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美术的军队
　　1937年秋，在我们快到陕北的路上，一些村镇住满了彭副总司令率领的开往抗日前线的八路军。我们每进一村，射入眼睑的首先是满墙的标语、漫画。记得其中一幅是：一个袖口上写着“中国”的大拳头，把个小日本打得脚板朝天。
　　军队走一路，这可视的精神食粮留一路。
　　我们参观了连队的“救亡室”(即红军时期的“列宁室”)。这是俱乐部，也是连队各种活动中心。都是找的村里又大又好的房子，里面布置得既整齐又热闹。连顶棚上都垂挂着红绿纸做的彩链。墙上的壁报中还有漫画。正面并列贴着两幅大的领袖像——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使人一看，肃然起敬。
　　八路军在这些村镇只是路过，但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还把“救亡室”布置得那么丰富多彩，严肃活泼。这支革命军队时刻注意精神武装，而美术、则是武器之一。
　　在剧团工作过的几位美术家
　　这里所谈的，只是“人民抗日剧社”(后更名为“抗战剧团”)。这个剧团是红军长征到陕北后由中央直属、延安主要的一个剧团。(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有一篇专访这个剧团的文章。)当时“鲁艺”尚未成立，先到延安的艺术人才，有的就分配到这个剧团。
　　进步木刻家温涛，是1936年冬来的。他到延安后的创作中，有一幅毛主席像，(是根据斯诺拍的那幅照片刻的。)这可能是最早的一幅主席木刻像了。
　　温涛多才多艺，音乐舞蹈都很擅长，他是剧团这方面的教师，斯诺在《访温涛》一文中称他为“百艺通”。
　　现任广州美院院长的胡一川同志，到延安之前就是著名的左翼木刻家。他于1937年秋到延安。初来剧团时还和我们睡在一条大炕上。我们亲切地叫他“胡教员”。他的作品当时在延安的窑洞里、城门洞里、大街上到处张贴着。1938年春，剧团开赴国统区一带工作时，走到哪里，胡一川同志的木刻就出现在哪里。他随身带着木刻刀。这时刻过《组织起来》、《打倒汉奸》、《送公粮》等。这位革命的木刻家就在我们这个八路军剧团，同志们都引以为荣。
　　胡一川同志唱歌唱得好，一路行军一路歌。他唱《马赛曲》是用法文，声音雄壮嘹亮，尤为动听。我们一伙小鬼跟在他后头，写意式地学唱，把行军的疲劳全忘了。这对小同志真是很好的革命乐观主义教育。
　　现任辽宁省政府秘书长的施展同志，原是上海美专学生，1938年春来剧团，任教育科长。每到一地，他首先忙起来，一口气画出许多“海报”，上面除了文字外，还画上抗日剧目中的人物，或是男女老少观众的笑脸。这种带画的“海报”一贴出去，马上就吸引了观众。
　　施展同志每次画海报，我都自动帮他打杂，立一旁，百看不厌。他和胡一川同志是我的启蒙老师。他俩是38年秋后先后离开剧团去鲁艺的。
　　剧团的一些美术活动
　　写标语，是多年坚持的老传统。有时也在墙上画几笔简单的漫画，工具是麻捆的刷子和锅底黑或石灰。每到宿营地，就去掏老乡家的锅底，第二天，写标语的同志走得早，到得也晚。走走写写画画，反倒累得不厉害。
　　其它的美术活动就时有时无了。给劳动模范、自卫军英雄画像，在没有照像机的条件下，画个钢笔像，对被画者本人和看画的群众来说，都是很大的鼓舞。有一次，我们把对顽固派作站屡立战功的一个区的自卫军模范人物都画了出来，整版贴出。开戏之前，老乡全涌来看，大家用敬慕的眼光看看画像又看看本人。
　　有一次，大概是遇上“五一”国际劳动节吧，当地政府拿来些白洋布，要我们画马、恩、列、斯、毛的像。杂凑了各种性质的颜色，包括染料来画，真是“初生牛犊不畏虎”。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画大幅领袖像，画的是不像样子，但戏台上方挂满了一排，增添了节日气氛。观众都仰头端详这些无产阶级领袖的像，情绪格外高涨。
　　剧团内部的壁报上也常有画稿，有时还整版是画，活跃了团内生活。我画的一套团史组画。被选送参加了“延安儿童画展”，这大概是延安唯一的一次儿童画展。记得时间是一九四一年四月四日开幕，这一天是当时的儿童节。地点在大砭沟沟口的平房里，作品主要是保育小学学生的图画作业。
　　剧团美术组的同志有时还被抽调去参加各种展览会的筹备工作。那时展览会照片少，许多事迹都靠画来反映，所以，各种展览会都有点象“美展”。有一次边区政府举办生产展览会，边区文化协会是一个工作点。当时任西北美术工作委员会主任的施展同志领着大伙夜战。窑洞里往常的小油灯换成了汽灯，每人还发了难得的夜餐馒头。作为一个美术学徒，能有这样好的画画机会，真是兴奋极了，到天亮都不觉困。不过，其间也有扫兴的时候，由来是这样的：棉衣是两年一套，剧团小同志特别费。我的袖口都磨短了，掉着布条条。画画前把布条一一挽好，搞成“紧袖口”。画着画着布条开了。当颜色还没干时，不小心胳膊一抬，就把画面弄花了，十分泄气。所以施展同志不断提醒：“李琦，注意你的‘扫荡袖’!”
　　艰苦的学画条件
　　就连延安手工制的粗糙马兰草纸，剧团业余美术组成员每人每月也只能领到两张。我把它尽量裁成小块练习速写，每块纸可画四次，先用钢笔在正面画过，再用蘸水笔或用自制木炭条另画一次，好在纸质厚。若是搞到一张白纸，就细心收起，留作重要用场。
　　没有老师，就跟在鲁艺师生屁股后面瞧他们怎样写生；没有教材就老跑着去看鲁艺的画展和壁报上的漫画。连鲁艺礼堂挂的马、恩、列、斯、毛领袖画像都一一临摹过。这是一九三九年和四一年其间，有段时间剧团也住在桥儿沟的情况。这种有利条件并不多，因为剧团大部分时间是要巡回演出的。在地广人稀的陕甘宁边区，常是要整天整天地行军，画画时间更少了。走路，是可以学字的。早晨出发前，班长便送来几个字条，有的同志把字条挂在前面同志的背包上，边走边学。可是想练习画画呢?难了，只有利用每走十里吹哨子休息的十来分钟。常是拣起树枝在地上画身边同志的休息状态。碰上来驮戏箱的毛驴多时，小同志不但可以不背背包，反而可以坐在驮子上。毛驴走路稳，我在上头画速写。正面骑，画前面行列的人或毛驴；倒着骑，画迎面来的；侧着骑，则可速写两边远处风景。
　　说起节约时间来，还见过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有一天，我到石鲁同志住的窑洞，见他正伏在靠窗户的桌子上刻木刻。忽然，在窑洞后部，他的出生没几月的儿子哭起来了。石鲁告诉我不必去理。然后他用脚把系在桌子腿上的一根绳子动来动去，孩子就渐渐不哭了。原来他把孩子放在一个筐里，把筐吊在窑洞后部的梁上，那里又暗又暖，孩子好睡觉。从筐上再拉一根长绳到桌子腿上，孩子一哭，就用脚动动绳子，不耽误手里的工作。这是四四年的事。这时，剧团已经合并，改编为“西北文艺工作团”，石鲁同志是这个团的美术组组长。成员有刘迅、程士名等同志和我。这时的美术组是正式编制。
　　有一天，石鲁同志说我应该练练基本功，说着就到窑洞外铲来土和泥，一上午制作出一个“切面像”。晒干后刷上石灰，然后教我画素描。这是我头一次画的“石膏教具”。
　　困难条件下出智慧，看来这是条真理。
　　(选自《延安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