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38年秋到延安去的，开始在戏剧系工作，后来，因沙汀、何其芳同志在第一期文学系同学毕业之后，带领同学随贺龙同志去晋西北，文学系缺乏教员，就又转到文学系工作。
　　我先后在文学系工作了七年——其中有近一年的时间(1939年春—1940年春)则带领一个文艺工作团体在晋东南活动。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就离开延安。
　　我原来从事文学创作，到延安去的目的，也还是继续搞创作，没有想到要做教育工作。当时鲁艺也是一种短训班性质，每期学习几个月，然后到前方实习一个时期再回来进修一个短时期才算毕业。可是事实上，同学们到前方实习后大都留在那里工作了。例如，文学系一期随沙汀、何其芳同志到晋西北去的同学大多数没有再回延安来。
　　我和严文井和屈曲夫(笔名)到文学系工作时，当时招进的同学，大概是第二期，好象只有二十多位同学。
　　1939年春，鲁艺组织了实验剧团去晋东南前线，到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去进行慰问演出。于是，我就到中宣部找到当时的宣传部长罗迈(李维汉)同志，建议文学系也应该组织一个文艺工作团到前方采访，报导八路军作战的情况。
　　中宣部很快作出决定，通知鲁艺沙可夫同志，让我组团和实验剧团一同去晋东南。
　　我记得，参加文艺工作团的同学都是文学系第二期的同学，即黄钢、梅行、葛陵、杨明、乔秋远五人。
　　当时延安有一个炮兵团开赴前方，鲁艺实验剧团和文艺工作团是和这炮兵团一同到晋东南去的。实验剧团的负责人是王震之同志。
　　当时除了从西安到潼关过黄河前这一段是乘火车之外，其余都是和部队一同行军走到长治的。
　　尽管我和王震之都还是二十六七的青年人，却也是生平第一次长征。
　　我还记得最后一天到达长治的时候，要先联系我们两个团的住地(已与炮兵团分开了)，我和震之两个人打前站，这一天黎明就从高平县出发，一共120里，到天黑了才找到部队的兵站。我们吃了饭，一听站长告诉我们，我们休息的村子还在六里地之外，我和震之两个人都发愣了，因为腿都发软、站都站不起来了。只好老老实实把情况告诉站长，站长也笑了，才派了两条小毛驴把我们送走。震之一路上还直叹气，笑着问我：“为什么这六里地就是走不动了呢?”……“真是个考验!”
　　我没有回答，但我心里想：“在战争环境里，走路，就真是一个考验!”
　　也可想而知，剧团的同志到部队演出的辛苦了。行军，到了部队驻地又要忙于搭台准备演出，演出完了，又要行军……。
　　文艺工作团几位同学到前方后就分别到129师和385旅各团去活动。我原来留在总部协助刘白羽同志收集材料，和朱德总司令谈话，为准备写《朱德传》进行访问。后来反扫荡开始，我也就到了386旅陈赓部队作随军记者进行采访，直到1940年春才又返回延安。
　　在这一年里，我现在回忆不清全团一共写了多少报导和报告文学。
　　我个人在前方写的和回到延安写的报告文学也不过是十来万字。
　　黄钢同志在延安写了一篇《雨》，还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
　　我的报告文学集，取名《新的一代》，1943年就寄到重庆排印准备出版。可是一直没有付印，直到1951年2月才在上海海燕出版社出版。
　　尽管全国解放后，我没有机会专门从事创作。可是在我短短的创作生涯中。这可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本小册子的确展现了新的世界、新的人物、新的心灵。特别是在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更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所讲的“必须和新的时代相结合”的意义。即使是到今天，这短短一年里的所见所闻，也是不能忘怀的。
　　因此，回到延安之后，我就向周扬同志建议，要保留文艺工作团，把应该写的东西写下来，更重要的是经常组织这样的团体到前线、到群众中去采访、去生活，比较及时地反映新的事物。
　　所以，后来就长期建立了一个文艺工作团，下面有两个创作组，即美术创作组和文学创作组。这两个创作组有多少同志参加，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了。
　　整风之后，我写了报告文学《模范党员申长林》和独幕剧《我们的指挥部》，还与姚时晓、张水华等同志合作写的多幕剧《粮食》，都是下乡、下党校采访而后写作的。但是，后两个剧本实际上都有在前方部队生活中的一些亲身感受。
　　我记得美术组也曾到绥德一带去举行年画展览，受到群众热烈的欢迎，
　　总之，用文艺工作团这样一种方式，保持一部分得力的创作人员，经常到群众中去进行采访，或担任一个时期的部分工作(我记得孔厥、葛洛等都在乡政府里担任过工作，我在延安县委也参加了工作组的工作)，以便及时报导一些新的事物，同时也为创作不断积累更多的资料，现在来看，也还是值得艺术院校参考的一种经验和方式。
　　1945年后我在晋冀鲁豫工作时，比较注意农村戏剧运动，派遣创作人员到部队担任记者工作，以及建国之后在中南支持者群众中发展文艺通讯员运动，在四野部队开展创作运动，提倡表现新的英雄典型，我也亲身参加前线采访，以记者身份写通讯报导，这实际上都是我在晋东南活动所得到的深切感受，再根据新的形势加以发扬而已。
　　文艺工作团不是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的唯一形式，但至少是一种比较好的和新的群众时代相结合的方式与渠道。
　　我以为，在今天，各种艺术院校从毕业的学生中挑选部分优秀生组织近似文艺工作团这种性质的创作室或创作组，不断地到群众中去进行一些实验性的创作活动，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探索创新，不论是对理论研究、对创作、对教学是都有好处的。当然，也可在假期组织学生进行一些这样的活动，或者在学生毕业前组织一两次这样的活动。
　　回忆鲁艺文艺工作团的活动，我感到这个经验在现在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所以。我愿意把这点感受写出来，供大家参考、研究。
　　(载《文艺报》1988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