姻暂行条例》(1945年3月)等；山东省还于1945年3月颁布了《山东省女子继承暂行条例》。利用法律对传统道德伦理观念进行变革，对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婚姻自主、妇女财产继承权和婚姻自由的基本精神的确立与强制执行，都较大地改变了传统婚姻制度和人际关系，对根据地区域传统的社会与家庭、男女关系与地位都产生了巨大冲击。
　　在延安，女青年感受着与国统区完全不同的气氛，最令人振奋的是人与人之间一种同志式的平等精神。特别是从中小城镇来的女同志，更是觉得“卸掉了束缚在身上的枷锁，分外感到自由”。一首流传在延安的歌曲真实地反映了当年她们的感受：
　　冰河，在春天里解冻，
　　万物，在春天里复生，
　　全世界被压迫的妇女，在“三八”发出自由的吼声……
　　从此，我们……我们定要……打碎这锁人的牢笼!(20)
　　具有平等和尊重妇女意义的新称谓词如“爱人”等，在各区域内被推广开来。在延安和一些根据地的首府，男女青年的交往是自由的，十月革命后苏联柯伦泰夫人的“杯水主义”一度流行，一些重要干部也率先“与传统作彻底决裂”，上行下效，“打游击”和“革命的恋爱”成为新生活的一项标记(21)。在晋冀鲁豫和晋察冀边区的一些县，原来的男人先吃饭、妇女后吃饭，男人吃干、女人喝汤等不良习惯也受到了冲击。据调查，冀东山区农村女人缠足的习惯，只是在抗日民主政权的推动之下才被彻底破除的。1942年，武乡县妇救会在全县开展了一次争取婚姻自主，特别是“寡妇再嫁”的活动，使数以百计的寡妇摆脱了旧有道德与礼俗的束缚，达到了再婚的目的(22)。据晋察冀边区的易县司法科统计，从1940年11月到1941年2月中旬三个半月间，“离婚案件总共十五起，在这十五起离婚案件中，原告都是妇女”(23)。
　　以前，妇女地位较低，常有“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被动意识，只要男人有钱有势，即使他是汉奸也不在乎。但此时的妇女，也知道讲究中国人的气节，她们鄙视汉奸，以与抗日军人结婚为荣。
　　妇女地位提高后，她们对抗战极为关注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1940年晋察冀边区进行民主选举时，“广大妇女在高度的参政热忱下，争先恐后参加选举。盲者、孕妇、产妇、病妇都没有放弃自己的权利。很多新媳妇，为了参选，不惜远道赶回婆家。许多优秀的妇女干部和会员，勇敢地走上了竞选台，大胆发表自己的主张”(24)。据对冀中区定南、深极、安平、饶阳、博野、清宛、蠡县7个县的统计，女选民参加选举的比例非常高，村选是82%至90%，区选为80%至89%，仅比男性公民低2%左右。
　　应该看到，妇女观念与地位的变化是局部的，有的地方封建势力与观念仍很严重，各根据地的妇女解放只能看作是一个先声，但这在中国历史上毕竟是前所未有的。
　　农民的信仰是极为功利性的，他们长期信奉神灵却无法摆脱贫穷，而抗日政权的土地与经济政策令他们受益匪浅的事实使神权威信大减。
　　1943年，太行山区发现大面积蝗害。农民对付不了肆虐的蝗虫，就在无奈之中祭起了迷信的大旗。“有很多地方烧香磕头，许愿戏，插杏黄旗”(25)。他们对蝗虫顶礼膜拜，称之谓“神虫”。许多农民认定旱灾、蝗灾是“天定劫数”，积极参加求神活动，但蝗虫的活动丝毫不减。“北县‘神娘娘’、‘李善人’最初坚决不打，烧香拜神，别人的苗子保全了，他们的苗子被蝗虫吃得很厉害。”(26)在这种迷信活动流行之时，太行区组织了大规模的灭蝗运动并取得显赫的成绩。在困难面前要靠自己的奋斗而不能靠天恩赐，铁的事实使不少农民改变了观念(27)。
　　各地还用事实破除了许多迷信做法，不准神汉巫婆们进行活动，因陋就简利用祠庙做小学发展教育，甚至在一些地方捣毁了庙宇。秧歌剧等文艺活动用活泼的形式向人们传播巫神的虚伪无用，宣传科学的卫生医药知识。1944年到延安访问的美国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在他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中，很有兴趣地描写了一出打击巫医的秧歌剧的情形(28)。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崔岳瑞运动。崔岳瑞是定边县卜掌村的中医、县参议员，他深入群众，调查并揭露巫神的骗人伎俩，受到边区文教大会表彰。这个运动用科学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之后，巫神活动大大减少。
　　1943年5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陕甘宁边区绥德县延家川二乡张家圪崂的一篇村民公约：
　　一、全村人，勤生产，丰衣足食，生活美满。
　　二、不吸烟，不赌钱，人人务正，没个懒汉。
　　三、不吵嘴，不撕斗，邻里和睦，互相亲善。
　　四、多上粪，仔细按，人畜变工，大家方便。
　　五、秋翻地，锄四遍，龙口夺食，抢收夏田。
　　六、婆姨们，多纺线，不买布匹，自织自穿。
　　七、多栽树，多植棉，禾苗树木，不许糟践。
　　八、识字班，好好办，不误生产，又把书念。
　　九、抗工属，优待遍，吃的又饱，穿的也暖。
　　十、公家事，认真干，公粮公款，交纳在先。
　　十一、生产事，议员管，服从检查，接受意见。
　　十二、好公约，要实现，谁不遵守，大家惩办。(29)
　　字里行间，透露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区域人民，对于新型社会积极向上的新风尚的推崇和对生活无限的热爱。
　　延安及其他根据地区域社会的巨大变化，通过如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等论著，强烈吸引着国统区的广大青年，怀着对新生活的憧憬，从天南地北奔向延安。延安到处充满着青年人的欢笑，似乎成为了一座青年的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