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2年到1945年4月党的七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史称“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既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又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回顾延安整风运动，探讨延安整风的宝贵经验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对于我们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延安整风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
　　延安整风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实质就是要在全党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坚实的哲学基础。
　　(一)彻底清理教条主义影响，使全党学会解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际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文化结合起来，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推动中国革命发展，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但对这一问题，我党在历史上有过模糊认识和分歧，曾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本本”和教条，以致在建党初期党内接二连三犯下了“左”倾和右倾错误，其中时间最长、危害最深的要数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的前程。
　　遵义会议只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王明“左”倾错误并没有从思想上进行系统的清算，直至延安整风时，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影响依然存在。对此，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①主观主义“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它“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②。“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③。因此，他反复强调：主观主义，要亡党亡国亡头。④反对主观主义的目的就是要使全党的高级干部端正态度，把握现实情况与政策，正确地指导他们去探索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把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提高到关系中国革命的成败的战略高度，也成为整风的重中之重。通过整风，彻底清除了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危害最深的教条主义错误，教育全党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
　　(二)对实事求是进行哲学概括，使党的思想路线得以最终形成
　　思想路线，亦称认识路线，指的是人们的认识所遵循的方向、途径、原则和方法。一个政党的思想路线，是指这个政党确定自己的指导思想并支配自己行动的认识路线。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最终在全党得到了确立。
　　实事求是最早出现于东汉史学家班固《后汉书·河间献王传》，本意是史料古籍整理中的一种求真务实、严谨治学的态度，唐朝把它引入政治领域。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在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同时，又第一次使用了“实事求是”来提倡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态度，指出：“共产党员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⑤1941年，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界定，进行了新的哲学概括，即：“‘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⑥这就把实事求是提到辩证唯物论的高度，升华到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这种态度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作风。他还于1943年12月特意为中央党校大礼堂亲笔写下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被镶嵌在新建的大礼堂正墙上方，以告诫中国共产党人要牢牢记住。正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广大党员和干部在整风中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本本”、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的迷信，极大地解放了思想，分清了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特点及其危害有了深刻的认识，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方向，从而为争取抗日战争以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可以说，延安整风的胜利就是中国共产党树立和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
　　二、延安整风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确立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实际领导地位，为毛泽东思想的全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基础，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实践是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的现实土壤，而延安整风运动对推进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起了关键性促进作用。
　　(一)延安整风使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有了深刻的理解
　　邓小平曾郑重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⑦。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的革命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完成的。这表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即“中国化”，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要真正理解和认识毛泽东思想，必须对其本质特征有深刻认识和把握。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以后的十多年里，由于“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⑧，故在怎样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上没搞清楚，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了“左”倾和右倾错误，其实质就是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中国化。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最重视的谈得最多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⑨联系实际的理论才是科学的理论，“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⑩。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态度是“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11)。
　　为此，必须大力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从整体上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整风的中心内容就是反对党内长期盛行的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因为学风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12)。延安整风期间，中央决定了全党整风学习的22个文件，其中包括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自由主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通过理论学习，全党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思想方法，增强辨别是非能力的目的，在思想上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问题，从而使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有了明确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由此确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之统一的观点，是延安整风运动显著的成效。
　　(二)延安整风在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她之所以用毛泽东的名字来命名，是因为毛泽东个人的贡献最大。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的确立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前提和基础。遵义会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取消了“左”倾错误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可见，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只是事实上的，在组织上并没有得到确认。到1943年3月，中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在组织上和实际工作中都成为红军和中共中央的最高领袖，正式成为党的领导核心。与此同时，延安整风期间，全党开展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毛泽东的著作是学习的主要内容，全党对毛泽东著作进行了普遍而系统的学习，这就使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思想上也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才真正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成为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再经过党的七大，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稳固地确立起来了。
　　(三)延安整风使全党逐步接受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
　　作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的提出，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延安整风，全党在彻底批判和清算以王明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基础上，才得以充分肯定和坚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
　　由于延安整风使全党深刻认识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独创性的理论贡献，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开始把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毛泽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并且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这个理论也正在继续发展中”，“这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共产主义到胜利前途的保证”。此后，全党逐步接受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在此基础上，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1945年5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全面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党的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正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可以说，延安整风在客观上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是延安整风的一大理论成果。
　　三、延安整风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一)通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完全成熟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延安时期尤其是通过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发生了全新的变化。一是党员人数迅速增加，发展成为一个“大党”。据统计，党中央到达延安时全国仅有党员4万人左右，1940年党员人数发展到80万，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时达到121万。其发展速度之快，前所未有，说明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旺盛的生命力，这是一个经过了严重挫折后重新崛起的党，这是一个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党，其发展前途必然是一片光明。二是成长为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完全成熟的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接受着共产国际的领导，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遵循，但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的洗礼，已经成长为完全独立自主的党。在延安整风前，我们党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还不够成熟，时常犯“左”倾或右倾错误。1943年5月共产国际的解散，“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13)。在延安时期尤其是延安整风中，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从思想上彻底肃清“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的最高领导地位，说明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完全成熟的党，进而成为“准备胜利的党”，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二)延安整风以创新为特征载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实际上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创新过程，以实践创新推进理论创新。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创新的历史，因此，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和灵魂。
　　延安整风本身就是一次伟大的创新实践，“是二十二年来我党历史中一个大的创造事件”(14)。一是创新了党内思想教育的方式，在全党范围内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中央规定的文件，领会精神实质，联系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和个人的思想及工作，而且结合研究党的历史，特别是王明错误路线统治时期的历史，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找出错误及其产生的根源，提出克服错误的办法，完全区别于“左”倾错误领导者采取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既弄清了思想，又团结了同志，既总结了经验教训，又达成了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我们党通过开展整风来解决党内思想问题的办法，是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学说的创新与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二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整风期间，要求加强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以全面了解我们的国情、党情。中央和部队高级机关、各根据地高级政府都设立了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各方面的材料加以研究，以此作为中央和各地方工作的直接参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效途径。三是在整风中要提倡创新，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发布的指示中指出：“夸夸其谈，长篇大论，引证抄袭，毫无创见，模仿一套，到处运用，这样就束缚党员思想，失去生动活泼的气象，失去对新鲜事物的感觉。”(15)“要转变领导方法，建立新的工作作风，就必须富于创造能力，发扬干部和党员大胆创造事业的精神。”(16)四是对创新成果的充分肯定，肯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为全党所接受，肯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毛泽东思想，也为全党普遍接受。
　　由此可见，延安整风运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历史地位，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将随着时间的流逝，放出更加绚烂的光芒。
　　(作者李雅兴系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湘潭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刘义群系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7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
　　④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党建读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⑧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
　　⑩ 《毛泽东文集》第2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年版，第374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3页。
　　(13)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8页。
　　(14)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4页。
　　(15)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2页。
　　(16)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