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参与写作《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的过程中，对延安整风运动的全过程有所了解。鉴于目前个别出版物和坊间议论将延安整风运动妖魔化了。这里，根据我所知道的历史资料谈点个人看法，作为对延安整风运动的纪念，也对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作些评价。
　　一、延安整风运动的缘起
　　应当怎样评价延安整风运动呢?它涉及毛泽东的理念与动机、整风的目的与要求、发动的远因与近因、运动的主流与支流、认知的本质与表象等诸多问题。对有些史实，站在不同立场、持不同观点、用不同方法，会作出不同解读，其结论往往大相径庭，甚至南辕北辙。但是，我们应当努力还原历史，说明延安整风运动的真正原委，把握它的本质，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延安整风运动为什么会产生?这要从党的历史背景和当时中国的整个历史背景来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具有特殊国情的国家里诞生的，她走过了一段异常曲折复杂的道路。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来进行革命斗争。但是，中国共产党真正懂得中国的实际很不容易，因为：一是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二是中国党从一开始就是在俄共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产生的。他们一方面给中国党许多积极的东西，同时也给中国党带来许多消极的东西，造成许多困难。大革命的失败和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都与这有关系。遵义会议后，经过长征的胜利、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国党已经能够独立地按照中国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政治战略。但中国党还要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这是产生抗战初期王明右倾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领导中国革命，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还是从教条出发，也就是从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出发?这个问题要解决。在当时，不经过全党整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解决不了的。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毛泽东认为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风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思想方法，从而懂得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革命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二是研究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总结经验教训，了解在怎样的情况下革命斗争能取得胜利，而在怎样的情况下革命斗争会遭受挫折。这样双管齐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从而提高全党认识，统一思想。这是开展延安整风运动的根本出发点，也是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初始动机。
　　关于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早在1938年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已经开始强调。他要求全党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作为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工作来抓。1939年5月，他在有一千多人参加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演讲，指出：我们要建设“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就要有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这就非学习不可。要在共产党力所能及的地方造成一个热烈的学习大潮，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会后，中央一些部委组织学习小组，在延安参加学习的干部达四千多人。
　　但是，那两年的学习运动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在国共两党关系紧张后，毛泽东深深感到，一些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不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这与对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的认识有关。在1940年12月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分析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形势，决定以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时局与政策若干问题的指示，提出要总结党的历史上特别是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的政策错误问题。他说，遵义会议的决议只说那时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政治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遵义会议的决议要重新认识。但是，会上对此有不同意见。毛泽东同意会上提出的对过去的经验教训作专门研究的意见，没有急于统一思想认识。开展整风运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之所以在1941年发动整风运动，也与皖南事变有密切关系。这一年初发生的皖南事变使新四军损失惨重，这使毛泽东不仅思考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而且对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有了更深切的认识。1940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批评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时就批评了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他说，在武汉失守前，国军溃退，我们可以猛烈发展。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区，我军可以大发展。这个认识目前只有项英还不懂得，因此军队少，且没有钱花。这就是没有了解夺取政权的重要性。在接到新四军被围遭到惨痛损失的消息后，毛泽东在1941年1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结教训时指出，项英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执行独立自主政策，没有反摩擦斗争的思想准备。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
　　有些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项英就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对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怎么认定，党史界有不同看法还可讨论。毛泽东基于对皖南事变的这一认识，从3月开始，连续采取重要措施来解决理论教育如何联系中国社会和革命实际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开展整风运动的近因。
　　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有两个：一是1941年3月和4月，毛泽东将前些年编好的《农村调查》文集加写了“序”和“跋”，付梓出版。他批评那种“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钦差大臣”满天飞的作风，实际上是为整风学习作舆论准备。二是在1941年5月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演讲，实际上是为整风学习作动员。他指出，研究理论有两种对立的态度，一种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一种是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态度。他特别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尖锐地批评了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列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毛泽东讲话的用语之辛辣、讽刺之严厉、情绪之激动，是此前许多人从未感受过的。这个报告在干部中引起了巨大的思想震动。但是当时负责理论宣传的领导人没有理解它的深刻意义，对其没有予以重视，在延安报上没作宣传报道，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领导层的这种无动于衷的反应使毛泽东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使他决心要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毛泽东是胸怀中国革命大局的。上述发动整风运动的大背景和小背景，也可视为整风运动的远因和近因。显然，这完全是为着中国革命胜利进行的战略布局。我翻阅了不少档案文献，没有发现一件毛泽东怎样为了权力来发动整风运动的材料。事实上，在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共产国际已经明确指出：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党的问题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这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因此，根本不存在还要为争夺最高权力而进行“残酷斗争”的问题。那种鼓噪的“整风运动权力斗争论”，是没有任何史实根据的臆断。
　　二、中央领导层的整风
　　过去的党史讲延安整风运动，都只讲全党范围的普遍整风。一般干部和广大学者基本不知道还有中央领导层的整风学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第一次披露了这个问题。整风运动分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全党干部的普遍整风两个层次进行。毛泽东认为，整风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党的高中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他们犯的思想错误最顽固，只要将他们的思想打通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他还认为，对于不同的干部，整风的内容和重点虽有所不同，但两个层次的整风有共同的要求，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消除王明路线的影响，通过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
　　延安整风运动是从党中央一级的高级干部开始的，先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然后研究党的历史上的路线。中央一级高级干部的整风，主要是通过1941年和1943年的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的。
　　(一)关于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
　　这次整风会议时间是从9月10日至10月22日，共40多天，其实只开了5次会。毛泽东在第一天会上作报告，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是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比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为严重，其表现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因为他们自称“国际路线”，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许多主张不符合实际情况。二是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遗毒，认为现在的延安，学风上存在着主观主义，党风上存在着宗派主义，它们的根源是过去党内“左”的传统，共产国际某些思想的影响和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三是提出了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16条办法，其基本精神是：在理论上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实际问题，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要实行两条路线斗争，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与事务主义；要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论，组织方法论研究小组，中央研究小组一方面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决议，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
　　在中央整风的5次会议上，有28人次发言，都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认为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对于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意义。与会者对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和政策问题进行研讨，分析了部分文件的一些情况。一些曾经在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如张闻天、博古和王稼祥等，本着对中国革命高度负责的态度，进行沉痛检讨。
　　会议的发言者，对1932年至1935年中央路线的认识趋于一致，承认是路线错误；但涉及评价六届四中全会，认识的分歧较大。有的认为四中全会决议基本正确，比较多的发言是没有完全否定四中全会，但持明显的批评态度。王明两次发言都强调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博古是苏维埃运动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与他没有关系。他还对到会的与未到会的、担任中央领导与未担任中央领导的、活着的与去世的近20人的这样那样的“错误”，逐个地进行了批评，唯独不说自己有什么政治错误。他的这个态度引起与会者很大不满。
　　会后，毛泽东同其他人一起找他谈话，他拒不认错，反而批评中央的方针政策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太“左”。他认为目前不能同蒋介石闹摩擦；与蒋介石的关系，应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建议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与蒋介石设法妥协。他还表示决心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这以后，王明称病，既不参加政治局会议，也不参加中央整风会议。尽管如此，中央并没有对他采取任何组织措施。
　　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虽然受到王明干扰，但初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为1942年开展的全党性整风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二)关于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
　　由于王明在1941年“九月会议”上认为抗战以来中央的路线错了，1943年“九月会议”在继续深入讨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路线的同时，着重讨论抗战时期党中央的路线是非。这次会议开的时间更长，参加扩大会议的人数更多。
　　这次整风会议大致分三个阶段，主要由犯过错误的同志进行检查，并对王明的路线错误展开批判；其他同志发言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提高认识。这次会议正处在打退国民党酝酿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之际，国共关系再度紧张，反对右倾投降主义成为主要倾向。这一历史背景反映到党内斗争上，对于错误路线的批评，在基本方向和内容上虽是正确的，但在言辞上比上次会议要尖锐许多，有不少偏激之词，会议的空气有时很紧张。
　　第一阶段会议，从9月7日到10月6日，其间开了三天会。朱德总结了在党领导下近二十年来的经历，批评抗战以来的王明路线错误。他在回顾历史说，与毛主席在一起时，打仗就能胜利；离开毛主席，有时打仗就要吃亏。跟毛主席在一起时虽有争论，但最后还是遵从了毛主席的领导。在长征路上，张国焘屡次逼我表态，我一面虚与委蛇，一面坚持中央立场，这是我离开毛主席后利用自己一生的经验来对付张国焘，最后与中央会合了。他很有感慨地说，毛主席办事脚踏实地，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在人家反对他时还能坚持按实际情况办事。我们这次学习，就要学好毛主席办事的本事。朱德的讲话，对于把全党认识统一到那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思想和路线上来，发挥了重要影响。
　　毛泽东作了两次讲话，着重讲了两个宗派问题。他说，党从四中全会后，就有两个大宗派，一是教条主义宗派，一是经验主义宗派，过去反宗派主义是抽象的，现在要把原则变成实际。教条主义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一形态，经验主义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二形态，反掉这两个东西，党就统一了。教条主义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以后是博古。他们统治中央计三年又四个月，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无处不被其毒，结果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损失十分之九。他也指出，对于教条主义宗派要作具体分析，有犯路线错误的，也有只犯个别错误的；有屡次犯错误的，也有后来改正错误的。关于经验主义宗派，他认为，他们的大多数是正派人，像张国焘那是邪派人。在两个宗派中，教条主义宗派是主要的，他们穿了马列主义外衣，利用国际名义吓人，与经验主义宗派中的不正派人结合起来，危害最大。教条主义宗派是头，经验主义宗派是脚，反对宗派主义要从破坏教条主义宗派开始，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
　　这些宗派也可以说无组织系统，但有思想方法、政治路线为纲领。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把一切宗派打坍，打破各个山头，包括其他老干部、新干部。我们打碎的方法，是改造思想，以马列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别人；只“整”思想，不把人“整死”，是治病救人。要团结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建设一个统一的党。
　　毛泽东关于“两个宗派”的发言，实际上为这次会议的整风定下了基调。此后，过去犯错误的同志都按照这个思路进行检讨，其他同志也按照这个思路展开批评。
　　第二阶段会议，从11月13日至月底。毛泽东首先讲话，说遵义会议没提出路线问题，就是要分化王明教条主义宗派。当时反对军事上的机会主义，实际上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因为领导军队的权拿过来了。前年“九月会议”之前没有讲王明路线错误，也是大多数人还不觉悟，等待一些同志是需要的。
　　这一阶段的重头戏是周恩来的发言。1941年的会议他没参加，这次从重庆回延安就是参加整风会议。他用半个月时间，写了4篇共5万多字的学习笔记，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再认识。他的发言是中央两次整风会议中讲得最细、检查时间最长的发言。发言分“自我反省”和“历史检讨”两大部分，以“历史检讨”为主线，从1927年大革命后期党的五大他参加政治局工作讲起，一直讲到1943年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他参与中央核心领导的时间最长，资格最老，了解的情况最多，这个历史回顾实际上成了1927年以来的党史报告。
　　在检查中，周恩来严于律己，努力按照整风文件要求，并根据毛泽东讲的两个宗派思想来检查自己的错误。在会议期间，他被看作经验主义宗派的主要代表。他检讨了自己在六届四中全会、临时中央、中央苏区、1937年“十二月会议”和武汉工作期间的错误，诚恳地表示：今后应好好读几本马列的书，特别是要将毛主席的全部文献好好地精读和研讨一番，提高思想方法。同时，在工作中要改变事务主义作风，深入实际，真正做更多有益于党和革命的事情。
　　第三阶段会议，在1944年开春以后，从2月下旬直到5月下旬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之前。这一阶段主要是对整风运动进行总结和对党的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结论，同时也开始纠正前一阶段会议的一些缺点。2月下旬，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统一了对五个问题的认识：①王明、博古错误不是党外问题，而应视为党内问题；②临时中央与五中全会因有“国际”承认，是合法的，但手续不完备；③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结论必须力求宽大，目前应强调团结，以便共同工作；④党的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起了进步作用要肯定；⑤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都应承认。
　　3月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整风会议上对上述问题作了阐释，择其要点：①弄清思想与宽大结论。过去对犯错误的同志只是惩罚，这一次我们主要是弄清思想，总结经验教训，要使同志们懂得犯错误不是个人的偶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是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我们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强调个人责任。因此，组织结论作宽大些。②不要否定一切。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我与博古等在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都要搞土地革命；分歧点就是如何打蒋介石，这是策略上的分歧。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认，是不好的偏向。要分析，不要一概否定。③六大方针。多数同志企图否认六大，说基本上是错误的。我认为六大虽有缺点错误，但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六大指出了革命性质，分析了革命形势，反对了速胜论，提出了十大纲领。④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是否还有?经过几次分化，现在没有这个团体了。经验主义宗派也没有了。党的历史上的两个宗派，已经不存在。历史上的问题不是主要的了。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对政治局整风会议关于党的历史问题讨论的总结。他纠正了会议过程中的偏差，与会同志表示拥护，犯过错误的同志解除了思想包袱，未犯错误的同志对一些历史问题有了正确看法。从1944年5月21日开始，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在全会上正式通过了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上述意见，并形成了决议文字。至此，延安整风运动历经3年，最终以形成全党的空前团结而画上句号。
　　三、延安整风运动的五大历史功绩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在世界政党史上绝无仅有。它尽管只有3年时间，但对于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伟大意义。具体来说，它至少有五大历史功绩。
　　第一，空前地提高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具有非常特殊国情的国度里诞生的。近代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一是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落后，二是科学文化十分落后。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困难非常大。刘少奇在中央整风学习前夕指出：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直至现在，缺乏理论这个弱点，仍未完全克服。现在提倡党内的理论学习，十分必要。
　　毛泽东在长征到延安后即认识到这个问题，一方面他个人发愤苦读，另一方面号召全党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把党变成一个大学校。为了解决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为了学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认识中国革命问题，便发动了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结合研究实际和党的历史学习理论。他在准备动员时讲：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要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我们一定要借“箭”，“箭”就是马列主义，过去光读书本，孤立地学习，脱离实际，无法懂得马列主义。当时在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有一万多人，以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主成立的高级学习组，最初是100多人，后来扩大到250—300人。全国各地的高级学习组由中央管理和指导，延安的高级学习组由政治局和中宣部负责。通过整风运动，许多过去没有读过马列本本的干部包括高中级干部，这次集中认真地阅读了中央规定的理论书籍；过去读过马列本本的一些领导干部，这次懂得了怎样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认识中国革命问题。因此，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飞跃。
　　第二，基本弄清了党的历史问题的路线是非，使全党对过去的发展历程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初步地达到了思想的统一。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但是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只解决了军事领导权，没有解决思想政治路线问题。抗战开始后，也顾不上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一方面，过去路线错误的流毒一直存在，影响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的贯彻执行，在部分地区使革命事业遭受不应有的损失；另一方面，过去犯过路线错误的领导人，如王明，还自视一贯正确，不断发表文章和出版旧著宣传错误观点，造成党内思想混乱。1940年3月，他还把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为夺取党中央领导权制造舆论而出版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重新出版，将其当作“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的材料，让“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学习。因为当时中央准备在1941年上半年召开七大，他在制造舆论，抢占先机，夺取“制高点”。
　　因此，怎样看待党的历史发展，怎样认识遵义会议前的路线问题，就成为在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需要认真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3套历史文献：这就是《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和《两条路线》。这3本书出版后，在党内产生巨大反响：一方面，许多同志了解了党的历史的一些基本情况，对一些不清楚的历史争论恍然大悟，明白了苏维埃运动后期党的领导机关向全党发布过许多“左”的训令、决议等，认识到苏维埃运动后期党的领导机关确实存在一条错误的路线；另一方面，有利于犯错误的同志回忆那段历史，改正错误，个别原先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大量历史材料面前，也放弃了自己的观点，承认了错误。1943年10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六大“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了武装。
　　延安整风运动，特别是中央以两次“九月会议”为代表的整风学习，研究党的历史，检讨过去中央的路线是非，使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历史问题形成了共识。它的主要结晶就是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在简明概要地叙述了自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发展之后，通过同毛泽东的政策主张相比较的分析，全面详尽地阐述了历次“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并着重说明了产生“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决议》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没有讲教条主义宗派和经验主义宗派问题，没有讲犯错误者的品质问题，没有讲“左”倾路线造成白区损失100％、苏区损失90％的问题，也没有讲抗战以来的历史是非问题，目的是团结全党抗日救国。
　　毛泽东说，这些不讲，至多是缺点；讲得过分，讲得不对，却会成为错误。《决议》通过后，博古很感动地说，这个《决议》是在原则上很严格，而态度对我们犯错误的人是很温和的。我们要从头学起，从头做起，愿意接受这个《决议》，作为改造自己的起点。博古的感言，表达了历史上犯过错误而又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的共同认识。
　　第三，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步伐。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问题联为一体，虽然是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命题，但这“三化”思想却在党创立之后实际上就已经蕴涵着。因为党从创立之日起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和大众化不是孤立的三个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一个问题的三个维度。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在传入中国之后要生根存活，必须与中国文化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需要，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作为指导思想的必然要求。尽管那时没有提出这个概念，但这个思路是存在的。而“中国化”本身实质上就内含着“时代化”和“大众化”。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比马克思主义诞生晚了70多年，这个时间差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来说，还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都有一个与时俱进的“时代化”问题。所谓“大众化”，就是让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人所接受和信仰，存在语言系统的转化问题，不仅翻译力求“信、达、雅”，而且尽量具有中国韵味，为中国人喜闻乐见。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以，“三化”命题，是以中国化为本，并统领时代化和大众化的一个新表述。
　　毛泽东虽然不是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或思路的第一人，但他却是最早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要义，并将其论述得最精辟、运用得最成功的。他开辟的党领导的第一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主要在中央苏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使他最早明确提出并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并且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那时之所以没有同时明确提出“时代化”和“大众化”，是因为这两者还没有成为议事内容或争论对象，因而没有聚焦。那时党内最严重的危害是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针对教条化提出的。
　　延安整风运动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有三大贡献：一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论转化为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思想方法论。整风运动开展后，为了加强思想理论的领导，中央成立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泽东亲任组长，研究马列著作的思想方法论。经过整风运动，广大干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取得显著成效。二是确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这个正确的思想路线，在理论上加以明晰化是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特别是在整风运动开展之后。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了新的界定和阐释。在1941年“九月会议”上，他指出，这种“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同主观主义“相对抗的”。此后，“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奉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中国化、通俗化的表述。三是提出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将经验升华为理论，成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他在1941年“九月会议”讲话中强调：“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大力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随后，他还强调了上述两种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指出：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所要的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坚持要活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死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四，促进了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指导思想。抗日战争开始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不但在党内巩固起来，而且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1937年12月，王明离开莫斯科回国时，季米特洛夫对他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时，你也不要担任。”1938年9月，在相继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上，从莫斯科回国的王稼祥又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肯定中共路线正确和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意见。这不仅对全党在毛泽东领导下进一步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同时也必然推进全党对毛泽东理论贡献的关注和研究。
　　整风运动开展后，在1942年7月党的21周年之际，延安和一些抗日根据地的报刊相继发表文章赞颂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在1943年6月至8月，党的领导人撰文和发表讲话，不仅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路线，而且越来越趋向于定义其称谓了。先是刘少奇使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概念，接着王稼祥不仅第一次使用了后来一直沿用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而且论述了毛泽东思想“成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历程。
　　整风运动开展后，通过对历史问题的深入讨论，党内不仅认识到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上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在理论上对马列主义有创造性的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找到了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硕成果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概念——毛泽东思想。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理论成果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作用，最后，党的七大终于正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第五，对于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起了决定性作用。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任务繁重：一是由于它诞生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其特殊的党情，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任务不能不异常繁重。二是由于它经历过严重挫折，全国党员数量由苏区鼎盛时期(包括白区在内)的40多万到各路红军抵达陕北后(包括白区在内)锐减至4万多人。抗战开始后党的力量又获得巨大发展，到开展整风运动时达到80多万，因此，教育新党员的任务也很繁重。三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虽然明确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但过去“左”右倾的影响和流毒还广泛存在，妨碍将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任务的实现。因此，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党的建设的“伟大的工程”任务。开展全党性的整风运动，就是要进行这个“伟大的工程”建设。
　　开展整风运动对于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作用在于：首先，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要求得到了落实。群众性的整风运动所开展的整顿作风、检查思想的要求，就是进行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达到去掉小资产阶级思想，努力转变为完全无产阶级思想的目的。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论著中，毛泽东针对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占多数、非无产阶级思想大量存在的状况，明确提出共产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整风运动就是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进行的。据此可以说，整风运动是着重思想上建设党的伟大实践，从内容到形式都为从思想上将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开辟了新路。
　　其次，党的指导思想排除了错误倾向的干扰，正确的政治路线更加明确、坚定。整风运动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就是要使全党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在抗日战争和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经过整风运动总结党的历史问题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分清路线是非后，在七大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不仅对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作了更加明确的论述和更为全面具休的规定，而且首次提出党要在打败日本侵略者后，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政治路线。这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
　　再次，提出了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三大作风。党的作风建设，是关系到党能否保持先进性、能否得到人民群众拥护、能否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重大问题。在长期异常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党形成了许多为人民群众所称赞的优良作风。整风运动的“三反三整”，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就是要在全党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作风。而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必须要依靠人民群众。毛泽东批评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时指出：“其理论的理论，脱离群众四字尽之矣。”整风运动的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整风运动空前地推进了党的作风建设。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对党应该具有并已形成的作风作出新的精辟概括。他强调，三大作风中的每一项，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通过整风运动概括的三大作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
　　四、延安整风运动的三个主要缺陷
　　肯定延安整风运动有伟大历史功绩，并不是说它没有缺点错误。胡乔木说：“让我给整风打分，我不会打100分。”我赞成胡乔木的观点，那种将整风运动讲得很满的著述，也有悖于历史。在我看来，整风运动的缺陷主要有三个：
　　第一，路线斗争出现过过火批判。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虽然是学习马列理论，研究党的历史问题，弄清思想是非和路线是非，但1941年特别是1943年的“九月会议”发生了评论过头、“上纲”过高、批判过火的发言，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尽管没有发生“逼供信”式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现象，但其气氛连胡乔木都感到“一方面很民主，一方面又很紧张”。1944年开春后继续进行的中央整风会议，纠正了前一阶段出现的过火批判，对党内历史问题作出了冷静的思考。中央决议特别强调：王明、博古的错误是党内问题不是党外问题；党的六大虽有缺点错误，但基本路线是正确的。自1943年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调整后两年内，周恩来就没再进入新的中央书记处，也没参与领导整风运动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在中央整风学习结束后，从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始，他恢复了参与核心领导的职务，先是进入领导会议的五人主席团，随后在七届一中全会被选入五大书记。这可视为对周恩来在整风期间所受的过火批判的纠正。
　　第二，“抢救运动”出现过严重混淆两类矛盾的情形。全党群众性的整风运动分两大阶段进行。在第一阶段的整风检查过程中发生了王实味有所谓的“托派”、“特务”问题；从1943年4月始，整风运动转入以审查干部、清理队伍为主的第二阶段。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整风检查是思想上清党，审干肃奸是组织上清党；前者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者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不言而喻，后者属于敌我矛盾。当时专门负责审干工作的中央总学委副主任康生(主任为毛泽东，康生管常务，主持日常工作)在1943年7月15日的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深入进行审干的动员报告，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后，混淆敌我界限的错误进一步扩大，审干运动实际上变成了“抢救运动”。康生声称，“特务如麻，到处皆有”。在延安，仅半个月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1400多人，造成大批冤假错案，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
　　在多个渠道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后，中央于8月5日下达文件，延安对“失足分子的抢救运动”戛然而止。这样，延安搞了20天的“抢救运动”宣告结束。是年底，中央决定审干转入甄别阶段。1944年初，中央发出指示，对于“坦白分子”在甄别后分清情况进行平反，对于完全搞错了的要完全平反。审干一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挖出特务曾高达15000多人，最后都分别情况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对于审干运动中发生的严重错误，毛泽东在1944年5月至1945年2月间，先后3次承担了责任。
　　第三，“历史决议”有过分突出个人的现象。《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整风运动的理论结晶，是个好决议。经过近5年时间的酝酿、起草、讨论、修改和审定，这个伟大的历史文献最终诞生。它既倾注了毛泽东的心血，同时凝聚了全党的集体智慧。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是也如胡乔木所指出的，这个决议也不是没有缺陷的。他说：这个决议“对毛主席过分突出，虽然以他为代表，但其他人很少提到，只有一处提到刘少奇，称赞他在白区的工作。在决议中，其他根据地、其他部分的红军也很少提到”。我初步地统计了一下，作为党的正确思想和路线代表的毛泽东的名字出现了50多次，刘少奇的名字出现了4次。这里要指出的是，由于毛泽东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确实是党的正确理论和路线的代表，因而突出毛泽东是必要的，也是理所当然的。问题不在“突出”二字，而在“过分”二字。“突出”得适当，是正确的；突出得“过分”了，就成为缺点。
　　之所以如此，我以为原因主要在于：一是认识的局限，那时还没有形成“集体智慧”概念，还没有十分明确领袖群体对历史发展的共同作用。二是整风运动的大背景，路线斗争模式的影响。囿于非此即彼的路线斗争模式，既然路线正确，那么对正确的东西加以过分突出就不奇怪了。三是被认为是事业的需要。现在我们讲路线斗争，往往从贬义上来理解，其实那时讲路线斗争是褒义的，是将其看成事业的需要。既然如此，过分突出正确路线的代表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四是我们民族传统的影响。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没有民主传统的历史“基因”，不可能随着封建帝制被推翻而随之消失。缺失民主“基因”，没有多元意识，就容易过分突出杰出的历史人物，并产生对杰出人物的某种依附关系。
　　中国共产党诞生和成长在这个土壤上，虽然一直进行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也不断反对封建传统，但长期的历史“基因”会或多或少地以这样那样的形式遗传下来。延安整风运动后过分突出个人，是党的历史难以超越的，“转基因”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
　　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伟大功绩，就是使全党广大干部学会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同样，我们今天评价毛泽东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也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许多历史事件都带有那时的“胎记”，延安整风运动也不例外。对这个“胎记”，要全面分析，而不应“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要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它，而不应脱离历史实际地求全责备。
　　(作者系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