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袁牧之及吴印咸同志到达延安后，党非常重视，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面成立了电影团，由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同志亲自领导，并选派了李肃同志担作电影团的具体政治与行政工作。李肃同志是一位长征干部，曾参加过宁都起义。袁牧之同志负责艺术方面的工作。当时有6个人，只有袁牧之、吴印咸同志和我是搞过电影的。
　　到了延安不久，就碰上日寇飞机轰炸，电影团的住所被炸了，几个人差点给炸死，轰炸后，周总理及其他首长都来看我们，我们由衷地感激党的关怀。
　　我们开始准备拍摄《延安与八路军》，由牧之同志设计并编导，由吴印咸同志及我担任拍摄工作。这部片子反映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知识分子由国民党统治区，通过几道封锁线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经过学习，然后就分赴各战场参加工作；反映八路军的英勇战斗，及亲密无间的军民关系等等。第一个镜头是在陕西中部的黄帝陵开始拍摄的。那天恰好是1938年的10月1日。延安的部分拍完之后，1939年初，电影团分两路到敌后去拍片。吴印咸同志去平西(北京以西)妙峰山一带，我和牧之同志去晋东南及晋察冀一带。
　　在我们动身的前一二天，使我们终生难忘的是：毛主席于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我们，并请我们吃饭。被接见的有袁牧之，吴印咸和我等。席间毛主席亲切地询问了我们的工作情况，问我们准备拍什么片子，并关怀我们的生活。我们向主席汇报了工作情况，并说明今后由于敌人的封锁，材料来源困难。毛主席鼓励我们说。你们现在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能发挥你们的能力，但将来的工作是很多的。毛主席又说；现在拍长征就不可能，过几年你们就能拍了。毛主席的指示坚定了我们的信心，也使我们看到电影工作的广阔的前景。这些指示给我们印象很深，一直鼓舞着我们。
　　插入敌后往往要经过好多道封锁线，而且敌人扫荡频繁，常常一口气要跑几十里；最多的一次跑了140里。电影团有一次被敌人包围，当时有袁牧之、李肃和我，幸亏部队保护突围出来。1939年底，牧之同志带着已拍过的胶片先回延安。我则带了个通讯员径赴敌后拍地道战、地雷战、“百团大战”及官家垴战斗等，首长们爱护我们，不叫上火线去。但为了完成拍摄任务，一有战斗，我们还是上去拍，并跟着部队攻地堡，有的摄影记者还给我们拍了照片。
　　影片中需要一段敌后游击队活动的镜头，要到敌占区去拍。部队极力帮助，通知井陉地区游击队，再由游击队找到敌占区的维持会长，叫他给想办法，要是出了乱子就找他算帐。
　　一天夜里，我和通讯员化了装，由游击队的便衣同志带到这个维持会长的家里。这个维持会长照顾我们休息，在脱衣服时，他发现我身上带有手枪。在我睡觉时，他就与游击队的同志商量第二天活动的计划。维持会长怕出乱子，尤其怕碰到日本军队给抓去，有手枪就保不出来，那他就没法向我们的游击队交代。他们商量的结果，还是不带枪，这样就是被抓去，还能想办法要出来。
　　第二天一早，由维持会长带路，我们就出发了。井陉煤矿位于正太路上，我们准备在靠近铁路的地方拍游击队活动，背景是敌人火车疾驶而过。滹沱河上有农民用水磨来磨拜佛用的香，在这里碰到了日寇，但一下就过去了，没有出什么问题。我们找来找去找到一个晚上打信号用的炮楼，躲在里面从枪眼里等待拍摄。一直等到下午才拍到这个镜头。
　　当我们回来以后，游击队的便衣同志向队长汇报情况。队长还把他批评了一阵，认为不带枪很危险，有枪还可以在遇到敌人时，干一阵，否则就白白给弄去了。
　　部队处处给我们支持，千方百计地给予保护，像罗瑞卿将军，左权将军等首长，都给我们题过字，鼓励我们，在每次战斗结束后，都要问拍电影的同志怎么样。党从来都是关心电影的，关心它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也关心我们电影工作者的成长。
　　(选自《我们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