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工团的创业、发展和经历
　　西北文工团(初名陕北公学文队)成立于1940年9月1日。当时直属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领导。
　　陕北公学文工队，最早酝酿组成于1940年7月。王亚凡任队长，彦军任副队长。10月间，苏一平从马列学院调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陕公文工队的任务是开展西北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工作，具体就是开展内蒙伊克昭盟的文化教育工作。其成员大多来自各城市剧团较有修养的戏剧工作者。陕公文工队成立不久，就紧张地排练曹禺的名剧《蜕变》，拟在陕公成立三周年校庆会上演出。当时，陕公校长成仿吾、党组书记兼关中分校校长罗迈(李维汉)、西北工委负责人贾拓夫都非常关心和支持文工队的工作，不仅抽调合适人选，而且具体解决许多演出问题。《蜕变》首次在延安排练，邀请鲁艺的史行(导演)、何文今(舞台设计)、张云芳(主演)帮助工作。公演后获得好评。
　　1940年12月5日，陕公文工队与斯曼尼、白衣领导的关中七月剧团合并，更名为陕公文艺工作团。它是以演出与学习并重，除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及时事政治外，还安排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专业课程，聘请茅盾、张仲实、刘春、张录、丁玲、艾思奇、萧三、萧军、王曼硕、张庚、翟强、史行、马可、安波、潘奇、向隅、李焕之，时乐濛、杜矢甲、唐荣枚、江风等任教。1941年“皖南事变”后，陕公文工团又排演了宋之的《雾重庆》，一连演出多场，很受欢迎。
　　为开展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工作，该团选派朱丹、王亚凡、李庆森和鲁艺的陈叔亮、刘炽、焦心河、杨思仲(陈涌)等深入伊克昭蒙乌胜旗作实地考察，了解蒙民文艺、风土人情和抗日的战斗事迹。这次考察收获很大，王亚凡和刘炽很快创作出反映蒙汉民族团结共同抗日的歌剧《塞北黄昏》。刘炽和李庆森还整理了蒙古民歌80余首，李庆森整理了蒙古舞蹈《打鬼》等。《塞北黄昏》在延安公演，深受党中央和延安各界人士的赞赏。可以说，这是延安“鲁艺”早先演出李伯钊的歌剧《农村曲》之后的又一部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剧作。同年9月16日，党中央发布《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陕公文工团及时配合上演了东方明翻译的苏联剧作家别洛克夫斯基的四幕话剧《生活在召唤》，还特请戏剧家塞克执导。这个戏的演出对延安党、政、军干部，尤其高级领导干部的学习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41年底，陕北公学合并于延安大学陕公文艺工作团改名为西北文艺工作团，由西北中央局领导。毛主席亲笔提写了团名，并由程铁、张沼滨制成洁白闪亮的团徽。
　　西工团成立不久，便在延安北关文化沟口(大砭沟)土台子上演出音乐节目，并分头在街头教歌，张贴宣传画，书写街头诗。1942年初还积极参加、组织了新年的文艺活动。不久又赶排了曹禺的《北京人》，于5月1日至15日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演出。
　　就在这个月，毛主席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了有历史意义的讲话，给整个文艺工作指出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向，与工农兵结合的正确道路。西北文工团学习了《讲话》的精神，总结了过去的工作，认识到当时处在抗日的紧张阶段，应当编演反映群众斗争生活的戏剧才更能接近现实，影响群众。不久西北局指示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开辟文化教育落后的农村工作，改变过去只演大戏的倾向”。为此，西工团确定了新的工作方针，走上了面向农村、面向群众的道路，这是西工团重大的历史转折。
　　1943年春节，延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大秧歌运动。西工团参加了街头秧歌活动，有《秧歌舞》、《赶毛驴》、《小放牛》、《挑花篮》等节目。其中《向劳动英雄学习》、《拥军花鼓》、《拥军爱民》、《红军万岁》等歌舞剧，最受群众欢迎。西北局宣传部和文委于4月25日向所属剧团发出指示写道：“本年春节鲁艺、西北文艺工作团等所演出的秧歌剧，都值得介绍和学习”。萧三在《解放日报》撰写的《可喜的转变》中也说，今年春节的宣传活动，使艺术大众化往前迈了一大步。其中举到西工团的《红军万岁》，说这是“整风学习的结果，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作‘结论’的结果，文艺工作者思想上起了革命的结果。”
　　按照中央决定，1943年上半年，延安杂技团和陕甘宁边区艺术干部学校(即人民抗日剧社、“七·七”事变后的抗战剧团)先后并入西工团，团的规模逐渐扩大，力量迅速加强。合并后，“边艺”副校长张季纯任西工团团长，苏一平任副团长。
　　同年5月，随着全党整风学习全面展开。西北局决定将西工团转入中央党校三部学习。到了11月，西北局召开各剧团会议，以贯彻毛主席新的文艺方向，组织剧团下乡，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分五路下去，有一路是以西工团为主，抽调民众剧团和边区群众报社的同志，组成边区文协下乡工作队，开赴陇东分区。领队：柯仲平、秦川；秘书：谭吐；党支部负责人：张庆云。剧务组：马健翎、林丰等；音乐组：岳松、彦军、关键、川静、刘烽等；杂技组：张金奎、刘定标、孟莉等；总务组：程秀山。另有民众剧团的史雷、张云、孙凌；边区文协的戴临风、王琳等。
　　这支战时文艺轻骑队，受到西北局办公厅的热烈欢送，于12月2日出发，直奔陕甘宁边区西南边境的陇东分区。团员们爬山涉水，日夜兼程，有时还冒敌军袭击的危险，千方百计地送戏给战士和群众。这期间，创作和演出的节目有《孙万福回家》、《模范城壕村》、《如此宁县》、《边区的一天》、《八路军和老百姓》、《钟专员和胡县长》、《马渠游击小组》等。
　　与此同时，留在中央党校三部的苏一平、周戈等创作了《一朵红花》、《红鞋女妖精》、《牛永贵挂彩》等秧歌剧。陈若绯、张涛、李凝、闵利生等同志在边区文协钟纪明的带领下，巡回延安城乡进行演出。
　　1944年4月，西工团从陇东地区返回延安，立即转入全边区开展的大生产运动。男同志开荒种地，砍柴烧炭；女同志纺纱织布，锄草做饭。同时，还办起中庄农场和乐器工厂。生活上不仅做到自给，而且上交不少余粮。其间，为配合政治形势和生产任务，创作了《学习劳动英雄》、《选好人》、《睁眼瞎子》等剧目，并在思想上、艺术上都达到了一个较高水平。
　　1945年，伟大的抗日战争临近胜利，西工团的创作与演出更为活跃。先后编演了《一盏灯》、《好纱织好布》、《傻瓜》、《不求神靠自己》以及《保卫和平》等。尤其在安塞一带演出，一天演三场，三天一搬家，任务十分繁忙。年底，开始排练矛盾的五幕话剧《清明前后》。
　　1946年7月，在国民党磨刀，我被迫也要磨刀的紧张形势下，西工团人事作了调整。团长：苏一平。副团长：林丰。秘书(秘书长)：方杰。党支部书记：裴然。创作组：戴临风、王汶石等。宣传组：石鲁、李梓盛、程士铭等。演员组；高歌、王文、陈若绯、胡岚等。乐队：刘烽、川静、岳松、彦军等。10月底，西工团携带新近创作的时事漫画、歌曲、街头诗、群众诗画等赶赴延属二十里铺、甘谷驿以及延川、子长、安塞等县农村巡回活动。11月底，为参加保卫边区、反对内战，赶排了柯仲平的大型歌剧《无敌民兵》，演出效果甚佳。12月间，再次赴洛河川、金盆湾、南泥湾慰问演出。这时，胡宗南聚集重兵于洛川、陇东一线，我军抽调数旅兵力待命自卫。西工团日夜活跃在前线，为部队演出、慰问，发挥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1947年春，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重点进攻延安。西工团全体同志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服从战争”的口号下，勇敢投入了伟大的自卫战争。有的参加正规军，有的参加游击队，有的随军转移，有的从事地方工作。既是宣传队，又是工作队、战斗队。一支五六十人的文艺劲旅，自背行装，扛上刀枪，边行军、边演出，几乎走遍了陕甘宁边区的山山水水。除了说快板，写标语、拉洋片、讲形势，以及唱歌、说书等形式外，还演出不少反映群众战斗生活，激励军民团结对敌斗争等戏剧，如：《无敌民兵》、《白毛女》、《孙大伯的儿子》、《红布条》、《边境上》、《二媳妇纺线》、《睁眼瞎子》、《红土岗》、《进城》、《傻瓜》、《解放战士》、《交党费》等。还密切配合形势编写了《大进军》、《自卫战争进行曲》、《民歌联唱》、《打骑兵》等歌曲，流行甚广，鼓舞了战士和群众。1948年初，西北局决定将西工团改为西北文艺工作团第一团，将绥德分区文艺工作团(建于1944年4月19日，前身为绥德专区民众剧社)改为西北文艺工作团第二团。这两个团分别在绥德、义和一带农村投入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历时半年，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锻炼。
　　1948年4月22日，革命圣地延安光复。西工一、二团继续跟随彭德怀、贺龙和习仲勋同志指挥的西北野战军开展新区工作，配合解放西安的战斗。1949年5月西工一、二团会师西安。同年11月，西北局决定两团正式合编，组成统一的西北文艺工作团。团员猛增到三百余人。
　　二 几点体会
　　(一)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
　　西工团一建立就重视深入群众、服务群众、反映群众、表现群众、教育群众和提高群众。
　　西工团成立时，就有明确的宗旨，那就是为内蒙古兄弟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全团学习民族政策，学习蒙语，注意了解蒙古民族的生活习惯。不久，便派出文化考察组，深入伊克昭蒙乌胜旗，访问蒙古包，学唱蒙歌，学跳蒙舞。在了解蒙汉人民生活的基础上写出了反映蒙汉时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型歌剧《塞北黄昏》。在以后的岁月里，西工团长年活跃在延安地区以及陇东、安塞、洛河川、金盆湾、南泥湾、富县、小关中等地。在自卫战争中，全团随军转战陕甘宁，在炮火连天的生活中为战士为群众服务长达四年之久。我们是文工团也是战士，参加了战前动员，筹集军粮，组织担架，阵前喊话，收容俘虏，对俘虏进行管理、审查和教育。战斗中，慰问战士、护理伤员。过年过节时同志们分头下连队和战士们在一起包饺子，战士们拿出前线缴获的罐头、咸鱼等稀有食品，边吃、边谈、边歌、边舞。在战斗的生活中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增进了军民团结。在解放战争中，大力开辟新区工作，到黄龙、韩城、澄县、合阳等地，向新区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做好支前动员工作，利用一切机会，搭台演戏。其中《边境上》、《进城》、《无敌民兵》、《红土岗》、《孙大伯的儿子》、《红布条》等剧目，都体现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亲如一家人”、“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个主题。有力地增强了人民解放军和人民群众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二)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的精神
　　西工团从成立起，就是靠白手起家的。在陕公杨家湾、杜家沟时，只分配给五眼窑洞，100元边币的开办费，以及内蒙乌胜旗送来的几盒化妆用的口红。我们完全靠自力更生、自己动手，装修窑洞，制造家具，用羊皮、罐头盒做成二胡、低胡、三弦，后来又用捡来的旧电话线做成提琴弦。
　　那时，我们每人每天供给一斤四两小米，两钱油，八分钱的菜金，几乎顿顿都是煮山药蛋，上面漂几点油花花。许多同志自备一瓣蒜或一个辣椒下饭，就觉得很有味。每人每月发一元边币，只能够买一把牙刷一包牙粉，最困难时期，连这点钱也停发了。在当时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同志们带病工作、演出是经常的事。有同志发高烧还照样登台演出。张云芳同志生了孩子十多天，就参加排练和演出《蜕变》，并担任主角；彦军同志专门在后台看护未满月的小孩。当时因为没有交通车辆，演完戏回不去，经常吃住在戏台子上，不管天多冷，风多大，大家睡得很香甜，苦中自有乐趣，谁还想到什么“走穴”和金钱。
　　在自卫战争中，我们凭边区政府发的粮票，到群众家里吃“派饭”，走到哪吃到哪。到了小关中，总算有了麦面吃。面条快下锅了，就派几位女同志到地里摘点野菜或苜蓿，加点盐，连汤带水一大锅，大家还吃得挺香。
　　在战争中，西工团只有几匹牲口，驮幕布、道具、服装、汽灯。只有一匹老黄马，供几个女同志来例假时骑用。但大家相互推让，谁也不愿骑它。团部干部跟大家一样，都靠两条腿步行。刮风下雨，严寒酷暑，天天如此，那时行军不是走一、两天，也不是走平地，而是翻不完的山，过不完的沟。比如，我们初下小关中时，下午从“高窑子”出发，穿过封锁线，再翻两架山，还要躲避敌人炮楼里的机枪扫射，绕过满地划着白圈显示埋有地雷的危险地段。就是这样，两天跑了240里路，中间只在“鬼门关”吃了一顿饭。当爬上三十里坡的九头塬时，每个人脸色刷白，上气不接下气，话都说不出来。在小关中两个多月里，基本上是处于游击战的环境，不管有没有情况都得不停地转移，日夜行军，虽不时有敌情，还坚持演出，同志们疲惫不堪。夜行军时，队伍稍一停顿，有人就睡着了，真不想再爬起来。有的同志很有能耐，竟然一边走路一边打盹。生活虽然这样艰苦，这样劳累，但同志们都很乐观，没有一丝怨言，没有一个叫苦的。
　　1947年7月1日，在九头塬上，同志们搭野台，挂幕布，高高兴兴地准备纪念党的生日。突然间，来了一场瓢泼大雨，可大家仍然精神抖擞地照常布置。又突然接到司令部命令，说敌人有七个旅的兵力，正从四面八方合围小关中。这时，我们不得不从一条狭窄的地带进行突围。雨，越下越大；路，越走越滑，同志们从头到脚淋个透湿，简直变成了泥人。于是每人准备一根棍子，摸着黑，冒着雨，东倒西歪地往前挪动。(事后才知道，当时我们部队的主力仅有两个团，有五十多匹战马翻下沟摔死了)我们刚一突围，敌人就把合围圈封死了，真险!之后，我们匆忙朝三边方向追赶西北野战军大部队。这一千多里路程，没有人烟，吃住无着，后来又遇黄沙遍野，步履更是艰难，进一步退两步，只要看到一块硬地，大家便呼唤起来，轮着跑上去站一站。到了张家畔就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西工团十五、六岁的小鬼孟力，不久前转到部队后，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据说挺着胸端着机枪，只身向敌人扫射)。消息传来，大家非常沉痛，默默地捧起一把黄沙向他的新坟撒去。他那可爱的性格、话泼的身影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使我们久久难以忘怀，更感到自己责任重大，决心以实际行动为他报仇。不久，还听到我团年青的小演员王乐民同志在三边为保卫一个领导同志遭敌枪击英勇献身。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但想起那时的艰苦生活，同甘共苦的友情，无私奉献的精神。仍然记忆犹新，催人奋进。在这种艰苦的磨练中，谁还想到要追求个人的名利地位和自我价值。
　　(三)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
　　西工团的成员，大都是从国统区来的中年知识分子和少数大学生，也有识字不多的青少年。很多是各地戏剧团的骨干。他们都是离开家乡、亲人，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热血青年。他们积极热情，对党、对毛主席无限崇敬，总的素质是很好的。但是，因为缺少锻炼，在他们中间或多或少的存在某些骄傲自大、自由散漫等个人主义情绪。有的同志还不愿意演戏，另有个人的打算，有的同志对延安的艰苦生活一时还不习惯，有的还有个人的恋爱婚姻问题等等。思想问题还不少。
　　我当时也是个青年学生，从马列学院毕业不久，组织上调我到这个团当指导员，而且又决定这个团的任务是要到蒙古地区大青山一带，去开辟根据地的工作。我文化不高，又缺少文艺修养，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况，要搞好这个团，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是不容易的。我当时就只有遵照党的指示，依靠大家，与全团同志打成一片，真正把大家团结起来，组成一个战斗的集体。
　　首先是抓了党的建设。当时全团有二十几个党员，其中还有做过领导工作、有一定经验的同志。我们编了党小组，选举了支委会，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建立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制度和联系群众，及时反映非党同志意见和要求的制度。要求党员做到：服从组织分配，保守党的机密，遵守党的纪律，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等等。西工团有了这一个核心，就把全团带动起来了，在以后的岁月里，无论情况怎样复杂变化，无论排练或演出，无论平时还是战时，我们一直是这样坚持的。这是我们能够取得一些成就的保证。
　　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党员、领导成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就是带动群众、影响群众最大的威力。那时党员是不公开的，但是听从党的召唤，党叫干啥就干啥，不怕苦，不怕累，遵守纪律，严于要求自己，不计个人名利，在战争年代，坚定勇敢，最苦最累的活抢着干，最危险的事自己走在前边。从许多感人事迹中大家都能准确地猜到谁是共产党员。
　　其次，是组织学习和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讲话，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最初都在全团进行了系统的传达和学习，进行了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对奠定大家的革命人生观起到了打基础的作用。当时延安革命空气很浓，陕公经常有各种报告，讲全国的形势和时事。我们还专门邀请了西工委的主要领导李维汉同志，经济学家张仲实，作家茅盾同志讲形势，讲文艺，请刘春同志讲民族政策等等。延安的整风运动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学习，对克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主观主义，对端正西工团的文艺方向，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思想等等起了极大的作用。可以说是西工团发展的里程碑。除了组织系统的学习外，结合团的每次演出，进行思想动员，事后的总结，表扬先进，帮助后进，找工作差距。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1948年底，西工团从前线返回延安后，及时进行的工作总结、个人鉴定，开展“查工作、比成绩”的评奖、授奖活动。经小组推荐和群众评议，全团79人中，有43人被评为有功者，其中荣获集体功的有妇女队、乐队和舞台装置组。评功的条件是：1.思想上坚持工农兵方向；2.业务上肯钻研，有创新；3.作风上艰苦奋斗；4.技术上进步显著。在授奖会上边区文协主任柯仲平，民众剧团团长马健翎，延大校长李敷仁都给予热情鼓励。通过这次活动，使大家从“回顾”转向“展望”，将“比功”变为“比赛”。一致表示要从比赛中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争取再立新功。这是一次整顿队伍，总结提高的活动，为进一步挺进大关中，解放西安和大西北，从思想上、组织上做了准备，也鼓舞了全团的斗志。
　　思想工作组做得最深入细致、最普遍的是针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问题个别谈心。不仅团的领导成员找每个同志谈，党员找非党同志谈，而且同志们互相谈，互相批评，互相帮助。谁有什么心思，谁有什么困难，就主动找人交谈。在个人的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从领导成员到一般同志，都是互相关心体贴，勇于帮助的。如程士铭同志在延安病危，当时不仅缺医少药，而且营养很差，他需要输血，大家都争先恐后为他输血，从危急中把他抢救过来。有些同志的恋爱婚姻问题，只要是合情合理的，大家都为他出主意想办法，有的同志还代为修改、起草情书，促成他们圆满的解决问题。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还为要结婚的同志举行隆重的仪式，不仅大家集中有限的津贴，擅长烹调的同志还为喜宴做出拿手好菜，用树枝野花布置出五彩缤纷、充满艺术气味的会堂，乐队奏起舞曲，大家翩翩起舞，气氛朴实而热烈。这种在斗争中，在艰苦环境中凝成的人际关系，是革命大家庭深厚无比的“同志情”，到如今还令人怀念不已!
　　在战争的考验中，在深入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与工兵结合中，我们不仅为文艺创作吸取了营养获得了深厚的源泉，创作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而且培养了人才，使我们这批知识分子在战争中锤炼和改造。特别使我感受深切的是在自卫战争时期，和解放军同战斗、同生活的四年。
　　柯老的《无敌民兵》、王汶石同志的《边境上》，还有《红布条》等是常演不衰的节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年青的白龙同志，他每到一处即深入连队，了解战斗情况，搜集素材，连夜创作，随着自卫战争的发展，各大战役的始末和趣闻，他都能及时地编成快板(练子嘴)及时演出，如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瓦子街等战役，内容现实、逼真，生动活泼。他还编演了很多战斗英雄的故事，很受战士群众的喜爱，对鼓舞军民的士气发挥了很大作用。王汶石同志填写的反映战争的胜利腰鼓的鼓词，也是随着战争不断发展充实，是深受欢迎，十分感人的优秀作品，对鼓舞士气同样起了很大作用。
　　在参加部队的活动中，与战士们同呼吸共命运，在战斗中他们的英雄事迹随时都在感染着我们。特别是在战争的间歇。我们都深入连队参加战士们的“三查”、“诉苦”和评功、授奖、总结会等活动，听取了很多战斗英雄的事迹报告，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那种服从命令听指挥，为人民英勇奋战，自我牺牲的精神，使我们常常感动得涕泪纵横，他们在台上讲，我们在台下哭。这一段生活使我们这批人，在与英雄战士活生生的对比中。冲刷了我们思想上的污泥，净化了灵魂，坚定了革命的意志，提高了觉悟，懂得了人生的真正价值。就是在小关中我们受到强大敌人包围的时候；在一天一夜大雨滂沱中翻山越岭行军二百四十里的艰难困苦中；在我们暂时失利；敌人大军压来，我们脱离部队，仅有十多条枪几发子弹，孤军深入敌后的险境中；在茫茫的大沙漠看不到人烟，又渴又饿又累，走一步退两步的日子里；不论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不论是年龄大还是年纪小的，不论是身体强健还是体弱带病的，大家坚信毛主席、党中央，坚信我们的解放战争必定胜利，全国一定要解放，没有一个人埋怨，没有一个人动摇。我们这批人真正是在为人民事业的奋斗中实现着自我价值，谁还去想什么个人的名利地位呢?西工团的同志们在这一段的成长是一个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