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38年在国立艺专绘画系预科毕业以后，决心放弃继续升学的机会，而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来。从湘西到北方，最后自西安起经过八百里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延安，进入我所向往的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
　　当时鲁艺校址，在延安城北门外西山坡上的窑洞里，后来又在下面盖了一些简单的平房。没有什么教具和设备，条件比较艰苦。它是革命队伍中培养文艺干部的第一个高等艺术学府。其中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个系。头两期都是三个月毕业，实际上是一个短期训练班。我只知道沙可夫同志担任副院长，沃渣同志是美术系主任，陈铁耕、胡一川、马达、王曼硕、丁里等同志是教师。我所在的美术系(第二期)共有三十几个学员，有一部分是从全国许多美术院校来的大、中学生。另一部分是业余的青年美术爱好者。其中有好几位女同学。我们吃的是小米，住的是窑洞，穿的是草鞋布衣。此外，每人有一个马扎和一块画板。各人的膝盖就是自己的书桌。我们在这样的条件下，过着紧张而愉快的学习生活。同学们天天都在严肃认真地学习革命的理论，从而大大提高了各人的思想水平。我也同样感到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一定的收获。这为我后来长期的革命生涯打下了一个基础。当时，我作为一个学员，被同学们推选为学习组长，我的任务仅仅是通知上课、开会、或者安排由系主任决定的某些工作而已。说实在的，当时我以饱满的热情、尽力为大家跑腿。
　　党在六届六中全会时，号召人们到抗日最前线去。这时我们正在结业等待分配。很多同学热烈响应，要求到敌人后方去。正是这个时候，以胡一川同志为团长组成了一个“鲁艺木刻工作团”，其成员有罗工柳、华山和我四个人。我参加木刻工作团以后，深深地感到我在今后真正要走的艺术道路，已经展现在自己的眼前。须要立志一辈子工作下去，即使道路是坎坷不平的，生活是茹苦含辛的，也应该把生命交付予它。我认为是有意义的，也是值得的。在我过去和现在的思想底层里，都把它作为力的因素埋藏着。
　　1938年一个寒冬的星期天，延安遭到日本法西斯飞机的狂轰滥炸，有一些同志受到伤亡。我在北门里看见两个手挽着手的女青年，倒伏在血泊中，我久久地站在她们的身旁。说不出自己当时的复杂心情，留下的印象：她们是多好的人啊!
　　几天以后，我们鲁艺木刻工作团带着全国版画家的作品，随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晋东南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去的还有鲁艺各系的一部分同学们。单以美术系而言，有杨角、张晓非、黄山定、邹雅、杨筠、古达等同志。杨角、张晓非夫妇在晋东南鲁艺分校，长期担任美术教学和负责工作，其他同志均先后参加鲁艺木刻工作团或木刻工场工作。鲁艺木刻工作团的同志们，在前方频繁艰苦的战斗生活里，在日寇“三光政策”下，尚能刻出很多作品，其中不免有些粗糙和幼稚之感。须知这是多么的不易。许多作品后来由胡一川带回延安鲁艺展览，遗憾的是，据说受到美术系某名家的蔑视和讽刺。但它真正的意义正如当时彭德怀副总司令给木刻工作团同志们的信里所说的：“这次你们的勇敢尝试可以说是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成功，……。”又如陆定一同志在他1940年3月8日的《艺术工作的方向》一文中提到的：“鲁艺木刻工作团，在年画得到重大收获后，正在准备出版木刻画报，及木刻彩色连环画。这是非常好的。我们一定全力帮助。”这些切实际的评语，对工作团的同志是有力的鼓励和鞭策。
　　鲁艺木刻工作团的同志们，在当时形势支配下，先后受命返回延安鲁艺了。我回到鲁艺是1943年初，这时鲁艺早已迁到桥儿沟。我在返回的漫长旅途上，一直都在思考着，应该利用这个难得的良机，总结一下在前方几年的工作经验，认真学习一些东西，以备在版画艺术创作上，开始学习搞点作品。
　　回到延安鲁艺美术系，先后担任研究员、教员。前者是学习性质的，心里感到踏实；后者是教人的性质，实在是感到惶恐。事实上，名不符实，我没有能力去给同学们多少帮助。到鲁艺后，反而没有认真总结自己工作和学习的经验。当时我尽可能利用学习、生产、工作之余的时间从事创作。在组织上和同志们的关心下刻出一批木刻画。如《当敌人搜山的时候》、《不让敌人抢走粮食》、《来了亲人八路军》、《奋勇突击》、《农民诊疗所》、《冬学》等独幅木刻。还为华山同志的《狼牙山五壮士》一书，刻出一套连环木刻。1945年春节，又刻了几幅新年画。这些作品和其它同志们的作品一起，经周恩来副主席带往重庆，有些先后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或者展出。
　　1945年春节展出的鲁艺新年画，是在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又一次组织起来的创作活动。那些新年画是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但是，在形式上一般都是摹拟年画中已有的格式。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我参加华北文艺工作队离开了延安。在临行前拍下几张团体照，以资纪念。
　　(选自《延安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