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发表《论持久战》，提出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会议基本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立了独立自主的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周恩来为名誉理事。“文协”成立标志着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形成。
　　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成仿吾、周扬等发起的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它造就了大批文艺战士，输送到全国各地。
　　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成立。
　　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的延安电影团成立。
　　1月5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发表短评《迎接一九三八年》。说一九三八年是中华民族以自己的血肉换取自由独立解放的一年。我们只有一个信念：不屈服，不投降，继续抗战到底，最后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1月6日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阵列：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副司令员谭震林。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副司令员周骏鸣。
　　1月10日
　　边区文化救亡协会与边区教育厅，为加强国防音乐在抗战中的力量，曾召集各救亡团体开会，成立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筹备会。並于本月九日在陕北公学召开成立大会。该会拟筹备音乐晚会，以宣传国防音乐的效能，鼓动群众抗日情绪。
　　1月11日
　　《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社长潘梓年，总编辑华岗，副总编辑章汉夫，总经理熊瑾汀。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唯一的报纸。同年10月25日在汉口沦陷后迁至重庆继续出版，直至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迫停刊。该报共出版了九年一个月又十八天。
　　《新华日报》创刊伊始，设有副刊，取名《团结》。楼适夷任主编，蔡馥生任过一段主编。编辑有陈克寒、杨慧琳、吴敏(杨放之)等，张企程曾协助过编辑。《团结》副刊以“促进团结，拥护抗战”为主旨。主要内容：一、报告并讨论救亡工作经验；二、介绍抗战中的实际知识；三、批判各种错误言论，揭发汉奸托派破坏团结的阴谋；四、回答读者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还选抄革命导师、党政领袖的佳言警句，也刊登一些文艺作品，随笔杂感。1942年9月18日创设《新华副刊》。
　　为祝贺汉口《新华日报》创刊，该报连续发表题词：
　　周恩来：“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郭沫若：“发动全民的力量，从铁血之中建立新中国。”
　　董必武：“拥护抗战到底，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族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
　　彭德怀：“民族解放的战士团结起来，奋斗到底。”
　　叶 挺：“抗战到底。”
　　林祖涵：“外敌不足虑，只要内部团结。”
　　叶剑英：“战!团结坚决的战!胜利是我们的。”
　　1月12日
　　毛泽东同志致艾思奇(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一信：“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华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还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几天。梁漱溟到此，他的《乡村运动理论》(应是《乡村建设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有空可来谈，但请在星一星五两天以外之晚上。”
　　1月15日
　　《新华日报》登出《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宣言》。
　　1月17日
　　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在武汉成立。随之形成救亡音乐运动的高潮。
　　1月25日
　　延安战歌社举行“诗的朗诵问题”座谈会。《新中华报》在“边区文艺”专栏里发表座谈纪要。林山说：“诗歌朗诵将有怎样前途呢?我们回答是前途光明得很。理由是时代迫切的需要诗歌的朗诵，而诗歌也可以而且应该是一种朗诵的艺术。”雪苇说，朗诵诗，需要丰满(不是狂叫)的感情和动人的技巧，而不是口号或演说；需要有和一般“读”的、“念”的，甚至“吟”的诗相同的特点。它和口号演说不同，因为它是诗，有当场能吸住听众的内容；它和吟的诗也不同，因为它的对象是广大“平凡”而“粗野”的群众。沙可夫说：小说、诗歌和戏曲都是可以朗诵的，而最容易的要推诗歌。怎样朗诵诗歌才获得效果呢?一、合乎诗的音韵旋律，清晰地朗读，调子抑扬顿挫：二、朗诵者的情感、表现应和诗歌的内容相吻合；三、避免不必要的动作与姿势；因为这是朗诵不是演戏。柯仲平说，在新年前一礼拜，吕骥和林山要我和战歌社的同志们谈谈诗歌朗诵问题，而且战歌社决定让我用诗歌朗诵去参加“陕公”的新年晚会。我的朗诵是失败的。朗诵是在讲话与歌唱之间的、最富于律动(旋律运动)的一种声音艺术。朗诵的最初基础是讲话，但它又不是讲话也不是唱歌。朗诵比唱歌更容易使人听懂内容，又必须比讲话更易于使人被感动在旋律的运动中。朗诵诗应具有三个条件：一、内容是真实的，能感动大众，有教育意义；二、语言是大众的；三、有富于律动的组织。
　　1月28日
　　为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六周年，经集体创作，朱光、左明编导的话剧《血祭上海》公演二十天，观众达一万人。参加工作的有：沙可夫、朱光、李伯钊、徐一新、任白戈、左明、孙维世等。
　　1月29日
　　汉口《新华日报》载：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1月21日，由阳翰笙、罗刚提议组成筹委会，委员有陈波儿、田汉、洪深、安娥、史东山、沙梅、王平陵、汪洋、郑君里、应云卫、叶浅予、袁牧之、刘雪厂、刘念渠、马彦祥，金山等43人。1月29日的成立大会上，选常务理事为张道藩、田汉、郑用之、阳翰笙、罗刚、应云卫、郑君里、尹伯休、史东山、刘念渠、王瑞麟、唐纳、罗静予等。
　　《新华日报》登出阳翰笙的《今后的一点希望》，史东山的《中全电抗会成立大会前言》，《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宣言》。3月31 日创办会刊《抗战电影》。
　　王式廓在《群众》杂志1卷第8期上刊登木刻《纪念一·二八，要一致起来抗战》。
　　2月1日
　　陕甘宁特区政府教育厅在汉口《新华日报》登出《悬赏征求剧本》启事。启事说，特区过去所演的剧本许多是采用现有的，自己所创作的还很少。剧本荒不但是特区也是全国的现象。我们发起征求剧本运动，希望全特区的剧人和外面的朋友参加这个运动。评判员为左明、艾思奇、朱光、吕骥、任白戈、沙可夫、周扬等。
　　丁玲在《七月》半月刊第8期上发表书信《从临汾寄到武汉》。
　　2月2日
　　毛泽东同志答《新中华报》记者问，批驳了所谓“一党专政”的谬论。
　　2月5日
　　西北战地服务团记者任天马、袁勃在《群众》周刊1卷9期上撰写通讯《西线上的一个盛会》。
　　2月6日
　　丁玲在《新华日报》发表书信《答三个未见面的女同志》。
　　2月9日
　　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举行欢迎会，招待“孩子剧团”。周恩来、叶剑英、叶挺、郭沫若、邓颖超等同志出席。周恩来(中共中央长江局宣传部长)在会上讲话，热情鼓励和教育孩子们要具备救国、革命、创造三种精神。
　　“孩子剧团”是由22个流离失所的孤儿组成，于1937年9月3日在上海成立。吴新稼任团长。他们被誉为“抗战中的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上海沦陷后，化整为零，年底集中武汉。在周恩来同志关怀下，隶属郭沫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1939年1月，转移到重庆。因演出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乐园进行曲》、《猴儿大王》等剧，于1942年9月被国民党强令解散。
　　2月10日
　　延安抗战剧团分赴各地公演。该团由人民剧社改名而成。肖三、冼星海作的团歌写道：“我们小小年纪，都是工农子弟，为了抗战救国，离开父母乡里。我们有的经过长征，走过雪山草地，别看我们小小年纪，走过二万五千多里……”团长杨醉乡，指导员黄植。下分两个队：戏剧队，有刘志荣、曹洪、方宪章、王瑜、董芳梅等。舞蹈队有胡秀英(曼丽)、刘炽、李灵心(李琦)、张庆云(沙青)、刘烽、白定洲、高田、张焰手、杜德明(李若冰)、张沼滨、王凯音等。老师有李伯钊、危拱之、王世荣。从苏联带回的舞蹈有《乌克兰舞》、《海军舞》、《网球舞》、《儿童舞》，还有《工人舞》、《农民舞》。温涛老师是位美术家、音乐家兼舞蹈家，他编排过《叮铃舞》、《音乐活报》、《机器活报》等。该团还演出过杨醉乡编的剧《亡国恨》、《三姐妹》，丁玲编的剧《一颗未出膛的子弹》，左明编的剧《梦游北平》。还有一批业余演员：赵品三、廖承志、朱光、王玉清、吴光伟、左明，孙强等。曾演出过大型剧鲁迅的《阿Q正传》，田汉的《回春之曲》，沙可夫等的《广州暴动活报剧》，崔嵬的《放下你的鞭子》。这次编演的《天皇的恩惠》、《谁的罪?》二剧，博得好评。
　　边区文协发出征求歌谣启事。启事指出：利用歌谣的旧形式装进新的内容，或多少采用歌谣的格调和特点来创造新诗歌，这对抗战和新诗歌的大众化都有很大的作用。因此，我们决定广泛而普遍的收集各地歌谣，加以研究与整理。希望同志们尽量把各地的山歌、民谣小调等等抄给我们，不论新旧都需要。
　　《新中华报》在“戏剧问题专栏”里发表四篇文章：
　　映华的《谈谈边区的群众戏剧运动》：边区的戏剧，在开始时非常落后，没有健全的组织，缺乏中心领导。起初仅有一个“人民剧社”，没有指导专家，更没有熟练的演员。只是从农村中招收一批比较活泼的小青年。但是经过克服困难，逐渐培养出一批指导干部。这在边区戏剧运动史上，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现在，一些县里也有剧社了，群众也能编排自己的剧本了。这个，不能不说是惊人的进步。边区戏剧运动的特点在哪里呢?第一，戏剧是群众性的。剧本的内容、人物、表情完全从群众生活中来。第二，题材与对话通俗化。把群众生活的题材用群众自己的言语写出来，要他们看得懂也听得懂。第三，剧本的鼓动性、教育性。演出一幕戏剧时，要使观众热血沸腾。例如演《当八路军去》时，当场就有数十观众报名参加八路军；演《反对老婆拖尾巴》时，各村妇女都认为“拖尾巴”是最可耻的行为。边区戏剧的缺点是：演员技术不精湛，缺乏专门人才；物质方面受到限制，布景和灯光都不能达到应有水平；由于地点和时间关系，不能够使广大群众普遍看到；演员背书似的对话使群众不易听懂。对今后戏剧运动的意见：第一，培养专门的导演与写剧人才，大量吸收本地人作演员。第二，多采用街头剧的方式，演剧或歌唱。崔嵬的《放下你的鞭子》，就是用在小乡村最合适，不需要什么座位和台子，吸引广大群众来看。第三，多采用旧的形式渗入新的内容的剧本。在边区，秦腔最受群众欢迎，剧情和话剧一样，只不过对白用秦腔的调子唱出来。第四，写剧的人要亲身体会边区群众心理，深刻了解他们的生活。第五，演员要体验剧中人的身分，要有艺术修养。扮演某个角色，一切动作和讲话都得逼真，不致象舞台上背书。第六，边区各县都有自己的剧团，能够挑选每个剧团中的优秀分子及专门人才，组织一个委员会，经常指导及检查各个剧团的工作。
　　少川的《我对延安话剧界的一点意见》：都市里的大剧本难于上演；农村剧本则又质量很差。从外面来的一批话剧界同志使延安剧运充实了些，但创作和演出真正属于民间的还少。有话剧修养的同志应当多从农民剧着手。增加农民剧的数量，提高农民剧的水平。写作和排演，戒免草率。无论抗大、陕公或抗战剧团、战地服务团，有时都不免草率从事。星期六要开晚会，星期一还不晓得剧本在哪里。于是赶紧创作，星三写出，星四送审，星五、星六排一下就去上演。写得粗糙，排得匆忙。体裁方面，可以用旧形式新内容，但是不是任何旧形式都可采用，必须扬弃不合理、要不得的旧形式，或对某些旧形式加以改造。
　　白苓的《关于戏剧的旧形式与新内容》：为了使戏剧深入民间，我们不得不利用旧形式加新内容。然而，要注意扬弃不合理的、腐旧的、不适宜的旧形式。战地服务团第二团演出的京戏《逃难图》，演员没有胡子在弄胡子，哭的时候却在唱，被哄走的观众，首先是后面一批，其次是中间一部分学生。没有走的，只有前面几排外宾。这一种失败，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反省的。旧形式新内容是我们应该采纳的，但不管这种旧形式是否为本地民众所能懂，是否能收到好的效果，只要是旧形式就抓来用，这是不对的。
　　斐杨的《<天皇的恩惠>观后感》：《天皇的恩惠》很巧妙的用平常的故事反映出日本国内劳苦大众生活的悲惨和他们对于这次战争的厌恶。一个快乐的家庭，因唯一的儿子被征兵到中国，葬送在南京炮火下，造成了巨大不幸。由此看出所谓日本帝国主义的“国防”、“自卫”，是怎样在摧残着国内人民的生命，葬送他们的幸福。而演出使这一剧本更成功了。特别是饰老太婆的精练技巧和生动表情，尽了这个任务。我觉得剧本还有相当的缺点：第一场单调了一点，社会背景穿插太少。第二场还不能够将日本国内劳苦大众反对日寇侵略战争的情绪表现出来，而只是后台几句口号与哭泣的声音。
　　2月11日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的演说词，《新中华报》全文发表。
　　2月13日
　　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召开边区文化界反侵略运动大会。到会有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战歌社、海燕社等。参加者周扬、艾思奇、何干之、吕骥、柯柏年、李凡夫、任白戈、董纯才、左明等数百人。公推周扬、何干之、艾思奇、李凡夫、吕骥、沙可夫、徐冰、张志远、郑义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李凡夫致开会词，艾思奇作报告，周扬、何干之、郑义及广东记者团代表黄荡天相继演讲。大会致电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最后四队分头向群众宣传，有街头歌咏、漫画和墙头诗。
　　2月14日
　　张庚在《新华日报》发表影评《观<保卫我们的土地>后所感》。
　　2月15日
　　毛泽东同志致《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一信，说：“先生提出的问题都是国家重大问题，要说个明白，非一封短信可了。”“我们诚恳希望中国永远不要内战”，“十年前的分裂，主动者属谁，被动者属谁，以及因何而破裂，已是人人皆知、历史铁铸之事实，彼时谁撕毁那个共同纲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宣言)，因而掀起内战，先生当能言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故今后症结不但在于要有一个纲领而且要保证永不许任何一方撕毁这个纲领，这是一件最中心的事。”
　　2月21日
　　边区文协召开座谈会，讨论《血祭上海》一剧。到会有周扬、朱光、艾思奇、沙可夫、吕骥、任白戈、左明、徐一新、郑义、向仲华、罗叔平、柯仲平、马烽、孙强、叶蠖生等二十余人。座谈会主席柯仲平，记录齐语、黄惆。任白戈说，《血祭上海》是为纪念“一·二八”而作，创作者有朱光、左明、沙可夫、徐一新、黄天和我。由左明提出，原叫《黄阿毛》，共五幕，后改成四幕。三天内写成，几经修改。朱光说，这个剧着重表现工人怎样为民族而光荣牺牲，知识分子参加抗战。主题是正确的。缺点是：缺少中心，人物太公式化，人物不是发展的，杜明与阿毛关系没有说明，演出过火，带文明戏味儿。但剧是相当成功的。马烽说：一、戏不统一；二、恋爱气味太重；三、阿毛太漂亮，不象工人。罗叔平说，这剧本与事实不大符合。最勉强的是大小姐，她的革命很奇怪。剧本如得奖，影响是不好的。艾思奇说，这个戏政治方面相当成功，艺术方面似乎低些。缺点是失去真实性，不严肃。左明认为恋爱气味太重，但从功利主义来说是相当成功的。沙可夫不同意骆方(罗叔平)完全否定这个戏的意见，认为剧本描写不够，结构不好，发挥不透彻，演出有毛病，但和总的政治路线是吻合的。这个戏是叫座的，演出是相当成功的。罗叔平认为，延安公演这个戏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周扬指出，批评一个戏应从下面几点着眼：一，观众是否欢迎；二、是在怎样的环境下产生的；三、倾向是否是现实的。根据这三条，应给这个戏较高的评价。它获得了观众的极大欢迎。它是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和短促的时间内写成演出的。倾向是现实的。缺点是中心主题没有把得牢，恋爱占多了。人物没有活跃的个性，存在脸谱主义。
　　2月25日
　　《新中华报》发表杜映的诗《在火光里》和唐起(仿裴多菲)的诗《起来吧，中国!》
　　同时发表孙强的短论：《戏剧到农村去》：戏剧在抗战时期是能够起着推动抗战的作用的。大众化的戏剧，就要将内容和劳苦大众的生活与斗争有联系的反映出来，并接近他们的理解力。到农村去的剧团，应当以写实的、平易的手法反映一些抗战的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英勇战士们的精神，反映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和汉奸的阴谋等等。这和他们利害相关，更能提高他们的警觉性，激发他们的抗日情绪。目前戏剧运动应当以农村为中心。因为现在特别需要穷乡僻壤的广大农民起来参加抗战，需要剧作者、演员们以锐利的武器去激励他们、教育他们、发动他们。为此要求：一、各地应广泛组织移动性救亡演剧队(如上海救亡演剧队)，深入农村，燃起抗日的火焰。二、剧作者应集中起来写出一些反映现实的有力剧本。三、扩大戏剧组织，广泛分布于农村。四、戏剧应与目前政治形势配合起来，如发动群众武装起来，缴纳救国公粮，消灭汉奸土匪等。五、到农村去的剧团应多演街头剧，宜于在麦场、街头、庙前演出。
　　2月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武汉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宣传部长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担任了政治部副部长。4月1日，政治部第三厅建立，郭沫若任厅长，阳翰笙任主任秘书。三厅下设五、六、七三个处，第六处掌管艺术宣传，处长田汉。六处下设三个科：第一科管戏剧音乐，洪深任科长；第二科管电影制放，郑用之任科长；第三科管绘画木刻，徐悲鸿任科长。田汉、胡愈之、冯乃超、冼星海、张曙、光未然(张光年)、马彦祥等相继参加工作。第三厅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团结和组织进步文化界人士，作了大量抗日宣传工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由上海复社出版。因环境关系，将书名改为《西行漫记》。斯诺于1936年6月至10月，在陕北革命根据地采访，向全世界作了真实的报道，扩大了中国革命在国外的影响。他在1月24日上海写的序言中说：“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这些人——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所口述的。此外还有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3月4日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在武汉写日记说：“今天闷得很，把《抗战中的陕北》读过一次就感到很兴奋。看他们一班革命青年在节衣缩食去干革命工作，不断寻求真理和民族的解放!我们虽然在后方，可是比起他们就觉得惭愧得多!我怕自己渐渐会落后而大不前进。中国现在是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扬地。许多革命青年向着这边发展，拯救那垂亡的祖国，解放那奴隶生活；我痛恨自己还在好象进行着一种恋爱生活，常常以烦恼来烦恼自己。假如我还觉悟的话，我应该想到自己的现时责任和将来的前途。”
　　3月5日
　　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编的《边区文化》专刊在《新中华报》上登出创刊号。艾思奇撰文《谈谈边区的文化》。
　　3月10日
　　孩子剧团奚立德，张宗元等八人写信介绍剧团组成和活动情况。《新中华报》以《孩子剧团在活跃着》为题发表了这封信。信中说：我们现在真快乐，真开心死了。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许多同志逃到法租界四川旅沪同乡分会，遇见钟朗夫、刘望远等先生。后来一起出壁报，教小先生，做难民工作。我们在临青学校时，爱唱歌、爱演戏、爱演讲。现在就以歌、戏、讲为我们的宣传工具，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三日成立了孩子剧团。排演了两个戏《放下你的鞭子》、《捉汉奸》，到各难民收容所演出。难民同胞们看了不断流泪。咬牙恨死日本鬼子。后来我们从一个学校搬到国际难民收容所，这时加入剧团的共22人。敌人占了上海后，我们便于十一月十八日离开亲爱的爸爸妈妈，乘船来到内地。
　　徐懋庸持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代表林伯渠的介绍信到达延安，暂住西北旅社，并到艾思奇、柯仲平负责的边区文化界抗敌协会。先后有艾思奇、张庚、和培元、张庆孚、柯伯年等看望。后来，《新中华报》社社长向仲华约写文章，随即写了一篇谈艺术形式的短文。在陕北公学举行的一次开学典礼会上，毛主席对他说：“我看到你在《新中华报》上发表的文章了，写得不错嘛，这样的文章望你多写。”后徐懋庸留抗大同艾思奇、任白戈、何思敬等人一起教哲学。
　　3月12日
　　延安举行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祭和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会前，毛主席亲自草拟了三幅挽联，由中央军委编译处处长郭化若书写后，挂在会场上。其中一幅写道：“国共合作的基础为何?孙先生云：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抗日胜利的原因安在?国人皆曰：侵略阵线是和平阵线的死对头。”会上，毛主席发表演说，指出：“孙先生的伟大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他的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的政策，艰苦奋斗的精神。”他说：“敌人是倾全国的力量来打，目标是灭亡中国，战略是速战速决；我们呢，也是倾全国的力量来抵抗，目标是保卫祖国，战略是持久奋斗。”“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达到无法无天的目的。”会中挽辞有张庚、吕骥、崔嵬、丁里、沃渣、向隅、沙可夫、徐一新诸同志集体创作的散文诗：《献给民族解放的领导者孙总理和先烈们》。诗中说：“暴风雨总是要过去的，太阳总是要出来的，我们要把将照耀着我们的后继者的火燃烧得更大些，直到太阳出来的黎明。”
　　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刊登启事：一、征稿：凡文化方面的文章及诗歌、速写、报告、短篇小说等都欢迎。二、征求工农兵文学通讯员。三、《边区文化》增加问答栏，读者有什么问题当详写回答。
　　3月15日
　　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华报》发表3月12日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演说词。
　　《新中华报》“边区文化”专刊第二期登载边区文协的呼吁：《确立全国文化界统一战线》。指出：我们曾向“文协”筹备处提议：赶紧召集各地文化界救亡团体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文协”总会，以便把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快快建立起来。一、有系统地建立较大的文化中心和许多较小的文化中心。二、有系统地进行国际宣传，参加国际反侵略运动和国际作家同盟的工作。三、提高文化界的警觉性，说服悲观论者，坚定动摇者，严防妥协论调的抬头，肃清汉奸托派。为加强文化救亡工作，克服文化界的宗派主义，希望早一点接到“文协”总会成立的消息!
　　周扬讲话在《新中华报》发表，题为《反侵略运动就是保卫文化运动》。还发表罗叔平的诗《保卫边区》和唐起的诗《工作吧!》
　　3月19日
　　立波在《群众》杂志1卷14期上撰文《为高尔基报仇》。
　　3月22日
　　丁玲、舒群主编的战地文艺半月刊《战地》在武汉创刊。该刊以西北战地服务团名义创办，团长丁玲当时不在武汉，刊物由舒群主编，并得到罗烽、白朗、蒋锡金等的支持。至第6期停刊。创刊号登有艾思奇的《文艺创作的三要素》，周扬的《我所希望于〈战地〉的》，冯乃超的《文艺统一战线的基础》，罗荪的《书的受难》，白朗的小说《清偿》，胡考的漫画《战士》，吕骥的《从朗诵说起》，罗烽的长篇连载《满洲的囚徒》，杨朔的通讯《昨天的临汾》等。由上海杂志公司总经售。每月逢五逢二十出版。
　　艾思奇在《文艺创作三要素》中指出：文艺的内容有三个要素：现实的形象，作者的思想，作者的感情。文艺必须用活生生的形象来反映现实世界，这是使得读者对文艺发生真实感的基础。然而文艺创作又不能离开作者的思想和感情，因为这也是它的动人的力量的来源。这三个要素在文艺里面的关系，和树的根、干、叶一样地密切关联而不可分。有以为思想高于一切的，那就成为载道派；有以为只要现实的形象就够了的，于是就有身边琐事的描写及记录的朴素的现实主义；有把感情的发泄当作文艺的本质的，托尔斯泰说文学是感情的传染，梁启超说文学的永久性建筑在感情上，普列哈诺夫以情操的高低来评定艺术价值的高低，就是属于这类意见。文艺还是文艺，它不是用来“载道”，不是单纯的现实的记录，更不是空洞的情感的发泄。然而在文艺里还是有它的“道”，也有现实的反映，也有它的感情的要素。
　　3月26日
　　3月初，根据中央指示，丁玲率西战团离开山西赴西安演出。在中共陕西省委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指示下，他们与胡宗南、蒋鼎文等国民党要人进行了合法的斗争，取得了西战团在政治、经济，演出等方面的合法地位。在此期间，丁玲先后写成《我们抵陕后的公演》、《写在第三次公演前面》、《适合群众与取媚群众》、《反与正》、《说欢迎》、《勇气》、《说到“印象”》、《讽刺》、《西安杂谈》等十余篇散文和杂文。并由丁玲主编出版了一套战地丛书，有《西线生活》、《一年》、《战地歌声》、《杂耍》、《突击》、《呈在大风沙里的人们》、《河内一郎》等八、九本集子。
　　汉口《新华日报》于3月26日载通讯《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西北战地服务团是抗战爆发后几个最先组成的战地服务团之一。他们从陕北出发渡黄河后，辗转于晋西、晋北、晋东，到每个角落向群众宣传，收到很好效果。他们不但演戏，演说，还能打游击。直到敌人逼到运城后，才到西安。塞克、聂绀弩、端木蕻良、肖红经常帮助他们，集体编了《突击》一剧，已在易俗社演出。丁玲谈到全团四十多个队员，还有要求参加者，不能再接收。她想写东西，但忙于活动无法如愿。可是到处翻印她的作品，发表她的访问记，丁玲传与抗战中的女英雄等。
　　3月30日，若望在《新华日报》撰写剧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突击〉》。
　　汉口《新华日报》登出黎明书局的新书广告：斯诺的《毛泽东传》、《二万五千里长征》、《西北散记》，陈彬荫编的《民族战士：丁玲传》。
　　《新华日报》4月27日刊登江横的《丁玲访问记》。在问到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概况时，丁玲说：“自芦沟桥事变后，为了唤醒民众，我们就到了山西。所演的都是民众易于懂的旧瓶装新酒的东西。这次在西安公演两次，也完全是采取这样的形式。因为新颖的形式，可以使各阶层的人容易接受。”“我们除了公演，还经常到各学校、剧团、战时工作团、军队和伤兵医院，教唱歌或帮助演剧。现在旁的剧团又要我们替他们制宣传标语呢!”她接着说：“这次在西安是和在山西不同了，没有深入到更广大的群众中去。不过我们在各学校、各团体也进行了不少的工作，通过这些团体，影响了更广大的青年群众，这种伟大的成果，真是以前没有见过的。”丁玲说，她和团员们一样，每人每月零用费是两元。我们不需要募捐，谢谢一些人的热心帮助。
　　5月11日，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与国联防疫委员会第一防疫医院同人联欢合影。西北战地服务团成员有：丁玲、陈明、邵子南、田间、周巍峙、李劫夫、吴坚、史轮、朱焰、夏革非、陈正清、郎宗岳、王钟、何慧、高玉麟、宋琦、李君裁、张可、王玉清、周敏高、苏醒痴、赵尚武、朗祖敏、刘藻如、黄明清、李唯、王在江等。(丁玲、陈明存照)
　　3月27日
　　全国文艺界在汉口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周恩来在会上讲话谈了四点：一、肯定文艺作家团结的意义；二、希望作家多取材于前线将士的英勇奋斗，敌人的残暴，民众的热情；三、“我们还负有建国的任务”；四、对世界文艺的责任。会议选出郭沫若、茅盾、冯玉祥、丁玲、许地山、巴金、夏衍、老舍、郁达夫、田汉、朱自清等四十五人为理事。周扬、吴奚如、孔罗荪、罗烽、舒群等十五人为候补理事。周恩来为名誉理事。老舍负责主持日常工作。“文协”的成立标志着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后形成。周恩来对“文协”工作非常重视，亲自指导和参加许多活动。“文协”在上海、昆明、桂林、广州、香港、延安等地建立了分会。“文协”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许多作家参加了文化工作团和战地慰问团，分赴西北和中原战场。“文协”还提倡文艺大众化，号召写通俗文艺。
　　《新华日报》发表《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的社论，还出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特刊》，以示庆贺，鼓励文艺家们在抗日战争中多作贡献。
　　4月4日，冯玉祥召集第一次理事会，推定胡风、郁达夫、王平陵、适夷、老舍、胡秋原等十五人为常务理事，并推老舍、华林为总务部正副主任，王平陵、楼适夷为组织部正副主任，姚蓬子、老向为出版部正副主任，都达夫、胡风为研究部正副主任。
　　5月4日，全国“文协”会刊《抗战文艺》在武汉创刊，后迁重庆出版。该刊三日刊，第1卷第5期改为周刊，第4卷1期改为月刊。1946年5月第10卷第6期出版后，更名《中国作家》。《抗战文艺》是国统区持续时间最长的文艺刊物，始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旗帜，为广泛团结作家、开展抗战文艺运动作出了贡献。
　　3月
　　陕甘宁边区“文协”抗战文艺工作团，第一团刘白羽、柳青等由延安出发，去晋西、冀鲁豫战地工作。带了一批照片和美术出版物，在晋察冀军区开展览会。
　　春
　　陕甘宁边区栒邑县陕北公学美术组成立，成员有古元、华君武、米谷等。
　　3月底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凤凰山麓接见白求恩大夫。当天白求恩的日记写道：“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房间里和毛泽东同志对面坐着，倾听着他的从容不迫的言谈的时候。我回想到长征，想到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那伟大的行军中怎样领着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从南方到了西北丛山里的黄土地带。”“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同志那样感动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4月1日
　　陕北公学举行第二期开学典礼大会。参加者有毛主席、陈云、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有成仿吾、罗迈(李维汉)、邵式平、周纯全、袁福清等学校负责人，有艾思奇、何干之、李培之、李凡夫、何定华、吕骥等教员，共一千六百多人。教务主任邵式平宣布大会开始。毛主席讲话说：“今天陕北公学开学，我应当送点礼物。但是，我没有多少东西，只能送给你们两件礼物。第一件，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第二件，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他说：”你们这样的一千五六百人，为什么不到别处去，而到这里来呢?”“这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央在这里。”“共产党为什么会被你们信仰，又被日本帝国主义和某些人讨厌呢?”因为中国共产党“有他的特点，也就是人所不及的地方”。这特点就是：第一，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第二，“共产党也有它的作风，就是：艰苦奋斗!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家的作风”。教务主任邵式平领着全体同志高呼口号：“接受毛主席的礼物!”“反对自高自大”，“学习艰苦奋斗”。
　　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成立。高朗山为主任，赵品三为副主任，艾丁为秘书长兼总务部长，徐肖冰为技术部长，沙可夫为技术顾问。3月28日，边区青年救国会召开发起人会议，出席者有郭洪涛(霍士廉代)、向仲华、李桂南、曹菊如、杜国林、温涛、沙可夫、李槐、雷经天、赵品三、高朗山、徐肖冰、艾丁、黄庆熙、谢翰文等。推定高朗山、沙可夫、曹菊如、朱光、王若飞、赵品三、谢翰文七人组成筹委会。29日、30日召开两次筹委会，议定人选和工作计划。4月5日《新中华报》登出“成立启事”：“随着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开展，我们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成立了。它肩负着两个任务：(一)用抗战中的血的经验来教育我们全中国的人民，使他们更坚决地走上抗战的道路。(二)告诉全世界人民：中华民族是怎样英勇地在为着正义而抗战着，并以活生生的事实，博得他们的同情和援助。同时我们热烈地与全国电影界取得亲密的联系，希望在各方面给我们指导和帮助。还有，我们除了拍摄抗战影片外，还摄制前方抗战和边区生活等新闻影片。这些材料，我们很愿意供给各报馆和各画报社采用。最后，如有指示，请至汉口或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洽商讨，或致函本社，无任欢迎。三八年四月一日。”
　　4月3日
　　鲁艺戏剧系演出独幕剧《兄弟们拉起手来》，王震之编剧，崔嵬导演。
　　4月6日
　　丁玲、舒群主编的《战地》第2期出版。登有胡考的论文《建立抗战漫画的理论》，成仿吾的诗歌《给毕业的同志们》，白朗的小说《婴儿》，张松如的杂记《弃儿记》，周扬等的《戏剧座谈会摘要》，艾思奇的《谈谈边区(延安)》，碧野的通讯《黑瘦了受难的郑州》等。
　　4月8日
　　《西北特区特写》一书由每日译报社编辑出版，全国各大书局经售。目录如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转变前后 斯诺夫人
　　中国西北新社会 斯诺
　　西北特区杂写
　　陕北文艺运动的建立 朱正明
　　一、从文艺俱乐部说起
　　二、中国文艺协会第一次成立大会
　　三、陕北文艺运动的回顾和瞻望
　　陕北的戏剧运动 朱正明
　　一、中国人民抗日剧社
　　二、西安学生的戏剧公演
　　三、《炭矿夫》与《秘密》的公演
　　(此书珍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4月10日
　　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改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在延安正式成立。发起人有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创立缘起”说：“在这抗战时期中，我们不仅要为了抗日动员与利用一切现有的力量，而且应该去寻求和准备新的力量，这也就是说：我们应注意抗战急需的干部培养问题。”“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我们决定创立这所艺术学院，並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並且表示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同时发布“成立宣言”。鲁艺的教学方针由中宣部拟定，经中央书记处通过，规定为：“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材，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
　　当日下午二时，鲁艺在中央大礼堂举行成立典礼。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亲临大会，并与师生合影。
　　1937年至1938年初，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五队、第一队，北平学生流动宣传队、上海蚁社流动宣传队一分队队员陆续到达延安。中共中央为了发展革命文艺、培养艺术干部，就以这些队的队员为基础建立了鲁迅艺术学院。鲁艺机构和干部配备为：正院长暂缺，副院长沙可夫，教务处副院长兼，后任教务长胡苏。训育处徐一新，训育员钟光、阎子祥。秘书处魏克多，文印科长龚伟、科员龚亦群、李非。戏剧系张庚，助理员黄乃一，编剧王震之，指导员江青，教员钟敬之、左明、崔嵬。音乐系吕骥，助理员丁皑，教员向隅、唐荣枚。美术系沃渣，助理员王良，教员丁里、蔡九昌、王曼硕。编审委员会李伯钊，编审员程安波。区队长李伟。(见鲁艺通告鲁字1号——29号)
　　鲁艺3月8月发布“鲁字第3号”通告：第一届学员已满，停止招生。
　　第一届学员名单(四月份公布)：
　　第一班：班长朱野蕻，副班长温容。干学伟、谭兴邦、胡苏、侣朋、金仲明、黎虹、阎闾、张颖、庄焰、邸莉茜。
　　第二班：班长仉平(张平)，副班长贾克。王彬、孙强、耿西、孙富、莫耶、陈炎、薛云、王凤翔、陈锦清、王效明。
　　第三班：班长李诃，副班长韩塞。张守维、吴宾、苏路、翟强、王证、张凯、路玲、王玉芬、岳慎、刘仁安。
　　第四班：班长罗椰波，副班长程安波。陈滋德、王一夫、郑律成、肖逸、余晓明、张林簃、薄平、席萍。
　　第五班：班长钟惦棐，副班长李汀。徐一枝、吴虹、秦光左、项荒途、乜立平、王劲。
　　新一班：班长靳志光，副班长邓豫成。谢瀚生、张刃仙、殷铁铭、陈启刚、张芸芳、李知明、翟定一、海啸、徐玉峰、华山、王元芳。
　　新二班：班长梁玉衡，副班长杨角。翟其春、张达观、周极明、成荫、谷野、李纶、张晓非、金磊、黄薇。
　　鲁艺为综合性艺术学院，设音乐、戏剧、美术三个系。修业期限为九个月。每届分两学期，每学期三个月。第一学期修业后，分发实习三个月，再回院继续第二学期。各科教授情况：杨松：《列宁主义》；艾思奇：《辩证法》；李卓然：《中国革命问题》；周扬：《文艺运动》、《艺术论》；沙可夫：《苏联文艺》；李富春：《中国共产党》；张庚：《戏剧艺术论》、《中国戏剧运动史》、《各时代戏剧代表著作研究》；崔嵬：《表演术》、《导演术》；徐一新、崔嵬：《剧团组织与管理》。负责实习导演崔嵬，化妆丁里，舞台美术钟敬之，读剧崔嵬。
　　鲁艺建院时，沙可夫、吕骥合写《鲁迅艺术学院院歌》：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用艺术做我们的武器，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争取中国解放独立奋斗到底。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踏着鲁迅开辟的道路，为建立新的抗战艺术，为继承他的革命传统努力不懈。学习学习再学习，理论与实践密切联系。一切服从神圣的抗战，把握着艺术的武器，这就是我们的歌声。唱吧，唱吧，高声的唱吧!我们是抗日的战士，我们是艺术工作者。
　　鲁艺5月23日发布“鲁字第12号通告，宣布该院各种会议参加者名单。院务会议：沙可夫、张庚、吕骥、沃渣、徐一新、魏克多、李伯钊及学生会代表。教务会议：沙可夫，张庚、吕骥、沃渣、崔嵬、王震之、左明、向隅、唐荣枚、丁里、蔡九昌、李伯钊、江青及各系学员代表。训育会议：徐一新、钟光、王已醒、李伟、江青以及学生会代表、民先队代表。事务会议：魏克多、龚伟、赵冠琦、龚亦群、李非、李石涵、刘国辅及学生会代表。编审委员会：李伯钊、吕骥、张庚、沃渣、王震之、徐一新、沙可夫及学生会代表。考试委员会：主考沙可夫、张庚、吕骥、沃渣；陪考徐一新、向隅、崔嵬、王震之、左明、丁里。晚会委员会：徐一新、李伯钊、向隅、崔嵬、魏克多及各系学员代表。
　　毛主席在隆重的开学典礼会上与全体师生合影，全校会餐。
　　4月11日
　　边区国防教育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代表四百余人。柯伯年主持。毛泽东、张闻天、艾思奇诸同志演说。毛主席说：“我们的民族是一个缺乏教育的民族，但抗战已大大改变了中国人，这是几十年的教育所不能成功的。如果抗战再坚持下去，还会造就千百万的新人。”“目前的抗战是规定一切的东西，我们的教育也要听抗战的命令，这就叫做抗战教育。”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张闻天(洛甫)说：“所谓国防教育，大概包含这样三个要素：一、强调民族自信心；二、增进全民族的团结；三、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王若飞作政治报告。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谈国防教育的意义。抗大政治部主任张际春、陕公教务主任邵式平谈国防教育的实施。延安《解放》周刊编辑吴亮平谈国际教育的原则。侣朋谈小先生制度的意义、发展与训练原则。柯伯年谈课程、教材、教学法与训导等问题。大会最后推定成仿吾、周扬、吕骥、柯柏年、徐特立、吴亮平、王若飞、沙可夫、王学文、艾思奇、张际春、董纯才、郑义等29人为第一届执委。
　　毛泽东同志为《新中华报》“青年呼声”专刊题字：“青年是抗日战争的生力军。目前青年团体的任务是团结全国一切阶层的青年男女，大批的是上抗日战争的战场去，充实正规军的战斗力，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在后方的青年人，也是一切为着战争胜利而工作。中国的解放主要依靠青年人。”
　　4月13日
　　上海救亡演剧一队抵延，演出话剧《八百壮士》、《顺民》。
　　4月16日
　　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在广州创刊。出至五卷二期被国民党查禁停刊。1941年1月10日在重庆复刊，茅盾因病而由沙汀、宋之的、章泯、曹靖华、欧阳山等七人组成编委会负责编辑。出至七卷四期又被迫停刊。延安不少同志在该刊发表新作。
　　4月19日
　　邓初民在《新华日报》撰文《鲁迅艺术学院访问记》。鲁艺负责人沙可夫作了答复：由于抗战艺术干部的缺乏，才有鲁艺成立。鲁艺暂分戏剧、音乐、美术三系；还预备成立文学系。戏剧系教员是张庚、崔嵬、左明等。音乐系教员是吕骥、向隅等。美术系教员是沃渣、丁里等。此外还有周扬、艾思奇、李卓然等担任各种讲座。成立鲁艺的目的是培养抗战艺术干部；研究正确的艺术理论；继承中国艺术遗产；建立中国新的艺术。
　　4月20日
　　艾思奇在《新中华报》发表短文《祝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3月27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这是一件大事。文艺界的阵线是素来混乱的，‘文人相轻’的传统的成语，似乎就是为着暴露文人不能团结的特性。直到现在文人都在空前未有的广泛的范围内团结起来了，这不是大事吗?”柯仲平为鲁艺成立著文《是鲁迅主义之发展的鲁迅艺术学院》。徐懋庸发表艺术评论《民间艺术形式的采用》。
　　丁玲、舒群主编的《战地》第三期出版。登有李辉英的小说《福地》，立波的《几页日记》，凌鹤的剧本《夜之歌》，舒非的《关于抗战演剧》，穆木天的《关于通俗文艺》，沙可夫、柯仲平、骆方笔谈《关于诗歌民歌演唱晚会》(三篇)等。
　　5月1日
　　延安各界纪念“五一”劳动节。在延安城南大操场上汇集着上万人。著名音乐家吕骥指挥唱《国际歌》。大会响应中国工人抗敌总会发起的“一分钱运动”，要求每户节省一分钱来支持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鲁艺戏剧系演出独幕剧《矿山》(王震之编剧)，话剧《军火船》(左明改编及导演)，独幕剧《“八一三”的晚上》(崔嵬编导)。
　　5月4日
　　周恩来同志为纪念“五四”运动在汉口《新华日报》题字：“五四运动，给予全中国学生的光荣传统为抗日运动与文化革命。在抗战的今天，来纪念十九年前的‘五四’，我愿全中国学生保持并发扬这一历史传统，贯彻抗战到底，勉为文化先锋。”
　　鲁艺戏剧系演出活报剧《希特勒之梦》，集体创作。
　　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发表《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指出：“中国文化在现在所受的浩劫是旷古未有的。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浩劫，而且是世界文化的浩劫。”“中国文化的存亡取决于民族的存亡。”提出：“要一切文化的工作服务于抗战，服从于抗战。”具体任务是：一、大量地组织抗战文化工作团。二、普遍建立新内容旧形式的抗战报纸杂志。三、各地建立民间戏剧、歌曲改进会。四、组织抗战平民教育促进会。五、出版界彼此应有联系或组织。六、普遍组织“战时文化局”。(详见《解放》周刊39期)
　　5月5日
　　延安马列学院成立。院长张闻天(兼)，副院长王学文，秘书长朱光。工作人员有张启龙、邓力群、章夷白、柯柏年、汪涛江等。学员经考试入学，约有三、四百人。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中国革命史、西方革命史、联共党史、党的建设等。教员多兼职，有王学文、陈昌浩、艾思奇、吴亮平、杨松等。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也来作报告、讲课。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为中央研究院。
　　1938年5月初，武汉文坛传来周作人在北京参加日寇组织的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消息，震惊了整个文坛。日报大阪《每日新闻》刊载的该社1938年4月9日召开的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详细消息，是周作人投敌之始的铁证。大阪《每日新闻》还随发会议参加者的照片一帧，中周作人长袍马褂，道貌岸然，跻身于戎装的日本特务头子之列，竟毫不为羞，反露出诩诩自得之态。
　　5月5日，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首先严电申讨，通电全国文化界，“请援鸣鼓而攻之义，声明周作人、钱稻荪及其他参加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诸汉奸，应即驱逐出我文化界以外，藉示精神制裁。”
　　第二天，《新华日报》发表短评《文化界驱逐周作人》，指出：武汉文化界把“斯文扫地”的文化败类驱逐出“界”，实属正当；提醒那些文化界中对所谓“硕学鸿儒”盲目崇拜的人，接受这次教训；警告文化界中还有的那些“以前辈自负，言论怪诞，或不问时事”的“学者” (当指胡适之流)，要参加救亡工作，至少也要保持文人气节，“不致堕落到甘为敌寇效劳的汉奸”。
　　5月14日出版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机关刊物《抗战文艺》第四号，刊登了茅盾，郁达夫、老舍、冯乃超、胡风、张天翼、丁玲、夏衍等十八人《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最后一次忠告他要“幡然悔悟，急速离平”!
　　6月3日，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响应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的倡议，也向全国发出讨周通电。
　　在此期间，武汉、延安、上海、重庆、成都、昆明、桂林、香港、贵阳等地的文化团体和著名作家学者，都或发表严正声明，或亲撰檄文痛斥周作人的叛国行径。全国文化界对他形成了共同的看法，那就是当时街头巷尾都经常可听到的一句“评语”——“周作人不‘作人’!”
　　丁玲、舒群主编的《战地》第四期出版。登有丁玲的《短简》，舒群的《关于〈战地〉》，丰子恺的《读抗战歌曲》，塞克的剧本《争取最后胜利》，杨朔的报告《雪花飘在满洲》等。
　　《新中华报》刊登抗战剧团刘海盛的自述《孩子们，在战斗中成长起来吧!》
　　5月10日
　　艾思奇在《新中华报》“边区文化”专刊第五期发表文章《完成五四文化运动的任务》，刘白羽的诗《在五月……》。
　　边区文化协会编辑委员会发起《五月在延安》的征稿活动。征稿启事说：“五月来了，在五月里面，有着多少可纪念的日子：五一、五三、五四、五五、五七、五九、五卅——那是世界上整个的革命浪潮，特别是中国民族反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留下的脚印。在今年五月里，我们已经对恶贯满盈的日本强盗进行了十个月的伟大的全面抗战，而且获得了许多新的胜利。我们将以从来未有的兴奋情绪来迎接这战抗史上的第一个五月。我们更盼望五月的鲜花，将是人类中间被压迫者翻身的信号!为了纪念这五月，现在我们发起一个集体创作：“‘五月的延安’——最有意义的一天。”编辑委员是徐懋庸、艾思奇、刘白羽、柯仲平、高敏夫，林山、徐雉。
　　5月12日
　　毛泽东同志到鲁艺作重要讲话。他生动地论述了有关抗战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的精辟论点。并说：你们的校歌在唱“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用艺术做我们的武器”，这很对。他说：“我们的两支文艺队伍，上海亭子间的队伍和山上的队伍，汇合到一起来了。这就有一个团结的问题。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要好好地团结起来，进行创作、演出。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走马看花，下马看花，起码是走马看花，下马看花更好。我们要有大树，也要有豆芽菜，没有豆芽菜，怎么能有大树呢?我不懂文艺，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创作好象厨子做菜一样，有的人作料放得好，菜就好吃。”“你们要好好看书学习。书是好看的，它不会叫，不会跑，不象杀猪，杀不好，猪就跑了。除了看书，还要学习民间的东西，演戏要象陕北人。”“文学艺术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的文学家、艺术家，提倡什么艺术至上，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眼里根本没有工人、农民。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工作者要到革命斗争中去，同时学习人民的语言。要从革命斗争中学习的东西多得很。你们看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描写骑马，平时上马是怎么上的，紧急时候上马是怎么上的，都不一样。如果作者没有参加过战斗生活，怎么能够写得这样真实呢?绥拉菲摩维支写了《铁流》，我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也是‘铁流’，可惜还没有人写。”“《红楼梦》里有大观园。大观园里有个林黛玉、贾宝玉。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我们的女同志不要学林黛玉，只会哭。我们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会唱歌、会演戏。将来还要到前方打仗。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大观园。你们的大观园在太行山、吕梁山。”“《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这两种歌，你们喜欢哪一种呢?我看《下里巴人》也不错，全国人民都会唱。”
　　毛泽东同志致郭化若(中央军委编译处处长)一信：“第一节(指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的第一节)最后修改毕，可即付印。校对须注意，你自己至少校一次。二、三、四节抄好后送我再看。注意标点符号，不使弄错一个。”
　　边区临时青年救国联合会在《新中华报》上发表《关于召集边区青年救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召集边区青年救国代表大会告全体会员暨青年群众书》、《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为召集代表大会通电》和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战时短期训练班写的《为纪念“五四”十九周年致全国青年》。还发表董纯才作词、吕骥作曲的歌曲《小英雄》。
　　5月16日
　　鲁艺戏剧系实习演出独幕剧《还我的孩子》(孙强编导)，独幕剧《油布》(翟强编导)。
　　5月中旬
　　抗战文艺工作团组成，属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和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该团由毛泽东同志命名。毛泽东同志约刘白羽、金肇野、汪洋、林山等谈话，并亲笔给八路军各级领导同志写信：“现有抗战文艺工作团刘白羽诸同志赴前方丁作，望大力支持协助，提供一切方便。”之后，边区文协和八路军总政治部确定该团的任务是：搜集战地材料，反映前线生活，推动文艺运动，建立文艺组织。先后派出六组：第一组刘白羽为组长，金肇野、林山、汪洋、欧阳山尊参加；第二组分甲乙两部分，有雷加等七人参加；第三组卞之琳为组长，吴伯箫、白晓光、野蕻等参加；第四组由刚从前方返回的第一组刘白羽为组长，莎塞参加；第五组周而复为领导；第六组肖三为领导。各组分赴晋察冀、晋东南、陇海线活动，收获甚大。
　　丁玲、舒群主编的《战地》第五期出版。登有舒群的小说《血的短曲之一》，侯唯动的诗《蒙古牧歌》，臧克家的诗《武汉，我重见到你》,王西彦的《被毁灭了的台儿庄》，以群的《台儿庄战场散记》，舒强的《战后的台儿庄》，力群的木刻《难民》等。
　　5月23日
　　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成立。在全民抗战进行了十个月的现在，民众所唱的仍是“奴家呀，情郎呀”一类不能配合时代的情歌，看的仍是《升官图》、《五典坡》一类麻木大众的旧戏。同时，文艺界又有了“利用旧形式”的讨论与尝试。所以有必要组织“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5月15日召开的筹备会上，推举柯仲平和郑义起草简章和宣言。23日在文化界救亡协会举行的成立大会上，柯仲平担任主席，柳青担任记录。总工会郑义报告筹备经过。选举马健翎、杨笑萍、郑义、高敏夫、柯仲平、温涛、李丽莲、张季纯、吕骥、柳青、钟敬之、崔嵬、艾丁、向隅、丁里、沃渣、丁克礼等十七位同志为干事。
　　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宣言。
　　徐懋庸写信给毛主席，请求接见。谈上海“两个口号”问题的论争。毛主席派秘书和培元、华民约他凤凰山麓谈话。主要意见：(1)“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的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们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2)“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3)“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的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4)“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5)“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说的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6)“但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
　　5月26日——6月3日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讲演《论持久战》。其中讲到如何动员民众抗日的问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现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有的一些，沧海一粟，而且方法不合民众口味，神气和民众隔膜，必须切实地改一改。”
　　5月28日
　　武汉失守之前，胡风在汉口主编的《七月》杂志，由丁玲分送给延安有关同志，后由雪苇负责分送。雪苇有次在送杂志时给毛主席附信一封：“汉口《七月》半月刊主编胡风先生寄来第三集第一期《七月》，嘱分赠一本给你，现特转上，祈查收。专此并致最高敬礼!”毛主席当即回信说：“收到了，谢谢!我已看了《座谈会记录》，很欢喜。如有新的，请续寄给我。五月二十八日。”
　　5月31日
　　鲁艺排演反映抗战生活的三幕话剧《大丹河》，王震之编剧，左明导演，钟敬之舞台设计，鲁艺戏剧系同学演出。
　　5月间
　　诗人柯仲平创作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朗诵后得到群众欢迎和毛泽东同志的称赞。毛泽东同志索要诗稿，亲自审阅，批道：“此稿甚好，赶快发表。”不久，连载于《解放》周刊第41、42期上。
　　6月6日
　　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在武昌成立。推举张善子、唐义精、徐悲鸿、吴作人、高龙生等为理事，蔡孑民、冯玉祥、张道藩、郭沫若、田汉等为名誉理事。
　　6月9日
　　丁玲、舒群主编的《战地》第六期出版。登有何家槐的速写《一天》，李雷、彭桂萼的《诗二首》，罗烽的长篇连载《满洲的囚徒》，张公平、沙梅的歌曲《保卫大中华》等。
　　6月15日
　　毛泽东同志致延安《解放》周刊编辑吴亮平一信，“接了一位美国同情者的信，我想请你起草一封回信。信内除感谢她外，并说及八路军抗战情形，请她转告美国兄弟姐妹们多给我们援助，我们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如何，盼示!”
　　6月16日《战地》社登出“暂停启事。”
　　丁玲在《七月》半月刊第15期上刊登《序〈呈在大风沙里奔走的岗卫们〉》。
　　6月18日
　　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举行高尔基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首由抗大唱《高尔基纪念歌》。推举成仿吾、吴亮平、周扬、罗瑞卿、沙可夫、艾思奇等为主席团。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致开会词。吴亮平、周扬、何思敬讲了话。周扬要求青年学习高尔基三点：一、学习他反抗的精神；二、学习他伟大的现实主义；三、学习他的反市侩主义。诗人柯仲平朗读高尔基的伟大作品《海燕》。最后由陕北公学歌咏队唱了高尔基的两支歌《光明赞》、《囚徒之歌》。
　　柳青在汉口《新华日报》6月30日撰写通讯《高尔基被害二周年纪念在延安》，详细报道了延安召开的纪念大会。
　　汉口《新华日报》社论《高尔基逝世两周年》。同时载“高尔基逝世两周年特刊”：凯丰的《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郭沫若的诗《高尔基万岁》，戈矛(徐光霄)的《高尔基永远活在大众的心灵里》。
　　柯仲平在6月20日《新中华报》“边区文化”专刊撰文《高尔基二周年祭》。
　　抗战周年及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晚会筹备工作，由沙可夫担任筹备会主任。李伯钊、王震之、崔嵬、张庚、徐一新、吕骥、向隅、李丽莲、潘健(潘奇)、高敏夫诸同志进行协助。参加演出的以鲁迅艺术学院诸同学为主力的延安“名星会串”。
　　边区文协办的民众歌咏训练班开始工作，由李丽莲与潘健负责教唱。参加者有工会会员、妇联会员等。
　　6月22日
　　舒群著《西线随征记》一书，汉口《新华日报》登出广告。广告说：“舒群先生是东北的青年作家，抗战后，奔驰在西线各战场上，从西安出发到达太原前线的经过，写成这本杂记。全书共16篇：记史沫特莱、记贺子珍、记丁玲、写炮火中的前线、写正太线上、写俘虏、写善良的农民。他的流畅的笔调，热烈的情趣，报告给我们许多战地生活的实况。”
　　6月25日
　　丁玲在西安举行的陕西妇女界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茶话会上讲话，介绍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她说：在14师、17师和同蒲路游击队中都有妇女政治工作者，分宣传、组织和训练。宣传是通过壁报、戏剧、歌咏、小调、漫画。朱德夫人在火线上担任军事指导员工作，赵寿山师长的小姐也要做排长了。在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女同志，完全和男同志一样，爬山，放哨，警戒等。在山西走了二百多里山路，曾在大雪中爬过高山，每天走60以至100里的路程，途中还要进行宣传。我们女同志都是未过二十的女孩子。有一个叫罗兰的，18岁在军队里当团长；有一个叫张桂的，在游击队当队长；另一个13岁的女孩子在游击队里教歌舞。除了分遣出去外，团里还有七个女同志。我们大多的时间和农民在一起，经过我们宣传后有很多人参加了义勇军。到西安一个月内，我们公演二十次，要求我们去教歌的团体有二十个。现在我们正在编印一种丛书，共计九本：剧本、歌曲、通讯、诗等。已交武汉杂志公司、生活书店，半月后可出版。(载1938年6月28日妇女慰劳会陕西分会出版的《西北妇女》杂志第8期)
　　生活书店连续在汉口《新华日报》预约《鲁迅全集》。称全集是“出版界空前巨业!新中国伟大火炬!”全书六十种计五百万字，分订二十巨册，硬皮布脊。蔡元培序，许寿裳撰年谱。全书定价二十五元。
　　《鲁迅全集》于6月15日在上海出版。由“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蔡元培，副主席宋庆龄)编纂，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全集共20卷。1至10卷系鲁迅著作，11卷至20卷系鲁迅译著。
　　6月——11月
　　延安“战歌社”由边区文协主任柯仲平负责。抗大参加的有魏巍、朱子奇、胡征(白帆)、冯塞伟、侯亢、夏雷、侯光焘、侯光慈等。每周例会一次。《新诗歌》是战歌社编的油印刊物。共出六期。后高敏夫在绥德县办一个铅印刊物《新诗歌》。战歌社抗大分社的主要活动：一是诗歌墙报，贴在四大队驻地“府衙门”高墙上，报头叫《战歌》。二是油印诗传单，到处张贴。
　　7月2日
　　毛泽东同志与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雅德、傅路德、雷克难先生谈话，说：“边区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地方呢?一句话说完，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边区人民，只要在抗日原则下，都有他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在这个制度之下，无论哪一种职业的人，无论从事什么活动，都能发挥他们的天才，有什么才干的人都可以表现出来。”“现在有些人对于边区有两种不正确的观点：一种说边区什么都不好，有少数顽固分子这样说，这种说法显然不合事实。另一种说这里象个神圣的天堂，什么缺点都没有，这种说法也过分了。”“承诸位好意来延安参观，我就欢迎诸位的批评，指出这里的缺点，以便加以改正，使之更利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
　　7月4日
　　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正式成立。四月间，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的晚会上，看了秦腔《升官图》、《二进宫》、《五典坡》等戏，向工会负责人齐华说：“你看老百姓来的这么多，来年人穿着服新衣服，女青年擦粉戴花的，男女老少把剧场拥挤得满满的，群众非常欢迎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就是内容太旧了。如果加进抗日内容，那就成了革命的戏了。”齐华便指柯仲平说：“文协的柯老在这里。”主席转身对柯仲平说：“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搞?要搞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的形式。”柯老随手开始筹建剧团。柯仲平任团长，刘克礼任副团长，张季纯、马健翎任剧务主任，墨遗萍任教导主任。刘白羽、杨浩、柳青、方纪、草明、李丽莲先后任文化教员、音乐教员。剧团成员有：贺原野(贺风)、张云、史雷、毕雨、党奎、李刚、王岚、王志义、王晓明、姚伶、高持久、唐又唐、林肃、王登奎、刘亚平、魏郎芳、张德财等。后又调进张志华、陈步发、冯增堂、李文宇、朱真、朱喜全、刘鸿盛、周德明、杨长久、黄俊耀、张力、宏涛、党培英、肖玲、刘玉琴、王亚民、米成义(米晞)、魏光中、程世荣、马佑平、郎宗颖、郎宗耀、邓秀金、王承祥、余伯豪、刘平、黄铁钢、高贵民、林沐、牟尼、侯唯动、肖肃、刘小孟、尚伯康、王爱民、党忠哲、张崇芝、雷轰、王振华、任国保、任应凯、王志岐、陈志祥、张尚华、罗生华、田永章、侯烈战、殷应战、马可、庄映等。
　　剧团条件困难，毛主席给三百元，买了毛驴、汽灯等。贺龙从晋西北回来，给了二十块法币。李富春说：“周恩来、博古同志从蒋管区回来了，他们是国民党的参议员，可能有钱。”柯仲平写了信，结果每人给了五十元法币。贺老总特意把缴获日军的战利品如钢盔、皮鞋、军刀、军大衣等，托刘白羽、林山从前线带回。张鼎丞也送了许多战利品。陈云还送给一个小电影机。剧团团歌唱道：“你们从哪达来?从老百姓中来。你们又往哪达去?到老百姓中去。”剧团团旗上写着：“大众艺术野战兵团。”舞台两边贴着对联，上联：“中国气派，民族形式，工农大众，喜闻乐见”；下联：“明白世理，尽情尽理，有说有笑，红火热闹”。横额是：“团结抗战。”陕北老乡用《信天游》来赞颂剧团：“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咱们的民众剧团过来了”；“一杆大旗硷畔上插，我把你亲人迎回家”；“黄米馍馍就酸菜，我把你剧团没错待。”1941年柯仲平调文协后，剧团由马健翎负责。马健翎写了大量现代戏。剧团坚持演出宣传民族气节，动员抗战的《好男儿》、《查路条》、《一条路》、《中国魂》、《回关东》、《中国拳头》；表现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三岔口》、《抓破脸》、《八千马》、《官逼民反》、《血泪仇》、《一家人》、《穷人恨》；赞扬边区人民生产自救、军民一家的《十二把镰刀》、《大家喜欢》、《两亲家》以及反封建的《神神打架》、《桃花村》、《三妯娌》等。毛主席看了《中国拳头》，亲笔题了“简单，明了，动人”六个字；看了话剧《国魂》，建议改为秦腔，并易名为《中国魂》。
　　10月25日，柯仲平在《新中华报》撰写介绍文章《生长着的民众剧团》：边区群众爱看、爱听、爱唱自己祖传下来的秦腔、道情等。因此我们下决心成立了民众娱乐改进会，而且将爱唱秦腔者组成一个民众剧团。我们请了王若飞为指导，从七月起改为“职业化”。但困难太多，好在周扬热心，决定由边区教育厅帮助五十元。抗援会、总工会、妇联、青救会、商会、抗大、陕北公学、总政治部、西北战地服务团等都给民众剧团以经济上的帮助。马健翎任编导部主任，这是最坚定的支柱，他是民间戏剧的天才。本月16日演出的马健翎的《好男儿》一剧，受到大众热烈欢迎。17日给西北青代会演出后，代表说，“想不到秦腔也能弄得这么好呀!”19日为纪念鲁迅在民教馆演出时，差不多把戏台挤倒。剧团同志们不怕天冷穿单衣，不怕只有一尺宽的地方睡觉，不怕还无一盏汽灯和幕布，他们有耐劳性、创造性、战斗性。
　　7月7日
　　延安各界万余人冒雨举行盛大追悼抗日阵亡及死难同胞大会。毛泽东同志挽：“抗战到底，浩气长存。”朱德总指挥挽：“抗日阵亡将士精神不死，把我们的血泪化成枪弹，把我们的悲哀化成坚持持久抗战的信念，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彭副总指挥挽：“誓以我们的血肉和头颅，完成先烈未竟事业，为死难同胞复仇!”大会由洛甫致开会词。毛泽东同志领导举行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典礼。
　　为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鲁艺演出反映农村斗争生活的三幕歌剧《农村曲》。李伯钊词，向隅曲。温涛、潘建(潘奇)、吕骥、李丽莲、程安波、高敏夫集体创作。左明导演，钟敬之舞台设计。演员有：丁里、李丽莲、邸力、张颖、徐一新、安琳、于龙江等。同时演出三幕话剧《流寇队长》，王震之编剧，张庚导演。
　　鲁艺演出新编京剧《松花江》。王震之编导，钟敬之设计布景。演出者有：符律衡(阿甲)、张东川、李纶、成荫、金紫光、张冶等。
　　延安电影团正式成立。“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战火蔓延到上海，电影制片业被迫关闭，一些进步电影工作者纷纷到内地拍摄抗日影片。袁牧之、陈波儿、钱筱章到武汉找到周恩来同志，周鼓励他们到解放区去，说共产党应该有自己的电影事业。于是袁牧之、吴印咸先行到延安。徐肖冰在太原见到周恩来同志，周说：“你的要求，我已经听说了。你不是想要参加我们的队伍吗?”我们欢迎嘛!你是电影工作者，我们现在哪有条件来搞电影呢?不过，我们要想办法把电影搞起来。在全国和全世界有许多人想了解我们，而电影就是极好的宣传工具。你来了，一时还搞不成电影，你就先到前方去，同战士们一起过过战地的生活，看看打仗的实况，即使听听枪炮声也好啊!”徐肖冰到延安后，与袁牧之、吴印咸和李肃、叶昌林等六人组成延安电影团。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亲自领导，选派长征干部李肃任指导员，袁牧之负责艺术创作，吴印咸负责摄影。当时只有两台摄影机和一批胶片，一部是袁牧之去延安前专程到香港买的，一台是伊文思送的。洗印制作都在窑洞里，自称“窑洞电影厂”。第一部影片是1938年10月1日在黄陵县开拍，由袁牧之编导，吴印咸、徐肖冰拍摄，片名叫《延安与八路军》，计划全片放一个多小时。袁牧之去苏联学习时，将片子带去制作，因苏德战争爆发而丢失。1942年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该团拍摄的反映三五九旅开荒的《南泥湾》，是唯一完整的影片，受到广大群众欢迎。同年还拍了《白求恩大夫》素材。1945年吴印咸拍了党的七次代表大会，成了重要历史文献。(电影团成立日期，也有从10月1日开拍第一部影片算起)
　　7月12日
　　抗战戏剧节工作圆满完成。邓洁代表中央组织部做政治动员，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沙可夫做艺术家的组织工作，李伯钊、吕骥、张庚、左明、王震之、张季纯、崔嵬、向隅等剧作家、作曲家积极活动，文艺批评家周扬参加剧本审查，优秀演员李丽莲、白兮、徐一新、丁里、于龙江(鲁小学生)，邸莉茜、符律衡、温容等加紧排练。钟敬之在困难条件下，使闪电、月光等活跃起来。最受人尊敬的长征过来的李伯钊在她艺术工作完成时却遭到小产。这次的剧目有两个特点：一是开始创造新式的歌剧，努力吸收歌谣风的写法和曲调。《农村曲》是最大的成果。《松花江》演出也是成功的，可惜利用旧形式缺乏正确的批判。话剧《流寇队长》的缺点虽然不少、但它是努力接近现实。
　　7月17日
　　《新华日报》刊登《聂耳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特刊》。有聂耳逝世三周年纪念筹备会的《纪念聂耳》，徐迈进的《学习聂耳先生》，冼星海的《聂耳，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唐纳的《忆聂耳先生》，张曙的《聂耳作品的历史性》，刘雪厂的《纪念聂耳先生》，林路的《聂耳死了吗?》覃子豪的诗《战争中的歌人》，孙师毅词、吕骥曲的《聂耳挽歌》。
　　7月18日
　　延安鲁艺为纪念聂耳、黄自，演出歌剧《扬子江暴风雨》，田汉、聂耳原作。
　　吕骥(鲁艺音乐系主任)在延安出版的《纪念聂耳、黄自特刊》中撰文《抗战后的音乐运动》，说过去一年中音乐运动有相当的进步，创作了不少适合抗战需要的通俗化的新音乐，如《大刀进行曲》、《大众的歌手》、《干一场》、《游击队》、《打杀汉奸》、《八杯茶》、《武装保卫山西》、《保卫大武汉》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设立，在国立音专停办的时候，自然给全国音乐界以莫大兴奋，它将培养大批新干部。
　　7月24日
　　鲁艺戏剧系演出小歌剧《送郎上前线》，由谢力鸣编导。
　　7月27日
　　诗人高敏夫在《新华日报》发表诗《哥哥骑马打东洋》。
　　7月30日
　　柯仲平在《新中华报》“动员”专栏里发表短论《应该实践的话》。文中记录了中央领导同志为慰劳参加戏剧节的艺术工作者而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李富春说：这次艺术学院的成功是空前的。……把脑力和体力结合起来了，那是个愉快的劳动。毛主席说：这是空前的，但不希望是绝后的。下一次在这里开会的时候，要比这次更进步。洛甫说：这次的特点，是用旧的形式表现新的内容。陈云说：不论唱也好、戏也好，对于教育民众都有很大的作用。不要以为我是做戏的，跑龙套的……。有么，就有的打算；穷么，就穷的打算，总要创造。人，只要给他自由，给他民主，什么都可以创造的。
　　7月间(亦说7月1日)
　　八路军政治部编辑出版的《前线画报》在延安创刊。套色印刷，毛边，月刊，以画为主，配以文字说明，间有诗、歌曲、短文。内容多反映我军战斗、生产、学习活动，揭露日、汪，托匪、汉奸之罪行。主要对象是前线战士。从现有材料看，只出到1945年5月15日第32期。主要画家有蔡若虹、华君武、陈叔亮、马达、陈钧、西野、焦心河、琦西、钟灵、杨廷宾、郑沧波、丁里等。歌曲有舒模的《军民合作》，贺绿汀的《保家乡》，塞克词、星海曲的《生产抗战》，冯文彬词、吕骥曲的《纪念“五四”歌》，冼星海的《保卫黄河》。诗有李绍英的《雁北的回忆》，郑义的《奸贼们，你要猖狂吧》等。文字有《朱副司令长官略历》、《彭德怀将军》、《聂司令简历》、《贺师长简历》、《肖克副师长略历》以及钟惦棐的《谁说画画难》等。
　　8月1日
　　鲁艺成立实验剧团。主任王震之，组织科长李伯钊，干事龚伟。教育科长王震之(兼)，干事里诃。剧务科长钟敬之，干事孙强。总务科长赵冠琦，干事李非。导演左明、崔嵬、张庚、王震之。团员韩塞、里诃、温容、徐一枝、符律衡(阿甲)、肖逸、张守维、章皑、张林簃、苏路、王久晨、金钟铭、路玲、邸莉茜、陈锦清、阎闾、王一芬、陈炎、庄焰、张颖、吴虹、黎虹、薄平等。音乐顾问向隅，医药顾问马海德。(见鲁艺21号通告)
　　《鲁艺实验剧团成立纪念刊》出版。载有沙可夫作词、吕骥作曲的《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团歌》：“我们这小小的剧团，艺术战线上的新的力量。舞台是我们的战场，戏剧是我们的刀枪，喜怒哀乐成功失败，一切生活的反映正指示出世界前进的道路和桥梁。这里是艺术的园地，这里是戏剧的工厂，抗战艺术、抗战戏剧，努力创造和培养，正锻炼出一群群艺术的干部和人才。”还载有徐一新文章《祝实验剧团的成立》，王震之文章《实验剧团的使命和工作》，张庚文章《关于旧形式新内容的几种见解》和《本团组织系统表》。
　　8月20日，徐一新在《新中华报》撰文《祝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的成立》。
　　8月27日，鲁艺实验剧团举行成立典礼晚会，演出话剧《一心堂》，王震之编剧，崔嵬导演，钟敬之舞台设计。演员有：陈锦清、张平、邸力、苏路、韩塞等。同台演出新编京剧《松林恨》。王震之、阿甲编导，钟敬之设计布景。演员有阿甲、张东川、任均、刘笑声(石天)等。
　　抗敌演剧队在武汉正式成立。根据当时形势，周恩来同志指出：“抗日救国是全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国共两党都有庄严的责任。可是国民党对抗敌宣传消极怠工，那么这份工作只能由我们担负起来了。让这些演剧队有一块政治部第三厅的招牌，用他们的钱，演我们的戏，唱我们的歌，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中国共产党决定在直接掌握负责宣传工作的政治部第三厅建制内成立十个演剧队，另外成立四个抗宣队，收编一个孩子剧团。十个队的队长及前身是：一队，队长徐韬、魏曼青，由救亡三、四队成员组成。二队，队长郑君里、吕复，由救亡三、四队成员组成。三队，队长徐世津、王负图，前身是张光年领导的武汉拓荒剧社。四队，队长侯枫，由救亡十一队收编，侯枫入川后由许智代队长，后又改任翁村。五队，队长王梦生，由汉口一文明戏剧团改编。六队，队长陆万美，前身是平津学生抗敌移动剧团。七队，队长冼群、罗毅之，由武汉友联剧社改编而成。八队，队长刘斐章，由救亡八队组成。九队，队长徐桑楚，原属三厅歌舞团体，成员多为武汉、长沙两地各中学学生。十队，队长不详，成员多为国立河南大学及开封、洛阳各中学学生。演剧队每队三十人。以演剧为主，以歌舞、笔墨与口头宣传(如壁报、油画、油印简报、街头演讲、家庭访问)为辅。演剧队成立前，在三厅所在地武昌昙花林举行两周集中训练。听取郭沫若、胡愈之等有关抗战形势的讲话，田汉、洪深、冼星海等作的戏剧、音乐理论常识的报告。举行过一次内部会演。各队将一年来战地演剧作了汇报观摩演出，有多幕活报剧《宣传》(王为一)、《生路》、《烟苇港》等节目。集训结束时，周恩来同志亲自给全体队员做了一次长达四、五小时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并召见各队党组织负责人说，如遇重大问题，可以通过各地八路军办事处向他汇报请示。演剧队出发前，周恩来同志还谆谆嘱咐大家：“要学习红军宣传员，一边行军，一边宣传鼓动。沿途要遵守群众纪律，借了农民的东西要还”等等。
　　1939年1月，演剧三队到达延安。在三个月中向延安人民作了两次汇报演出，并在延安首次演出《黄河大合唱》，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和鼓励。三队许多同志想留在延安或其他解放区，毛泽东同志亲自接见全体同志做说服工作。指出：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要在广大群众面前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你们应该回到国统区去工作，到那里去占领文化宣传阵地。他还风趣地说：“穿着国民党的衣服，吃着国民党的饭，给共产党工作，为人民工作，这多好。”同年五月返回晋东南一带演出《黄花曲》、《武装宣传》、《军民合作》等剧。踏遍黄河两岸无数村庄，被士兵们誉为“艺术家兵团”。
　　8月4日
　　毛泽东同志为《新华日报》题词：“学好本领上前线去!”
　　8月7日
　　边区文协战歌社(柯仲平、林山等)、西北战地服务团战地社(田间、邵子南等)联合发表《街头诗歌运动宣言》。宣言一开头引用四句诗：“高山有好木，平地有好花，人家有好女，莫钱别想她。”说这首“无名氏”作的短诗，到处见到，不但会被人念出，同样会被“穷措大”念在口上。假使马克思的《资本论》需要中国人作一篇序，那么我们就把上面这四行诗交出来，也不算丢了中国人的脸。因为这实是一首最大众不过的大众诗。它是尽情尽理的，深刻而明朗的，浅显而含蓄的，用大众的语言，有大众的韵律。在今天开展大众街头诗(包括墙头诗)运动，不但利用诗歌作战斗的武器，同时能使诗歌走到真正大众化的道路上去。有名氏，无名氏的诗人们，不要让乡村的一堵墙，路旁的一片岩石，白白的空着，也不要让群众会上的空气呆板沉寂。写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唱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
　　《新中华报》刊登“街头诗选”(一)田间的《假使敌人来进攻边区》，骆方的《我们向你们敬礼》，贺嘉的《哨岗》，余修的《开大会》，敏夫的《边区自卫军》，史轮的《儿歌》。(二)柯仲平的《保护我们的利益》，刘御的《小脚婆姨》，季纯的《给我一支枪》。
　　8月15日
　　林山在《新中华报》撰文《关于街头诗运动》，包括三题：为什么提倡街头诗；街头诗在战地；街头诗运动的意义和成绩。
　　8月17日
　　《新华日报》发表余修的诗《延水》：我爱延水的急流奔涌，就象衔着民族仇恨的战士，要冲锋陷阵，去冲决那泥沙的障碍吧!……
　　8月20日
　　柯仲平在《新中华报》撰文《文化下乡去的一个实际问题》。田间赋短诗《我们的队伍》。
　　抗战文艺工作团第一组返回延安。正当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延时，抗战文工团第一组刘白羽、金肇野、欧阳山尊、汪洋等同志返回延安。丁玲一行带回许多新鲜东西，如大鼓、秦腔等。尤其带回经过磨练而不疲倦的工作热情。刘白羽一行主要搜集战地材料，用同样的热情和有效的方法去处理那些经血肉换来的材料。两个月前，刘白羽一行刚走时，墙报上就写道：“不要忘记，抗战文艺工作团这个光荣的名字，这名字是毛泽东同志赠给你们的!”
　　11月间，抗战文艺工作团分四组奔赴各地：第一组金肇野等，从门头沟转冀热边区；第二组到冀中；第三组吴伯箫、卞之琳、白晓光、野蕻、林山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第四组刘白羽、莎寨赴晋东南。
　　鲁艺戏剧系演出活报剧《国际玩具店》(成荫等集体编导)、独幕剧《信号灯》(崔嵬编导)。
　　8月25日
　　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将军返抵延安，各界万余人欢迎。《新中华报》于8月30日全文发表《朱总司令在延安各界民众欢迎会中的讲演词》。同日，柯仲平赋诗两首《到明天——欢迎朱德总司令》和《朱德同志》。林山撰文《送文化食粮与文化干部到前线去——响应朱总司令的号召》。
　　柳青在《新中华报》三次连载长篇特写《肖克将军会见记》。附记说：“本文通过肖克将军的详细改正，使得它完善了许多，笔者对此致深深的谢意。”
　　画家胡考撰文《展览会的经过》，说他与陈依范同来延安，是为了跟延安人士学些东西，如毛主席所说：我们要跟随便什么东西学习，研究自然科学的人，为要了解美，必须走入厕所也是一样的。
　　9月1日
　　毛泽东同志给抗大四期毕业生题词：“继续努力，以求贯彻”，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并刊登毛泽东同志在抗大四期毕业生欢迎大会上致词的照片。
　　9月5日
　　《新中华报》辟出“鲁艺特刊”，登载沙可夫的《抗战文艺杂谈二则》。文章说，“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热烈的争论都无非是为了“名正”。为什么现在我们要用“抗战文艺”之名呢?我们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关头，除汉奸亲日分子外，不分阶级、阶层、党派、男女、老幼，都一致奋起，精诚团结，巩固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现阶段中国文艺也应该服从抗战。于是，“抗战文艺”之名就应运而生了。但有些人死抱往“国防文学”或“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名，不肯放手，大有非此不能“名正”之势。那么，现在再来“名正”，似乎是必要的了。显然，“国防”与“民族革命战争”之名太笼统，太一般化了，已经不适合用来说明现阶段的中国文艺的性质与任务了。就现阶段来说，“抗战文艺”才是“名正”。同版还登载孙强的《实验剧团与她的母校》，黎觉奔的《从“扩大鲁迅艺术学院运动”说起》。
　　甘肃抗敌后援会组织的战地服务团一行十余人来延观光。文化界救亡协会举行座谈会表示欢迎。出席者有西北战地服务团等十余团体。最后有柯仲平朗诵诗等余兴。
　　9月11日
　　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成立。在“文协”的院里由“文协”召集这个会。成仿吾骑匹白马远道赶来。艾思奇宣布开会，刘白羽报告筹备经过，说文联是负了抗战文艺方面重大的要求而出现的，要选拔干部，供给文艺食粮，建立抗战文艺理论等等。沙汀、卞之琳、丁玲、徐懋庸、周扬、雪苇、沙可夫相继发表意见和希望。讨论结果要求：普遍建立文艺小组，号召大批文艺干部到前线去，出版文艺刊物，建立正确的文艺理论。最后推选执委：丁玲、林山、田间、成仿吾、任白戈、沙汀、周扬、柯仲平、雪苇、刘白羽等。诗人柯仲平的朗诵，陈学昭的法文歌，丁玲的小调，沙可夫的俄文游击队歌，是最好的余兴。
　　9月14日
　　鲁艺戏剧系演出话剧《林中口哨》，姚时晓编剧，张庚导演。
　　9月15日
　　《新中华报》社论：《“九·一八”七周年纪念》。
　　9月18日
　　延安万余群众在南门大操场举行“九·一八”七周年纪念大会。会上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推举丁玲、齐华、林伯渠、徐特立、罗瑞卿、高朗亭、谭政等为主席团。朱总司令讲话，说七年来总听到“打回老家去”的口号，所以没能打回去的缘故，就因为统一战线没建立好，现在我们不惜牺牲一切的达到了这个目的。当会上提到在前线抗战的女英雄康克清时，群众报以热烈的鼓掌。随后群众到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前举行落成典礼，由柯仲平读诔词，徐特立致词。延安自卫军表演劈刀，少先队表演打拳。晚间演戏。
　　9月20日
　　鲁迅艺术学院举行“九·一八”纪念展览会，展出该院优秀作品木刻、漫画、照片等数百余幅，参观者达三千人。
　　为慰劳抗日前线将士，延安开展“一万封慰问信运动”。毛泽东同志的信是：“前线英勇抗战的将士们：望你们继续发挥你们英勇精神奋战到底，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一切后方的同胞都是援助你们的。”
　　9月25日
　　《新中华报》辟出“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成立特刊”。毛泽东同志题字：“儿童万岁!边区儿童保育院成立纪念。”
　　1O月2日，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正式成立。在盛大的成立典礼会上，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及项英、艾思奇、丁玲诸同志均给予很多宝贵意见和鼓励。
　　9月27日
　　鲁艺实验剧团演出三幕话剧《打虎沟》，王震之编剧，崔嵬导演。
　　9月29日——11月6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桥儿沟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文件。决定撤消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这次会议基本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毛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长篇报告，指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他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诗人柯仲平在延安大礼堂的石灰墙上，亲手刷写墙头诗：“啊同志们!战呵战!你好好掌舵，我好好摇桨；不怕暴风暴，不怕狂浪狂，我们中国共产党，越在危险的关头上，越有坚定的方向。”“啊同志们!战啊战!战到黄昏后，夜吗夜深沉，西不见长庚，东不见启明，我们指着北斗星前进；在那夜深沉的时候，我们党中央是北斗星。”
　　9月
　　毛泽东同志和抗大第三期毕业学员谈话说：你们到抗大来学习，有三个阶段，要上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这是第一课；在学校里住窑洞，吃小米，出操上课，这是第二课；现在第二课上完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三课，这便是到斗争中去学习。
　　毛主席给鲁艺文学系“路社”的诗歌座谈会的信中说：“诗歌要反映人民生活，要写抗日的现实斗争，才能完成诗歌的革命任务。因此，诗歌工作者要参加人民群众的生活。还有，诗歌要用接近群众是语言来写，群众才喜爱。”“路社”是鲁艺文学系的同学于1938年8月间成立的业余文学团体，由天蓝和康濯负责。“路社”出了一块很大的墙报，内容新颖，形式多样，在延安城北门吸引了不少人，使“路社”影响越来越大。
　　10月2日——7日
　　边区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中央大礼堂开幕。高朗山报告大会意义。中央代表贺龙在讲话中提出四项要求，希望把边区的模范作用推广到全国去!老当益壮的林主席说西北是我们民族的发祥地，又是我们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必须发扬我们民族的优点与信心。指出：青年不但要在书本上学习，还要在实践工作中学习；不但要向革命领袖学习，还要向群众学习。中央边区党委代表王观澜，边区抗敌后援会主任齐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李昌，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宣传部长胡乔木等起立讲话，对大会均有宝贵指示。
　　10月10日
　　西北青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陕北公学大礼堂举行。会场挂满赠联，有朱德的“全国青年武装起来，驱逐日寇出中国!”徐特立的“决定正确的抗战决议案，以作千百万青年的指针!”吴玉章的“二十世纪的中国青年要与世界青年团结起来，为新时代而战!”西青救宣传部乔木代表大会筹备会报告筹备经过。西北青年领袖冯文彬在报告中说，大会的任务是：“怎样来保卫中国的文化?”“怎样去组织和团结全国青年参加战争?”我们准备流尽最后一滴血来保卫我们的祖国!
　　10月15日
　　《新中华报》社论：《响应朱总司令号召募捐六万双毛袜手套慰劳八路军运动》。
　　由文协发起的边区诗歌总会成立。包括战地社、战歌社等团体，田间、史轮、刘御等为骨干。办有《诗歌总会》半月刊。
　　10月16日
　　《文艺突击》杂志在延安创刊。由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文艺突击社编印。原为月刊。自1卷2期起改为半月刊。到1939年6月25日终刊。共出六期。该刊由边区文协柯仲平、刘白羽和抗大政治部奚原等共同商量筹办。他们于9月17日在给毛主席信中说：“大家的意思要请你题一个报楣，……希望你马上替我们挥成。”当天，毛主席题好字送回，批语道：“写下几个字不知可用否?”该刊主编刘白羽，编委主要有柯仲平、林山、奚定怀等。第一期油印四版的《文艺突击》，有艾思奇的《学习鲁迅主义》，柯仲平的《持久战的文艺工作》，刘白羽的小说《战斗者》，卞之琳的速写《钢盔的新内容》等。
　　柯仲平在《持久战的文艺工作》一文中说，抗日战争为作家开辟了伟大的前途。要深入到抗战的实际斗争中，这是多数作家的愿望。中国的抗战是持久性的，因此在抗战胜利前，并不是没有产生几部大作品的可能。要在这时候写出大作品，就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在战争中体验他所要写作的现实生活；二是对于政治军事有相当的认识，尤其必须是一个坚定的战斗员；三是必须有某种程度的写作技术修养。在目前，非大作品不写的人，就象非阵地战不打的一样。字数多常是大作品不可避免的一种结果，但并非大作品都一定要字数多。文艺上的游击战是比较有些成绩了。游击作风在目前还站在主要的地位上。救亡歌曲、街头诗、独幕剧、通讯、短篇、报告文学等都在以游击战的作风出现。文艺上，我们也必须将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的三种作风配合起来。
　　10月19日
　　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致许广平女士电：“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开会中，适逢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日，扩大会全体追念先生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与文学运动伟大的贡献，深切表示敬意。当此民族危急之际，尤深哀悼，除全体静默追悼外，特电慰问。”
　　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主持召开延安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大会。抗大、陕北公学、鲁艺、西北青救联合会互拉唱歌，他们向丁玲挑战：“要求丁玲同志唱鲁迅纪念歌!”丁玲和西北战地服务团故意转移目标：“要求柯仲平同志诗歌朗诵。”大会由周扬、沙可夫、沙汀、柯仲平、丁玲、徐懋庸等十三人组成主席团。柯仲平宣布开会。周扬讲话说：一、鲁迅生长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度里，这就决定了他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主义的思想。二、鲁迅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为了爱祖国爱人民而从事艺术，把艺术当作救祖国救同胞的工具。三、他是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一个忠实的民族主义者。四、鲁迅留给我们空前的文化遗产，没有鲁迅就没有今日的新文学。丁玲、徐懋庸、沙可夫相继讲演，他们教育青年学习鲁迅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学习他持久战斗的精神。柯仲平朗诵他的《告同志》和《游击队》。丁玲提议成立“鲁迅研究学会”，各大图书馆各买一部《鲁迅全集》。(重庆《新华日报》11月23日作详细报道)
　　《新华日报》出《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专刊》，周恩来题词：“鲁迅先生之伟大，在于一贯的为真理正义而倔强奋斗，至死不屈，并在于从极其艰险困难的处境中，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这种伟大，是我们今日坚持长期抗战，坚信最后胜利所必须发扬的民族精神!鲁迅先生二周年纪念。”
　　全国“文协”与“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在武汉联合召开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主席郭沫若。周恩来、秦博古、邓颖超、吴奚如、潘梓年、田汉、安娥、李昆源、陈侬菲、叶以群、于立群等三十多人参加。周恩来同志说：“不论在政治上、文学上或为人道德上，都需要我们学习鲁迅先生的精神和作风，发挥鲁迅先生的精神。”冯乃超代表文艺界讲话：“今天纪念鲁迅意义更重大，今年纪念的范围，一定更宽泛，无论在前线，在后方，在各战区，在五路军，在八路军，在新四军，在广州，在重庆，在成都，在桂林，在昆明……都一定有盛大的纪念会。”胡愈之代表鲁迅纪念委员会发言，报告纪念委员会的工作：“按初成立时商讨，约有三项：(一)刊行鲁迅著作；(二)在上海虹桥公墓做永久纪念品；(三)创设鲁迅奖金。到今天除第二项因日寇占领上海一时不易进行和第三项需更多经费外，第一项已经办到，于今年9月15日由上海复社刊印了二十巨册的《鲁迅全集》，这是我们值得喜悦的。”
　　鲁艺为纪念鲁迅，演出活报剧《鲁迅之死》，钟敬之编导。
　　10月20日
　　柯仲平在《新中华报》上发表《请不要误信我》一文，说：“青年们，请不要误信我能象鲁迅先生一样帮助青年。深入较下层的大众，为大众唱诗是我的愿望。”
　　10月22日
　　朱德同志从华北飞抵武汉，与周恩来、郭沫若聚会于汉口鄱阳街一号。翌日飞返前线，临别赠郭沫若《重逢》诗一首：“别后十年又一年，大革命失败，东江握别，抗日战酣，又在汉皋重见。你自敌国归来，敌情详细贡献。我自敌后归来，胜利也说不完。敌深入我腹地，我还须支持华北抗战，并须收复中原，你去持南天。重逢又别，相见——必须在鸭绿江边。”
　　10月27日
　　延安山脉文学社成立，并着手编辑出版《山脉文学》刊物。该社社长奚定怀写信呈请毛主席为杂志题写刊头。毛主席虽然如复信中所说：“事情非常之忙”，但仍十分高兴地挥写了三个“山脉文学”题样，供编者选用。他在复信中写道：“写下几个字，不知可用否?”时间是1938年10月27日。《山脉文学》因故未出，而《山脉诗歌》则坚持出了十期。山脉文学社的活动逐渐转向诗歌方面，后来就以“山脉诗歌社”的名称出现。山脉社是由抗大政治部秘书科的奚定怀发起和组织的。主要成员有：徐明、劳森、缪海棱(雷波)、西野、栾萍、李维新(女)、魏元章、赵从容、安观生、王玲篪、庄涛、汪洋、朱力生等。通过社员大会，选举出九人社务委员会：奚定怀、缪海棱、魏元章、赵从容、安观生、王玲篪、庄涛、西野。在社务会议上，拟定了“十大工作方式”：1、出版文艺刊物；2、配合各种重大的政治活动(如纪念日、群众大会等)，印发通俗的诗传单；3、在群众大会上，利用会前或休息时间，进行诗歌朗诵；4、召开文艺晚会；5、举行文艺的专题报告会；6、成立简易的流通图书馆；7、在山岩、墙壁上刻写文艺标语和街头诗；8、各单位的文艺小组出编壁报；9、文艺小组召开文艺创作的讨论会；10、向各地报刊推荐和搜送抗战文艺作品。《山脉诗歌》由奚定怀、徐明、劳森等编辑。装帧由抗大文印股股长西野承担。
　　10月间
　　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领导的烽火剧团成立。留守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宣传部长李兆炳。烽火剧团团长蔺子安(后由高波、陈明相继接任)，党支部书记杜百应，组织委员舒光彩，宣传委员秦士杰。下属五个分队：第一分队正副队长张保忠、肖敬若；第二分队正副队长徐信、陈其通；第三分队正副队长邓友民、秦士杰；第四分队正副队长魏玉晶、舒光彩；第五分队队长陈凤莲。剧团下设戏剧股、歌咏股、舞蹈股、通讯、美术、标语股。成员有向隅、唐荣枚、张勃、王久臣、张东川、杨芝兰、黄倜、羊路由、陈耀华、艾叶、肖光华、吴彪等。陆续又增加白步佳、张定远、董元青、韩正杰、朱仲夷、朱云璋、林芳、何其人、刘维忠、叶干舒、苗恭俭、张兴、赵泽海、周兴、冯毅、西虹、草沙、藜阳、吴岳、鲁光、林朋、刘希文、刘雄、李海奇、刘思琴、严庄、杨啸空、苏坚、叶菱、白莉、李强、刘瑞生、李长华、姚崇峦、蒋祖林等。鲁艺选派翟强、侣朋、李鹰航、梁寒光、庄焰、冼星海作艺术指导。团长蔺子安作团歌：“我们是熊熊的一把火焰，我们是解放民族的先锋队员。我们要用戏剧来从事宣传，要动员广大的群众来参加抗战。舞台是我们的堡垒，街头是我们的营盘。我们抗战不怕困难，打倒日本强盗，胜利在我们前面。”该团曾多次到陕甘宁边区各县流动演出，主要节目有：歌舞剧《小放牛》(高波改编)、京剧《过关》(陈其通编写)、秦腔剧《治病》(翟强编导、李鹰航谱曲)、话剧《李秀成之死》(阳翰笙编剧)、活报剧《纪念十月革命》(侣朋编导)等。该团由红军时期的宣传队演变而来。
　　11月1日
　　《文艺突击》第1卷第2期出版。有周扬的论文《十月革命与中国知识界》，柯仲平的诗《告同志》，丁玲的人物特写《马辉》，陈学昭的诗《延安的秋》，沙汀的小说《堪察加小景》，黄华的生活记录《路》，严文井的速写《“中国人，觉醒起来吧!”》
　　11月3日
　　冼星海抵延安，住西北旅社。晚上鲁艺举行欢迎晚会。冼星海何以来延安?他自己说：“延安这个名字，我是在‘八·一三’国共合作后才知道的。但当时并不留意。到武汉后，常见到‘抗大’、‘陕公’招生的广告，又见到延安来的青年。但那时，与其说我注意延安，倒不如说是注意他们的刻苦、朝气、热情。正当我要打听延安的时候，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寄来一封信，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聘我。我问了些相识，问了是否给我安心自由的创作环境，他们回答是有的。我问进了延安可否再出来，他们回答说是完全自由的。我正在考虑去与不去的时候，‘鲁迅艺术学院’又来了两次电报，我就抱着试探的心，起程北行。我想如果不合意时再出来。那时正是1938年的冬天。”“一进延安，许多新鲜的印象都来了。在路上看到七散八离的‘窑洞’，这里却是一排排的很整齐。那种像挤拱一样的石砌房屋也多起来了。古旧的城一半蜿蜒在山上。南方和华中都很难找出这样的城吧!”冼星海任鲁艺音乐系作曲教员。
　　11月4日
　　鲁艺院长沙可夫、音乐系主任吕骥拜访冼星海。晚上请其看苏联电影《十三勇士》。
　　11月6日
　　戈宝权在汉口《新华日报》撰文《介绍四部苏联的影片》：《献身革命》、《赤子效军》、《十三勇士》、《普希金》。
　　11月7日
　　延安万余群众集会庆祝十月革命节和中共六中全会。齐华报告开会意义。一二〇师贺龙师长讲话。郑义代表筹委会向大会建议并通过向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的祝贺文件。最后提灯游行，鲁艺的火把队分外光明。
　　11月11日
　　八路军前方将领在机关合作社请客。贺龙、潘梓年、罗瑞卿、徐一新和冼星海相聚一堂。晚上看山东移动剧团演剧。冼星海上台指挥唱五支歌：《祖国的孩子们》、《在太行山上》、《反侵略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青年进行曲》，博得观众欢迎。
　　11月16日
　　诗人何其芳创作散文《我歌唱延安》。说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这里有三座山：西山、清凉山、宝塔山。有两条河：延水、南河。更有古老的城和它的人民。有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有抗大、陕公、鲁艺……延安的人们那样爱唱歌，由于生活太快乐。
　　《文艺突击》第1卷第3期出版。有何其芳的诗《大武汉的陷落》，柳青的战地报告《烽火边的人民》，卞之琳的诗《慰劳信》，严文井的报告《一群曾是战士的人们》，沙汀的后方特写《由桑镇到成都》。
　　11月20日
　　延安第一次遭轰炸。下午四时，沙可夫、吕骥、丁里、沃渣、左明察看被炸的地方。南门外一带，西北旅社前后都炸得很惨。光华书局、组织部、训练班都被炸。死四十一人，伤一百多人。冼星海搬到北门外鲁艺山上住。他说：“以前，我以为‘窑洞’又脏又局促，空气不好，光线不够，也许就象城市贫民的地窖。但是事实全不然，空气充足，光线很够。很象个小洋房，不同的是天花‘板’(应该说‘土’)是穹形的。后来我还知道它有冬暖夏凉的好处。”
　　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周巍峙带领下奔赴晋察冀抗日前线。团部下设宣传股、总务股和编导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宣传股下分话剧、杂技、音乐、美术、通讯五个组。编印了《诗建设》、《歌创造》、《战地》。田间、史轮、曼晴大搞街头诗、岩头诗、传单诗和壁画。凌子风负责编导，编出活报剧《人间地狱》、《侵略者的末日》、《跟着聂司令前进》。演出平剧《忠烈图》、《双拾金》，话剧《祖国三部曲》、《模范国民》，歌剧《中国是怎么站起来的》，歌曲《男女一齐上前线》、《驱逐日本强盗滚蛋》等。成员先后还有贾克、朱星南、洛汀、陈正清、李唯、王犁、石群、邵子南、李劫夫、陈强、田野、戈焰、白居、李健、徐景深、邓康、苏醒痴、吴坚、何慧、叶频、方冰、郎宗敏、鲁前、赵尚武、郝汝惠、李健庆、边军、徐捷、卢肃、管林、牧虹、仲伟、宋琪、智世明、陈地、古塞等。西战团在前线活动六年后，于1944年5月返回延安。原西战团主任丁玲去马列学院学习。
　　11月27日
　　鲁艺举行晚会，演出独幕剧《人命贩子》，王震之编剧，崔嵬导演。
　　重庆《新华日报》载《边区文化运动》通讯。说陕甘宁边区的文化运动，以延安为中心，在天天扩展着。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在主任艾思奇、副主任柯仲平的努力下，日益健全起来。战地社、战歌社以及其他诗歌团体，组成一个“陕甘宁边区诗歌总会”，有名的短句诗人田间和史轮都在该会工作。
　　12月1日
　　丁玲在《文艺阵地》第2卷第4期发表论文《略谈改革平剧》。
　　12月2日
　　丁玲主编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战地歌声》，由生活书店发售。重庆《新华日报》登出广告说：这集子共收集劫夫等作的29首新歌。大多是从西北地区流行的小曲、歌谣中改编的。
　　12月6日
　　冼星海写《第二交响乐》。并去抗大政治部办理其爱人钱韵玲入抗大的手续。夜访塞克和李公朴，懂得李公朴生活也是从苦中奋斗出来的，他在美国的生活有许多教训。
　　12月9日
　　延安各界在抗大第三队操场召开“一二·九”纪念大会。会前。郑律成教唱《黎明歌》，冼星海教唱《一二·九纪念歌》。毛主席亲临大会并发表演说。李公朴、潘汉年以及陕公、鲁艺、抗大学生代表都讲了话。最后由冼星海指挥唱《一二·九纪念歌》结束。
　　12月14日
　　延安被敌机轰炸，丢弹二三十枚，抗大第八大队挨炸。正在窑洞撰写《指挥讲座》的冼星海赶快躲在床下。音乐系七八位同学也躲在冼星海窑洞里。应李公朴的请求，冼星海重写《抗战教育歌》。
　　12月19日
　　吕骥、向隅、李焕之、安波、杜矢甲、冼星海等音乐界几位同志，开会讨论写歌剧问题。众推冼星海执笔，嘱四天写成。冼星海整天埋头写歌剧，直到12月31日完成《军民进行曲》的创作。
　　12月21日
　　葛一虹在重庆《新华日报》撰写剧评《评〈中国万岁〉》。为抗战义卖献金，重庆怒潮剧社演出《中国万岁》。唐纳编剧，应云卫导演，史东山舞台监督，郑用之等演出。
　　12月24日
　　音乐家张曙在日机轰炸桂林时遇难，终年29岁。张曙安徽人，中共党员。曾入上海艺术大学音乐系，参加“南国社”，又入国立音乐学院师范科，与聂耳、吕骥组织“苏联之友社”，和冼星海共同参加在武汉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创作歌曲二百多首，著名的有《农夫苦》、《车夫曲》、《保卫祖国》、《丈夫去当兵》等。
　　12月
　　苏联著名纪录片导演和摄影师罗曼·卡尔曼从重庆来延安，拍摄了许多根据地军民抗日的素材，成为他后来完成两部表现中国抗战的记录影片《中国在战斗中》和《在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还为《消息报》写通讯《中国在战斗中》、《毛泽东会见记》等。
　　本年——
　　贺绿汀创作四部合唱歌曲《游击队之歌》。作者当时担任“上海救亡演剧队”音乐指导，活动在山西临汾一带。作品描绘了游击队的战斗生活，表现了游击队员们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流传全国。
　　年底
　　鲁艺木刻工作团组成。胡一川任团长，彦涵、罗工柳、邹雅、华山等同志参加。宗旨是研究木刻技术、提高理论修养、推动木刻运动。该团经常搞街头木刻墙报，木刻展览，并坚持把木刻带到前线去，带到敌后去。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文艺工作团(抗大文工团)成立。前身为抗大学员组织的“战斗剧团”，曾演出《没有祖国的孩子》、《汉奸的子孙》、《本地货》等剧，并设有歌咏队。抗大四期五大队还演出活报剧《保卫大武汉》和颜一烟编导的独幕活剧《炸弹》。抗大副校长罗瑞卿下令将这些团体统一成立抗大文工团，约四十余人。团长缪正心，后欧阳山尊。成员先后有颜一烟、吕班、夏莎、温礼元、徐行、任荪、裴东篱、苏里、拱明等。主要演出袁牧之编导的话剧《延安生活三部曲》、颜一烟写的独幕剧《凶手》、《窑黑子》以及《火》、《兄弟们》、《保卫马德里》等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