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来临时，整风运动的第二阶段——全党普遍整风还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但已开始整顿文风。
　　作为对新年的庆贺，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干部晚会。千余人齐集新建成的中央大礼堂，举行盛大庆祝新年团拜会，并欢迎刘少奇自华中归来。毛泽东、朱德参加晚会并讲了话。毛泽东号召大家努力工作，发展生产和教育，援助前方，争取胜利。这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对新年的献词。
　　在辞旧迎新的时候，毛泽东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整风运动的进展。
　　毛泽东第一次显示出他在整风中的领导特色，即相信群众，给群众一个机会彻底抒发意见。1942年底，毛泽东在接见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时说：你们当旅长、团长的同志，在整风中不要怕丢脸。下级对你们有意见，让他们统统讲出来，他们窝在心里的怨气吐完了，心情就舒畅了。你们把架子放下来，从实地向群众检讨反省一番，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就改善了，内部就更加团结了。这番话最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的观点。这也可以说是由群众帮助整党的发端。在以后的历次整党整风运动中，都沿袭了这一做法，称之为“开门整风”，或“开门整党”。著名的如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最初也是以开门整风的形式，发动党外人士给党提意见。“文化大革命”中的开门整党更是风行一时。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做法是否会出现偏激，是受整个政治环境、政治路线制约的。作为一种帮助党整风的形式，在延安整风的年代，它还是起到了调动群众积极性的作用。
　　毛泽东对整风的领导方式，是与他对民主的理解、对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一观点的理解分不开的。事实上，毛泽东就是把整风当作群众实施自己民主权利的体现。当他听说陕甘宁边区一家老乡给一个分区司令员提了意见时，高兴地说：这是天大的好事!那个老乡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负，他们敢怒而不敢言，现在他敢向我们一个分区司令员提意见，敢批评这位“长官”，你们看这有多么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毛泽东由衷地为此而兴奋。
　　整风运动带来的新气象，使毛泽东更加充满信心，要把整风运动进行到底。
　　在新的一年到来之前，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已于1942年12月18日向各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文风学习的通知》。《通知》说，文风的改造是整顿三风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正确思想，正确党风借以表现的具体形式，必须认真学习，不可忽视。《通知》要求各学习委员会必须抓紧领导，作具体的布置。号召全体参加学习的同志以学习学风和党风文件的精神来学习文风文件。整风学习已结束的单位，要重新研究，没有学完的要深入学习。《通知》还要求每个同志认真检查自己过去和现在的工作和自己所写的文件、作品(论文、文件、指示、报告、演说、会议、谈话、教课、文艺、整理笔记、工作方式等)，借以坚决地彻底地肃清党八股的余毒。
　　整风运动携着庆贺新年的喜气声势浩大地进行下去。
　　毛泽东一直认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藏污纳垢的地方。如前所述，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个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毛泽东激昂而生动地说：“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实际上指的是民族形式。毛泽东在整风动员时更以辛辣嘲讽的口气开列了党八股的八条罪状，说它“祸国殃民”。②毛泽东要求每个人应该分析自己的情况，把自己想清楚了的东西，跟知心朋友们商量一下，把自己的毛病切实改掉。
　　遵循毛泽东和中央总学委的指示，各单位继续开展整风学习。如庆阳陇东中学为了彻底整顿文风，以改进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召开了反对党八股漫谈会。会前教员互相观摩教学，研究讲授方法和给学生批改的试卷、日记及个人写的文章，把研究心得写成笔记，然后在会上讨论。再如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学习委员会于1943年1月9日正式决定重新学习文风文件。这次学习的重点放在检查自己的语言文字和工作方法等方面。大家根据文件的精神，检查自己是否有讲话不看对象，在笔记、发出的公文和文章中是否有“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问题，在工作的方式方法上是否有“老一套”的作风，在对内对外接谈问题时，是否有“打官腔”的现象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在文风学习开始时，有少数人认为这是写文章的人的事，自己文化程度不高，又不做领导工作，因而对文风学习的态度比较冷淡。为了纠正这种认识，校学习委员会采取了深入动员、出版《文风》报的方式，说明党八股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同是一家，同时要求每个人把反对党八股的文件和工作(如教材、工作、报告、会议发言等)联系起来，进行反省。有的单位还把学风问题与反对自由主义的学习交叉进行，如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剧团，在出发途中，于百忙之中抽出半个月的时间召开反对自由主义大会，每人轮流反省，大家相互提意见。
　　从上述各单位文风学习的情况可以看出，整顿文风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把文风学习与学风和党风问题联系起来进行。党八股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是教条主义的问题，党八股只是其表现形式而已。所以，很多单位的文风学习实质上是与学风、党风、反自由主义问题的学习交叉进行的。
　　由于有了学风、党风学习的基础，所以文风学习无论是在学习的组织上，还是学习方法的掌握上，或是反省、讨论，都进展得比较顺利。到1943年3月20日，中央总学委便发出了《关于整风学习总结计划》。就此，延安普遍整风学习已接近尾声。
　　毛泽东根据延安整风的经验，不断向各根据地发出指示，解决整风中易于出现的偏差。他在给聂荣臻的电报中说：“有一点请你注意着，不要把三风分为某些是下级多一些，某些是上级多些。即如党八股，就是包含着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在内的，如果不包含这些，就不叫做党八股了。如果县以上还有党八股残余存在，即是证明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残余存在。”③1943年6月6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党风学习应着重反自由主义，还说文风应和学风一起学。这对于各地从学习内容、方法上把握整风运动的进行，是有很大益处的。
　　1943年2月1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聂荣臻、林枫、朱瑞、罗荣桓、饶漱石，指出：为了总结去年整风学习，确定今年学习计划起见，请将你处去年学习经验扼要电告我们，特别是下面几项：(一)大多数同志对于整风学习是否有正确的认识，有无偏向和误解?(二)在哪些干部中收获最大?有无把整风对象轻重倒置，只整下级不整上级?(三)是否根据具体环境及各种不同干部订立学习计划，有无不顾战争环境，不管干部程度的毛病?(四)学习方法，是否能使整风学习与实际工作密切联系，是否学用一致，有无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五)各级负责同志是否以身作则，亲身负责领导学习，有无放弃职责，将领导学习之事交给秘书或他人管理?毛泽东急切地希望他们“速复为盼”。④
　　6月7日，中央宣传部和八路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和苏联高涅楚克的剧本《前线》。整风学习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和部署，各地也在自己的特殊环境中整顿党的作风。
　　重庆的红岩，本是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地方，但因其是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所在地而成为著名的革命遗址。而一部以“红岩”为名的反映重庆地下党斗争的小说，则使这个地方名声大噪。
　　与抗日根据地相比，驻扎在红岩的南方局所处的环境更有其特殊性。南方局地处国民党的“陪都”重庆，其整风学习是在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气焰嚣张，国统区中共地下党组织连遭破坏，南方局和所辖各省党组织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中进行的。在这种危困状态中，周恩来、董必武领导了南方局的整风运动，按照中央规定的学风、党风、文风三个小阶段依次进行了学习和反省。
　　在1943年新年过后，南方局就开始了党风学习，除了学习有关文件外，还讨论了入党条件和手续、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干部的标准、党的干部政策、民主集中制和纪律等等。学习委员会还组织了五个专题报告。周恩来在这一阶段的学习开始后作了《关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的报告，深刻总结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教训。不久，又作了《我党六届五中全会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报告，总结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历史经验教训。孔原作了关于党的干部政策的报告，董必武作了关于学习问题、统一战线问题、待人接物交朋友等问题的报告。这些报告对于提高大家的思想认识水平，把整风学习引向深入起了很大作用。党风学习直至5月中旬结束。
　　南方局的文风学习从5月中旬开始至6月中旬结束。这一阶段着重学习讨论了新文化的形式和内容问题。学习委员会邀清华岗作了《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报告，郭沫若作了《文艺上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报告。潘梓年、夏衍、徐冰、胡风等讲了党的文艺政策问题和有关文艺方面的专题报告。
　　南方局的学习不仅在局机关进行，而且还扩展到下属的各省及“据点”负责人。那鞋些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而与南方局失掉联系的党组织和党员，虽身处险境，自身安全尚难保证，但从南方局所办的《新华日报》中得知全党正在开展整风运动，便千方百计找到一些学习文件，认真地组织党员学习，检查自己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坚定革命意志。如潮梅和闽南两个特委在遭受破坏后，遵照上级组织的指示停止了活动，隐蔽起来。这两个组织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组织党员骨干上山下乡搞埋藏生产的同时，还开展了整风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加强党性、纪律性和革命气节。广西省工委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与南方局完全失去了联系，处境非常艰险。省工委书记一直很重视党的思想建设，抓紧一切机会向党员进行教育。当他于1944年春通过党员和社会关系得到整风文献后，立即组织省工委和附近的党员进行学习，并结合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自己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种在危困环境中的整风学习，实令许多人难以理解。这种举动，实实在在体现了一种追求真理、为信仰而舍弃个人利益的崇高精神。
　　周恩来是南方局的领导人，更是党内老资格的领导人，但他在整风中充分信任并依靠广大党员来进行这场思想革命。他既是整风学习的领导人，又是整风学习的普通一员，对自己严格要求。他在整风中写下了后来十分著名的《我的修养要则》，其要旨是：“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⑤周恩来一生都是在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度过的，但他在讲解党史时，不止一次地提及自己在过去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当众作严格的自我批评。不少干部因此而深受启发。如有一个贫农出身的报社干部，有两个突出的缺点，一是看不起知识分子，二是不重视比自己入党晚的干部。他在周恩来严于律己的精神感召下，剖析自己，很快放下了自负的包袱。周恩来还以其惯有的关心他人、循循善诱的风格帮助其他同志。在一次小组会上，一个干部在发言中用了几句文言和成语，就有人批评他的发言是教条主义、党八股。周恩来立即指出，这种批评不正确，看问题不能看表面现象，更不能形而上学地去对待党八股、教条主义。他指出这个干部在工作中能以理论联系实际，不能说成教条主义。他教导大家学习马列主义贵在联系实际，具体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南方局的整风始终没有出现偏差。
　　“红日照耀在太行山上，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这首歌曾使无数青年听后为之感动，他们怀着一腔热血奔向高高的太行山麓。
　　太行山，那里是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所在地，那里是中日交战异常残酷的地方。侵华日军无数次的“扫荡”使难以计数的抗日青年血洒太行，烧光、杀光、抢光政策造就了大块的无人区。八路军最大规模的“百团大战”发生于此，日军的“铁壁合围”、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梳篦式“清剿”战术也在此“修炼”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八路军著名将领左权殉难于此，日本“名将之花”阿部规秀葬身于此。太行山凝聚了太多的故事，整风的记述也不可能不在此落上一笔。
　　还在1942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的同时，就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由邓小平任书记兼组织部长。12月23日，北方局发出《关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三年工作方针的指示》。根据上述指示，太行分局于1943年1月25日至2月20日在涉县温村召开高级干部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报告。邓小平以整风的精神对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作了深刻的总结，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认识。2月20日，邓小平作了会议总结，要求整风运动在1943年认真开展起来。他在总结中还对一些与整风有关的重大问题作了阐述。
　　邓小平在谈到根据地建设规律时重点阐述了党与其他组织的关系。他说：一个根据地除了必须具备的地理、敌情、时机等条件外，其本身必须具备着革命的武装、政权、群众组织和党等四种力量。这四种力量是缺一不可的，缺了一种都不能形成革命根据地。这四种力量又是相互配合的，任何一部分不得力都会影响到其他部分，互相配合不好也会使根据地受到损害。他还指出了这四种力量的关系：首先是党的领导问题，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根据地的党的责任是要善于掌握几种力量的联系与配合，根据不同条件去决定自己注意的中心方向，在解决这一中心工作时要求得其他工作的配合。武装力量的责任是保卫根据地，保卫革命政权，保卫人民利益，建立党而又服从党的政治领导，建立革命政权而又服从政府的革命法令，参加群众工作，发动群众，而又为群众所帮助、所监督。政权的责任是服从于党的领导，扶植群众运动和照顾基本群众利益，巩固统一战线，爱护军队和解决军队的供给、补充。群众团体的责任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独立地去进行发动、组织与教育群众的工作，把群众的认识提高到政治斗争、武装斗争阶段，使群众形成为一个自觉自为的阶级力量，去与资产阶级实行统一战线而又巩固统一战线，诱导群众执行政府的革命法令，号召群众参加与拥护革命军队并把自己武装起来加入民兵。他还就群众运动、统一战线、党与群众团体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温村会议对太行根据地今后的斗争发展有重要意义，也是整风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会后，太行分局发布《关于一九四三年整风计划》，决定军队、地方所有干部必须参加整风学习。在职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专员、县长、各群众团体负责人轮流到分局党校参加整风然后回到岗位领导在职干部整风。同时成立整风委员会，邓小平任书记。
　　1943年10月6日，中央决定太行分局并入中共中央北方局，邓小平接替彭德怀担任北方局代理书记，并主持八路军前方总部工作。在新的岗位上，邓小平按照中央指示，把整风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同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时作了整风动员讲话。
　　邓小平在这个讲话中首先指明了整风的目的是要以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的思想，去克服我们同志中的非无产阶级的、非马列主义的思想，使我们全党思想更加统一，意志更加集中，一心一德地去完成中国革命的事业。然后，他以大部分篇幅来阐述整风的必要性。他回顾了党成立以来22年的历史，指出我们有好几次挫折和失败的教训，而每次的挫折或失败，都是学风、党风、文风三风不正占统治地位的领导所形成的恶果。他又以遵义会议以后的情形为例，指出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9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他还进一步联系太行、太岳、冀南等根据地存在的问题来阐述进行整风的必要，说提出整风不是无的放矢，而正是针对我们的弱点提出来的。他指出：“毛泽东同志说主观主义等歪风在今天不占统治地位，这是对全党来说的，我们自己就不应原谅自己，以为自己只有残余的歪风，值不得那样严重地重视与警惕，事实上对许多同志说来，就不只是残余，有的还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占了自己思想的统治地位。这些歪风在各个区域的表现程度也是不同的，有的区域少一点，有的多一些，有的还是歪风占了统治地位，致使那个区域遭到失败(如山东的湖西地区)。总之，不管哪个区域，哪个同志，毛病都是有的，只是多少的问题。我们应细心来考察自己，认识自己，这是改造自己、健全自己的基础。”⑥
　　邓小平针对过去一年整风没有深入开展起来的情况，指出这主要是在领导上对整风的认识还很不够，所以抓得不紧，办法想得不多。他要求在这次党校开学的同时，全太行区开始整风运动。首先领导上一定要抓得很紧，每个负责干部要亲身参加整风，认真突破一点，积累经验，以指导其他。同时，要采取一些具体办法。他向参加这次党校整风的同志提出了几个意见：第一，要下决心把自己的思想作风整好。第二，要具有帮助别人整风的勇气。第三，要与检查工作联系。第四，整风中思想上会有压力，要鼓励他把心中的一切讲出来，以便大家帮助。第五，要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一如他一贯风格，实事求是，简明扼要。
　　在北方局和邓小平的具体部署下，北方局下辖各区域的整风运动深入开展起来。
　　中共太行区党委依据中央及北方局的指示和分局整风经验，于1943年10月制定了《关于今明两年完成全区整风任务及目前阶段计划》，提出由党委主要负责人直接领导，采取“机关整风学校化，学校整风机关化”的方法，由区党委开办县级干部整风班，各地委举办区级干部整风班，有些县委举办村支部书记和少数区委的整风班，部队干部除了参加区委党校学习班外，多数参加太行军区司令部、政治部举办的整风学习班。区委党校从1943年11月到1946年3月办了三期干部整风班，同时在涉县温村办了报社、文联、干校、联中、工会等单位的整风班，在索堡办了边区政府、工商局、交通局的整风班。温村、索堡两个班分别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党外干部参加。
　　太行区的整风学习始终保持了民主的气氛，允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对领导的不同意见或批评，互相争辩、探讨。领导者引导大家多思考，而不是“我打你通”，更不能以大帽子压人，或以空洞的道理去说教，而是启发大家思考争辩，深入学习文件，个人思考问题。在系统反省和总结阶段，太行区要求党员干部按照党的干部标准系统检查自己，党外干部也要较为系统全面地对自己作出总结，严格按照毛泽东所说的实事求是、放下包袱、开动机器的原则办事，使大家心情愉快地“放弃旧我”，“树立新我”，愉快地返回工作岗位。
　　冀鲁豫边区地处太行山以东、泰山以西的三省结合部，其干部也来自四面八方。搞好整风，解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问题，对于冀鲁豫边区有切实的意义。
　　边区党委总结1942年整风学习的经验和教训，认为今后边区的整风学习应着重于提高学习质量和解决学与用、言与行一致的问题。1943年3月15日，区党委宣传部发出《一九四三年四月至八月边区干部五个月学习的通知》，规定4月份以整风精神学习边区高干会决议，5月至8日全区展开整风学习运动。对整风文件的学习，前段主要学习学风部分，以反对主观主义，清算边区党员干部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中段主要学习党风部分，以反对宗派主义；后段主要学习文风部分，以反对党八股。5月5日，区党委宣传部再次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特别强调要反对学习中的教条主义、空谈、不联系实际与不反省等缺点。这样，在区党委直接领导下，从1943年初开始，全区逐步开始比较系统的整风学习。
　　区党委首先抓了地委一级和区党委直属机关干部的整风学习。这是边区整风学习的基本对象。这些干部整风学习的重点是学风部分。学习中，先粗读，后精读，再与自己的反省联系起来，从而改造自己，转变作风，改进工作。反省要求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正确估计个人，不仅要找出自己的缺点与错误，更重要的是找出产生缺点、错误的根源与改进的办法，同时注意发扬自己的优点，防止失去信心。无论在精读文件阶段，还是在反省解剖自己阶段，大家都能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接触实际问题，因而取得较好的效果。
　　边区各地区的县、区级干部及广大党员的整风学习也是边区不可忽略的一部分。这些同志多在基层，处于各项工作的第一线，他们的整风学习的好坏，成效的大小，对整个边区的工作影响极大。为此，区党委要求重视党员干部的学习，并指出：县级干部的学习，主要是以整风精神，求得对高干会议决议的深刻了解与具体运用；区级干部，主要是加强业务学习，提高文化水平，并关注以高干会决议精神及整风精神；对于敌占区、接敌区的干部学习，应当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干部水平及工作需要安排进行。
　　冀鲁豫边区军队干部的整风学习，由于领导有力，干部自觉，因而开展得较好。1943年3月初，军区直属机关召开整风动员大会。会议总结了1942年以来边区部队整风学习的基本情况，检查了学而不专、读而不精或无笔记、不反省的偏向，以及不能保证每日两小时学习时间的问题。会议要求“全体继续动员，不容一人留在学习圈外，不愿学习的劝他学起来，不精研的要他精研起来，不反省的请他反省”。规定除战斗或直接与战斗有关的情况外，每天一定保证两小时学习时间。整风学习以团、旅以上干部为重点，以“经常上课和自习”为主要学习方式。这次会议，对军队干部及全边区的整风学习，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会后，各单位都逐步开始整顿学风的学习。
　　到1943年7月初，军直对整顿学风部分的文件大部分学完，为更密切地联系干部思想与工作的改造，军直整风学委会发出关于《布置总结学风计划的训令》，强调思想方法与立场的联系，文件学习与工作检讨的联系。之后，各军分区先后进行整顿学风的学习总结，并开展时事教育、调查研究和坦白运动。这些活动的开展，有力地促进了边区军队系统的整风运动。
　　经过1943年上半年的整风学习，边区绝大多数干部完成整顿学风部分的学习，而且发扬“脱裤子”的精神，检讨和揭发边区党内、军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军阀主义倾向，克服某些错误思想方法，工作作风有所改进。1943年8月初，冀鲁豫区党委发出《关于整风学习的指示》，决定自1943年8月1日至1944年8月1日为边区深入整风的一年，要求全区党员干部对于整风学习的意义要有深刻的和足够的认识，转变过去对于整风学习忽视或认为无关紧要的观点，加强整风学习的统一的系统的领导，并要求各级负责同志亲自指导，起模范作用。为加强对全区整风学习的统一领导，区党委决定成立整风学习总委员会，区党委书记黄敬任主任。党、政、军各机关分别成立学习分会，各地委亦分别成立整风学习委员会，由各地委书记任主任。下面根据干部不同情况划分学习小组。加强组织领导之后，全区整风学习出现新的气象。
　　整顿三风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大大转变了边区党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使广大干部、党员进一步掌握了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与边区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基本方向，使大批干部、党员的世界观得到改造，团结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干部，党政军民实现了巩固的团结和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并由此而带来了根据地的发展。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0页。
　　③ 《延安整风运动》(资料选集)，第63—64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27页。
　　⑤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5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