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苏联对日宣战。日本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胜利结束。
　　毛主席到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发表了“双十协定”、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接受“和平建国”方针。
　　鲁艺演出新创作的大型歌剧《白毛女》，七大代表和广大观众一致赞好。
　　延安平剧研究院创作并演出京剧《三打祝家庄》，毛主席写信祝贺，赞它“巩固了平剧革命的道路”。
　　延安许多文艺团体和文艺工作者开赴前线，开辟新区工作。
　　1月1日
　　《解放日报》发表新年献词《争取胜利早日实现》。新的一年的任务，就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中概括的四个口号：“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组织沦陷区人民”，“援助大后方人民”，“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中心是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中共中央设宴招待在延盟国友人并举行新年干部晚会。毛主席发表简短演说，号召加强团结，战胜日寇。他说，共产党员，中国各阶层人民，国际反法西斯的朋友，都要更好地团结起来。我们团结得越好，则对敌人的打击也越有力量。边区群英会代表向大会致辞，盛赞边区建设的成绩，热情感谢党和政府的领导，并祝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健康。毛主席率领全场高呼口号，答谢众英雄的盛意。会上演出了平剧。
　　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西北局、五省联防司令部、边区政府联合在边府礼堂为58位50岁以上的英雄代表祝寿，到会千余人。寿堂布置辉煌。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代表中央办公厅向全体英雄代表贺年，并为老英雄祝寿。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说：“只有在边区才能为劳动人民祝寿，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光荣。”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赋诗一首《杨家岭集团祝寿》：“一九四五年一月，延安集体祝寿，五十者登台。诗以祝之，为说安不忘危之意。秦陇万山雪，延水坚冰长。诸兄寿五十，瑞气放光芒。我以后来者，举酒祝康强。劳动与革命，模范四海扬。鹏程自今始，在莒永勿忘。”
　　鲁艺举行名画家毕加索画展。并举行盛大除夕舞会。
　　七七剧团为了执行文教会给予的任务，改编为三边文工团，上午举行成立典礼。当晚演出《把眼光放远一点》、《河神娶妻》等节目。并派人员下乡帮助群众闹秧歌。
　　陇东军分区三八五旅宣传队，新年上演《逼上梁山》，陇东剧团在陇东公演《周子山》。
　　曾克在《解放日报》撰写报告文学《典狱长党鸿魁》。
　　1月2日
　　中央党校演出平剧《红巾起义》，由秦腔剧《串龙珠》改编，反映元末农民暴动。改编者杨绍萱，即已获得好评的《逼上梁山》的初稿作者。
　　1月6日
　　果刚报道：联防司令部政治部宣传队为执行“为兵服务”的方针，曾派出一批同志下旅去，写出反映部队战斗、生产、爱民、官兵关系的剧本20多个，并已排出七、八个。《烧炭英雄张德胜》、翟强编的除奸秧歌剧《徐海水》，经试演，反映颇好。该团已分成两队出发，一队到石湾、庆阳一带，二队去清泉沟、南泥湾一带。
　　冯牧在《解放日报》刊登特写《徐怀义改造丑家川——部队拥政爱民运动的模范》(重庆《新华日报》1月17日转载)。
　　1月8日
　　杨朔在《解放日报》发表特写《英雄爱马——记劳动英雄程金明》。
　　1月9日
　　朱德撰文《祝新华日报七周年》，强调“用各种可能的方法与努力，来促进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的迅速实现”。
　　李富春1944年12月22日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学校部队群英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关于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问题》，《解放日报》全文发表。
　　吴伯箫发表特写《‘火焰山’上种树——记靖边植树英雄白云瑞》。
　　曾克发表特写《郭维德创造调解模范村》。调解中贯彻边区政府指示精神：“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增进农村和睦，节约劳力、财力，从事生产。”
　　1月10日
　　毛泽东同志在边区劳模会上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讲话。
　　陕甘宁边区文协电唁罗曼·罗兰逝世，电文如下：“重庆法国大使馆请转巴黎法国学士院：对于法国伟大思想家和民主主义的伟大战士罗曼·罗兰先生的逝世，谨致哀悼之忱。罗兰先生对于中国民族民主奋斗的同情援助，引起中国人民永远的感激。希望新法国和新中国的文化界在为今后世界自由、和平与进步的共同努力中，能继续增进罗兰先生所遗下的这种珍贵的友谊。”
　　1月29日，延安《解放日报》编者话说：“罗曼·罗兰逝世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人民，都为这伟大的战友哀悼!趁着今天他的生日和明天他的逝世一周月，请延安文艺界的同志们写了几篇文章，在本版出两期专刊，以表示我们无限深沉的悼念。”
　　艾青的诗《悼罗曼·罗兰》，诗赞：“你爱祖国，莫过于当她受难时，你守护她，一如儿子守护母亲。在她蒙受凌辱时，你蒙受凌辱；而当她被解放时，你得到解放。”
　　肖军的文章《大勇者的精神》，颂扬罗曼·罗兰和高尔基、鲁迅为真理为人类进步而战的“大勇主义”精神，期望中国多涌现这样的英雄，来铸造“新时代的‘铁城’”。
　　陈学昭的散文《愿你安息在自由的法兰西》，称颂罗曼·罗兰是为真理、正义、自由和民主而战的“一位战士、一位英雄、一个艺术家的榜样”。
　　肖三的纪念文章《哀悼法国伟大文豪、中国人民之友罗曼·罗兰》。
　　李又然撰文《伟大的安慰者——纪念罗曼·罗兰先生》。
　　1月25日，重庆《新华日报》登出“追悼罗曼·罗兰特辑”，载有戈宝权的《罗曼·罗兰的生活与思想的道路》。严杰人的《呼吸英雄的气息》，王亚平的诗《欧罗巴，民主的巨星陨落了》。
　　3月25日，重庆文艺界在青年馆举行追悼罗曼·罗兰大会。参加者有各国使节和各界人士千余人。于右任任主席。郭沫若代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朗读他起草的悼词。同时《新华日报》登出“悼念罗曼·罗兰”专刊，载有全国文协的悼词，表示“我们中国的文艺工作者们，更一定要以你为模范，要象你一样，把‘身后的桥梁’完全斩断，不断地前进，决不回头，象你一样始终走着民主的大道”。
　　1月11日
　　艾青在《解放日报》发表特写《养羊英雄刘占海》。
　　祜曼(胡蛮)撰文《庆贺名画家毕加索加入共产党》。说毕加索加入法国共产党，不只在美术界是一件大事，而且在人类文化史上也是一件大事。消息传来，延安美术工作者都很高兴，特于今年元旦在鲁艺举行毕加索画展。现写此文以资纪念。文章介绍毕加索的创作及思想发展过程。
　　3月18日，《解放日报》登出P·毕加索的《我为什么加入共产党》：我加入共产党，是我的生活和工作的逻辑发展，入党使我的生活和工作有了意义。我认为，最真实的，最公正的，最好的，就是最美的。在敌人压迫和人民起义的时候，我觉得必须不仅用图画来作战，而且要用整个生命来作战。我入党后，感到比以前任何时候更自由，更完整。
　　登出毕加索的画《踏着圆球的女孩子》。并对这幅画，一读者提出不同理解，胡蛮写文章给予答复。
　　1月12日
　　丁玲在《解放日报》发表特写《袁光华——边区特等劳动英雄》(重庆《新华日报》2月3日转载)。
　　1月13日
　　边区群英大会举行授奖典礼。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刘景范作总结报告《更加推广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运动》(《解放日报》1月24日全文登出)。中共中央宣传教育部副部长赵毅敏宣布：大会评判委员会评定特等、甲等和乙等三种奖。特等得八万元，甲等得五万元，乙等得三万元。文艺界获甲等奖者有16人：艾青、杨绍萱、吴印咸、李鹰航、齐燕铭、陈波儿、张云、李卜、古元、王大化、张水华、周巍峙、钟敬之、欧阳山尊、吴雪、汪东兴。获乙等奖者有19人：姚仲明、周而复、俞琴、裴玉昌、柯蓝、邵子南、韩冰、张婷懿、晏甬、史雷、黄俊耀、李高峰、董真、翟强、谢力呜，尹文光、宋兴中、贺敬之、康志强。获团体奖者有西北战地服务团、中国民歌研究会、延安平剧研究院、枣园文工团、联政宣传队、关中报。
　　《甲等模范文化工作者——艾青同志》：艾青，男，三十五岁，浙江省金华县人，专门学校文化程度，作家。被选为甲等模范工作者的事迹：1、在整风以来，执行毛主席的文艺方向，于去年赴吴家枣园调查，写了《吴满有》的诗篇，并给吴满有朗诵，走向调查研究、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文艺方向。这首诗在艾青同志自己是一个转变，即由写小资产阶级而转变为写劳苦群众。这首诗在《新华日报》发表以后，影响许多大后方的青年向往延安，宣传了我党在边区的经济建设。2、他在去年自动地积极参加秧歌活动。中央党校秧歌队，由艾青领导，演出《牛永贵挂彩》、《妇纺》、《归队》、《张兰英》等秧歌剧，都给观众以很大的教育(如文化沟二流子看剧后领纺车)。3、他写《秧歌剧形式》一文，总结了党校的秧歌活动，给秧歌以恰当的估计，提出若干正确的意见。现在这篇文章已印成小册子，并正在教育好多大众的文艺工作者。艾青同志也有他的缺点，如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残余。如能改正，他更有远大的前途。——中共中央党校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选举总筹委会。
　　明英在1月26日《解放日报》撰文《电影技师吴印咸同志》：吴印咸是联政电影团队长。他从事摄影工作近20年。他的作品不仅在中国摄影界享有盛誉，而且在法国沙龙影展会和瑞士国际影展会上，都曾得到荣誉奖章。抗战以后，吴印咸带着个人摄影器材参加了八路军。1940年从前线回到延安。在四年多的工作中，自己动手解决冲洗、晒印、放大等设备困难。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在这次群英会上他当选为甲等模范工作者。3月3日，重庆《新华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陈学昭在《解放日报》发表特写《生命是为人民的——记模范护士长黄义生》。
　　廖盖隆撰文《发展个性与毁灭个性》。以群英会上模范人物为例，说明解放区允许发展有利于人民的个性，限制和消灭损害人民的个性，从而消除一些人的误解。同时抨击蒋介石毁灭个性，实行专制独裁的政策。
　　1月14日
　　边区群英大会举行闭幕典礼。彭德怀副总司令向代表说：“你们和全体人民把陕甘宁边区贫穷的山谷建设成富庶的边区。创造了许多模范的事迹。八路军和新四军有这样边区作为立脚点和出发点，所以能够在敌后坚持抗战，愈战愈强。同时由于边区的带头作用，我们在敌后开展了生产和战斗结合的劳模运动，军民吃饱穿暖，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战斗力。”新四军陈毅代军长说，领导和群众结合，是做好工作的重要条件，边区这次群英会就是很好的范例。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照着边区的方向努力，颇有成就。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说：“参加大会就如上了一课，这就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的典型示范。”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说，陕甘宁边区不仅是抗日的出发点，并且是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出发点。以后要按照毛主席指示，在两年至三年内学会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吴玉章称群众英雄做出了过去读书人认为是圣贤美德的事迹。他希望众英雄把大会精神深入传达到群众中去，把广大群众逐渐提高到英雄模范的水平。
　　《解放日报》陆续登出特写，介绍群英会上的英雄模范人物：
　　冯牧写《模范乡长李承统》。小题分为“事事为了群众”；“要干，就要想办法，下决心”；“独树不成林”；“不怕有错误，就怕不进步”。
　　艾青1月15日写《金炉不断千秋火——记佟玉新》。
　　杨朔1月16日写《张德胜》。说张德胜在带领战士烧炭中，“好象走路，咱就好比那迎头骡!”
　　张铁夫、王志一1月17日写《自卫英雄任喜招》。
　　师田手1月19日写《重创造》。
　　张潮1月22日写《王福有和他的英雄车》。
　　曾克1月22日写《织布老行家赵隆兴》。
　　曾克1月27日写《分头努力——女劳动英雄们的话别》。
　　陈学昭2月5日写《为党工作——记劳动英雄胡华钦》。
　　吴伯箫2月6日写《记王国宝》(重庆《新华日报》4月12日转载，题为《边区劳动英雄王国宝》)。
　　肖三在2月20日《解放日报》撰文《第一步——从参加边区参议会及劳模大会归来》。说参加大会，使人苏醒过来，眼界大开，看到一些想象不到的东西。文艺工作者与模范之间有了很好的感情。他们不是以好奇的心或资产阶级新闻记者和作者的心理与态度，去“剥削”他们，从他们身上“挖材料”，以取得名和利。他们下决心去亲近工农兵，为他们服务，使自己也尽一份力量。具体的工作就是笔。希望今后发动和组织更多的作家、艺术家去参加工作，接近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用各种形式去再现他们，雕塑他们，歌唱他们。
　　毛主席2月22日给肖三写信：“你的《第一步》(《第一步》是肖三参加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及劳模大会后写的一篇文章，主要谈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问题)，写得很好。你的态度，大不同于初到延安那几年了，文章诚实，恳切，生动有力。当然，从前你的文章也是好的，但是现在更好了，我读这些文章，很得益处。为着使延安文艺工作同志们多参加群众性的集会，须关照高岗、贾拓夫、谭政、罗迈、李富春、彭真几位同志，遇有这类会议不要忘记组织文艺同志们去参加。此事请你访他们去谈谈，我有机会也将告诉他们。今年全边区性的大会少开，但地方性的，延市、延安县和延属分区的，必有许多，同县、市、分区的负责同志及宣传部讲通此事，也很必要，可否也请你去谈一下?”
　　1月15日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延安支部举行美国照片展览会，使新来的日本兵打破了向来的怀疑，加深了对日寇侵略的憎恶，老盟员也更加认识了解放事业的重要性。
　　1月18日
　　周恩来同志与董必武从延安联合发出给重庆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王若飞的电报《关于大后方文化人整风问题的意见》。意见说：“目前民主运动正在开展，正好引导文化界进步分子联合中间分子，向国民党当局作要求学术、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向顽固分子作思想斗争，揭露国民党文化统制政策的罪恶，并引导其与青年接近，关心劳动人民生活，以便实际上参加和推动群众性的民主运动。这也就是很好的整风。否则，抽象地争论世界观、人生观，甚至引起不必要的对历史问题的争论，必致松懈对国民党内顽固派的斗争，招致内部的纠纷，这是很要慎重的。至于延安文教大会，只能以其群众观点、实事求是、统一战线、民族化、大众化诸方面的影响，教育大后方的文化人，而不是以它的决议和内容来衡量他们的工作。”意见又说“即便对文委及《新华日报》社同志的整风，历史的反省固需要，但检讨的中心仍应多从目前实际出发，顾及大后方环境，联系到目前工作，以便引导同志们更加团结，更加积极地进行对国民党的斗争，而防止同志们相互埋怨、相互猜疑的情绪的增长。”这封电报是周恩来同志听取了由重庆返回延安的何其芳口头汇报而写的。何其芳在重庆传达《讲话》，了解情况七、八个月，取得很大成果。他向中宣部写了书面汇报材料，并建议在大后方进步文化人士中间尽快开展整风。
　　力群撰写评论《从展览会看美术工作》。《解放日报》编者按指出，展览会上的美术工作不仅有宣传的意义，而且是美术运动的新方向的重要表现之一。文章总结了文教展览会中的美术工作，特点有：连环画占主要地位，并富于多样性。用明快的色彩，单纯的线条，具有中国气派和年画风味。莫璞的《模范公民杨怀山》等，运用了水彩画的画法使它和线画结合成一种新的作风。肖肃的《民教民》，张仃的《二流子常文贵婆姨存钱在信用合作社》，计桂森的《一个坏农场》，杨角和张晓非合画的《岳恒书与杨家岭枣园菜园》，张晓非的《怎样养娃》，陈叔亮的反映三边选举题材的画，都受到好评。第二，图表画有所创造。如彦涵的《今年植棉三十万亩，收净花三百万斤》等。第三，展览会的作品是一种普及工作。不足的是，作者对于人物形象生疏，一些正面形象丑陋；人物画也不够富于生命；作品不署名等。
　　1月23日
　　郭沫若写的长篇文章《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解放日报》连续六天登完。
　　1月26日
　　延安平剧研究院在中央党校礼堂彩排新剧《三打祝家庄》。该剧取材于《水浒传》梁山泊攻打恶霸祝朝奉的故事，描写如何调查研究、了解敌情、孤立敌人和里应外合消灭敌人的复杂斗争。毛主席说：“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况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象的方法，第三次打了胜仗。”这也就是本剧的指导精神和主题思想。该剧是继《逼上梁山》平剧贯彻新方向之后，又一次重要尝试。
　　延安平剧院召开座谈会征求对《三打祝家庄》的意见，延安各界出席近百人。
　　延安平剧研究院2月22日公演《三打祝家庄》。《解放日报》三月一日发表公演消息，赞它是“很有政策教育意义”的一出戏。该剧由院长刘芝明指定编导室任桂林、魏晨旭、李纶从事这一创作。他们从毛主席处借到一百二十回《水浒》，构思中得到齐燕铭的帮助。几易其稿，历时七个月。导演王一达、魏静生。阿甲扮钟离老人，魏静生扮石秀，孙震扮杨林，薛恩厚扮扈太公，肖甲扮扈三娘，张一然扮宋江，牛树新扮顾大娘，张梦庚扮李妈，王镇武扮乐大娘子，任均、方华扮祝家二位夫人，赵容美扮孙立，王一达扮乐和，赵魁英扮祝小三。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彭真指定刘宁一和刘慎之来院帮助排演。刘宁一说：里应外合的关键是寨楼问题，因祝家庄城高水深，只从外面攻打是不行的，必须派人混进去。进庄后也要上下配合，上层掩护下层，下层进行活动。彭真指出：《三打祝家庄》的演出，证明了平剧可以很好地为新民主主义政治服务，即为人民服务。特别第三幕，对于我们抗日战争中收复敌占区城市的斗争，是有作用的。毛主席也写信向作者、导演、演员们祝贺，说“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平剧革命的道路”。
　　任桂林9月8日在《解放日报》发表戏剧评论《从〈三打祝家庄〉的创作谈到平剧改造问题》。作者以自己创作《三打祝家庄》的经验，总结平剧改造的几个问题，认为改造平剧首先要改造平剧工作者，其次是演技、音乐等方面的改革。
　　李纶10月2日在《解放日报》撰写《谈历史剧的创作》。该报编者说：“这篇文章是作者根据创作《三打祝家庄》的实际经验写的，可供从事于戏剧工作的同志们参考。其中有些论点还可继续研究与讨论。”李纶认为：一、拿现实生活来了解历史和充实历史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但又不是以现实生活去代替、冒充历史生活。二、历史剧必须写出历史阶段的特征。有人说《三打祝家庄》“没有新术语，这是一个优点”，也“找不出不象历史的地方”。写出历史特征才能做到这一点。三、历史剧是戏剧，是艺术，又是向人作宣传的。它既不能为了现实斗争而驱使古人，改变历史，又能够对现实斗争起作用。真正使反映历史生活与服务政治统一起来。
　　1月27日
　　联防政治部办的摄影训练班正式开学。边区甲等模范工作者吴印咸负责训练。学期预定为三个月。
　　1月31日
　　联防司令部政治部宣传队二队在边防演出《徐海水除奸》、《打黑龙寨》、《刘志丹》等节目，观众很受感动。
　　雷汀在《解放日报》发表通讯《社火会议》，介绍庆阳三十里铺的春节社火计划：(一)利用旧形式耍狮子、旱船、推车车、跑竹马、海蚌子、地油子。(二)节目有《减租》、《黑牛开荒》、《二流子偷鸡》。(三)改编旧剧：《生霸王》、《算卦先生》、《相面婆》。(四)新编剧。《反巫神》、《变工队》、《女识字组》、《打拦路虎》。
　　2月2日
　　成荫在《解放日报》登出敌后小型报告剧《打得好》(重庆《新华日报》3月17日转载)。描写某村长与特务、皇军周旋，保护八路军干部的故事。《打得好》用简短的形式写出了敌后复杂斗争，在敌后屡次演出收到良好效果。
　　2月5日
　　为庆祝春节，边区保安处业余文艺工作团正排演秦腔《刘巧儿告状》，并采用鲁艺工作团新编小场秧歌剧《栽树》、《黑板报》、《拖辫子》、《李七哥搬家》、《妯娌吵架》等节目。保卫团秧歌队用秦腔形式编排《窦尔敦》(即《新连环套》)、《新古城会》、《苏武牧羊》等历史剧，并编成《纺织舞》等节目。平剧院赶排《三打祝家庄》第三幕《里应外合》。
　　肖三在《解放日报》撰文《不要以为错一两个字，错了不更正不要紧》。举例：去年12月29日该报载肖三文章中把电影《列宁在十月》误为《边区在十月》，事后不更正，以为读者会猜出“边区”为“列宁”，结果今年在出版小册子中又“将错就错”、“一错再错”。
　　2月6日
　　报载重庆讯：敌伪在上海摄制的奴化影片，不断输入大后方，得到国民党政府的“准演执照”，号称“国产”而放映于重庆、成都、贵阳、昆明等地。在重庆五家影院放映《李三娘》、《战地鸳鸯》、《花容缘》、《风尘三侠》、《玉环记》、《荆棘幽兰》、《三剑客》等七部汉奸影片。成都有两家放映《玉连环》、《玫瑰飘零》、《鬼恋》等。《桃花湖》影射为伪组织捧场；《红泪影》公开宣扬“和平”。影院内场场客满，座无虚席，实为奴化麻醉我大后方人民的工具。
　　2月7日
　　毛主席、朱总司令亲率延安各界代表千余人于中央大礼堂追悼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礼堂门口高悬中央挽联：为民族，为群众，二十年奋斗出生入死，功垂祖国；打日本，打汉奸，千百万同胞自由平等，泽成长淮。主祭朱总司令，陪祭彭副总司令和陈毅军长。陈军长报告彭师长革命经历。彭雪枫河南镇平人，19岁参加革命。1927年入党，1930年当红军，曾三次负伤。1938年率军挺进豫东。1944年9月在河南夏邑县与日伪作战时牺牲。毛主席赠送挽词：“雪枫同志在与敌人斗争中牺牲了，全民族和全党都悲痛这个损失。为了补偿这个损失，应该学习雪枫同志的英勇精神，更加努力扩大解放区，扩大八路军、新四军，促成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使日本侵略者在有效的联合打击下早日消灭，使独立民主的新中国早日实现。”朱德总司令挽词：“雪枫同志在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前线上，身先士卒，英勇牺牲，这是雪枫同志个人的无上光荣，也是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人民的无上光荣。我全军指战员将永远纪念他的牺牲，坚决为他复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法西斯，解放全中国。”彭副总司令挽联：为革命奋斗，替人民服务，英勇牺牲，无愧共产党员伟大称号；痛壮志未成，誓倭寇必灭，途程艰苦，愿随全军同志努力反攻。刘少奇、陈毅共挽：淮上哀音，痛毁长城，忆杀敌中原，革故鼎新，解放人民三千万；全军素缟，永识典型，念服务群众，出生入死致力革命二十年。陈毅哀悼诗云：“吾人事革命，生死本寻常，所痛风云急，中原丧栋梁。”“当年老战士，今有几人存?新生千百万，浩荡慰忠魂”。贺龙与联防军负责同志共挽：奋斗中原，功在史册；壮志未竟，我来复仇。
　　2月8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与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为悼念彭雪枫发表《祭文》。张震、吴芝圃撰写回忆录《悼雪枫同志》。
　　2月12日，塞克词、紫光曲的歌曲《抗日烈士挽歌——为追悼雪枫同志而作》。
　　报载重庆《新民报》消息，自去年中外记者团来延参观后，“扭秧歌”一词已带到了重庆。周恩来同志从延安飞返重庆时带了若干秧歌剧。郭沫若说：“秧歌舞之到重庆，就是随着恩来飞来的。”周恩来同志组织延安来的文艺工作者和办事处、《新华日报》工作的同志，在“周公馆”的过道里，演出小型歌剧。接着又在《新华日报》社的空场上和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的草地上，举行两次大规模的秧歌演出，招待国统区文艺界人士。节目有《兄妹开荒》、《牛永贵挂彩》、《一朵红花》。当演到集体秧歌舞时，周恩来和几位领导同志“首先从座中参加进秧歌队，兴致勃勃欢欣鼓舞地扭了起来。在座的多数演员也坐立不住了，纷纷插进队伍去，队伍越来越长，情绪越来越热烈，观舞者的心情仿佛飞到了延安，在毛主席身边大扭秧歌了。更动人的情景是，广场围墙之外，报馆附近的居民，凡是跟工作人员熟识而又被认为是善良的劳动人民早已被让进来，席地而坐，看着秧歌了。”
　　2月26日，重庆《新华日报》登出凡僧的诗《化龙新村听秧歌六绝》、许幸之的《秧歌舞与广场演剧》。编者按写道：“本报在春节时，曾在馆内演出了三个秧歌剧：《兄妹开荒》、《一朵红花》和《牛永贵挂彩》。除了当时得到许多来宾的批评指教外，又蒙凡僧、许幸之先生惠赐诗文，特为刊出。”凡僧诗中这样赞颂三个秧歌剧：司马无足投乱国，少陵有妹隔钟离，谁知地老天荒外，别有豳风七月诗(《兄妹开荒》)。一朵红花非富贵，全家赤足起庄园，十龄妞妞争先帮，劳动英雄女状元(《一朵红花》)。北方健儿牛永贵，西汉文艺马相如，写来见血不见墨，忽觉有戏如看书(《牛永贵挂彩》)。许幸之说，我看完了“秧歌舞”演出之后，从心灵深处激起一种新鲜、活泼而又亲切的共鸣。这些秧歌舞“使今日的演剧运动踏上了一个新的旅程”。
　　2月8日
　　延安交通工厂、被服工厂、纬华工厂联合组织秧歌队，排演《烙碗计》、《买火》等节目，春节上演。延大和党校派人帮助编了三个秧歌剧：《生产节约》、《植物染料》、《王德发和“黑板报”》。
　　2月11日
　　贺敬之在《解放日报》发表秧歌剧《栽树》。此剧根据陕北民歌《摘南瓜》编写，批评乱砍树木现象，宣传植树的好处。编者按称：植树护林是建设边区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个小型秧歌短小而生动，运用了农村劳动人民的风趣和轻快活泼的形式，适于各剧团、各宣传队选用。
　　2月12日
　　毛泽东同志给《解放日报》总编辑博古写信，说“今天报载张平凯《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请全文分数日广播。此文写得生动，又带原则性。早几日《贯彻减租》社论(指2月9日社论)及路家口村新闻(指2月9日报载《太行平顺县路家口检查减租的经验》)，谅已广播了，也是很好的。我们报纸自己能写这样的社论，大进步了。(谁人写的?)”
　　联防司令部、政治部、宣传部共同派出代表组成拜年队，给附近老乡拜年。留守兵团政治部电影团同志亦随往给老乡拍摄，准备春节放映。保卫团排演秧歌剧《栽树》等节目。
　　2月13日(旧历正月初一)
　　延安三大群众秧歌队——延市市民秧歌队、北效秧歌队、桥镇秧歌队在东关专署广场汇演，表演武术、河南坠子《张金花》、《小阎王》、《反巫神》、《买卖婚姻》。
　　抗大总校文工团演出平剧《廉颇蔺相如》、《三打祝家庄》，颇受群众欢迎。
　　联政宣传队第二队在直属队演出自编新节目《好同志有错就改》等。
　　联政召集会议，座谈拥政爱民运动月工作，决定为驻地老年居民祝寿。派出北区西沟帮助工作的张浮中、王亚南、西虹三同志组成十二个老乡参加的秧歌队，赶排出《巫神坦白》、《识字运动》、《军民一家》、《儿童集体花鼓》、《马金祥转变》等节目，春节上演。
　　边区抗敌救国联合会集体创作并演出反映敌后斗争的《小八路》和教育杂务人员的《一盏灯》。
　　保安处秧歌队相继在东门操场公演《妯娌要和》、《栽树》、《黑板报》、《小姑贤》、《拖辫子》等小型歌剧。晚上在边区政府大礼堂为十二位老人祝寿。由保卫团宣传队演出秦腔《新古城会》、《探密》等剧。
　　延安化学工厂和玻璃厂共同组织秧歌队，赴边区政府、桥镇乡、刘万家沟及东十里铺祝贺新年，演出《王有才》、《卖麻糖》。
　　振华纸厂组织秧歌队向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抗工属、退伍军人和群众拜年，演出《军爱民、民拥军》、《夫妻识字》、《黑板报》、《货郎担子》、《买布》等节目。
　　关中分区马栏县参加文艺活动的九个单位，演出节目二十多个，如演出《十五项大任务》，秧歌剧《护士拜年》，秦腔《血债》，改编旧戏《卖瓦盆》、《抓特务》，专署张剑颖编的历史剧《九宫山》(秦腔)。
　　绥德分区文工团在绥德演出自编秧歌剧《乡长刘润生》和改编秦腔《梅花岭》，并以幻灯、水船、花鼓、腰鼓、小型广场剧、**等形式进行宣传。吸引了很多观众。
　　力群在《解放日报》刊登年画《丰衣足食过新年》。
　　2月14日
　　延安西区人民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及边区政府林主席、李副主席等拜年。毛主席说：“去年一年当中，靠大家努力，做出不少成绩。象西区枣园村二十七家人，去年过年只杀了六口猪，今年过年杀了十九口猪，老百姓是发了。机关部队在经济工作上也向上发展了。”毛主席还谈了形势，提出今年要办的几件事。并说要去拜访大家，希望大家多产粮，多纺纱织布，讲卫生养好娃。朱总司令讲话，对老百姓给八路军的帮助表示感谢，并对部队的缺点、错误向群众赔礼。还提了希望，大家多种树，把路修好，抽空多运几次盐，多种草料，开骡马店。林主席讲话说“我们这里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希望所寄托的地方了”，强调要把边区建设好。边区政府李鼎铭副主席和刘少奇同志也分别讲了话。会后毛主席欢宴招待各代表，并由枣园文工团演出新编的变工、妇纺、养娃娃等秧歌剧。
　　医科大学秧歌队在二十里铺、刘万家沟、东关等地演出《家庭卫生》、《军民联合反巫神》，效果良好。
　　中央总卫生处成立卫生宣传队分赴蓝家坪、杨家岭、杨家湾、石圪塔、文化沟、新市场等地公演卫生秧歌，老百姓还自演了《黑板报》。
　　边区保安处公演敌后斗争歌剧《化妆》、新编秦腔《刘巧儿告状》，取材于高等法院院长马锡五审判方式，共十场。
　　中央党校积极筹备春节娱乐活动，写出反映模范抗属的《刘红英》和描写敌后武工队的两个剧本，还准备举办舞会，篮排球赛等。
　　2月15日
　　边区银行、光华印厂与附近群众联欢，演出秧歌剧《夫妻拜年》、《张小娃过年》、《栽树》、《瞎子算命》、《人财两旺》。
　　学生疗养院秧歌队与附近居民联欢，由俱乐部演出《纺好纱穿好衣》、《真巧妙》等四个秧歌剧。
　　延安西川口机关秧歌队开始在裴庄、磨家湾一带演出，并给毛主席及劳动英雄田工鸿拜年，演出的七个节目中以《变工好》、《二回头》、《军爱民、民拥军》最受欢迎。
　　2月16日
　　鲁艺青年队在该院演出两个小秧歌剧，其中以青年队实际生活为内容的一剧较好，五个活泼的小同志表演深刻，嗓音嘹亮。
　　边区文协春节宣传队将分两部分出动：一部分由西北文工团担任，在本市与附近一带农村闹秧歌，准备演《小姑贤》、《织好布》、《讲卫生》等节目，另一部分由民众剧团担任，到延长、固临等县演出。
　　联防司令部政治部第二队在“反攻”部演出《烧炭英雄张德胜》、《徐海水除奸》、《王四和练兵》、《老支书和一营》，并教战士唱歌。
　　绥德文工团和十三寨秧歌队联欢，联合表演节目。十三寨秧歌队自编剧本《拥军》、小场子《十二月忙》、《新社会》、《穷人翻身》等。
　　2月17日
　　鲁艺工作团在延安县政府、东关、东郊一带演出春节秧歌：《四季生产》、《地雷阵》、《夫妻识字》、《栽树》、《拖辫子》、《李七哥搬家》等，短小精悍，新颖活泼，很受欢迎。
　　赵文节(闻捷)在《解放日报》发表特写《肉体治疗和精神治疗——一个医生讲的故事》。说明“一个医务工作人员，同时必须是一个政治工作人员”。
　　2月18日
　　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在大礼堂会议厅特请延安北郊李家洼、杨家岭居民举行春节联欢。
　　马可在《解放日报》发表秧歌剧《夫妻识字》。
　　2月19日
　　西北文工团和九旅家属学校秧歌队相继在东关演出。西北文工团演出《一盏灯》，家属学校演出《革命大家庭》，秧歌内容有深度。
　　边区银行、光华印厂在大众剧院与新市场群众联欢，表演五个节目：《夫妻拜年》、《张小娃过年》、《栽树》、《瞎子算命》、《人财两旺》。市民秧歌队接着演出《小阎王》。
　　2月20日
　　靖边镇八个秧歌队在杨家畔举行比赛大会，演出《兄妹开荒》、《有力出力》、《吃了不识字的害》、《双从军》、《反巫神》、《二流子转变》、《傻子上会》、《识字好》等八出新秧歌剧。旧剧只演了《卖皮弦》。最受欢迎的是杜子栋秧歌队演的《吃了不识字的害》和张家畔妇女秧歌队演的《识字好》。
　　绥德县吉镇区举行全区秧歌大竞赛，演出十七个秧歌剧，有道情、秧歌戏、练子嘴、打花棍、歌子小曲等。吉镇编了《送公粮》、《消灭蛀虫》，米脂十里铺妇女演了《女巫神反省》，吴堡演了《参加识字班》、《打下玉虎顶》，很受欢迎。
　　2月22日
　　重庆文化界在《新华日报》发表《对时局进言》，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开全国各党派所推选的公正人士组织一次临时紧急会议，商讨应付目前时局的战时政治纲领。签名者郭沫若、茅盾、夏衍、巴金、老舍、柳亚子、徐悲鸿、冯雪峰、戈宝权、白杨、史东山、宋之的、沙千里、李凌、李可染、吴茵、吴祖光、吴组缃、周而复、周谷城、金仲华、邵荃麟、胡风、胡绳、洪深、侯外庐、柳倩、姚蓬子、郁风、马思聪、徐冰、徐迟、袁水拍、孙伏园、秦牧、梅林、许幸之、许涤新、盛家伦、陶金、陶行知、曹靖华、曹禺、章汉夫、焦菊隐、张瑞芳、张骏祥、冯乃超、傅抱石、胡乔木、舒绣文、阳翰笙，项堃、叶浅予、葛一虹、葛琴、路翎、廖静文、廖沫沙、刘厚生、刘白羽、臧克家、潘梓年、蔡仪、蔡楚生、郑君里、戴爱莲、谢冰心、谢添、聂绀弩、韩北屏、蓝马等372人。
　　4月6日《解放日报》头版登出《对时局进言》。编者按说：这个文件，2月22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因国民党检查机关检扣，该期报纸我们至今未收到。现经本报另行设法觅得原文，特为发表。
　　4月7日，延安文化界致电重庆文化界，对他们的《对时局进言》深表赞同，并对他们在国民党法西斯主义者高压下艰苦斗争，致慰问之意。
　　继重庆文化界发表对时局进言之后、昆明文化界于3月11日也发表了《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指责国民党政府拒绝实行民主，固执一党独裁，提出召开各党派的国事会议，产生民主联合政府，改组最高统帅部。签名者有：闻一多、费孝通、罗隆基、李公朴、夏康农、沈从文、李何林、常任侠、光未然、卞之琳、叶露茜、瞿白音、吴晗、凌鹤、王瑶、王金陵、江枫、吕剑、艾茜、沙鸥、余冠英、杜宣、李广田、尚钺、周钢鸣、陈立人、游国恩、闻家驷、楚图南、赵沨、周慕等342人。
　　《解放日报》5月12日载：成都文化界4月11日发表对时局献言。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十项要求，指出“时局危机万分，空言民主，预约宪政，早不能获得人民信任。当机立断，犹可挽救，踌躇顾虑，终必误国。千钧一发，谨此献言。”签名者叶圣陶、陈白尘、李劫人、黄药眠、秦怡、应云卫、刘沦浪、丁聪、陈翔鹤、高歌、张友渔、邹荻帆、沈志远、刘郁民、罗念生等126人。
　　2月23日
　　延安秧歌队给毛主席拜年，演出《小放牛》、《妇纺》等。毛主席讲话说：我们这里是一个大秧歌，边区的一百五十万人民也是闹着这个大秧歌，敌后解放区的九千万人民，都在闹着打日本的大秧歌，我们要闹得将日本鬼子打出去，要叫全中国的四万万五千万人民都来闹。周恩来同志说：我们这里大家都很高兴在闹秧歌，大后方的老百姓也想闹，但是有人不让他们闹，那里只有少数人在闹独脚秧歌。
　　西北文工团在劳山演出《栽树》、《白大嫂》，颇得好评。
　　联政宣传队第二队在安塞茶坊工厂演出《打得好》、《把眼光放远一点》、《好同志有错就改》等剧，并临时加唱《赵占魁》及《沈工程师》等十五个节目。
　　鲁艺工作团赶排27场大型歌剧《白毛女》。1940年，在晋察冀边区阜平一带传出“白毛仙姑”一事。经过群众口头创作，故事日益完整。许多文艺工作者把它写成小说、话本、报告等。1944年周巍峙等同志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转战晋察冀，把它带回延安。为了向即将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献礼，鲁艺决定组织人力创作一部大型的新型歌剧。在写作过程中，有人把它当作没有意义的“神怪”故事来看，有人把它仅作为“破除迷信”的题材来处理。最后确定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反封建主题。剧本从创作、排练到演出，经过三个月时间，即1945年1月至4月。在排练过程中，大家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一、用什么语言，陕北话还是普通话?结果是用普通话。因为这个故事不是陕北的，戏又不限于陕北演。二、用什么音乐?作曲还是配曲?有人主张用民歌，有人主张用秦腔，有人主张在民歌基础上作曲。后来决定以民歌为基础作曲，并采用部分河北梆子的旋律。三、用什么形式来演出，用不用虚拟的表演手法?用不用布景，如何用?后来决定用虚拟的手法，因为这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布景用代表性的大道具加平面景，不用门窗，易于调和起来。四、要不要用一些戏曲表演程式?决定不多用，可以学它节奏强烈、带舞蹈性的特点来自己创造。
　　2月27日
　　西北文工团在延安城内演出《牛永贵挂彩》、《纺好纱织好布》五个节目。应群众要求又演了《女状元》。夜场在广场上表演狮子、杂技、武术。老乡们说：“这儿红火热闹，七八年来是第一次。把人看得坐在那里都不想动了。”
　　2月28日
　　边区文协美术工厂利用“西洋镜”形式制宣传画、并按图编有歌曲，加伴奏表演。
　　谢觉哉赋诗《喜雪》：绝似江南雪，初临塞北春。飘来湿帘幙，望去泻琼银。余燠昨宵火，沾花处士巾。天公为涤秽，村市少游人。
　　《解放日报》载沦陷区通讯《汉奸的“民族文学”》，揭露日寇要求“文学界”配合“大东亚战争”，汉奸文人周作人被首先开刀演出“破门”丑剧。
　　2月间
　　毛主席的大儿子毛岸英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回到延安。毛主席问：“你在苏联经常读中国书吗?”岸英说：“经常读。读过《红楼梦》、《水浒》，还有鲁迅先生的作品……。”毛主席点了点头，说：“还好，应该知道中国的知识，更要懂得中国的革命知识。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但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只是知识的一半。这是不完全的。你还需要上另一个大学，这个大学中国过去没有，外国也没有，这就是‘劳动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送你去好吗?”毛岸英很爽快地答道：“好，很好!”不几天，他背着小米、菜籽和被子要去吴家枣园上“劳动大学”。临走时，毛主席把自己打补钉的一套灰布衣服给他穿上，一再嘱咐到乡下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虚心向群众学习。
　　3月4日
　　延安川口区六乡秧歌队向朱总司令献匾：“人民救星”。后演出《新年快乐》、《腰鼓》等节目。朱总司令讲话号召大家努力生产，注意改良农作法，多植棉，多种树，讲卫生，还要把路修好。
　　钟纪明执笔、边区抗联集体创作的秧歌剧《一盏灯》发表。《解放日报》编者按称：“这个秧歌剧，是边区抗联的事务工作人员，在百忙中自编自演的集体创作。几次演出，很有好评。”《解放日报》连续发表冯牧、贾芝、天蓝等探讨秧歌剧形式、秧歌剧发展等问题的文章。冯牧文章《对秧歌形式的一个看法》，提出新秧歌应在内容和形式上提高一步，鲁艺秧歌队演出的《栽树》、《夫妻识字》、《地雷阵》、《拖辫子》等剧，为秧歌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使之更加群众化、歌舞化、单纯化。同时也指出鲁艺秧歌队的两个缺点：一是形式上雕琢，从而使内容有所忽略；一是过多地采用了民间形式中的语言和动作上的诙谐，使剧中趣味多少掩盖了思想性和政治内容、如《李七哥搬家》、《拖辫子》。作者反对单纯的摸拟，主张吸收精华，敢于创新。
　　3月5日
　　桑夫在《解放日报》撰文《乡下秧歌》，记述今年春节闹秧歌的盛况。
　　3月6日
　　毛主席电唁A·托尔斯泰之丧。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吉洪诺夫讣电给毛主席说：“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悲痛地通知你，杰出的我国作家亚列克赛·尼科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之逝世。”毛泽东主席复电称：“惊闻苏联著名作家，亚列克赛·尼科拉耶维奇·托尔斯泰逝世噩耗，谨致哀唁。”中国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亦致电哀悼，表示“我们新中国的文化工作者们，在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中，将以更努力的工作纪念亚列克赛·托尔斯泰先生之逝世”。
　　3月8日，方纪在《解放日报》撰文《对A·托尔斯泰创作的一点介绍》。同版刊登《A·托尔斯泰传略》。3月9日，肖三发表文章《悼A·托尔斯泰》，说“他的道路是中国作家的范例，他的言论也使中国人民兴奋”。
　　柳青在《解放日报》撰写农村工作报道《米脂民丰区三乡领导变工队的经验——三乡干部一揽子会上的总结》。
　　3月10日
　　绥德文工团演出自编的以改造区乡干部领导作风为主题，在形式上采用许多话剧手法的秧歌剧《乡长刘润生》、历史剧秦腔《梅花岭》等。今年春节活动的一个特色是与群众艺术组织联欢，帮助群众排戏。
　　谢觉哉赋诗《宿吴旗镇荞麦地》。1935年11月初，红军长征到达陕甘宁的边境吴旗镇。屋小人多，作者当晚睡在露天麦地，睡得很好。“露天麦土覆棉裳，铁杖为桩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
　　章秉楠谈一个演员的点滴经验《漫谈秧歌剧的表演》。作者就演员的想象、动作、唱歌、态度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荒草词、贺绿汀曲的歌曲《八路军的铁骑兵》发表。
　　3月11日
　　延中秧歌队集体创作的秧歌剧《棉花咋价打卡》在《解放日报》发表。同时刊登贾芝的《介绍秧歌剧〈棉花咋价打卡〉和〈掏谷槎〉》。
　　3月12日
　　延安文化界教育界在交际处开会纪念生活教育社十八周年。到会有该社延安分社社员和文教界徐特立、柳湜、艾思奇、赵毅敏，艾青、贺绿汀、齐燕铭、张宗麟、董纯才等百余人。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亦参加。会上介绍了生活教育社简史，由陶行知一手创办的育才学校工作过的同志介绍该校情况。林主席讲话指出：生活教育社、陶行知和诸位先生十八年的劳绩，在教育事业上有一定收获。打破了中国历代把读书当成士大夫阶级特权的思想，使教育为群众服务。并抛弃了读死书的教条主义。徐老讲话特别称赞育才学校的教育与实际结合的方针。贺绿汀以他在育才学校任职时的具体事实说明陶行知的民主作风与爱护学生的精神。最后由刚从后方来延安的育才学校同学黄晓庄、陈复君演唱歌曲，其中一支为《你这个坏东西》(骂大后方囤积居奇者)。
　　3月13日
　　鄜县、延川两县，于元宵节分别举行秧歌比赛。鄜县有四个区的11个秧歌队参加，秧歌队员四百余人，其中妇女64人，并有劳动英雄、合作社英雄全家参加闹秧歌，节目都是群众自编的新秧歌。
　　尹达在《解放日报》撰文《郭沫若先生与古代研究》。朱婴写杂文《为杜甫抱不平》，抨击国民党随意删文章、“开天窗”，搞文化封锁政策。
　　3月14日
　　《解放日报》特讯：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统治摧残大后方文化界。新公布的图书杂志审查条例并未“放宽尺度”。在一次座谈会上，马彦祥质问：为什么戏剧发表与上演前仍须原稿送审?与其他作品待遇不同。国民党的文化刽子手无言以对。重庆出版的《青年文艺》，送审后的通知说，冯雪峰的《鲁迅先生谈知识分子》，艾青的诗《我的父亲》等“思想不妥”。规定国民党征集知识青年从军一事不准登报，物价上涨消息不准披露。1943年重庆演出曹禺的《家》时，其中一人物读《安徒生童话集》硬被改读《三民主义》，又一人物编《黎明半月刊》，硬被改为编《三民主义半月刊》。夏衍的《草木皆兵》提到莫斯科四强会议，硬被改为“重庆四强会议”。
　　吴伯箫在《解放日报》发表特写《一坛血——齐子修勾结日寇屠杀博平人民的汉奸罪行》。
　　3月15日
　　关中分区马栏今年春节参加文艺演出的单位有九个，共演出节目二十多个。自己创作剧本，是今年戏剧活动中的一种新气象。演出中受到观众好评的《护士拜年》，八一剧团的《抗日英雄洋铁桶》，地委干训班的《汤灾》，泥工合作社的《陈委员逼粮》，二师的《血债》等都是自己编创的。
　　金肇野在《解放日报》连载小说《赵文仓老头子》，写赵文仓不畏敌人严刑拷打，保护八路军所藏东西的故事。
　　3月18日
　　延安文艺界百余人集会座谈大后方文化活动。周恩来同志报告了大后方民主运动及文化运动情况，号召努力工作，多写作品，并将自己下乡工作与工农结合的经验转告大后方文化界，作为他们“文化下乡”的参考。刚由大后方返延的何其芳同志详述了大后方文化界情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边区文教会的方针，给大后方文化界很大鼓舞，有些进步文化人士并以实际行动来响应和实践这个新文艺运动的方针。全体与会者对于大后方文化工作者艰苦工作的精神，感到无限兴奋并寄予很大的同情。周扬、艾思奇、肖三、李伯钊、李卓然等同志讲话中，提出边区文化工作者今后要加强组织性，增加创作力量，每人制定创作计划，特别希望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部队和工厂。
　　3月28日
　　中共中央委员会为林伯渠同志六十寿辰致祝词。
　　中共中央办公厅在杨家岭礼堂为林伯渠同志祝寿，毛泽东，朱总司令及中央委员会、西北局、边区政府等负责同志亲临祝贺。朱总司令、周恩来，洛甫等同志贺联为“鹤发童颜，老当益壮”。中央管理局的贺联称赞林老“为人民服务的老勤务员”。林伯渠同志精神很好，在自寿词中说：“战胜层冰与烈日，春风送暖入乌延”。宴毕，举行了舞会。
　　徐特立赋诗《祝林老六十大寿》，赞“敌我友之间，伯渠辨毫厘。伯渠极和平，政敌见之畏，延渝真是非，战胜参政会，党员之模范，足以型后辈”。
　　林伯渠致函党中央：“感谢你们对我的寿辰的祝贺，并感谢你们对我的勉励和关怀。在这六十年的途程中，正是中国历史变化最多的年头，我只是跟随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我们人民的浩大事业中尽一点微薄的力量，我所走过的道路，也只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一个彻底民主主义者的道路。我能够光荣地站在无产阶级行列里，是党培养了我，人民群众教育了我，革命实践引导了我。在我们党担负着空前巨大历史任务的今天，回顾着个人的经历，瞻望着展开在中国人民前面的宽阔的光明的前途，我掩盖不住充满于我心中的真诚的喜悦，也说不尽我心中的感激之情。经过了多少的磨难和变化，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毛泽东同志这样的舵手。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终于走上了新生的道路。我自己也在这个大时代中发觉自己鬓发虽然白了，却不缺少年轻人的热情。这个时代使我年轻了，我愿意和全党同志在一起，为中国人民多做一些年代的工作，并愿意向人民群众学习更多的革命本领，为着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与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
　　3月30日
　　国民党政府下令解散由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工会)，引起了强烈反对。各界进步人士纷纷前往郭沫若寓所表示慰问。郭沫若表示：“死也要从事文化工作。”按文化工作委员会是郭沫若于1938年奉张治中之命成立，委员有阳翰笙、李侠公、茅盾、杜国庠、沈志远、胡风、老舍、洪深、田汉、张志让、孙伏园、冯乃超等。该会对抗战文化贡献颇多，国际上亦负盛誉。
　　4月1日，“文工会”举行聚餐会，沈钧儒、翦伯赞等百余人参加。与会人士对郭沫若的战斗精神给予高度评价，对国民党政府解散“文工会”的做法表示极大愤慨。沈钧儒说：文化工作机关可以解散，但文化工作者的工作精神是无论如何不能被解散的。翦伯赞说：机关解散了，到马路上也可以团结起来。郭沫若表示：今天我们是被解散了，我们恢复了本来面目，我们更自由了。
　　4月8日，重庆各党派及文化界人士欢宴郭沫若和“文工会”成员。到会宾主有郭沫若、沈钧儒、柳亚子、黄炎培、董必武、王若飞、谭平山、陶行知、翦伯赞、侯外庐、沙千里、史良、夏衍、阳翰笙以及左舜生、章伯钧等一百多人。王若飞在会上强调指出：中国人民需要郭先生。郭沫若表示：“文工会”解散了，“我仍要做一个民主、文化、文艺的小兵”。
　　4月30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电慰郭沫若先生及文化工作委员会诸先生：七年来先生等领导文工会，不顾国民党当局的种种限制压迫，始终坚持为抗战、为人民服务的立场，艰苦奋斗，创造了许多为中外所共睹的光辉业绩。乃当此抗战迫近最后反攻，正需要加紧动员与团结全国人民的力量，以便有利地配合同盟国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候，坚持独裁倒退的国民党当局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放下其赞助民主保护文化之假面具，公然宣布解放诸先生所领导的文工会。消息传来，愤慨同深，敝会仅代表全边区文化界同人对国民党当局此种反动措施表示坚决抗议，对诸先生守正不阿的伟大精神谨致衷心的敬意。并竭诚欢迎先生等来解放区主持文化工作，继续为民主的文化建设而努力，临电不胜翘企盼念之至。
　　4月1日
　　《新华日报》载：重庆方旗先生给延安鲁艺学院捐助二千元，并附信一封。信中说，“我们虽然隔得这么远，可是我们的心早已结成坚强的阵线，我们的呼吸，是一曲和谐的大合唱”。“现在寄上国币二千元，这不是钞票，而是我一颗狂爱真理的心。当物价高涨的今天，没有多大价值，但可珍贵的，就是我们永远团结，永远斗争的行动”。“愿你们用血汗创造出来的艺术，在广阔而解放了的中国大地，早一天开出民主的鲜花，撷取自由幸福的硕果，紧紧地握手”。
　　7月17日《新华日报》登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全体师生给方旗先生的感谢信。信中说：“收到您的捐款和您热情的信件，它给我们很大的兴奋和鼓舞。我们衷心感谢您这真挚的珍贵的情谊，并向您致崇高的敬意。是的，‘我们的心早已结成一条坚强的阵线’，这不是空间距离和任何别的东西所能割断的。虽然我们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下学习和工作，但是我们的呼吸是一致的，我们的斗争是朝着一个目的。在我们这边，我们在民主的阳光下生活着。我们自由地学习，自由地工作。我们永远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工作，向人民学习。这里有一切机会使每个人发挥出他们所有的才能和为人民工作的创造性。是的，我们是快活的，幸福的”。并说“对你们的英勇斗争我们表示最大的同情和敬佩。我们相信我们的共同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
　　4月2日
　　延安保安处文工队集体编词，俞平作曲、胡沙编舞的《生产舞》的舞曲和舞姿，连续在《解放日报》发表。
　　4月3日
　　联防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第二队和电影团在临镇联合演出，慰问边防将士与党政民各界。演出了《保卫斯大林格勒》、《女战士》、《徐海水除奸》、《打松沟》等九个节目，倍受称赞。
　　4月5日
　　谢觉哉写诗《在范亭处谈毛主席思想方法》。诗曰：“道在不治兼不脱，思能入旧又全新。万流争赴虚如海，一镜高悬净不尘。”
　　我党在重庆办的理论杂志《群众》周刊第10卷第5、6期合刊发表韦明的特写《边区妇女剪影——三个女人的故事》、周戈作、西北文工团演出的秧歌剧《一朵红花》、古元的木刻《劳动英雄回家》。
　　4月7日
　　陇东军分区三八五旅宣传科田孟荣利用牛皮影子编制了历史名剧《文天祥》，今日在与鲁艺陇东工作组、七分校文工团联欢演出，接着又在旅直各单位巡回演出。牛皮影戏为西北民间艺术，轻便、活泼，很受欢迎。
　　杨劲在《解放日报》发表特写《陈家福回边区》。力群发表木刻《栽树》。
　　4月12日
　　鲁艺美术研究室力群、王朝闻、古元、江丰、彦涵、祜曼(胡蛮)在《解放日报》发表研究文章《关于新的年画利用神像格式问题》，对3月22日《解放日报》提出的“关于年画利用灶爷形式”问题参加讨论：“认为利用旧年画形式有一定的限制，决不是所有的旧年画形式都可以利用”。例如旧年画中除灶爷财神之外的门神、钟馗、麒麟送子等，“很难装进新内容”，“实不易开拓出什么前途”。“某些旧年画形式固然可以利用，但我们更应该大胆的吸取旧年画的优点创造新年画，这是一定更有前途的”。
　　高鲁撰文《介绍〈廉颇蔺相如〉》。该剧由抗大总校文工团编演，是富有教育意义的新历史剧。
　　4月间
　　陕甘宁边区文协成立“说书组”，由安波、陈明、林山等组成。他们采取“联系、团结、教育、改造民间说书艺人，启发、引导、帮助他们编新书、学新书和修改新书，发挥他们自己的天才，鼓励他们自己创作”的正确方针。成立了说书训练班，培养了不少新人才。如在“说书组”帮助下，艺人韩起祥编了《刘巧儿团圆》、《张玉兰参加选举会》等新书，对边区说唱艺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7月23日报载：延安县河庄区张家窑子说书人韩起祥，由于思想转变，自编新书，从去年7月开始已编新书《红鞋女妖精》、《反巫神》、《掏谷槎》、《四岔捎书》、《二流子转变》、《张家庄祈雨》、《吃元宝》等12本，在农村说唱。7月12日第二次到延安，边区文协特予招待食宿，并介绍到西北局、边区政府、新市场说书。在延安五天共说了七次，都得到好评，并受到西北局、教育厅的奖赏。
　　林山在8月5日《解放日报》撰文《改造说书》，介绍延安地区改造说书工作的情况和经验，重点介绍了韩起祥编新书的经验。傅克发表特写《记说书人韩起祥》，写韩起祥改造旧格式，说生产备荒新书的事迹。笑俗发表版画《陕北民间说书》。
　　韩起祥编、林山整理的说书词《张家庄祈雨》，《解放日报》8月7日登出。林山在附记中说。编书人韩起祥是米脂人，3岁眼瞎，14岁说书，今年31岁。去年思想转变，开始说新书。他有很强的创造力，自己改编、创作了许多新书，在农村演唱很受欢迎。这一篇是他最近新编的。
　　4月21日
　　中共中央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毛泽东同志讲话指出大会的方针：团结一致，争取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是我们的党。没有我们的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说，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大会的眼睛要看着四亿五千万人民，以组织强大的团结的队伍。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民的光荣。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在这里开“七大”，在这里解决历史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困难还很多，敌人的力量还很强，必须谨慎，戒骄戒躁。他号召全党要团结得象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家庭是有斗争的，新家庭里的斗争，是用民主来解决的。
　　4月23日——6月11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大会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121万党员。毛泽东同志主持会议。他在开幕词中指出：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和两种命运的斗争，党的任务是要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命运。会上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提出团结全党，团结全民族，打败日本，建立新中国。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
　　陈毅赋诗《七大开幕》，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作主?万众瞩目清凉山。
　　中共中央6月19日举行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4月24日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说：“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他们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艰苦的工作。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卓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特别显得重要。”
　　毛泽东同志撰文《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文中说：“什么叫不偷?我曾经看到这样的事情，人家写的整本小册子，给调换上几个名词，就说是自己写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不是我的，拿来说是我的著作，这是不是偷?”“这个问题历来就有的，叫做抄袭。这个事情不好，这是不诚实。”他说：“什么是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讲多了。”“我们党内不允许装。不知道不要紧，知道得少不要紧，对马克思主义知道得很少也不要紧，知道多少就多少。”他提议读五本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他说：“还有一个是不要吹，就是报实数，‘实报实销’。”“我们的情报要真实，不要扯谎。要把自己领导工作的缺点向人家公开，让大家来参观，看我这个旅有没有马屎、驴屎、有害的微生物，如果有，就来打扫一下，洗干净，扫除官僚主义。”“关于要讲真话，我们现在发了一个通令，要各地打仗缴枪，缴一支讲一支，不报虚数。”他说：“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
　　5月1日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会上的开幕词，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同志的演说，《解放日报》正式发表。
　　5月2日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解放日报》全文发表。
　　朱德同志在党的七大会上所作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解放日报》5月9日发表。
　　《解放日报》6月14日社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指出“七大”的历史标志：一、全体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二、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学说和七年武装斗争的经验，制定了人民军事路线的完整体系，这就是朱德同志军事报告中的主要部分。三、新党章的制定，意味着党内生活和党与群众的关系已经有长足的进步。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被全党一致承认为党的指导思想，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
　　斯大林宣布苏联红军全部占领柏林。
　　5月3日
　　毛主席、朱总司令电贺斯大林元帅：“欣悉红军解放柏林，特致热烈的贺忱!”
　　《解放日报》5月4日发表社论《人类的狂欢节——庆祝红军占领柏林》。称“五月二日，这个苏联红军占领柏林的日子，将作为人类近代史中最神圣的纪念日之一而永垂史册”。
　　《懈放日报》社5月5日举行盛大舞会，庆祝解放柏林。
　　联防司令部政治部上午展览苏联照片，晚上放映苏联名片《新世界的一天》。
　　西北局、边区政府及边府一级机关在边府办公厅广场举行联欢晚会，庆祝柏林解放。
　　延大等校举行盛大集会，纪念“五四”、庆祝“七大”和红军占领柏林。晚上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盛大纪念会和庆祝晚会，由鲁艺演出《突围》、《粮食》、《合作社》等剧。
　　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筹备会正式成立。常委冯文彬、胡乔木、宋一平、主治国、蒋南翔、黄庆熙、安平、史立言、张迅如、朱荣等。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冯文彬任筹备会主任，蒋南翔任秘书长。
　　5月4日
　　重庆《新华日报》为纪念“五四”运动26周年发表社论《创造人民世纪的文化》。说人民世纪必然会产生出人民大众的文化，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是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基础之上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人民自觉的作主人公的文化，是服务于人民利益的文化，是从旧到新、从无到有的一分一寸地从现有基础上普及提高的文化。新的世纪开始了，新的文化有待于今后的努力创造。
　　中华全国“文协”在重庆发布《为纪念文艺节公启》。追述定五月四日为文艺节的原因，阐述了应有之职责，表示：“文艺界的纪念应该诚恳地检讨过去的成果，特别着重在和人民的解放要求的结合这一点上，使新文艺能够真正争取到广泛的发展和伟大的前途。”
　　“文协”成立七周年和第一届文艺节的庆祝会同时在重庆文化会堂举行。郭沫若、茅盾、老舍、胡风、巴金、曹禺、潘梓年、靳以、张恨水、孙伏园等百余人到会。郭沫若说：“纪念文艺节，必须继承发扬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文艺界要完成这个使命，一方面必须消灭文化运动中的‘三寸金莲’主义，另方面亦必须克服‘高跟鞋’主义。就是说不要复古，也不要脱离群众而为几个人享受。”老舍报告会务中谈到救济贫病作家基金时说：我们很快就募到七百多万元，“证明作家的血汗没有自流，没有洒到沙漠里，社会各阶层的人民在关心我们”，对此表示感谢。大会通过了与世界作家加强联系、要求切实保障人权、保障作家人身自由与写作自由等多项提案。(详见6月7日《解放日报》 )
　　全国文协5月6日改选理事。选出郭沫若、茅盾、老舍、孙伏园、胡风、姚蓬子、王平陵等21名在渝理事，朱光潜、沙汀为各地理事，张天翼、宋之的、徐盈、吴组缃等13名候补理事，叶楚伦、冯玉祥、张道藩、柳亚子、潘梓年等九名监事，陈望道、史东山、聂绀弩、张西曼候补监事。10日，新选理事会，推老舍、孙伏园，胡风、姚蓬子、王平陵为常务理事，张道藩、华林、黄芝冈为常务监事。并推老舍、孙伏园为总务组正副主任，胡风、叶以群为研究组正副主任，王平陵、冯乃超为组织组正副主任，冯雪峰负责《抗战文艺》会刊，梅林为理事会秘书。
　　5月5日
　　抗大文工团到备连队演出平剧《廉颇蔺相如》、《平安无事》，创作《模范管理员》、《吃了什么亏》、《摸索着前进》等活报剧。又在排演平剧《败走麦城》，着手写《李自成》。
　　抗大文工团美术组在《解放日报》撰文《幻灯宣传》。
　　陈学昭在重庆《新华日报》登出赞誉边区甲等模范医生的特写《牙科医生》。
　　5月6日
　　冯牧在《解放日报》撰文《敌后文艺运动的新收获——读晋绥边区‘七七七’文艺奖金作品》。单行本共十种：《王德锁减租》(眉户)、《劳动英雄回家》(秧歌)、《大家好》(秧歌剧)、《新与旧》(小说)、《张初元的故事》(故事)、《新旧光景》(歌舞剧)、《开荒一日》(眉户)、《转移》(报告)、《侯圪旦和他的少年队》(童话)、《打得好》(话剧)。说这些作品是晋绥边区文艺运动的重大收获。其特点首先是内容丰富和多样性；第二是生动、新鲜，很少概念化；第三是语言生动、自然，有地方色彩而不过于雕琢。并指出这些作品尽管形式还不够完美，有的不免粗糙，但给人最深的印象是“丰富、新鲜、跳动的生活，自然流露出感人的力量”。
　　德寇无条件投降。斯大林元帅宣布：1945年5月8日，德军最高统帅部代表已在柏林签订德军无条件投降的议定书。苏联人民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的伟大爱国战争胜利结束了。莫斯科于5月9日(胜利日)鸣炮三万响以示庆祝。英国首相邱吉尔，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欧战胜利结束，今后集中全力打垮日本。
　　《解放日报》5月10日发表社论《庆祝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5月11日，朱总司令、边区政府林伯渠、李鼎铭正副主席邀请苏、美、英盟国留延人士宴会。毛泽东同志亲临致贺。朱总司令说：德国无条件投降以后，在东方只剩下了一个法西斯日本。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和力量，配合苏、美、英同盟国，以最后击败日本。晚间举行盛大舞会。
　　华君武发表漫画《榜样》，说明德寇倒台为日伪树立了“榜样”。
　　5月10日
　　鲁艺文工团为加强抗日宣传，在“七大”及党校礼堂、八路军大礼堂、边区政府礼堂演出反映前方抗战的独幕话剧《粮食》(洛汀、海默编剧，凌子风导演)、《合作社》(贾克编剧，牧虹导演)和《突围》。短小精悍，颇受欢迎。
　　5月11日
　　方习在《解放日报》发表剧评《〈粮食〉等剧观后记》，说鲁艺最近上演的《粮食》、《合作社》、《突围》三个独幕剧，令人喜爱。《合作社》朴素而比较成功，《粮食》情节丰富动人，《突围》稍嫌单薄。成功之处主要由于他们对所表演的生活比较熟悉。
　　延安新华书店登出新书广告：《苏联红军英雄故事》、《抗日英雄洋铁桶》、秧歌剧《小姑贤》、《货郎担》、《瞎子算命》、《黑板报》等。
　　5月13日
　　独一旅战力剧社下乡宣传防旱备荒，演出平剧《完璧归赵》、《逼上梁山》、《史可法守扬州》，新秧歌剧《麦收》、《民兵偷枪》、《把眼光放远一点》等，反映很好。
　　舒模词、晓庄曲的歌曲《往哪里逃?》在《解放日报》发表。编者按指出：这支歌是作者在去年湘桂战争逃难时作成的。当时国民党军队望风溃退，置人民于不顾，使千万人民仓皇逃难，流离失所。这支歌很沉痛地唱出了当时人民的呼声。
　　5月15日
　　孙犁在《解放日报》发表小说《荷花淀——白洋淀记事之一》。
　　《解放日报》6月4日在“读者往来”栏目中登出一读者意见《我们要求文艺批评》。说5月15日登出孙犁的《荷花淀》之后，有人认为是充满健康乐观的情绪，写出了斗争中的新人物、新生活、新性格。有人说是“充满小资产阶级情绪”，缺少敌后战斗的气氛。这很难理解。究竟是新人物新性格呢，还是小资产阶级感情呢?希望延安从事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的同志加以分析研究，公开讨论，以帮助读者正确理解作品，帮助作者掌握创作方向。
　　赵文节(闻捷)词、关键曲的歌曲《不求神靠自己》发表。
　　5月17日
　　报载：联政宣传队第一队于去年12月21日出发到陇东一带部队工作，今年5月10日返延。在136天工作中，行程1826里，到大小40余单位共演出106场戏。节目有《好同志有错就改》、《兵伕团结》、《刘顺清》、《抓壮丁》、《徐海水》等31个。配合各单位当前任务临时收集材料创作剧本、小调多种。并下连队帮助战士排演节目、办歌咏训练班、写通讯等，收到了战士们的表扬信四百多封。
　　肖军在《解放日报》连载小说《回家》，是长篇小说《第三代》第三部中的一章。
　　5月18日
　　王朝闻在《解放日报》撰文《年画的内容与形式》，认为“年画宜描绘能够引起愉快感情的生活、可纪念的英雄、胜利的斗争故事等”，情节要丰富，要有适于歌颂的形象和色调，适应群众的欣赏习惯和接受能力。
　　美术家张望、罗工柳在“读者往来”中也发表了对年画创作的看法。张望说：延安印的《门神》、《丰衣足食图》、《平型关大战》最受欢迎。定边印的《纺织图》、《全家福》销路最好。问题是《全家福》也有被误认为灶爷的，因为表现手法不好，画面暗淡，面目不清。应多印一些《丰衣足食》、《讲究卫生》的新年画。罗工柳说：在关中分区最受欢迎的是《平型关大战》。新式灶爷《全家福》影响很大，老百姓误认为“公家灶爷”、“边区灶爷”，并说公家把灶神当二流子了，“边区不提倡迷信，你们为啥卖灶爷?”
　　5月19日
　　西北文工团在安塞庙会演出《女状元》、《养娃娃》等剧。观众万余人，反映很好。
　　丁玲在《解放日报》发表报告文学《三日杂记》(重庆《新华日报》7月4日转载)，描述在麻塔三日来与村长、娃娃、妇女们交往的愉快生活。
　　5月20日
　　方纪在《解放日报》连载小说《纺车的力量》，描述一次纺线竞赛活动。7月11日《解放日报》登出方习的批评文章《略论〈纺车的力量〉》。文章认为小说无论是主人公形象还是陪衬人物，都是不成功的。主人公的思想转变仅和整风运动有一点牵强的联系，没有反映出他那高尚的思想境界。
　　韩书田在8月28日《解放日报》撰文《我对〈纺车的力量〉的理解——商榷于〈略论“纺车的力量”〉的作者》。该文不同意对《纺车的力量》的批评，认为这篇小说正确地反映了群众和党的整风运动，表现了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力量。这种效果不是反效果。同时，文章对小说一些描写上的不足和概念化毛病提出了意见。
　　5月26日
　　柳亚子作《延安一首五月廿六日赋寄毛主席》：“工农康乐新天地，革命成功万众和。世界光明两灯塔，延安遥接莫斯科。”
　　5月28日
　　延安职工俱乐部成立，设于新市场后沟边区抗联会山下。该部将组织职工同乐晚会和其他娱乐活动，加强与延安各文艺团体的联系，帮助开展职工艺术创作活动。
　　邵子南在《解放日报》连载小说《阎荣堂九死一生》。
　　6月1日
　　抗日军政大学总校直属队及五大队全体教职学员，在延安西山寺广场举行庆祝学校成立九周年和防旱备荒大会。会后由抗大文工团演出新平剧《走麦城》，颇受称赞。
　　《群众》周刊10卷10期发表周而复的《减租》，华山的《窑洞“阵地战”》。
　　6月2日
　　周扬在《解放日报》发表《关于政策与艺术——〈同志，你走错了路〉的序言》(重庆《新华日报》7月11日转载)。肯定《同志，你走错了路》“是一个优秀的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政治剧本”，其价值在于第一次在艺术作品中反映我党和八路军的内部生活及思想斗争，处理党内反倾向斗争的重大主题。同时颂扬了民族气节，达到了艺术与政治思想、政策思想的结合。
　　麦新用绣荷包调作《备荒歌》。
　　孙犁在重庆《新华日报》登出解放区生活报道《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
　　6月4日
　　郭小川在《解放日报》连载诗《老雇工——冀中故事诗之一》，写老雇工主动要求留在村中探听敌情，与敌人斗争的故事。
　　严辰发表特写《战斗的一天——宁团长谈四·二九反‘铁壁合围’》。
　　《延安的木刻作品到了美国杂志上》。重庆《新华日报》以此为题报道说：美国《生活》杂志今年4月9日介绍了延安鲁艺的木刻选，大小共15幅。有反映敌后场面的《抢粮》、《最后一颗子弹》、《夜行军》等，反映各种日常生活的《识字班》、《冬学》、《村选》、《卫生》、《结婚登记》、《八路军生产》等。杂志编者在介绍中说：“当日本在1937年进攻中国时，木刻家们组织了一个抗敌艺术协会，散布到全国各地，从事唤醒人民的工作。现在这个协会已经改为中国木刻协会。总会设在重庆，但其中主要的艺术家都在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在国民党区域中，艺术家只能在暇时工作。在延安，他们得到政府的支持。”
　　柳亚子作《寄朱玉阶总司令延安》：“河山还我金汤固，百万青年子弟兵。武力由来属民众，中华民族此长城。”
　　6月7日
　　郭沫若应邀赴苏，王若飞、黄炎培设宴欢送。6月8日，中苏文化协会、“文协”等团体假文化沙龙举行欢送大会，欢送郭沫若赴苏参加苏联科学院220周年盛会。二百多人到会。茅盾代表“文协”致词，说郭沫若是代表中国人民，是以人民大使、文化大使的身份赴苏的。他希望郭沫若把中国人民为民主而奋斗的精神传于世界，并希带回值得学习的经验。郭沫若致答词。6月9日，“文协”托郭沫若带信给科马罗夫，祝贺科学院盛典。郭沫若乘飞机赴苏，开始作《苏联纪行》。25日，到达莫斯科。26日，在列宁格勒参加苏联科学院庆祝大会。7月2日，在莫斯科对塔斯社记者谈话说：“我作为一个正为自身解放与民族独立而英勇作战的中国人民的代表，来和苏联人民相会，并且来看看莫斯科——革命和人类进步的名城，特别感到快乐……在苏联我希望不仅熟悉各科学研究所，而且也要熟悉贵国生活的其他各部门。我要到乡下去观光，而且要访问各工厂。”8月11日，由苏联返回重庆。
　　茅盾在《解放日报》撰文《文艺界的感想》。文章盛赞解放区文艺在新方向上的发展，说“在‘深入社会，面向群众’的基本原则下，针对着现实的需要，时时总结经验，改正错误。敌后解放区尤其陕甘宁边区的文艺运动，今天已达到新的阶段，真正彻底做到了‘从民间来，到民间去’了”。
　　6月9日
　　《解放日报》转载叶圣陶诗歌《言论自由》，诗曰：“我和你和他，全都是主人的身份。你怎么想抓住我?你怎么能压住我?”
　　高阳、西虹、阿侬、华恩、彦克词、彦克、刘维忠曲的歌曲《防旱备荒小唱》，在《解放日报》发表。
　　6月10日
　　鲁艺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演出大型歌剧《白毛女》。
　　该剧是由西北战地服务团邵子南从前方带回的河北民间传说故事作为题材的，并首先写出诗剧初稿。后由鲁艺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张鲁、瞿维、焕之、向隅、陈紫、刘炽作曲。王大化、舒强、张水华导演。许珂舞台设计。演员有王昆、林白、张守维、邸力、赵起扬、李百万、陈强、李波、王家乙、韩冰、管林、林农、吴坚、杜德夫。
　　毛泽东同志、全体中央委员和七大代表观看了演出。演出获得很大成功。当戏演到高潮，喜儿被救出山洞，后台唱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时，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同起立鼓掌。第二天，中央办公厅派人传达中央书记处的三条意见：第一，这个戏是非常适合时宜的；第二，黄世仁应该枪毙；第三，艺术上是成功的。传达者并解释说：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农民反对地主阶级剥削的问题。这个戏反映了这种矛盾。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这种阶级斗争必然尖锐起来，这个戏既然反映了这种现实，一定会广泛地流行起来。不过黄世仁如此作恶多端，还不枪毙他，这反映了作者们的右倾情绪，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广大观众是不会答应的。
　　《白毛女》是我国第一部反映我国劳动人民命运和斗争的新歌剧，为后来歌剧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成功的经验。该剧在延安演出三十多场，受到热烈欢迎。1946年到了张家口继续演出，并根据群众意见作了重要修改，使剧本日臻完善。由于《白毛女》在思想上的高度成就，使它成为解放区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剧目。解放区报纸不断报道当时演出的盛况：“每至精彩处，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每至悲痛处，台下总是一片唏嘘声，有人甚至从第一幕至第六幕，眼泪始终未干。散戏后，人们无不交相称赞。”(《晋察冀日报》1946年1月3日)他们自豪地说，这是“翻身人看翻身戏”。一些乡村看了《白毛女》演出，很快发动群众展开反霸斗争。一些部队看了演出，战士们纷纷要求为杨白劳、喜儿报仇，迅速唤起杀敌立功热潮。一些知识分子看了演出，使自己的思想感情起了显著变化。
　　歌剧《白毛女》公演后，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出现各种不同意见。《解放日报》7月17日起开展关于《白毛女》的“书面座谈”。该日发表综合报道．有的指出，此剧“演出时间之久，场次之多，在延安是罕见的”，“受到观众热烈的欢迎”，特别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演出，是“适时生动的阶级教育”。有的称赞它“赋予歌剧以浓厚的话剧成分”，“适当运用、改造并创作民间歌曲”，“中外乐器大规模配合伴奏”以及“舞台装置的简单而有特色”，“是突破既成形式的创造，是有建设性的创造，这创造，给我们增加了创作新歌剧的信心和勇气”，“开辟了创造新歌剧的道路”。也有的对歌剧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一、写农民向黄世仁斗争不够有力，颇为概念化。二、喜儿山洞生活(三场)和到娘娘庙取食(二场)太多了。占全剧6幕18场的四分之一。三、戏里的农民都写得软弱、无知、落后。四、开明绅士的出现太突然，是作者硬加进去的。希望剧作者进一步了解新农村，把戏改得更好。
　　7月21日，季纯在《解放日报》发表“书面座谈”文章《〈白毛女〉的时代性》。除肯定该剧的教育意义和表演、音乐、置景方面的成就外，同时，还尖锐指出时代描写不真实的问题。一、女大要嫁。十七岁的喜儿，或留家赘婿，或离家找人，不能象杨白劳那样臆想：“喜儿是我的命根子，父女俩死也不能离”。在那样的时代，一个农民是否会因爱女而发生悲剧呢?二、封建地主的最大利益是土地和地租，黄世仁为什么放弃了这点而搞一个“女子小人”的小问题呢?这是避重就轻。三、过年趋吉避凶、问喜道贺的日子，少东家和黄母何必在这时讨一个刚死去父亲、正在披麻戴孝的喜儿当丫头呢?地主是不会不忌讳的。四、喜儿怀孕七个月，黄世仁筹办婚事，全家沸腾，喜儿怎么蒙在鼓里，并抱有成亲幻想?五、杨白劳身负重债，不应苦中寻乐，给女儿兴奋地扎红头绳。在女儿未抢走前，杨白劳自己先做了弱者，走了绝路。他的报复心不是向黄世仁而是向自己，有些勉强。
　　解清(黎辛)在8月1日《解放日报》撰写评论《谈谈批评的方法——读〈“白毛女”的时代性〉》。文章针对季纯的批评给以反批评。说季纯的文章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喜爱《白毛女》的真正原因。认为季纯的意见带有主观的公式的倾向，而且批评的立场和态度也是不可取的。文章指出《白毛女》确实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我们应该本着肯定优点、促其进步的态度去批评。《白毛女》上演之后，有的观众说：“我含着眼泪若干年了，看了《白毛女》我哭了一整夜，它刺痛了我的旧创痕。”有人说：“真是巧，戏演的就跟我家过去的遭遇一个样样。”大家表示：“借着它的光和热”，“将不疲倦地勤奋学习和工作，誓为白毛女及一切被剥削被压迫者复仇!”看看季纯的批评和观众的反映多么的不同。
　　8月2日，《解放日报》继续登出歌剧《白毛女》“书面座谈”文章：夏静在《〈白毛女〉的演出效果》一文中说，该剧的成功，在于它有生活，通过合理的生动的形象，使你感到剥削的罪恶和封建统治的黑暗。主题明确，爱谁，恨谁，同情谁，非常清楚。看后令人感动。全剧在音乐效果和气氛方面还可进一步改进。唱泉在《〈白毛女〉观后感》中说，我是一个一贯生活在大都市里的青年学生，现在在经济部门工作，《白毛女》深深教育和感动了我，启发了我的阶级意识和阶级仇恨。文章认为《白毛女》的歌与剧结合得“非常自然而和谐”，并借用电影手法，使场景“变换迅速”，效果甚好。陈陇在《生活与偏爱——关于〈白毛女〉》一文中，认为《白毛女》是相当成功的剧作。美中不足的是该剧内容有些拘于“传说”的形式，整个戏前紧后松，前三场和后三场有些不调和，不匀称，前边细致形象，后面概念空泛。
　　重庆通讯《郭沫若先生讲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4月28日，郭沫若在重庆中央大学学生公社大礼堂讲演。指出屈原是中国伟大的诗人；文学价值最高的是民间通俗的文学。他说，作者自己对所要写的对象必须有深刻的认识，要亲身去体验。法国有位名画家专门画马，在一次展览会上，看的人非常欣赏。只有一位马伕不然，根据他的经验，马在奔腾时，口角上一定有白沫。那个画家接受这个意见，改正了错误。写作人的思想应该不受任何拘束，能适应任何环境。譬如说到山就是青山，说到水就是绿水，这多么固执。因为在很多地方，山是红的、黑的或秃的。水有时是混的，有时是深蓝色的，决不可一概而论。
　　6月17日
　　中共“七大”代表和延安各界代表在党校大礼堂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毛主席挽词：“死难烈士万岁”。朱总司令挽词：“浩气长存”。“七大”代表挽联：“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你们的事业永与人民同垂不朽；为胜利而来，为胜利而去，我们的任务是向胜利勇往直前。”毛主席致悼词，称：一切反动派的企图是想用屠杀的办法消灭革命，他们以为杀人越多革命力量就会越小，但是和这种反动派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要灭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则。外国的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法西斯，中国的满清政府和北洋军阀，都证明了这一点。朱总司令说：在中国有两种人，一种人是靠反动压迫而生活的反动派，这种人的死将遗臭万年；另一种人是代表受压迫、受剥削的广大人民，而为争取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起来战斗的战士，这些人的死，引起人民很大的悲痛，人民永远悼念他们，他们将流芳百世。
　　6月22日，艾青词、吕骥曲的《挽歌》发表，这是为悼念中国革命牺牲的死难烈士而写。
　　绥德分区地委宣传部召开大会颁发文学创作奖金。总结创作特点是：1、秧歌创作与实际相结合；2、演出不少的秧歌剧；8、改造旧形式有初步成就；4、小形式的大量发展和幻灯创造。受表扬的好剧目有：秧歌剧《李板头》、《麦收》、《邢世美和病号》、《全家乐》、《乡长刘润生》、《抗属刘凤喜》、《白发妇》、《打七连》、《国民党拉兵》、《移民》、《离婚》、《大翻身》、《生产识字》等。改造旧剧有平剧《屈原》、《廉颇蔺相如》、《对敌人恨，对自己和》，秦腔《梅花岭》，山西梆子《大报仇》、《状元桥》，幻灯《两条道路、两种结果》、《掏谷槎》。诗歌《消灭蛀虫》、《劝二流子》等。
　　6月18日
　　方纪在《解放日报》撰写文艺随感《生活指示着它的未来——读书散记之一》。指出文艺描写工农不应该反对理想，不应该反对对于美的生活的向往，因为被压迫人民的生活中包含着理想，因此才有斗争和前进的力量。
　　6月21日
　　钟纪明、李维翰在《解放日报》连载六场话剧《三石粮》，围绕备荒存粮、节粮展开戏剧冲突，赞颂存粮节粮精神。
　　齐间在8月10日《解放日报》撰写剧评《读〈三石粮〉后》。说三边文工团为纪念“七七”演出的《三石粮》一剧，联系下乡所见，觉得该剧的主题好，但有些地方不够现实，从农村工作观点看，有些内容似乎不妥，特提出修改意见。
　　6月24日
　　全国文抗协会延安分会、陕甘宁边区文协电贺茅盾五十寿辰。电文说：“先生二十五年来在中国新文艺运动中的巨大成果，是我们文化界的光荣，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先生所领导、实践和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证明了中国的新文艺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是紧密地联系着的。作为一个先驱者，先生所努力着的为民族解放、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是一切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应走的方向。”
　　为纪念茅盾50寿辰和茅盾创作25周年，王若飞撰文《中国文化界的光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赞茅盾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位巨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中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文坛上努力了将近25年的开拓者和领导者”。
　　《新华日报》社论《中国文艺工作者的路程》，称茅盾是新文艺运动的光荣旗帜，号召大家沿着茅盾的道路走下去。同时登出一组纪念诗文：茅盾《回顾》、叶圣陶《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柳亚子《祝茅盾先生五十双寿》(诗)、吴组缃《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祝贺》、恨水《一段旅途回忆》、荃麟《感谢和期待》、潘梓年《人民的立场，严肃的态度》、张西曼《我们在武汉时代的共同努力》。
　　重庆文化界在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集会，为茅盾庆贺。沈钧儒任主席，到会七八百人。王若飞、冯雪峰、常任侠等讲了话。王若飞说：“茅盾先生所走的道路，就是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张瑞芳、赵丹等朗诵《子夜》。茅盾表示谢意，说：“胜利在望，我要活下去，不看到民主的中国，我是不甘心的。”
　　路汀、张凡、朱星南集体创作的独幕话剧《粮食》，《解放日报》两天连载完。该剧描写八路军用巧智胁迫汉奸交出公粮的故事。
　　6月27日
　　柳青在《解放日报》连载小说《三垧地的买主》，通过对比手法歌颂新社会，表现农民对土地的热爱。方青发表特写《调解》。
　　6月29日
　　重庆《新华日报》登出生活书店代订全国杂志广告。文艺杂志有胡风主编的《希望》双月刊，姚蓬子主编的《抗战文艺》月刊，以群主编的《文哨》月刊，荃麟主编的《文艺杂志》月刊，田涛主编的《文艺月报》月刊，吴熙祖主编的《天下文章》月刊，肖曼若主编的《文学新报》月刊，《高原》社主编的《高原》月刊，《青鸟》社主编的《青鸟》月刊，《诗文学》社主编的《诗文学》月刊，李一痕主编的《火之源》月刊，石林主编的《歌与诗》月刊，李凌主编的《音乐与艺术》月刊，赵沨主编的《音艺副刊》月刊等。
　　7月1日
　　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在延大召开扩大理事会，讨论当前文艺工作及推派代表参加筹备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问题。到会三十余人。新来延安的舞蹈家吴晓邦先生参加了会议。丁玲任大会主席。周恩来同志报告政治形势及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意义。丁玲报告文抗过去及今后的工作问题。周扬、徐懋庸、沙可夫、艾青、塞克、肖三、陈学昭、吴印咸、柯仲平等发了言。会议肯定了文抗过去的工作，并选举丁玲、塞克、肖军、周扬、肖三等五人参加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会及边区政府所发起的筹备会。
　　中共中央设宴欢迎从重庆飞抵延安的国民党参政会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六先生。宴后举行盛大欢迎晚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陪同。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主持会议。周恩来同志致欢迎词。黄、左二先生讲了话。话毕，在“解放区打胜仗，大后方民主运动正高涨”欢迎歌声中，演出音乐、秧歌剧、话剧。
　　为商国事，国民党参政员黄炎培六先生从渝到延往返五天。7月2日，毛泽东主席在杨家岭接见了他们。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主席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八路军司令部7月4日设宴，饯行国民党参政会黄炎培、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六人。朱德、周恩来作陪。宴毕，观剧。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在致词答词以后，特演一出《三打祝家庄》。是旧式的平剧，而特别添上若干部分的新资料。祝太公家一群司帐，门公，见钱伸手便要，做事一塌糊涂，对主人一味献媚，对佃户欺压骄横，无所不为，弄得佃户怒气冲天。宋江等一大群梁山男女，打进祝家庄，就得这一队农民助力。一面救出七位弟兄，一面还高呼解放。我哪里会批评戏剧，我是有一种认识，今天谈艺术，只有能深入民间的，合居第一位。顾曲的周郎赞叹了，而无法博得民众同情，贡献哪能算大，象这剧，我确信是一种利器。”
　　十月，黄炎培著书《延安归来》。他在日记中写道：“早餐毕，许多新旧朋友陆续来了。陈学昭、丁玲两女士。我很早读过丁玲的不少作品，但见面还是初次。”“作家特别优待的，例如作家领取纸笔，不加限制”。“下午坐车赴杨家岭，访问中共主席毛泽东，直到他的家里……。四壁挂着清清疏疏的几幅画，中有一幅是沈叔羊画的，一壶酒，上写‘茅台’两字，几个杯子，我题上一首打油诗。这是某年沈叔羊在重庆开画展，要求我在这几幅画上题字，忽然想起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中间，共产党人在茅台池里洗脚——一桩故事的传说，就提起笔来游戏式的写上一首七绝：‘口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料不到这幅画落在共产党领袖的客堂里。”“使我最欣赏赞美的是一出《兄妹开荒》的秧歌剧，表演得特别绵密而生动。据说表演的不是北方人，而方言、音调和姿态，十足道地的写出北方农村，这真是‘向老百姓学习’了。我是读过王大化关于演出《兄妹开荒》经过的报告的。他说：要表现出边区人民活跃而愉快的民主自由生活，要表现出他们对生产的热情。事后，我怀疑这位主角就是王大化，可惜当时没有问。”
　　7月7日
　　中共中央发表《纪念抗战八周年口号》。
　　《解放日报》社论《纪念抗战八周年》。
　　延安各界热烈纪念“七七”。下午，新市场口高扎彩楼，商人子弟学校秧歌队演出《一把米》、《金耳环》、《小羊娃》和《集体游戏舞》等。其中《金耳环》和《一把米》受到好评。晚间，各机关、工厂、学校分别举行纪念会。同时，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召开群众大会，鲁艺工作团演出《白毛女》。
　　7月11日
　　冯乃超撰写文艺评论《发现李卜与戕害莎士比亚》。文章肯定丁玲的一篇特写《民间艺人李卜》，认为这是“一篇似乎意义很平凡，却是很有特色的故事”。文章指出被旧社会弃之不问而在新社会得到爱护的民间艺人对自己的艺术本领和做人的意义有了自觉的认识，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奇迹。文章说一个民间艺人就是当地人民所喜爱的小小莎士比亚，对他不应戕害，而应发扬。发现和爱护李卜的，只能是为民族生存、为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奋斗的新社会。
　　王贤敏撰文《秧歌剧在庙会上》。针对“秧歌剧在庙会上吃不开”的议论，记述西北文工团在四月初八郭家塔娘娘庙会上演出秧歌剧的盛况。他们在群众热烈要求下，连演几场，有《牛永贵挂彩》、《陈家福回家》等剧目。说明秧歌剧在庙会上并不是吃不开的。
　　7月17日
　　重庆《新华日报》发表题为《纪念人民歌手》的时评，说：今天是中国人民歌手、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聂耳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在广大的解放区，今天已定为“人民音乐节”了。十四年前，“九·一八”前后，正在中国人民遭遇到最大的灾难的时候，是聂耳的歌声，给我们整个民族以热情，增添了自信，灌输了反抗的勇气。《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毕业歌》、《新女性》这一连串清新而充满民族自信的歌声，在长夜里象野火似的烧遍了整个的中国。全中国被屈辱受损害的人，开始雄壮地歌唱了。在激起和组织全民族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运动中，聂耳的贡献是伟大的!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发自人民心底的声音。
　　7月18日
　　为纪念陕北党校发起人李子洲，推进文化工作，绥德地委决定春节文艺奖金扩大为“子洲文化奖金”。在子洲诞辰(7月20日)每年召开分区文化工作会议，以十石小米奖予模范文化工作者及其作品。
　　报载：今年一月初，绥德地委宣传部发出关于文艺创作奖金指示。截止五月五日，共收到应征作品213件。经评定得奖作者戏剧类24名，小形式类19名，美术类8名。绥德分区机关报《抗战日报》为此发表社论《今年春节的收获》。社论分析了应征作品的四大特点：1、秧歌创作与实际相结合，表现军民关系，官兵关系，拥政爱民，改造干部作风以及建立革命家务的一些秧歌剧，均受到广大群众欢迎。2、农民、战士、小学教师创作与演出许多很好的秧歌剧，不识字和识字的群众大胆编写剧本，在乡村已成新的风气。3、改造旧形式取得初步成就。4、小形式的大量发展。这些都说明为工农兵的文艺在实践中有了很大进步。
　　7月24日
　　《解放日报》为纪念邹韬奋逝世一周年发表一组诗文：黄炎培的《韬奋逝世一周年纪念词》、张仲实的《不屈不挠尽善尽美的作风》、艾思奇的《血肉相联》、鲁果的《十一月二十一日》、张宗麟的诗《邹韬奋先生逝世周年纪念》。
　　重庆《新华日报》社论《追念邹韬奋、杜重远两先生》。并出纪念特刊，登有茅盾的《在人民的求自由解放的浪潮中，您永远的活着!》，柳亚子的《韬奋先生周年挽诗》，胡绳的《与千万人共呼吸的人格》，萨空了的《我们在生活着的时候，没有一分钟可以浪费》。
　　7月25日
　　绥德分区战力剧社举行画展。该社美术组根据保卫边区的重要意义，创作了一套《保卫边区保卫警区》的连环画，连同过去制作的《防灾备荒》、《杨方口战斗》共计6套78幅。分别在马蹄沟、周家岭和绥德街头展览，观众达万余人。
　　艾思奇在《解放日报》撰写杂文《难》。说学习文件并不难，而学的道理与感情相结合变为行动，并割除旧思想感情，达到整风运动要求的思想革命，才是大难。
　　默涵在《群众》杂志10卷14期上撰文《论个性的解放与发展》。
　　7月26日
　　延安文抗分会在延大会议室举行理事全体会议，选丁玲、周扬、贺绿汀、艾青、肖三、塞克、柯仲平、江丰、肖军等九人为常委，推丁玲为主任委员兼负责总务部，周扬负责研究部，肖三负责出版部。自上次举行扩大理事会后，扩充组织，登记新旧会员287人，并进行分区选举。选出周扬，艾思奇、沙可夫、丁玲、柯仲平、吕骥、艾青、肖三、张庚、贺绿汀、何其芳、马健翎、古元、塞克、刘志仁、徐懋庸、舒群、李伯钊、肖军、吴晓邦、江丰、罗烽、陈波儿、吴印咸、刘芝明等25人为理事，陈学昭、陈荒煤、张季纯、欧阳山、周巍峙、杨醉乡、王曼硕、蔡若虹等8人为候补理事。文抗召开新理事全体会议，丁玲主持讨论文抗今后工作，吴晓邦、艾青、肖军等先后发言。何其芳、艾青、陈学昭论及文艺刊物与人民结合问题。贺绿汀、艾青、周扬、丁玲都强调组织文艺工作者到前方去，到敌后解放区去。当场贺绿汀、艾青、塞克等声明愿到前方去。
　　7月28日
　　延安电影团在工艺实习厂连续放映六天电影，映出《虹》、《女战士》、《保卫斯大林格勒》、《斯维尔特洛夫》、《塔拉瓦》等苏联片。附近农民闻讯后，纷纷赶来观看。
　　辛可、明坦、肖肃、施展撰文、石鲁插图的文章《“新洋片”在农村》在《解放日报》发表。介绍“新洋片”是一种美术与文学、音乐相结合的综合艺术，通过农村宣传活动，证明它是向广大农民进行宣传的好形式。
　　7月30日
　　杨思仲(陈涌)在《解放日报》刊登文艺评论《一部群众自己的创作——介绍阜平高街村剧团的〈穷人乐〉》。文章转引今年2月25日《晋察冀日报》社论谓：《穷人乐》这个剧本是“真实地反映了高街村群众从苦难到快乐的翻身过程”。该剧在当地得到很大声誉，中共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日报》认为《穷人乐》代表了“群众文艺运动方向”。
　　廖盖隆撰写杂文《佛朗哥和蒋介石》。揭露蒋介石高喊“民主”、“联合”，实质和当年法西斯分子佛朗哥的反动伎俩是一脉相承的。
　　8月6日
　　肖三在《解放日报》撰文《学习七大路线——祭鲁迅六十五岁冥寿》。说通过学习党的“七大”文件，进一步认识到鲁迅的方向所以代表着中国文化的方向，“因为鲁迅有明确的阶级立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立场”。七大路线正是要求我们象鲁迅那样，做一个立场坚定的革命者。
　　8月7日
　　李文迪撰文《介绍〈闹对了〉》。孙谦作的秧歌剧《闹对了》，是今年晋西北以民兵活动为题材的一个自我批评的秧歌剧。它内容好，形式简易，只有八个演员，易懂易演。
　　8月8日
　　苏联对日宣战。
　　8月9日
　　毛泽东同志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并致电斯大林元帅将以全力配合红军及盟军作战。
　　重庆《新华日报》登出新书广告：艾青著《献给乡村的诗》，重庆北门出版社出版。黄炎培著《延安归来》，国讯书店出版，凡关心民主团结的人士值得一读!黄炎培著《延安五日记》，国讯书店出版。
　　8月10日
　　《解放日报》社论《苏联对日宣战》。
　　延安总部发布一至七号反攻命令：限令敌伪投降；我军应即进占所有城镇、交通要道，实行军事管制。命令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朱德总司令名义发布。
　　肖三在《解放日报》撰文《福音》。说苏联对日宣战是抗日战争的福音，全中国，全世界都将为此而沸腾，胜利即将来临。
　　8月13日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其中提出要扫除新闻报道中的资产阶级影响。他说，有些同志“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什么影响呢?是资产阶级的影响。这种影响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中来的，是从资产阶级的报纸、通讯社来的。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我们队伍中的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个人主义思想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对于我们队伍中的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象打扫灰尘一样，常常扫除”。
　　8月14日
　　艾青在《解放日报》赋诗《人民的狂欢节》。说“钟声向世界宣告：正义胜利了!伟大的人民胜利了!”“这是中国人民，用眼泪换来的欢乐，用血汗换来的花果”。
　　何思敬撰文《在狂欢中想》：想到苏联人民和军队的伟大援助；要警惕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未死；还要想到今后建立一个庄严雄伟的民主共和国的伟大任务。
　　8月15日
　　日本裕仁天皇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美、苏、英、中四国宣布：日寇接受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胜利结束。
　　庆祝日寇无条件投降，延安全市欢腾，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夜间火炬游行，彻夜灯火未灭。
　　肖三在《解放日报》发表诗《延安狂欢夜》。说：“人们举火炬，扭秧歌，喊口号。人们只是叫，只是跳，只是笑。”“人们觉得自己的血在沸腾，人们想起八年来的痛苦和牺牲，才换得今天的狂欢和兴奋……”
　　谢觉哉赋诗《抗日战争胜利》：八月十五日复仇节，八月十五日胜利天。伏尸流血五千里，尝胆卧薪一百年。虎待全擒须扫穴，鱼还未得莫忘筌。拼将福祉贻孙子，嘉岭山头看月圆。
　　重庆《新华日报》连载《南京伪组织汉奸名录》。前言说：南京伪组织成立六年了，这些效忠敌寇的汉奸帮凶，危害人民的罪恶，罄墨语言，难以尽述。本报发表伪组织汉奸名单，使这些人民的罪人，在人民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无从隐匿逃避，而能及时就地予以处治。检举汉奸是人民应有的权利，也是应尽的义务。除汪精卫、陈公博、丁默邨等大汉奸外，文化汉奸有周作人。
　　《解放日报》8月22日载重庆讯：全国“文协”成立“附逆文化人调查委员会”，推老舍、巴金、夏衍、以群等十八人为委员，负责调查附逆文人罪行。附逆文化人调查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议决：凡担任伪文化官、主编和出版书报杂志以及著述为伪方的宣传品，伪特务文化人员以及在敌伪控制下的文化机关团体中工作和其他不洁人物，都属附逆文化人范围之内。处理办法是：一、公布姓名及罪行；二、拒绝其参加作家团体和其他文化团体；三、通知出版界，拒绝为其出书；四、凡学校、报馆、杂志社等，一律拒绝其参加；五、编印罪行录；六、要求逮捕公开审判。
　　重庆《新华日报》从8月23日起连载《文化汉奸名录》：周作人——大名鼎鼎的文化汉奸。他在华北沦陷后，即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兼教育总务署署长，“华北综合调查所”副理事长。敌伪召开“东亚文学家大会”时他赶去参加，任“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部长。张资平——这个闻名已久的三角恋爱小说商很早就投入敌人的怀抱，曾在上海办《新文苑》杂志为敌寇作宣传。但后来在汉奸文人中不甚得意，做了南京伪农矿部的技正。此外还有陈彬龢、黎世衡、林微音、李权时、周化人、陈亢德、柳丙生、章克标、汪馥泉等。
　　8月18日
　　肖军在《解放日报》赋诗《胜利到来了!——但我们决不能忘记……》：“决不能忘记豺狼还在，不能把胜利果实让豺狼吞食”。
　　蔡若虹作漫画《新中国的基石》，绘画显示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是战胜敌人、建立新中国的强大基石。
　　8月20日
　　严辰在《解放日报》发表诗《八年》、思基发表特写《那边》、王玉胡撰写《探子——边境纪事》。
　　艾青作词、焕之作曲的歌曲《解放军歌》。
　　革命作家茅盾先生之爱女沈霞同志，不幸病殁于延安和平医院。编译局全体同志于21日举行追悼会。
　　8月21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鲁艺学员分头奔赴各地接受新任务。由陈荒煤带领葛洛、赵起扬、胡征、朱平康、陈因、计桂森等同志首批出发去山西太岳地区。
　　8月23日
　　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同志赴渝商量团结大计。
　　陈涌在《解放日报》撰写杂感《回想与幻想》。回忆抗战胜利的艰辛，提醒人们丢掉幻想，为幸福未来继续努力。
　　艾青发表《旧诗新抄》，包括《保甲连坐》和《两亲家》。
　　8月24日
　　延安文化界百余人在交际处举行欢送会，欢送即将上前线的两个文艺工作团。由文抗发起与鲁艺联合组织的延安文艺工作团共分两团：第一团由舒群率领，40余人，第二团由艾青率领，50余人。欢送会上，周恩来、彭真、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莅会讲话。边区文协副主任丁玲致开幕词，并代表文抗勉励去前方的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文艺政策，为更广大的工农兵服务。在新环境中，尤其时刻和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与习惯作斗争。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代表陕甘宁边区人民，对文艺工作者数年来的努力，表示感谢。中共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彭真指出，文艺工作者经过思想改造，使文艺普及工作有了很大的创造。以后还要把文艺普及到新解放区和全中国去。他要求：一、更应深入群众，准备到大城市的工厂、贫民区、矿山去。二、和当地干部结合，虚心当他们的小学生，先估计他们的工作成绩，然后批评缺点。三、反映当地群众的生活，而不是把延安的一套硬搬出去。周恩来同志勉励大家要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政策和鲁迅方向，坚持文化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大家在新时期中更须长期埋头苦干，不求急于出名，不怕没没无闻。到了新地区，尤其防止骄傲，不要装出是从延安来的，要比现在更虚心，这样才能顺利地开展工作。
　　续范亭赠诗于长女续磊赴东北工作《念续磊》：阿爷无大儿，续磊无长兄，愿随工作队，从此替爷征。革命事业大，非可期速成，临行拍此照，聊以慰双亲。
　　艾青领导的华北文艺工作团临行前合影，有艾青、严辰、贾克、马达、周巍峙、李振声、杜矢甲、吴晓邦、江丰、凌子风、边军、彦涵、莫朴、钟敬之、舒强、肖兵、肖逸、叶映、陈强、贺敬之、迪之、陈企霞、王朝闻、陈清章、程瑞*、陈孟君、吴坚、李冰、周峰、吴劳、胡沙、孟于、熊焰、赵昔、逯斐、高维进、孙铮、王昆、胡斌等。该团在李德生部队掩护下，奉命于9月20日从延安出发，前往张家口。周恩来同志赶到鲁艺来为大家送行。全团56人，只有几头骡子配着鞍架驮行李。每人行装不超过15公斤。他们背上乐器、诗集、小说集和笔记本，一路上歌声不绝。经延长，过清涧，到绥德，文工团在这里演出了歌剧《白毛女》。他们继而到吴堡渡黄河，来到了新解放区。这次行军，历时五十天，二千几百里路全是步行，平均日行六十里，多时一天一百几十里。因为艾青是团长，照顾分配给他一头牲口，但艾青一真没有骑，把它让给病号或来例假的女同志。他坚持记日记，写下所历所闻，包括一张布告，一条标语，一般人不在意的故事轶闻，艾青都不放过。艾青对团里的“小鬼”说：“我们搞写作的，就是要这么积累。不记下，就忘了，可惜了。”到达张家口不久，华北文艺工作团归并于华北联合大学，恢复文艺学院，内分文学、戏剧、美术、音乐、新闻五个系，一个舞蹈组，并设有文工团、文艺研究室、美术工厂。文艺学院院长沙可夫，艾青任副院长，同时兼授文艺理论与创作的课程。由华北联大校长成仿吾主编，出刊了大型综合刊物《北方文化》。艾青和丁玲、邓拓、肖三、杨献珍等都是这个半月刊的编委。
　　《解放日报》9月22日发表评论《文艺工作者到前方》，说最近延安大批文艺工作者到前方去，这是延安文艺界的一个空前未有的创举。近几年来，文艺创作有很大收获，是因为我们有了一个唯一正确的方向，即文艺为工农兵、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结合的方向。公式化倾向的存在，说明深入到群众中去，和实际生活结合，仍然是许多文艺工作者的主要问题。现在是时候了，到前线、工厂、矿山、城市去，更加扩大我们的视野。方纪撰文《到群众中去》，呼吁文艺工作者到前方去作宣传、搞创作。
　　林伯渠10月2日赋诗一首《送友人赴东北》。饯行赴东北开辟革命工作的同志们：“淡荡秋高鸡尾酒，迷离春老镜中花”。告诫他们“呼朋让我分泾渭，认贼看他泯夷华”。
　　8月28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由周恩来、王若飞偕同飞抵重庆，商讨团结建国大计。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毛泽东主席离延期间，决定刘少奇代理主席职务的命令。
　　肖三9月2日在《解放日报》赋诗《送毛主席飞重庆》。
　　重庆《新华日报》29日发表社论《迎毛泽东同志来渝》。接着，连续登出赞颂毛主席的诗文：8月30日史纲的《毛泽东颂》，9月9日何嘉的《毛泽东，你是一颗大星》，9月10日王亚平的《人民的勋章》，9月23日玉杉的《毛泽东的歌》。
　　柳亚子在重庆《新华日报》赋诗《赠毛润之老友》：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8月30日，柳亚子到重庆“桂园”探望毛主席。柳老向毛主席索词，毛主席便将1936年2月写的《沁园春》书于他。后来重庆《新民报》发表了，引起轰动。国民党十分惊恐，鼓动御用文人诬它为“帝王思想”。郭沫若步韵填《沁园春》一阕，称“八年抗战，血浪天滔。遍野哀鸿，排空鸣鵩，海洋仇深日样高。和平到，望肃清敌伪，除解苛税”。并揭露美蒋破坏和平阴谋：“一手遮天，神圣付托，欲把生民力尽凋。堪笑甚，学狙公茅赋，四暮三朝”。黄齐生老先生愤然疾书：“休想独裁，迎我民主，朽木之材不可雕。”围绕《沁园春》展开了一场斗争。
　　柳亚子赋诗一首《毛主席招谈于红岩嘴办事处，归后有作，兼简恩来、若飞》。其言道“与君一席肺腑语，胜我十年萤雪功。后起多才堪治国，颓龄渐老意犹童。中山卡尔双源合，天下英雄见略同。”
　　9月3日，毛主席邀请重庆各界人士郭沫若、翦伯赞、邓初民、冯乃超、周谷城等叙谈。周谷城问毛主席：“过去你写过诗，现在还写吗?”毛主席风趣地说：“近来没有那样的心情了。从前是白面书生，现在成了‘土匪’了。”大家都笑了。毛主席向郭老说：“你写的《反正前后》，就象写我的生活一样。当时我们所到的地方，所见到的那些情形，就是同你所写的一样。”郭老看到毛主席用的是一块旧怀表，会后便把自己的手表取下来送给毛主席。
　　熊瑾玎9月10日写诗《欢迎毛主席莅渝》，颂扬毛主席“握策确无误，驱倭力正雄。成功今有此，领导足尊崇。”
　　毛主席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期间，应邀在复兴关大礼堂观看“厉家班”表演京剧。蒋介石偕宋美龄陪伴毛泽东、周恩来等延安客人，从舞台左侧的休息室进入剧场。顿时，全场观众起立，掌声雷动。毛主席戴八角帽，身穿蓝色中山服，举手向全场观众答礼，坐在第四排正中。毛主席左侧是周恩来，蒋的右侧是宋美龄。厉慧良演出《林冲夜奔》，气氛热烈欢快。晚九时许，中场休息，毛主席、周恩来等延安客人离席告辞，全场又起立鼓掌。毛泽东、周恩来又向众人挥手致意。蒋夫妇送至礼堂门外，仍回座看戏至散。
　　8月31日
　　西北文工团为配合新市乡试选演出秧歌剧《开会去》、《选好人》。同时参加演出的还有民众剧团的《提意见》。
　　9月2日
　　日本天皇和政府代表以及日本大本营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
　　9月3日
　　毛泽东同志在重庆为《新华日报》题字：“庆祝抗战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重庆《新华日报》社论《庆祝胜利》。
　　为庆祝抗战胜利，边区政府决定放假三天。
　　陈明在《解放日报》发表说书词《平妖传》。写边区政府干部帮助群众捉神捉鬼、破除迷信的故事。
　　9月5日
　　延安各界两万人集会，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崇基(艾思奇)在《解放日报》发表杂文《东方强盗就缚以后》。
　　9月10日
　　重庆出版“新华文艺丛书”《秧歌剧初集》。《新华日报》登出广告称：“秧歌剧是农民艺术形式，在西北得到空前的发展，成为群众艺术运动中的重要艺术形式。本集收有王大化等著《兄妹开荒》，周戈著《一朵红花》，周而复、苏一平著《牛永贵挂彩》，都是在西北演出上百次的佳作。卷首并有周而复长篇序文，论述秧歌剧形式的特点和发展的道路。”
　　重庆《新华日报》9月19日载文，推荐《秧歌剧初集》，题为《反映人民生活的新艺术》。
　　9月12日
　　周恩来同志发出致邹韬奋夫人沈粹缜的慰问信。信中说：“韬奋先生生前尽瘁国事，不治生产，由于您的协助和鼓励，才使他能够无所顾虑地为他的事业而努力。现在，他一生光辉的努力已经开始获得报偿了。在他的笔底，培育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促成了现在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一定要继续努力，为实现韬奋先生全心向往的和平、团结、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不懈。韬奋先生的功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永垂不朽，他的名字将永远是引导中国人民前进的旗帜。想到这些，您，最亲切地了解韬奋先生的人，一定也会在痛苦中感到安慰的吧!您的孩子——嘉骝，在延安过得很好，他的品格和勤学，都使他能无负于他的父亲，这也一定是可以使您欣慰的事吧!谨向您致衷心的慰问，并祝您和您的孩子们健康!”
　　李季在《解放日报》发表小说《老阴阳怒打“虫郎爷”——新编〈今古奇观〉之一段》。
　　9月14日
　　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期间给党中央并转华中解放区负责人的电报。称：“上海《新华日报》及南京、武汉、香港等地以群众面目出版的日报，必须尽速出版。根据国民党法令，可以先出版后登记。早出一天好一天，愈晚愈吃亏。”“华中可去上海等地公开活动的，如范长江、钱俊瑞、阿英、梅雨等，要多去，快去。除日报外，其他报纸、杂志、通讯社、书店、印刷所、戏剧、电影、学校、工厂等方面无不需要。就近请即先到上海工作，在今后和平时期中有第一重大意义，比现在华中解放区意义还重要些，必须下决心用最大力量经营之。”范长江——华中新华社、新华日报社长；钱俊瑞——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阿英——即钱杏邨，作家，华东文协常委；梅雨——即梅益，华中建设大学任教。
　　冯牧在《解放日报》撰写杂文《魔鬼和妓女》。说在抗战胜利的今天，要谨防化装妓女的魔鬼，要对敌人紧迫不舍，痛打落水狗。
　　潘之汀发表小说《满子夫妇》。
　　何其芳的论文集《星火集》，由重庆群艺出版社印刷。该书收有作者1937年以后的全部论文，写出他作为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在改造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与人民大众结为一体过程中的真实状况。
　　9月15日
　　党中央决定在东北地区设立中央局，派遣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和四分之一的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率领两万名干部和十万大军挺进东北，收复失地，建立民主政权，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9月19日
　　贾克执笔、集体创作的话剧《保卫合作社》，《解放日报》连载三天。
　　9月22日
　　毛泽东同志在重庆接见戏剧界人士。在渝期间，毛泽东同志给诗人徐迟题词“诗言志”。
　　有一天晚上，毛主席托人通知何其芳：今晚有空，坐车去接郭老、茅盾同志谈谈。郭沫若和茅盾同志来到红岩村一楼的会客室，坐在毛主席左右两边。茅盾回忆说：“我们当时最关心的是大局，是内战问题。”他问毛主席：“您高瞻远瞩，对形势的看法如何?”毛主席回答：蒋介石是要打仗的。但是，他不得人心。和平的旗帜在我们手里。他要打，我们也不怕。我们有准备。(转引自何其芳《毛泽东之歌》)
　　9月25日
　　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登出新书广告：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朱德《论解放区战场》，列宁《两个策略》，柯鲁包夫《鼓风炉旁四十年》，别克《恐惧与无畏》。
　　9月26日
　　重庆《新华日报》广告：茅盾的名剧《清明前后》，由赵丹导演，中国艺术剧社演出。演员有赵丹、秦怡、王苹、赵韫如、王戎等。
　　何其芳于10月12日在《新华日报》上撰文《〈清明前后〉的现实意义》。说《清明前后》是茅盾的一部力作，因它有着尖锐又丰富的现实意义。正如作者所写：“我不相信有史以来，有过第二个地方充满了这样的矛盾、无耻、卑劣与罪恶。”然而这些社会生活中的戏剧片段，平常散在各个角落，一经突出反映，就必然引起人们的战栗和愤怒。这个戏可以说是一个旧中国的罪人们的罪行录。
　　《解放日报》10月30日发表茅盾的《〈清明前后〉后记》。并附有介绍文章《茅盾剧作——〈清明前后〉》，指出该剧描写中国民族工业的悲惨命运。首次把它搬上舞台的是中国艺术剧社，赵丹导演。从9月26日起，在重庆青年馆演出好多场，观众一致表示热烈赞赏。
　　9月27日
　　重庆剧作者联谊会发表《戏剧界迎接胜利献言》。要求惩办汉奸，给予出版上演自由，呼吁和平、团结、民主。签名者于伶、秦怡、沈浮、张骏祥、赵丹、史东山、金山、司律慧敏、阳翰笙、张瑞芳、路曦、蔡楚生、白杨、谢添、郑君里、吴祖光、吕恩、宋之的、葛一虹、陶金、项堃、舒绣文、吴茵等90余人。(详见10月13日《解放日报》)
　　9月30日
　　西北文工团集体讨论，戴临风执笔的秧歌剧《选好人》，《解放日报》登出，并附曲谱。
　　10月1日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表《为庆祝胜利告国人书》。指出抗日战争胜利，只是中国人民开始跨进创造光明的民族事业的第一道门，全国人民要有信心和力量，建设一个体现团结、民主、和平三大目标的国家。
　　10月4日
　　毛主席给柳亚子写信：“诗及大示诵悉，深感勤勤恳恳诲人不倦之意。柳夫人清恙有起色否?处此严重情况，只有亲属能理解其痛苦，因而引起自己的痛苦，自非‘气短’之说所可解释。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有些可谈的，容后面告，此处不复一一。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可惜我只能读，不能做。但是万千读者中多我一个读者，也不算辱没先生，我又引以自豪了。敬颂兴居安吉!”
　　柳亚子作《赋赠毛主席》：“十月七日，毛主席书来，有‘尊诗慨当以慷，卑视陈亮陆游，读之使人感发兴起’云云。赋赠一首。——瑜亮同时君与我，几时煮酒论英雄?陆游陈亮宁卑视?卡尔中山愿略同。已见人民昌陕北，何当子弟起江东。冠裳玉帛葵丘会，骥尾追随倘许从。”
　　10月7日
　　毛泽东同志致柳亚子一信：“亚子先生吾兄道席：迭示均悉。最后一信慨乎言之，感念最深。赤膊上阵，有时可行，作为经常办法则有缺点，先生业已了如指掌。目前发表文章、谈话，仍嫌过早。人选种种均谈不到，置之脑后为佳。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指1936年2月写的《沁园春·雪》)，似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敬颂道安!”
　　10月8日
　　冯牧在《解放日报》撰写杂文《谈“生根开花”》，强调知识分子必须和群众结合，在他们中间生根开花。
　　10月9日
　　陈涌在《解放日报》撰文《我们还要洗脸》。指出到新的地方工作，我们很容易发生另外种种复杂的思想，如掺杂个人打算，到大城市去享福。应该是走到死也要坚持为人民服务。
　　重庆《新华日报》登出新书广告：爱泼斯坦等著的《毛泽东印象》，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重庆各大书店经售。
　　10月11日
　　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由重庆返延。当晚，中央大礼堂举行盛大晚会。叶剑英参谋长主持会议，朱德总司令致欢迎词。同机来延的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讲话。话毕由延安平剧院演出节目。开演前、毛主席信步来到化妆室。大家问毛主席在重庆看了什么戏?他说蒋介石请他看了《十三妹》。大家说：“技术一定比我们好吧?”毛主席说：“技术当然不错，不过演出风格不高，不如你们!”
　　10月14日
　　全国“文协”召开理监事联席会，一致议决：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简称仍为“文协”。工作方面，除筹办文艺界复员事宜外，本团结全国作家精神，发展文艺事业，保障著作权益，以期对新中国的建设有所贡献。
　　总会改名后，会刊仍以《抗战文艺》之名于1946年5月4日出刊最后一期。“文协”在该期的《启事》中说：“本会机关杂志《抗战文艺》，自廿七年创刊，迄今已有八年，兹因抗战结束，本期《抗战文艺》即为终刊号，今后易名为《中国作家》，随本会迁沪出版。”
　　10月17日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
　　《解放日报》发表钟剑鸣、陶承、路汀和冬阳等人的四首诗《毛主席回来了》。编者说：自从8月28日毛主席赴重庆以后，边区的人民天天怀念着他们的领袖，同时以非常迫切的心情，关怀着国内的和平、民主和团结。现在毛主席回来了，谈判已获重要成果。边区人民欢欣异常，有将近二十位同志写诗给我们，表示他们快乐的心情及对于毛主席的爱戴。
　　10月19日
　　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文化界纪念鲁迅逝世九周年会上发表讲话。说“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对旧社会旧势力的斗争，要坚决、持久，同时还要注意培养实力。这句话首先说明鲁迅先生的目标非常清楚，要向封建的、复古的、法西斯文化斗争，去开辟新的道路。其次说明了：要是没有这种持久下去的清楚认识，我们就不会了解新文化是需要长期去建立，而且还要靠人民大众来铺路，要唤起和依靠人民来参加。文化战线要扩大，应广泛吸收文化斗士参加，去动员广大人民为新文化奋斗。”“鲁迅的立场是与革命息息相关，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的立场；鲁迅的态度是对敌人恨，对自己严，对别人和的态度。这种立场和态度，是值得每一个作家学习的”。“旧的封建势力是大的，但是只要有鲁迅先生说的，一个倒下去，一个跟上去，甚至千百万人跟上去的精神，只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奋斗下去，即令我们一代不能完成新文化建设，可是本此精神，一定能使中国新文化开出奇花异葩，让中国人民能享受新文化的成果的。”
　　重庆《新华日报》集中发表纪念鲁迅文章。郭沫若的《我建议》，建议建立鲁迅博物馆，建议多多塑造鲁迅像，建议把杭州西湖改名为鲁迅湖。景宋的《研究鲁迅文学遗产的几个问题》、许寿裳的《鲁迅的几封信》、柳亚子的《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九日为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纪念，敬献旧体诗两律，先生有知，尚不以为忤欤》。
　　陈涌在《解放日报》撰文《革命要有韧性——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
　　贺敬之登出短诗《选举》：“满洼的稻麦属谁?人里挑人属谁好?盘算又盘算，比较又比较，把那好人的名字，写上选举票!”
　　蔡若虹发表漫画《只有行动起来才能达到彼岸》。
　　10月20日
　　日本投降后，在上海的中共党员方行、谢吉然等创办《新文化》半月刊。该刊10月20日出版创刊号和11月1日出的第二期，分别登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言部分和结论部分，这是上海第一次发表毛主席《讲话》。为了对付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发表时未用《讲话》作标题，而以《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为题。编者在前面登了一封从重庆寄来的读者来信：“生活之担，把我压得简直不敢握笔，故来信索稿实无允命，颇想拾些出版物，供你们参考。一检之余，有什么值得寄的呢?可就在这当儿，被我发现一张旧报，上面载有一位中国伟人在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的一篇纪念文章，内容虽说事隔多年，但在文艺方向之指示和纪念鲁迅，尤其在庆祝胜利团结声中，仍有其超等的意义。可惜，仅存了其中的一段。……‘久旱’的上海，此文不失其为‘甘霖’，即以航奉。”其实这并非是一位读者来信，而是编辑方行所亲书；这篇“中国伟人”的文章即《讲话》，并非从重庆旧报纸上抄来，也是方行1944年去苏北解放区时冒着生命危险带回上海的。
　　10月21日
　　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在重庆张家花园举行会员联欢晚会。老舍主持。到会郭沫若、叶圣陶、巴金、冯雪峰等五六十人。周恩来同志应邀出席，介绍延安文艺活动情况。他说：延安文艺活动，大约可分三个时期：第一是抗战初期，那时各方面的作家，许多到延安去了，产生了许多反映适合抗战初期的作品；到后来中间一个时期，没有产生什么作品；最近两年多来，又莲蓬勃勃起来了。原因是这样的：初期因为从各方面来的作家，经历了抗战初期民族抗战的那种热潮，所以有许多作品写出来。中间一个时期，因为作家在延安住了一个时期，延安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性质上还是农村环境，社会活动比较少，大家忙于生产，生活很紧张，但也单纯，没有什么复杂曲折的生活，因此这时期作品产生较少。第三个时期，一方面因为经过了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即整风)，其次是生产运动，后者是物质基础，人民对于文化的要求增多了。许多作家过去对于城市生活人物比较有把握去表现，憎爱也极分明。所以对旧社会的认识很深，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如曹禺先生的《日出》、《北京人》这样的作品。但到延安不同了，这是新社会，熟悉城市的作家，对农村环境就不一定熟悉了。许多就从城里走到乡村，走到广大的农民中去，并且生活在他们中间，因此发现了深厚的民间艺术源泉，如秧歌舞等等，中国的新歌剧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话剧也要吸收这个形式的优良因素。现在又是一个新的时期到了，延安的作家，又大批的到收复区去，去深入生活。我到重庆来以前，就送走了一百多位文艺工作者，其中有作家、诗人、木刻家、音乐家、演员等等。重庆的作家、朋友，在目前也是在新的时期中，求得更大的发展，驰骋的地方也多了，今后一定会有更大的成绩的。
　　陈紫作的歌曲《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和平》，延安广播电台播出，《解放日报》发表。该报编者说：延安广播电台，从上月11日起，开始用国语广播。播送节目有时事新闻、解放区消息、时评、名人演讲等。每星期六晚播送娱乐节目。本版特辟“广播”栏，专选择一些广播稿在这里发表。陈紫的《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和平》歌曲，就是本月13日晚播出的。
　　10月23日
　　为庆祝十月革命节和中苏协定，延安平剧研究院决定排演该院王一达新写的全部《武松》，分前后两部。前部因潘金莲人物的处理尚未得到统一意见，故先排后部。预期十月革命节演出。又：延安平剧院今年二月间上演的《三打祝家庄》，已演出七十余场，获得数十万观众好评。根据观众意见作些修改，再出单行本。
　　10月25日
　　毛泽东同志为《新华日报》题字：“柳诗尹画联展特刊”，登有郭沫若的《今屈原》，茅盾的《〈柳诗〉〈尹画〉读后献词》，徐悲鸿的《尹瘦石之画》等。
　　柳亚子、尹瘦石诗画联展，25日至28日在重庆中苏协会展出。
　　柯蓝在《解放日报》撰写长篇文章《关于通俗谜语》，包括：一、群众欢迎通俗谜语；二、旧的通俗谜语的特点；三、向旧通俗谜语学习些什么；四、编写新通俗谜语。同时刊登该报陈涌的短论《关于民间文艺》，说今天发表柯蓝的一篇《关于通俗谜语》，是边区群众报社关于通俗谜语的总结。作者在这里介绍通俗谜语的特点，提出了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希望做文艺工作的同志注意。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研究群众的创作，注意老百姓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帮助它，扶植它，向它学习。要这样做，必须要有“眼睛向下”的精神。
　　10月30日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病逝于莫斯科，终年40岁。毛泽东同志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冼星海广东人，生于贫寒船家。1925年入“北京艺专”，学习小提琴和作曲理论。1928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乐院，结识了张曙、田汉，参加了南国社。1929年去法国学习作曲。1935年回国后参加救亡运动。1938年去延安，任鲁艺音乐系主任。193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翌年赴苏学习。他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有很高成就的一位多产音乐家，主要作品有《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以及群众歌曲《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五百多首；交响乐曲《民族解放》和《神圣之战》，交响组曲《满江红》以及独唱、独奏曲等若干首。他继承和发扬了无产阶级革命音乐传统，作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战斗性、民族性和独创的艺术特点，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坚定意志和必胜信心。
　　11月14日，鲁艺举行中国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追悼大会。到会有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罗迈、姚尔觉先生等七百余人。毛主席悼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主祭吴玉章，陪祭周扬、柯仲平。谢觉哉致悼词。吕骥报告星海生平。鲁艺戏音系演唱冼星海的歌曲《救国军歌》、《在太行山上》、《青年进行曲》、《保卫黄河》等。吴玉章致词说：“冼星海同志是中国的天才音乐家。他的逝世，是党和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他一生为劳动人民奋斗不息，他的歌表现了中国广大人民的要求，表现了中国革命时代的精神。”他说，冼星海有三点值得我们学习：第一，热烈的爱国精神，要求民族解放的精神；第二，他对于广大人民的热爱；第三，是正确的艺术路线方针——为政治服务，为群众斗争服务。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说：“冼星海同志和聂耳同志，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音乐家，他们的歌曲，是解放前的中国人民的呼声，他们是音乐界的鲁迅和邹韬奋，值得我们永久地纪念。”罗迈、贺绿汀、肖军、柯仲平相继讲话。
　　11月15日，《解放日报》刊出“冼星海同志追悼特刊”，登出诗文有吕骥的《悼冼星海同志》，贺绿汀的《哀悼星海同志》，周巍峙的《解放区人民热爱星海同志》，向隅的《学习星海同志的优良作风》，张鲁的《我们常想看的亲爱的导师》，白韦、刘采石的诗歌《哀悼》。还登出星海年谱和星海遗作《路是我们开》(歌曲)。
　　柯仲平在11月6日《解放日报》赋诗《悼星海》：“星海!星海!你的短歌——手榴弹；你的大合唱——暴风雨一般；你的民族交响乐，雄壮如中国的长江大海，中国的峻岭高山。你，中国人民的超等歌手；你，聂耳后的一大天才。”马可撰文《回忆星海同志》。
　　10月31日
　　战力剧社集体创作的剧本《打石门墕》，《解放日报》连载。该剧描写1940年战力剧社所在旅在西北攻打石门墕的战斗。在该旅和绥德分区演出后，受到热烈欢迎。外国记者参观团看了这个戏，说：“感动得象看了一部《西线无战事》的电影。”同时刊登解清(黎辛)的评论文章《从〈打石门墕〉谈起》。说这个戏的成功经验是：一、执行了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它是战力剧社创作“为兵的戏剧”的第一次尝试。二、它是向群众学习的成果。演员们到连队学操练武，指挥员说：“这一班演员，可以调去作战。”部队的作战参谋也参加了排戏。三、发挥了集体创造才能。战力剧社田炜、孙冶、全友等十一位同志到警卫连访问战斗英雄彭振英。缺点是技术上比较粗糙。
　　10月间
　　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即联政宣传队)接到延安王家坪中央军委办公厅通知，晚上参加枣园举行的联欢晚会。毛主席、周副主席、刘少奇、叶剑英参谋长走进会场后，掌声热烈。周副主席向毛主席介绍：“这是联政的同志们。”毛主席频频点头，连声说：“欢迎，欢迎!”并和乐队同志——握手。当介绍说“这是我们的音乐家贺绿汀同志，他写了很好的歌子《游击队歌》”时，毛主席同贺绿汀边握手边表示：“谢谢!谢谢!”。毛主席问：“你们的生活好吗?”贺绿汀代表大家说：“我们也‘丰衣足食’了。”毛主席笑了，说“好啊!还是‘自己动手’好啊!”晚会结束时，毛主席的秘书送来两大卷纸，有：
　　毛主席题字：“联政宣传队的同志们，团结一致，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朱总司令题字：“联政宣传队的同志们，上前线去，慰问英勇作战的前方战士。”
　　11月1日
　　林山、柯蓝报道：边区文协和延属地委合办“说书训练班”。共有说书人六位。班长韩起祥说：“旧社会有钱人骂我们瞎子，现在我们也组织起来了，我们在新社会里，人都叫我们说书先生。我们把新社会的好事编出来下乡去劝善，去感化人，为老百姓工作。”边区文协派专人给说书训练班讲解时事，提供各种斗争故事。鲁艺也有同志参加指导。
　　林山于11月23日在《解放日报》撰文《说书训练班的收获》。边区文协和延属地委宣传部合办的说书训练班，颇有收获：学会编新书，参加学习的六个说书人至少会说两三段新书，修改旧书，如修改《枪刀记》、《还魂记》、《花柳记》等。
　　11月2日
　　陶行知在重庆《新华日报》赋诗《停止内战!》诗曰：“天也浩叹，地也浩叹，人也浩叹：叹息大好河山，又成了内战战场。”“到那时，国民党，共产党，各派各党，无派无党，大家一齐完。如果不愿完，一个口号大家喊，一件大事大家干：立刻停止内战!立刻停止内战!立刻停止内战!”
　　默涵在《解放日报》撰写杂文《从耗子说到做人》。
　　《新华日报》载文评论夏衍的四幕话剧《芳草天涯》。该剧由金山导演，中国艺术剧社演出。演员有陶金、张瑞芳、吴茵、赵韫如、王戎、孙坚白。金山在10月31日《新华日报》上发表《〈芳草天涯〉导演手记》。
　　11月7日
　　延安两万群众集会，热烈庆祝苏联革命28周年。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中苏文化协会延安分会会长吴玉章、山东人民代表李澄之、教育家黄齐生等先后讲话。大会致斯大林元帅及致全国各界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制止内战。
　　《解放日报》社论《纪念十月革命，庆祝中苏同盟》。
　　民众剧团为庆祝十月革命节，公演新编秦腔剧《官逼民反》(钟纪明、黄俊耀、李文汉、王自新作)。该剧共32场，系描写陕西渭水南北两岸大关中一带人民，因不堪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剥削而群起反抗。全剧悲壮，约三小时演完。
　　柯仲平在《解放日报》发表诗《中苏人民的歌》，写道：“我们斯大林创造的苏联红军，有本领扭转乾坤；我们毛泽东创造的人民武装，有能力决定中国的命运。”白原发表诗《十月》。
　　刘炽原曲、陈紫改编词曲《向斯大林致敬》。
　　张谔作大幅漫画《社会主义的苏联万岁!》。
　　11月8日
　　艾青率领延安文艺界组织的华北文艺工作团一行49人，经过五十多天的长途行军，安抵张家口。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晋察冀日报社、新华社晋察冀分社、边区文联、军区抗敌剧社召开欢迎会。邓拓致欢迎词，认为这是边区八年来少有的一次文艺界的盛大集会。艾青代表华北文工团讲话：晋察冀边区的文艺工作，文艺与实际斗争结合，在全国范围内起了光荣的先进作用。这一次我们赶到这个斗争最尖锐、生活最丰富的晋察冀前线，马上就要和这里久经战斗的文艺工作同志在一起战斗了，希望在实际生活中来改造和锻炼自己。会上由华北文工团演出秧歌剧《夫妻识字》。
　　11月9日
　　重庆中外文艺联络社从9日至12日在中苏文化协会举办“漫画、木刻展览会”，其中有陕北年画、窗花。包括延安、重庆各地画家32人，精选漫画、木刻代表佳作二百余幅。报载广告说：它是劳动的歌颂!是现实的讽刺!是大众生活的忠实反映!是人民艺术的美丽花果!
　　徐迟在重庆观中外文艺联络社漫画木刻联展后给《新华日报》撰文《略论木刻》。说展览会上“最温暖而有人间气息的木刻家是古元。古元刀下的人物不但有生命、有呼吸，而且在我家里也找到了。在中国到处找得到。”“我从他的木刻，知道这快乐的艺术家是和人民结合在一起的”。
　　刘岘在11月11日《新华日报》上撰文《陕北的年画、木刻》。说“抗战后，在陕北鲁艺产生了几位木刻作家，因为所处的环境不同，一开手，他们便和群众相结合。比如：彦涵、古元、夏风、李少言等，他们雕刻的时间虽然只有七八年，然而，他们的艺术是从群众间生长壮大的，对于工农兵的生活，他们是熟悉的。在取材上是生产、战斗、防奸、学习，在手法上是简洁、明快。如古元的木刻，不仅富有北方人的气息，而且他创造了单独的手法，这手法对于木刻工作者是起了极大影响的”。
　　11月13日
　　侯唯动在《解放日报》发表《延绥道上》，写毛主席返回延安，喜讯传开后人民的愉快心情。
　　边区新华书店登出“新到书”广告：茅盾的《子夜》，茅盾的《蚀》，高尔基的《母》，李霁野译的《虎皮武士》，契诃夫的《时代的智慧》，韬奋的《经历》等。登出“新书出版”广告：秧歌剧本《好纱织好布》、《栽树》、《夫妻拜年》、《逼上梁山》、《秧歌曲选》、《眉户道情曲选(一、二集)》、《钟的故事》。
　　11月中
　　党中央决定“延安大学”各学院(包括鲁艺)迁离延安，去东北新解放区继续办学，开展工作。这个迁校队伍由延大副校长周扬率领，沙可夫负责鲁艺部分。在他们离延前夕，毛泽东、周恩来曾先后接见并作临别赠言。周恩来同志说：你们到一个地方必须生根开花，必须联系那里的群众，必须按照当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进行艺术宣传工作，决不能硬搬延安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勉励说：你们去东北，那里形势紧张，是必争之地。现在还是敌强我弱。我们要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你们这次去东北的任务是争取青年，办大学。你们这次去，冰天雪地，可能有害病的，还可能有牺牲的。遇到问题要分析。一个西瓜可以切为两半，一半叫困难，一半叫光明。刚才我说过东北是必争之地。事不宜迟，说走就走，我们的“飞机”就是两只腿。这支迁校队伍就这样肩负重任，奔上征程。但当行军途经河北怀来县时，因东北战场形势急转，去路被堵，当时中央电令延大整个迁校队伍，暂转张家口待命，这样就在那里与华北联大汇合。1946年春，鲁艺奉命仍向东北进发，那时周扬已留华北联大任副校长。鲁艺的迁校队伍，由吕骥、张庚等带领。此后，“鲁迅艺术学院”在东北中央局领导下，又重新建立起来，先在佳木斯，后至沈阳。院长最初为肖军，后为吕骥。
　　鲁艺从1938年3月至1945年的七年半时间内，开办了文学系四届，戏剧、音乐、美术系各五届，培养学生685人，其中文学系197人，戏剧系179人，音乐系192人，美术系147人。先后举办短期的“普通班”、“前干班”、“地干班”，“学习班”，学员甚多。各种专业教员有：周立波、何其芳、沙汀、艾青、肖军、陈荒煤、严文井、舒群、曹葆华、吕骥、贺绿汀、吴晓邦、张贞黻、向隅、马可，李元庆、麦新、周巍峙、李焕之、瞿维、唐荣枚、何士德、杜矢甲、孟波、张庚、王滨、田方、姚时晓、许珂、钟敬之、张水华、袁文殊、舒强、沙蒙、王大化、于敏、凌子风、牧虹、江丰、蔡若虹、王曼硕，王武廓、马达、胡一川、力群、张仃、胡蛮、古元、王朝闻、华君武、莫朴、彦涵、刘岘等五、六十人，各专业的研究员和工作团员一百余人。
　　11月17日
　　西北局宣传部召开座谈会，讨论1946年春节宣传工作。到会有赵伯平、柯仲平、张季纯、尹达等30余人。陇东军分区政委马文瑞主持会议。议定春节宣传方针要以反对内战、保卫边区、建设边区、争取全国和平建设新时期的到来为中心，普遍宣传边区人民热爱边区、保卫边区、建设边区的动人事迹。
　　11月18日
　　周而复的五幕剧《子弟兵》，作家书屋刊行。重庆《新华日报》登出大幅广告说：这是反映解放区动员子弟兵的五幕剧，通过这一事件，展开崛起的人民和民主的政权对敌人尖锐而复杂的斗争。人民的觉醒、智慧、英勇、坚强，在每一幕里生动地表现出来；在法庭的考验面前，新型的人物，为了祖国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给我们铺筑了走向胜利的道路。人民和军队结为一体，人民的军队因而成为攻无不取战无不胜的铁军。我们谨向关心解放区的读者，推荐这一剧本。
　　11月19日
　　何其芳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长文《回忆延安》。每天一题，计：引子、差别、一个笑话、锦绣江山与黄土、人民大翻身了、小米、吴满有的话、热情的老革命家、续范亭将军的诗、信仰、续范亭谈阎锡山、餐桌上的闲谈、记王震将军、冯云鹏、旁人谈续范亭、寻牛寻马、吃了老百姓的瓜、记冼星海同志、记贺龙将军、H同志和监狱、谷老、一个通信班长、吃春酒、赵步喜、在陈万福家里……
　　11月22日
　　韬奋书店与边区新华书店于25日起组成联合门市部，在延安新市场口营业。同时登出新书广告：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卡达耶夫的《时间，前进呀!》，李霁野译的《简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我的艺术生活》，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曹禺的《家》，郭沫若的《孔墨底批判》等。
　　11月25日
　　周恩来同志由重庆返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期间，利用谈判空隙，主持召开了重庆文艺座谈会。共开了三次。第一次在重庆天官府郭沫若家里，周恩来同志亲临作重要讲话。讲话第一部分建议文艺界同志们朋友们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检查自己过去的文艺工作，改进自己今后的工作。讲话第二部分，运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准则，分析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创造社、文学研究会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运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说，鲁迅起的是最好的作用。鲁迅的许多思想和毛主席的思想一致。在革命的文艺界，鲁迅思想的革命性、深刻性和影响最大。创造社也起过很好的作用，冲破封建枷锁，也是进步的。他对郭老“五四”运动的新诗作了肯定，说那些诗是革命浪漫主义，对青年的影响很大。然后他讲到茅盾。他先讲到文学研究会，肯定这个文艺团体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肯定它也起了好的作用，进步的作用。第二次，第三次座谈会是在曾家岩五十号客厅里召开。周恩来同志委托当时一位协助他抓文艺座谈会工作的领导同志主持。在这两次会上，与会者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武器，批评了舒芜的论文《论主观》等宣扬主观唯心主义，路翎的小说《青春的祝福》等歪曲和丑化劳动人民，鼓吹自发论。会上还批评了当时有些进步作家(包括当时文艺界的某些领导同志)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灰色的精神状态。重庆文艺座谈会之后，在周恩来同志的布置下，国统区文艺界展开了比较广泛的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准则的自我检讨，从根本上改变了国统区文艺界的面貌。
　　11月28日
　　延安各文艺团体积极准备春节宣传。年画、年历、春联已在编印中。文协美术工厂正准备制作反映边区选举运动的“拉洋片”。边区剧作家马健翎已下乡参加选举运动准备新作。平剧院正赶排《武松》。民众剧团继《官逼民反》之后亦准备新的演出。西北文工团除排演张寒晖剧本《从心里看人》外，还准备排演茅盾先生的新作《清明前后》。
　　梅兰芳重新从事戏剧活动。《解放日报》在一则“文化短讯”中说：中国最著名的京剧演员梅兰芳，自抗战开始即杜门匿居，洁身不屈，坚拒为敌伪演剧。抗战胜利后，他曾与上海戏剧电影界李健吾等十余人联合组织“上海电影戏剧事业协进会”。今年双十节，他在上海撰文《我理想中的新中国》，说：“杜门谢客隐居八年之后，我今天又和观众相见了”。“回想八年以来，我们所过的是如何艰难的岁月!……现在痛苦的日子已经过去，我希望未来将是永久和平与幸福”。“至于我个人，我只是一个演剧者，毕生的心力都花费在舞台上。如果也允许我对新中国有什么理想，我愿意从我切身的事业想起。我想象，在未来的新中国，……从事戏剧工作者，都应成为服役于民众的艺术家，建设新社会的战士。国家保障他们的生活，社会尊重他们的地位；而他们本身，也不止于是供闲人消遣的工具。……自然，要实现这个理想，我们必须有一个富强的国家，进步、开明、充满着光明和朝气的社会”。
　　重庆《新华日报》登载茅盾的《清明前后》与夏衍的《芳草天涯》两个话剧座谈会。编者说：因为都是门外汉，意见当然很幼稚，而且彼此也并不一致。但为了表示一部分观众的反映，现在仍将座谈记录择要发表，希望得到戏剧界各位先生与各位读者的指教。
　　《解放日报》发表韩起祥编、程思荣记的选举书词《张玉兰参加选举会》。
　　11月29日
　　《清明前后》等剧的演出横遭破坏。《解放日报》在一则综合消息说，近来轰动大后方的名剧、茅盾的《清明前后》和洪深的《鸡鸣早看天》获得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好评。他也遭到国民党当局无理的删改和破坏。《清明前后》由中国艺术剧社演出，经图书审查委员审查，出据准演。又经三青团中央团部审查处再次删改通过。因该剧喊出了工业界要求民主的呼声，所以天天有人去检查台词、改了又改，删了又删，弄得演员手脚无措。10月8日国民公报称：该检查机关“强令该剧台词‘我们要向全世界有良心的人控告’及‘以你的民主为我的民主’两句删去”。10月16日晚中央广播电台广播说，《清明前后》的内容有毒素，叫看过的人要自己反省一下，不要受骗，没有看过的人不要去看。另一剧《鸡鸣早看天》被三青团的中青剧社包办了演出，任意删改。如该剧中父训子：“我个人就是主张不民主，没自由，无科学，你们又敢怎么样?”被改为“要求民主及科学的事，此地不行，只有到重庆去或许可能。”其幼子喊到：“抗战已经胜利了，我们的家庭还是这样，一点民主自由都没有，只有压迫，不民主。”亦改为“抗战已经胜利了，我们的家还是这样的紊乱”。
　　12月2日
　　郭沫若等致函赛珍珠及全美作家：“我们是中国的作家，对于你们——美国的作家，一向抱着无限的敬意。我们彼此之间缺少个人的交谊，然而我们相信：我们彼此之间心灵是息息相通的，因为我们工作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为了人类的共同幸福，是致力于民主、自由、独立与和平。”“我们写这封信的当儿。我们的心是沉重的，因为不祥的内战已在中国普遍的爆发了，而在中国的美国士兵有卷入这中国内战的迹象。我们相信。美国人民与美国在华的士兵，是不愿意插身在中国的内战的；可是请恕我们坦白直说：事实还是事实，唯有正视事实，才可设法挽救这有伤两国人民友谊的不幸”。“中国人民是坚决反对内战的，中国人民将尽其最大的努力来阻止内战，并要求实现民主政治，同时中国人民也十分珍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所以，我们又迫切盼望我们的美国朋友也将尽力阻止凡有可能损碍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的行动。我们特别要请你们发挥你们的如椽之笔的力量，使美国人民明白那些已经在中国发生的事实真相，并为了东亚的和平，中国的民主政治的前途，以及中美两国人民悠久的友谊，而采取明智而有力的措施，这是我们迫切的期望”。签名者有郭沫若、洪深、老舍、茅盾、叶圣陶、孙伏园、曹靖华、胡风、阳翰笙、马彦祥、靳以、宋之的、冯乃超、冯雪峰、陈白尘、吴祖光、梅林。
　　周立波撰文《彭氏兄弟被难记》，记彭德怀将军的两个弟弟金怀、荣怀于1940年9月10日在湖南家乡被国民党暗杀的经过。
　　12月9日
　　《解放日报》社论《纪念“一二·九”十周年》。
　　延安各界青年举行“一二·九”十周年纪念大会。到会二千余人。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声中，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冯文彬报告开会意义。周恩来同志被邀讲话。他说：“我们处在新的‘一二·九’时期，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昆明学生被国民党特务杀死了4名，受伤者13名，是中国从“三·一八”以来最残酷的大惨案，我们应向全中国全世界人民提出控诉。他说：“‘五四’青年运动未完成的任务，由‘一二·九’青年运动继承起来；‘一二·九’未完成的任务，由今天的青年运动继承起来。青年是争取和平民主的先锋队，谁有青年，谁就有将来。国民党的反动派残杀青年，压迫青年，共产党则爱护青年，培育青年。”陆定一、黄松龄等也讲了话。
　　《解放日报》刊登纪念“一二·九”文章。杨秀峰的《回忆“一二·九”，寄语大后方青年》、齐燕铭的《今年的“一二·九”》、黄松龄的《纪念“一二·九”十周年》、何思敬的《纪念“一二·九”并向美国人民呼吁》、张谔的大幅漫画，呼吁反对内战，民主建国。
　　重庆《新华日报》刊登茅盾的《为“一二·一”惨案作》、王亚平的《忆：伟大的“一二·九”运动》、刘光的《纪念“一二·九”，声援昆明学生》、王琦木刻《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
　　《解放日报》12月23日转载茅盾的文章《为“一二·一”惨案作》，说“一二·九”的刽子手用大刀水龙头对付青年学生，现在昆明惨案的刽子手却用机关枪和手榴弹了。这难道就是中国统治者的“进步”吗?“一二·九”的北平学生为了“救国”在大街上惨遭屠杀，现在昆明学生为了“反对内战”却在校内被“进攻”而“围歼”了。这大概也正是中国统治者的“进步”吧!
　　陶行知作诗《闻昆明学生因反内战而流血有感》，何然作歌《我们反对这个》，此歌是昆明学生在反对内战大会上唱的群众歌曲。
　　12月12日
　　徐特立在《解放日报》撰文《“一二·九”感言》，汶山作《一点回忆——记“一二·九”后的自行车南下宣传队》。
　　默涵在重庆《新华日报》撰文《写什么》：“写什么呢?我的答案是：写广大人民所最需要的东西，也就是写广大人民的斗争最有意义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如果你熟悉它，当然是最好了；如果你不熟悉它，就应当努力去熟悉。”
　　12月13日
　　陈学昭撰文《告别延安——让我永远学习毛主席的思想》。说她1938年8月到延安，住了七年，看到延安创造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别了，延安!别了，陕甘宁边区，勇敢、勤劳、朴素的人民!你所教给我的东西是这样多，这样珍贵。让我永远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群众观点，学习他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为广大的人民服务的精神”。
　　12月15日
　　由延安赴张家口工作的成仿吾、肖三、艾青、江率、钟敬之、马达、舒强、彦涵、厂民(严辰)、杜矢甲、凌子风、王朝闻等数十人，联名致电重庆反内战联合会及郭沫若、老舍、洪深等先生，响应重庆等地的反内战运动。呼吁全国文化界团结起来，争取彻底的思想、言论、创作、出版、演出等自由，为人民大众的新文化服务。
　　肖三致函美国作家，对美军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帮助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共反人民内战极表愤慨。呼吁美国人民起来，保卫和平，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撤退驻华美军。
　　西北文工团开始排演茅盾先生新剧《清明前后》。该剧共分五幕，内容反映国民党统治区民族工业破产的悲惨情景。
　　12月16日
　　周恩来、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离延去重庆，准备出席政治协商会议。
　　边区文协准备春节宣传，创作新剧本十余个，如张季纯的《保卫和平》，钟纪明的《回娘家》、《就是他》等，供各地上演。
　　徐特立在《解放日报》撰文《学习朱总司令》，赞朱总司令平凡而又伟大，谦逊而又智勇双全，堪称人民的楷模。
　　张季纯在《解放日报》连载秧歌剧《保卫和平》。该剧写抗战胜利后，边区军民反对内战，保卫和平的故事。
　　12月18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召开第二次春节宣传讨论会。到会三十余人。由李卓然部长主持。确定中央党校、联政、杨家岭、解放社与印刷厂、鲁艺与延中、延安地委、西北党校、延大和西北局、被服局、边区政府与银行、完小等组织小型秧歌队活动，预计不下二十队。并指定专人负责组织和检查：延安北门外由党校刘火负责，联司系统由鲁直负责，东关外由高朗山负责，南关外由秦川负责，延安市民由张汉武负责。
　　12月22日
　　绥德分区文工团集体创作、贺鸿训、贺鸿钧执笔的剧本《喂鸡》，《解放日报》发表。后由西北群众文艺社出单行本时，贺敬之加了一段说明：“此剧系于1945年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文工团创作，反映当时边区‘防旱备荒’运动中的一角，借一喂鸡的细小事件，写出了节约、家庭和睦、团结备荒的意义。它的特点是不象一般秧歌舞之在形式上偏重歌舞，而是在内容上、在对话上更生动些。作者为本地人，对于本地农村生活熟悉，所以无论其人物、情节、语言均感真实、细腻、动人。在农村中演出时，效果极佳，对当时‘防旱备荒’运动起了不小作用。”
　　12月23日
　　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延安分会、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在交际处大厅召开盛大座谈会，声援国民党区文艺界争取和平民主自由运动。到会有乔木、柯仲平、李伯钊、胡蛮、柳湜、艾思奇、赵伯平、曹葆华、江隆基、张季纯、欧阳山尊、王亚凡、金紫光、张寒晖等一百五十余人。胡乔木报告国统区文艺界情况，称：“国民党统治区文艺界遭受的不只是严格的检查，而且遭受国民党对印刷、剧场等限制，以致要出版不能印刷、要演剧没有剧场。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在所谓‘收复区’把各种出版的机关及电影院剧场加以‘占领’，压迫进步的文艺活动。许多曾与敌人有勾结的汉奸文艺人以所谓‘地下军’的姿态，摇身一变而成为国民党的文化人。抗战以来在大后方千辛万苦坚持抗日民主的文艺活动的作家，这时却陷于不能工作的苦境。”“虽然处境是这样艰难，但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界仍是始终一贯地坚持了拥护民主、反对独裁的主张，团结了一切有正义感的作家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这是文艺界的光荣”。柯仲平报告会务工作与组织文艺工作队、通讯队赴华北解放区情况。张季纯、欧阳山尊、王亚凡、金紫光、张寒晖、罗合如相继发言，痛斥国民党发动内战，声援大后方文艺界的正义斗争。
　　12月28日
　　重庆举办“渝延木刻联合展”。12月8日至1月2日在中苏文化协会展出。作者有古元、力群、沃渣、罗工柳、彦涵、胡一川、陈叔亮、焦心河、夏风、马达、张望、刃锋、刘岘、陈烟桥、江丰、刘铁华、陆地、王秉国、计桂森、安林、郭均、赵泮滨、王流秋、张菊等。
　　延安新华书店、韬奋书店联合门市部登出“新书”广告：平剧《逼上梁山》出版。
　　12月29日
　　林间在《解放日报》撰写通讯《绥区文工团的一年间》：绥德分区文工团去年三月成立，由原民众剧团扩大而成。分戏剧、音乐、美术、总务三个股，演员70余人。近年用半年时间到农村演出，每天赶“台口”演出三场。演出秧歌剧《识字班》、《陈家福回家》、《周子山》、《全家乐》、《小英雄》、《抗属》；秦腔《打渔杀家》、《梅花岭》、《石达开》、《巫神害》、《小姑贤》等。还有花鼓、说书、幻灯、皮影戏。在今年抗旱中，自编自演收效甚好的街头剧有《挡粮》、《喂鸡》、《抬龙王》等。目前该团正赶排《白毛女》，拟明年元旦演出。
　　12月30日
　　钟纪明在《解放日报》发表秧歌剧《就是他》。该剧写边区人民提高警惕活捉奸细的故事。陈涌撰写杂文《“死有余痛”和“死有余庆”》，讽刺国民党痛惜汉奸之死，而人民则拍手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