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处女作《两个除夕》与《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的写作。
　　以我的创作来说，如果我不是在抗战初期坚决投奔延安，坚决放弃在大后方小资产阶级式的所谓貌似安逸的生活而宁愿到延安去度过那种极其艰苦的岁月，那么，就不可能写出《两个除夕》这一记实性的文字。
　　如果我不是到延安后，参加学习，正好遇到了一九三八年十月毛主席在党的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的讨论，那我在写作中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当时从这一题名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报告中认真学习到毛主席痛斥汪精卫之流的论据，从那“团结全民族和反对民族中的奸细分子”章节中，我当时读到：“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已经存在着起破坏作用的奸细分子，这就是那些汉奸、托派、亲日派分子。共产党员应该随时注意那些奸细分子，用真凭实据揭发他们的罪恶，劝告人民不要上他们的当。……共产党员必须明白，揭发和清除奸细，是和扩大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分离的”。在该文“当前两条路线斗争”一节中，毛主席又指出：“在今后的抗日形势中，从政治上反对右的悲观主义，将是头等重要的。”如果不是党中央、毛主席反对投降、坚持斗争的政治思想路线的指导，我是不可能写出《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这一报告文学作品的。尽管我当年在重庆国民党统治区身任新闻电影记者的经历，已经使我亲身(而且是就近地和如实地)观察了汪精卫自从到达重庆后在所有公开的大规模的集会场合的一切演讲动态与表现，如果我不是到达延安后有幸参加了以上一段学习，我也仍然是写不出《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的。因为，对于生活中细节的形象的感受与观察，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之光的烛照，那么，对我来说，形象和细节也就失去了它们独立而又是客观、真实地存在的意义；也可能，同样的形象同样的细节，在不同作者的眼中和手中，会处理成不同的思想指导之下表达出不同的政治倾向、体现出不同的主题思想的艺术品。
　　一九三八年夏秋，那时我在重庆，因为承担电影记者这一职业，对于汪精卫坐兵舰到重庆以后的所有的公开集会场面，直到汪精卫离开重庆去投敌前他对群众每一场公开的讲演，我都亲眼看见和听见了，所以，他那时在重庆的所有演讲的内容与主要语句，我在那一年秋末去延安的路途上还都记得很清楚，但是，为什么这样一段揭露投降派的作品，只能在到达延安后才能写出来呢?为什么在蒋管区生活中对于后来这篇作品所需要的全部细节和素材我都观察到了(从汪精卫走路的姿态到怎么演讲，在讲坛上先出左手还是右手，配合着讲演时的两只手的挥动和比划动作，汪精卫的左右两只脚的角度怎么摆布，穿什么颜色的西装，什么样式，手上的静脉血管是什么颜色，我都观察到了)，而《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一文，即令我当时在重庆继续呆下去，却不大可能会写出来呢；这一方面是汪精卫的投降是后来才公开披露，另一方面，更主要是因为在重庆担任电影雇员时期，还不可能直接取得马列主义的深入指导。而没有革命思想的指导，就不可能有革命的作品，没有革命思想的引导和孕育，就不可能有革命作品的诞生。
　　只有当我从重庆国民党统治区转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的光芒，使我把重庆时期对汪精卫观察积累的整个形象都贯串起来了，照亮了我在文学系以“每周文学习作”的课目内去练习写作的《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的思想路径，使我能够写出在电影摄影机前的汪精卫。这就是说，从我在鲁艺文学系的学习生活起，就是离不开党的政策观点的指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的指导的。①
　　关于《我看见了八路军》的写作。
　　在《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这篇报告文学习作之后，经过了一年多(其中包括从延安到晋东南敌后根据地参加八路军的战斗生活之后)，一九四〇年春，返回到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写作的《我看见了八路军》，也是经历了这样一个从实践到思想认识飞跃变化的历程；同样也是反映出一个初学写作者本人无不经历过的提高与改造自己原有的世界观的过程；从一九三九年春到一九四〇年初，到敌后去参加八路军的战斗生活，从根本上孕育和催生了《我看见了八路军》这篇报告作品的问世。
　　应该说，我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中旬随同陈荒煤同志(以他为团长)率领的“鲁艺文工团”②赴晋东南敌后战场时，当时我对于八路军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具体面貌还是一无所知的。出发的我也是抱着要去亲眼看一看八路军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极大的求知热情和参予前线战斗生活的诚挚愿望到晋东南去的。当时，当我们的“鲁艺文工团”随同八路军炮兵团从延安出发，坐汽车到西安，从西安乘火车到达河南的渑池，在渑池县城外下车步行到黄河岸边，到(旧)垣曲，从此进入了山西东南境内，经阳城、高平、壶关，长途行军到达了长冶(市)所属的屯留镇的时候，(我永远记得屯留这个地方的村庄!)一幅幅奇异的新生活图景在我们面前展开了——这就是我们到达八路军总部的第一天；行军的背包刚放下，我们就在中共北方局与八路军总部(这两个领导单位都驻扎在一个大村庄里)的村前空场上，听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同志向总部的机关人员为动员学习《联共(布)党史》而讲授的大课。我至今还记得他那次讲话中说：“马列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能被战胜的。”他讲述马列主义的理论指导革命并将引导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科学原理，热情地表示马列主义的力量是“所向无敌的，是不可战胜的”；他讲话的特点是通俗而生动，举了很多自然科学的发展与成就的浅显例子，来说明科学的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其力量也是无可抵御的。他这种深入浅出的宣传，使那些围坐在地上的普通战士和干部们都很喜欢听下去。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有人竟能够这么浅显而又动人心魄地联系实际生活宣传马列主义。当时，当别人告诉我这位给大家在空坪上席地而坐的听众们上大课的教员，就是中共中央北方局第一书记杨尚昆的时候，我不禁大吃一惊。因为实际上，我们这一天宿营地点，已经是在中共中央领导整个华北抗日局面的枢纽性机关的所在地。而杨尚昆同志的演说风度，他那极其通俗的语言和他那种使战士们感到十分亲近的神态动作，同汪精卫之流的资产阶级政客是完全不相同的，是截然相反的。
　　另一件新鲜见闻就是：当我们上完以上的大课之后——在总部指战员休息娱乐的篮球场上遇见的另一桩见闻。(我们是三月十三日从延安出发的。到达前方总部时已经是四月初了：初春的气息在晋南显得特别浓厚，枣树都发出了新芽，春天的黄昏渐渐拉长了。)当我们来到欢腾的篮球场上，同八路军总部的人员一起在那个新修起的篮球场四周围观战士们打球的时候，看见好多小鬼(勤杂人员、通讯员、警卫员)，年轻的参谋人员。政工人员，都在轮番进行球战。因为要打球的人太多了，一场只能打十五分钟，打完就得换上十个人，那就再排队。一次排队就只能轮到十个人。上场打球的最后一个人，年龄挺大的，五十多岁，站在那儿，他排到了第十一个，没有办法，只好退下去了。有一个小鬼想让他进球场，这位年长的军人拒绝了：“你们来吧，这场不该我。”这就是他对小鬼说的。十五分钟后，又一次排队，又没有轮到他，“这位年老的军人却用了一种非常之自然……的步伐，退出了球场。”然后，“蹲在球场之一角”，“这就是八路军的最高级的军事指挥员”——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一次看见朱德总司令的。一年以后，一九四〇年，我在延安《中国文化》杂志上写了题名叫做《我看见了八路军》的报告文学，就从这里开始，就是从八路军总部村庄外的这个篮球场上看见我们的朱总司令来作为整个报道的序节的。我写出我们的朱总司令在篮球场上轮番的游戏当中，三次没有排上队，他都让通讯员、警卫员、小鬼“你们来吧。”这说明我们的总司令如何平易近人地同他的部下在一起游戏，还说明朱德总司令如何高度尊重群众，尊重公共场合一般同志都公认的规章……
　　实际上，《我看见了八路军》里的每一章节，都是用那些曾经震撼了我的灵魂深处的、我所亲身见闻的、新生活之中的强音写成的。共产党领导下的这种新军队、新人物、新生活的强大音响，在此以前，我是从未亲身见闻过的。
　　但是，从一九三九年春开始，在这一年之间，我并不是随感式地记下那些章节，并不是简简单单地记下那些片断的。可以说，自从进入了八路军总部之日起，自从听到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向战士们亲自讲授和宣传马列主义以后，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在参加了八路军的战斗生活之中学习马列主义的新阶段的开始。
　　在这一年之中，我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以及——五师三四四旅的随军行动中，在鲁艺文工团几位战友的帮助之下，曾经利用了行军战斗生活的空隙，认真地自学了《共产党宣言》、《共产国际纲领》、《国家与革命》、《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上)等几部重要的经典著作，认真地作了一系列的学习笔记，联系我所看到的八路军与抗日根据地的实际生活对我的深刻教育，联系到我对于自己的革命道路的选择，深深地感受到在实际斗争的环境中学习马列主义，是有心得和体会的。
　　我就是在这样情况下才着手写作《我看见了八路军》的：以感性的接触为开端，以直接的观察和感性的知识为媒介，但不停留或满足于直接接触的感性材料上面，一定还想要了解全局，极力想了解事物与运动的全部现况、过去与未来，也就是力求了解革命运动的规律性——这就是我的愿望，也是我在写作《我看见了八路军》以前全力以赴地对于自己的要求。
　　一句话，当表现任何一个题材，当接触或企图反映任何一种事物与这项事物的运动时，我总是希望要求对于事物的总体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比较确切的了解，然后才落笔去写它。这一点，对我来说，对我的写作来说，我是把它当作为指导自己写作的规律性的东西来看待的。
　　《矛盾论》里的论述十分清楚：
　　“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从局部到整体、从特殊到一般；然后，再以“一般”指导之下来表现“局部”——这是我所遵从的方法论。
　　关于《雨》的写作。
　　这样一种从局部到整体、从特殊到一般；然后，再从“一般”指导之下来表现局部的规律性的应用，同样还表现在我写作革命战争题材的其它报告文学作品的过程中。
　　一九四二年初春，当我写作《陈赓的兵团是怎样作战的》两篇报告(《树林里》、《雨》)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亲身参加了陈赓同志指挥的三五八旅两、三个直属团转辗作战于晋中地带的一场艰难的运动战，这时已经过去两年多了。我所写的事实，都是亲身参予的真实经历——我力图陈述八路军当年转辗作战的艰辛与困难，努力想表达他们在敌我力量对比不利于我的失利情况下的乐观主义——在《雨》这篇作品中，我想进一步写出在实战情况下的陈赓旅长。我想记述在敌情与气候十分不利的条件下，陈赓同志如何同他部队中的广大指战员同甘共苦，想写他如何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的优良作风。我记述了陈赓同志在部队艰难作战环境之中如何关怀他的部下——甚至对待一个一时犯有思想错误的后进战士时，陈赓同志(当时的旅指挥员)也以高度的无产阶级热忱和政治责任心关怀他，对他严格要求和充满了阶级的友爱；而这一切，又是同陈赓司令员强烈的敌忾心、果断机智的军事指挥能力，完全不能分离的。在《雨》里面，之所以能够有这些真实记载的战斗场面，完全是因为陈荒煤同志当年所带的鲁艺“文艺工作团”的我们几位同志一起都随同陈赓同志的旅指挥部行动，因此我们都亲自体会到了陈赓同志作为一个火线指挥员的声态笑貌，一起亲身经历了战斗生活中的种种起伏。
　　尽管是这样——尽管实际战斗生活已经给予了我写作这篇战斗报告的一切真实生活的依据，可是，当一九四二年春，我着手写作《雨》以前，当年的二月六日，延安《解放日报》上公布了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改革政策的决定》以及这一决定的“附件”，对于我写作此文，起到了如同前文所说的思想之光的照明作用，这一思想的光照，照亮了《雨》里面的所有形象的系统；我在写作前认真地学习了这一组党中央文件，这就帮助我认清了这一段战斗生活中思想内涵的意义；使我进一步认清了地主阶级在抗战营垒内部的两面性，因此，这就帮助我能够清醒地写出了《雨》中的地主贾芸生这个人物对于抗日的动摇性以及八路军部队(以陈赓同志为代表)对他的坚定的、全面的政策立场。《雨》这一篇真实的战斗记录，就在对日抗战这一斗争的主线(主要矛盾)的贯串之下，交织着地主贾芸生对待我们抗战军民的阶级的矛盾。而在坚决抗战的无产阶级部队(八路军)之中，又存在着先进与落后的内部的矛盾。能够使我把这些多样矛盾内外交织地贯串起来和反映出来的理论上的力量，是来源于党中央的上述有关文件。党中央这一正确的文件即政策，使我能够深刻和准确地理解我自己在实际生活中所获得的感性知识。
　　那么，我自己体会到的写作生活规律，大约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没有到八路军部队中去参加战斗的实践，如果没有到敌人的后方去、到战斗的前线去随同陈赓同志一同去亲身参战的战斗生活，那么，我也是不可能很好地理解并在作品中通过人物形象来表现党中央有关的政策精神的。但是，反过来说，如果缺少那些理论的学习与政策思想的指导，要想深刻地理解和表达生活中的多种矛盾及其战斗意义的实质，同样也是不可能的。
　　(节选自《回忆与思考》)
　　①一九三九年初，当时在鲁艺文学系学习写作的这篇习作(《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交给鲁艺文学系主任陈荒煤同志看了以后，他马上就转给周扬同志，周扬同志从延安把它寄到大后方，在他所主编的，在桂林出版的《文艺战线》杂志上发表了——这就是《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写作的始末。
　　②鲁艺文工团，其它团员为梅行、葛陵(陈元直)、乔秋远、杨明同志(他们和我都是鲁艺文学系第二期的学员)，连同团长陈荒煤，一共六人。当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制是：学员经过了三个月的初步学习之后，便要到前方部队去实习，特别在当时的文学系，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执行的。文学系第一期的结业的同学多数分配到敌后根据地与八路军战斗部队中工作。
　　鲁艺实验剧图，团员数十人；实验剧团与鲁艺文工团，这次都是在中共中央书记张闻天(洛甫)同志亲自指示下从延安出发到晋东南去进行战地工作实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