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38年两度在武汉、一度在安陆相处期间，我同星海大约合作过十几首歌曲，其中有《新中国》、《新时代的歌手》、《戏剧抗战》、《拓荒歌》、《纪念五一节》等等。歌词写得草率，不足以充分诱发作曲家的乐思，当时起点作用，唱过便了。
　　我同星海同志最后一次见面和合作，是在1939年春天的延安，写出《黄河大合唱》。那时我在晋西吕梁游击区山沟里堕马受伤，躺在担架上，村村转送，再次渡过黄河，被送到延安边区医院诊治。抗敌演剧第三队的同志们伴送我到延安。三队同志们是到延安学习和汇报的，他们需要新的上演节目。星海同志到医院来看我，也提议再来一次合作。3月间，我便把1938、39年两次渡河以及在黄河边上行军时的一些感受，原来打算要写一首题为《黄河吟》的长诗的，改写成《黄河大合唱》的歌词。当时我左臂肿胀，行动不灵，躺在病床上，口授给三队胡志涛同志笔录。五天写就后，记得是一个晚上，在西北旅社一间宽敞的窑洞里，请来了星海同志，开了个小小的朗诵会。我把歌词念给他和三队同志听，还谈了写作的动机和意图，作为星海作曲时的参考。他凝神听完后，忽地站起来把歌词一把抓在手上，说：“我有把握把它写好!”大家热烈地鼓掌欢呼，我们的喜悦和感激是不言可喻了。
　　我和演剧三队同志们2月间到达延安时，正值延安第一次生产运动高潮。星海同志每天随鲁艺师生上山开荒，手上也打了泡的。3月间，运动告一段落，他有了较充裕的时间，在他的小窑洞里，日以继夜地赶写起来。我还记得那山坡上的一排排小窑洞，鲁艺教师们的宿舍。星海的一间朴素而明朗，土炕上架着木床，他和夫人钱韵玲同志同住，临窗的小书桌，也架在炕上。星海就在这小桌上写出了他著名的两个大合唱，及其它许多佳作。他的工作毅力是惊人的，一并始写作就不愿休息，偶尔斜躺在小床上抱头沉吟一下，忽地又起来振笔直书下去。他的头脑里仿佛有无尽的乐语的泉源，刷刷地迸流出来，就使他经常处在一处兴奋的无法自抑的精神状态中。他爱吃糖果，当时延安买不着糖果，他要我买两斤白糖送给他。白糖放在桌上，写几句便抓一把送进嘴里，于是一转瞬间，糖水便转化为美妙的乐句了。
　　演出的日子迫近了，我们一方面希望他快写，一方面又耽心他的身体，因为他在连续地熬夜。每天早上，我们派田冲、邬析零同志去小心地探问他昨夜的成果。他俩从不空手而回。星海是那样地虚心，一定要关心我对每一支曲子的意见，并且豪爽地授权给我们：“可以随便地改。”自然，我们不会那样狂妄的，象我们最喜欢的曲子，如《黄河船夫曲》、《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等，感到它的气势磅礴，比我们料想的要雄伟得多，便马上交给全队练唱。其它的曲子，有时我们提出个别的意见，他往往毫不迟疑地修改，其中《黄河颂》、《黄河怨》两个独唱曲，我们挑剔较多，他立即全部推翻，第二天便交出了新稿。第二稿的《黄河颂》，试唱后还希望修改个别乐句，哪知他又撕掉重写，第三天看到的，又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令人叹服的第三稿!这就是星海!这就是他那十分顽强的精益求精、日新又新的精神!同时，这也是他对群众、对战友的高度信赖，使我们感惭交加。象这个大合唱包括的8首歌曲的各种曲式，如哪一首用独唱或齐唱、对唱、轮唱、合唱等，原是我凭着外行人的主观设想提供参考，事后想来并不完全恰当的，当时星海也完全迁就。他的创造的才能，可以突破各种局限，可以克服各种困难。延安当时缺乏西洋乐器，为《黄河大合唱》写伴奏，他就利用当时当地所能找到的各种乐器，提琴、二胡、三弦、笛子、军号、大鼓等等一齐来，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巧妙地互相搭配，创造了中西合璧而富于民族色彩的伴奏音乐。这是一个重大的创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当时在延安听过演唱的同志们，想必记得那压轴之作《怒吼吧!黄河》演唱临近结束的时候，那一阵阵震撼人心的军号和大鼓声，何等地突出并强化了歌曲的内容，使人顿时热血沸腾，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星海以六天时间的日夜突击，写完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曲调，又经过一个星期，一面参加生产劳动及其它活动，一面写完了它的全部伴奏音乐。几天以后，在鲁艺音乐系的协助下，由抗敌演剧第三队上演于陕北公学大礼堂。演出是很成功的，受到延安听众的热烈赞赏。虽然合唱队不到30人，乐队也不过30人左右(乐队大部分是鲁艺音乐系的同志)，虽然第三队的演唱技术是不高的，但大家有亲切的生活体验和饱满的热情，曾经在黄河边上战斗过来的，他们熟悉创作的过程，善于传达创作意图；更重要的是，这次演出一直是在星海直接教导和主持之下进行的。
　　我没能听到稍后由星海亲自组织并亲自指挥的，有500人左右参加演唱的《黄河大合唱》声势浩大的演出，那时我已离开延安易地治疗了。1944年昆明学生运动高潮中演出这个大合唱，1946年北平进步青年组织的星海合唱团为怀念星海而举行的演唱，我都曾躬逢其盛。这两次演出，都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破坏，洋溢着战斗的激情。
　　《黄河大合唱》歌颂了我们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抗日军民的游击战争，歌唱了“万山丛中”“青纱帐里”的游击战士，歌唱了“在黄河两岸……星罗棋布，散布在敌人后面”的游击兵团、野战兵团，歌唱了我国抗日军民乘风破浪的雄姿，歌唱了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坚强的气概，歌唱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新中国已经破晓”，并且“向着全中国受难的人民”“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这一切经过作曲家音乐形象的再创造和音乐艺术上光华四射的渲染，赋予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它歌颂什么，反对什么，凡是有正常听觉的人，应当是不难理解的。固然歌词还有不少缺点，但是星海同志艺术上的贡献是不朽的。
　　同聂耳一样，星海无疑地是我国无产阶级音乐艺术的先驱者，是我国伟大的作曲家，人民的艺术家。他那样热爱党，热爱群众，热爱劳动，他的心那样贴近人民，这就使得他有了无穷的力量和气魄，也使得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口上心上。他的歌曲，是革命的民族气派的产物。他准确地表现了我国人民大革命胜利前夜的时代精神，豪强多彩而勇于创造。同聂耳一样，他死得太早。他已经为他所热爱的人民尽了最大最好的努力。中国人民将永远含着眼泪感激他。
　　(选自张光年：《风雨文谈》第251页—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