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1月间，年仅19岁的原甘肃地下共产党党员张克勤，被康生亲自出马，打成特务。当然，这件事情是有起因的，起因应从同年夏季开始的审干工作说起。
　　1942年夏天，在王实味及“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定案的前後，中央在成立整风运动总学委会的基础上，又成立了“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审查干部，本来是共产党内的例行工作，其目的有二：一是了解每位干部的优缺点，以备组织部门和上级领导提拔干部时参考，做到人尽其才；二是清除党内的“坏份子”和“阶级异己份子”，即所谓的反奸肅特。这项工作通常情况下是由各级党委的组织部进行，但由於自从抗战以来，共产党员人数的迅速增加和革命阵营势力的不断壮大，以往例行公事式的审干工作又基本停顿，或流於形式，所以决定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开展审干运动”。为了使整风和审干能够在统一步调下协调运作，中央任命康生为审查干部委员会主委，陈云、彭真、高岗三人为委员。这样，在康生的直接指挥下，延安各机关、学校、工厂、团体内部迅速展开了审查干部运动，这场运动的具体要求是所有各单位的干部都要联系王实味的思想言行，向组织写出自传、简历和思想汇报。审查委员会还特别规定了撰写干部自传的规则标准。合乎标准的自传应该包括下面五部份内容：
　　(一)自我概述。这一部份要求撰写自传者必须交待自己的年龄、出生年月、出生地点、籍贯、住址、专业知识和特长、嗜好、兴趣、性格，以及配偶姓名。以上要求与我们一般填写的人事表格没有不同，比较特别的内容是还必须说明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无疾病、负伤或残废等情况。更重要的是下列三点要求：第一，必须交待阶级出身；第二，必须交待自己和配偶的思想文化水平，看过什么关於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书籍；第三，必须交待自己用过的真名、代名、别号，并要交待改名的原因、使用经过，以及有谁知道。
　　(二)政治文化年谱。这一部份要求写出各自的学历、履历、政治革命经验，以及所受奖惩情况。撰写者必须分项按年月叙述，不得加以任何省略，并且必须附上每段时期的证明人。这一部份可以说是个人年谱，其中学历一项包括党内外所受各种训练和教育；履历包括所有从事过的职业以及更换工作的原因；政治经验栏，要列举所有参加过的社会政治团体，包括会道、教门、结拜等等；而革命经验栏则要详列入党後所担任的每项工作，以及所有作战、负伤、被俘、出狱、离职和失去组织关系等经过。此外，传主不仅要详述自己家庭的内部变化，而且必须详列所交朋友以及所认识的同学和同事的姓名，并交待自己在国内外有重大政治变化时的想法和行动。
　　(三)家庭情况与社会关系。这里家庭情形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要写清家乡环境、家庭人口、家庭经济情况，以及本人与家庭的关系等四个项目；二要写清家乡的交通、文教、政治、民情、党派活动和风俗习惯，倘若传主的家曾迁移过，还必须说明每次迁移的理由。家庭人口栏则必须列举所有亲人的姓名、职业、社会地位、政治背景、政治思想和活动，以及他们对共产党和对革命的态度；同时还要说明家人和自己的各种关系，所给予自己的影响。经济状况一项则指家庭的各种产业收入和历年来的变动，以及生活水准。在本人与家庭关系一栏，则要说明目前和家里维持何种关系，有无金钱来往等等。至於社会关系这一方面，所包括的内容基本上和家庭方面相同，只不过对象由家中至亲变为一般亲友和同事而已；另一个差异则是必须列举所到过的地方以及任何可供革命斗争所需要运用的社会关系。
　　(四)个人自传与思想变化。这部份是针对年谱中的自传部份作详尽的交待。如年谱中有学历和履历两项，这里则必须详细说明每次求学和参加每项工作心理变化，以及每段时期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看法。年谱中还有列举所参加过的社会和政治团体一项，这里更要求每一个撰写者尽可能地详述这些社会和政治团体的历史、性质、背景和主要人事，以及自己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至於革命经验一项，以前只是年表而已，这里要求讲述加入共产党之后的各种活动，并交待入党时的详情，当时对时局和国民党的认识，为何决定加入共产党，自己和介绍人之间是何关系，在每段工作期间有哪些同事，上级领导是谁。再比如年谱中有奖惩一项，这里必须交待被处分的详情，以及自己的反应。在这一部份中，组织机关特别重视被俘、脱离工作岗位和失去组织联系等细节的交待，传主必须说明事情的原因、经过、对自己思想的影响，以及各项事件的证明人。此外，还要交待出狱、恢复工作和重新建立组织联系的详情。
　　(五)党性检讨。这部份要求撰写者详细检讨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在思想意识、言论、行动、工作态度，以及待人接物各方面的表现。假如以前传主作过类似检讨，则在这里必须加以择要复述，并说明当时上级的评论，以及自己的反应。①具体要求如下：
　　思想意识方面：入伍入党以後是否时时计较个人利益、患得患失或者假公济私，借党的工作以达到某种个人目的和打击别人报私仇，对革命前途有没有信心，是否曾经动摇过?战斗中是否怕死?平时爱不爱出风头?有无逞能夺功、包办、想家、想老婆等念头?
　　言论方面：说过些什么不应该说的话。如泄露党内机密等，再如当面不说背後乱说，道人长短、议论上级、不通过组织提意见，有时怕得罪人，该说的不说，甚至听到反动言论也不驳斥，对群众不鼓动宣传等。
　　工作态度方面：如计较个人得失和地位，不愿作技术工作，不愿作埋头苦干的工作，不愿作作机关工作，不愿作事务工作，怕麻烦，做工作讲价钱，工作随便不认真，计划得过且过，敷衍了事，工作消极等。
　　日常生活方面：如好享受，图舒服，计较生活，待遇上与别人比高低，不吃苦耐劳，不愿作艰苦努力，贪污腐化等。
　　接人待物方面：是否能团结同人，闹过意见没有?为什么?②
　　从以上这些详细规则看，审干运动的初衷主要是让凡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的人，都要去掉个人小我，将自己的思想意识、言论行为统统纳入革命斗争的大集体中。因为这是一种思想、态度、立场的根本转变，所以为了使这一转变达到尽可能的彻底性，负责整风审干的机关又规定以下三点：第一，党员和干部必须根据整风文件所提示的分析方法和批评范畴来进行反省工作；第二，学习整风文件时还要活学活用，联系实际，特别要联系过去党史上的错误路线给党和革命工作带来的危害；第三，更主要的是学习整风文件，联系自己的实际，特别是要看每个人说的和自己写的自传是否一致。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反省不是个人单独反省，而是在同单位其他党员干部的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由本单位领导或上级单位领导主持，并要使在场的其他人都满意。否则，自传也要重写，反省也要重新进行，直到别人满意为止。
　　这样每一个党员和干部都要反复写自传，都要反复反省，而审查人员又都要反复审阅每一份自传，反复听取和评定每一个人的反省汇报，审干工作一下子变得特别忙碌，任务也特别艰巨起来。为了减轻审干人员的负担，审干领导机关决定，审查工作的细致与否，还要因人而异，对真正的“问题人物”，当然要不厌其烦要求重写和交待，而对一般党员和干部，则过得去即可。那么哪些人属於问题人物呢?
　　1．凡由国民党统治区自动来边区或各根据地参加工作的人；
　　2．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或在敌伪机关部队供过职的人；
　　3．被敌伪机关逮捕後释放而释放经过又未考查清楚的人；
　　4．家在敌伪统治区又经常回家或家中常有人来往，且过往甚密者；
　　5．金钱来历不明、男女关系作风不正常、好打听秘密、偷看文件的人；
　　6．由下级政权机关送来的杂务人员，未经审查，便留在机关学校工作者；
　　7．由敌伪统治区迁往根据地或由敌伪统治区出来在根据地从事商贸活动的人；
　　8．自动来边区或各根据地工作的人。
　　以上几种人中，有下列情事者，尤为审查重点：
　　1．工作异常积极，而且根据其对工作的认真程度有不合常理的现象或金钱来历不明的人；
　　2．一贯破坏上级威信、挑拨离间同事关系、小组织活动频繁、泄露党的机密和偷看文件的人；
　　3．从检查邮政信件或从来往友人口中获知有奸细嫌疑的人；
　　4．被敌伪机关逮捕後释放出来的人，其情节经证明不符者；
　　5．有其他嫌疑者。
　　从以上这些标准来看，这次审干的广度、深度、强度以及严格程度都与以往的审查干部有所不同。特别是认定“问题人物”的标准相当宽泛，只要有一点点小问题，就可能立刻受到同事、首长、组织机关和保安机关的严格调查。这样被调查的人数过多，审查又过於严格，小事变成大事、大事变成了不得的事的现象便难免发生。张克勤事件的发生，即由此而来。
　　审干工作开展一个时期後，个人向单位汇报，单位又向上一级领导机关汇报，最後都集中在康生领导的审干委员会和社会调查部。汇报材料各式各样，有些甚至离奇古怪。大概将近这年11月份的时候，各级汇报材料里边的“特务”、“叛徒”、“反革命”等词语概念不断出现并多了起来。其中，从鲁艺转来的一份材料这样写道：“我们一起来延安的三个人，张克勤是受派遣来搞特务活动的……”③
　　康生见到这份材料，如获至宝，马上派人将张克勤看管起来。
　　张克勤於1936年10月在西安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战争爆发後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到兰州做地下工作，1937年在兰州入党。1939年6月因被敌人怀疑，经中共甘肃工委和中央代表林伯渠同意调到延安入社会部下属的西北公学进行学习深造。张到延安後，国民党特务抓了他的父亲樊执一和妻子朱方兰，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被捕後叛变。1942年整风期间，延安保健药社接到李炬寄给张克勤的一份国民党刊物——《中央周刊》。据张克勤回忆分析，李炬可能是和他妻子鬼混过的特务。另外，西安三青团的报纸曾经刊登过一批自首人员的名单，第一个名字便是张克勤。这时，延安鲁艺又转来一份检举张克勤是特务的材料。
　　张克勤为人聪明、活泼，爱提意见，这时又有这么多的嫌疑，康生自然要拿他开刀了。
　　在汪东兴办公的窑洞里，西北公学的审干人员开始了对张克勤的审问。李逸民(时任社会部下属西北公学副校长)回忆说，参加审问的有吴德、汪东兴、王涛江、毛诚等人。审问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
　　“你是怎样来延安的?”这是我们向张克勤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张把自己来延安的经过详细地作了一番介绍。“你来延安干什么?”我们又向他提出了问题。张克勤笑了笑说：“我是由甘肃党组织的介绍来延安学习革命理论的，这方面我都有介绍信。”“你知道你自己的问题吗?已经有人揭发你来延安是搞特务的!”这个问题一提出，张克勤大吃一惊，但是很快冷静下来，苦笑著说：“我来的手续很清楚，决没有这个问题!”
　　谈话僵住了，我们又问他家庭情况，他说母亲是个家庭妇女，父亲是个名中医，常给别人看病，家里主要靠父亲给人看病收入……“都给什麽人看病?”我们问。“什么人都看，有时也给一些国民党官员看病。”他说。我们几个同志交换了一下眼光，觉得这倒是开始入门了，於是就追问他父亲和这些官员什么关系，但张一口咬定，就是看看病。
　　一根蜡烛点完了，却毫无结果，我们让张下去之後，研究一下下一步怎麽搞，汪东兴同志认为，根据他在根据地搞保卫工作的经验，应该连续搞下去，我们觉得这办法不错。
　　第二天接著审查，追问他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他父亲与国民党官员的关系。他一口咬定没有别的关系。问题越提越多，开始张克勤还较镇静，可是越谈他就越应付不了。我们几个人轮流地休息，吴德、汪东兴他们一班，我和王涛江、毛诚一班。到第三天天快亮时，蜡烛也用完了。但张还未交代，我建议休息一下，给李克农同志打了个电话?李说：“这时候已是关键时刻，你们怎么能休息呢?我也还没休息嘛!没有蜡烛，我让总务处给你们送一箱去。”一会儿，蜡烛果然送来了，我们只好继续搞下去。
　　到了凌晨5点，张渐渐支持不住，表示愿意“坦白”。“好吧!你只要好好交代，可以重新做人嘛!”我们对他说。於是张交代了以下情况：其父在给一个国民党大官看病的时候，经那个官介绍，参加了国民党，并且参加了特务组织，因为父亲的关系，自己也就加入了特务组织。僵局终於打破了，我们都很高兴。
　　我们又问他来延安干什麽。他说自己来延安就是受特务组织的派遣，专门来搜集八路军和共产党的军事、政治情报的，说得有鼻子有眼。“你的党组织关系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又问他，他说：“甘肃地下党就是打著红旗反红旗的，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当时张还哭了一场。
　　口头交代完了，我们又让他写成书面材料，他一口气就写了出来。这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赶忙向李克农同志汇报，他很高兴。④
　　第二天，康生便在八路军大礼堂亲自主持召开了张克勤坦白大会。开会那天，延安各机关、学校的代表们带著几分好奇、还有几分胆怯汇聚在一起，如潮水般涌进了礼堂。会议开始，康生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蹬一双长筒马靴，大摇大摆地踏上主席台，简短的开场白之後，他便指著张克勤说：我们在西北公学挖出了一个隐藏很深的特务，叫张克勤，他父亲就是特务，大家说，他能不是特务吗?读者可能觉得逻辑不通，其实这就是康生铸就的铁的逻辑。他将那么多的人打成特务，几乎都用的是这种逻辑。他在整人的时候，动不动就拍著胸膛说：“看那个样子就像个特务。”“XX人要不是特务我把康字颠倒写。”甚至给一位女同志下了这样一条海外奇谈式的结论：“你长得那么漂亮，你不当特务，谁当特务?”⑤这种主观臆断荒诞不经信口雌黄的诬陷在康生那里就像魔术师甩扑克牌那么简单，那么容易，而扔在被整的人身上，便成为一口巨大的黑锅，它使人喘不过气。甚至会被压死、闷死。
　　在这天的会上，亮出他自己获得专利的“铁逻辑”之後，康生将金丝边眼镜一推，用阴阳怪气的音调说：“你张克勤肯定是特务，要不，我康生敢拿二十年党龄做保证!”⑥
　　这样一个大人物，在张克勤心中，哪怕是自己19岁的全部生命，也抵不了他一年的党龄，更何况是二十年呢!权势者的威力，一旦和荒淫无耻结为联盟，那淫威足以使白的、红的霎那间变得漆黑一团。张克勤无言以对，只得装出一副老老实实的样子，将自己五年多的革命史，说成是打著红旗反红旗的特务史。他痛哭流涕地交待说：国民党对我们在白区的地下党实行“红旗政策”，即用特务、内奸搞假共产党。甘肃地下党就是“红旗党”，而且说他本人就是一个被发展的特务。
　　另据有人回忆说，张克勤根据自己阅读过的许多侦探小说，编造了一大篇非常完整的故事，故事的主要内容有：他如何在进步活动中被敌人发展为特务成员，如何又以表面的进步参加了假共产党，如何受敌人派遣来延安搞特务活动等等。最後还说明他的行为是受骗上当，陷入了泥坑，他非常感谢组织在关键时刻对自己的挽救，并表示决心重新做人。
　　当张克勤悲痛地哭泣著叙述完自己的故事之後，所有与会者都被他那生动而深情的演说感动了。当即就有不少人向组织坦白了自己是特务，并请求组织上帮助他们重新做人。
　　这天晚上，康生又指定人负责要张克勤交待有什么人和自己联系。张克勤一下子毫不为难且毫无保留地交待出了十几个人，其中就有鲁艺那位揭发他自己是特务的人。
　　而据师哲回忆说，张克勤是“特务”这件事，谢老(谢觉哉)并不相信，因为他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担任领导工作时，同张克勤的父亲有过接触，了解此人是比较进步的。但由於康生处在反奸运动中的权威地位，谢老对他也无可奈何。
　　张克勤交代以後，不仅在本单位作典型发言，还让他到别的单位讲，到根据地讲。讲的内容除了交代的外，还有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这下子人们的头脑就热起来了，各单位都在千方百计地找自己的典型。
　　谁都难以相信：张克勤因此而吃上了小竈，并擢升为副科长。这真是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他成了坦白的“典型”了。他周游遍了延安大大小小的机关学校，现身说法，为所有打成特务和未被打成特务的知识份子、文化人树立起一个“坦白光荣”的榜样。
　　接著，康生便借用这个案件大作文章，认为这是审干工作的一大突破。於是他将此情况一面抄送中央，一面以此为资本，到处宣扬说，“红旗政策”是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对共产党实行内奸政策的新策略，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靠不住，必须“重新估计”。请看他在一个干部训练班的讲演：
　　张克勤案件使我们对国民党的特务政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对大後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对延安的特务份子数量得到一个解答，使我们的右倾思想有了一个触动。⑦
　　随即，他领导的社会部和保卫机关工作人员在延安各机关内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查，把来自甘肃、河南、湖北、四川、陕四、湖南等地下党的一些他认为可疑的人，捕押起来，审问逼供，如四川工委书记邹凤平、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实，河南省委书记王志杰、张维桢，组织部长危拱之，宣传部长郭晓棠等。并将曾在甘肃工委工作过、当时已分散到各地工作的近40人先後押到延安受审，一些地下中共党员的家属和两三岁的小孩也随著大人被关押。同时，康生抓住一些未经调查核实的案件或一些人的口供，大肆渲染，造谣惑众，一步一步地把整风运动引向了所谓肃清反革命、肃清内奸特务的斗争。
　　当张克勤的案件被搞定之後，整风运动就逐渐地被引上了康生设计好的轨道。1942年夏季，康生对他提出的“整风=审干=肃反”三位一体公式还作过另一种表述，这就是“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肃反必然转入抢救，抢救不成而自救”。
　　这句话看上去是一种预测，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精心的设计。他要惩治所有的人，只要他说谁有问题，即使搞不出任何事实，也让其“自救”，永远没有完。
　　1942年12月，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关於锄奸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大肆宣传“延安特务如麻”，说什么“一种特务是打进来的，如戴笠派来的特务”(实际上这批人一道延安，便有人主动交待，并迅速查清，当时称为“戴案”)；“一种是拉出去的，即在我们队伍里发展他们的人做特务工作”。
　　1942年到1943年之际，抗日战争形势和国内局势均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共产党、八路军在几年的抗战中，力量渐渐壮大起来。国民党蒋介石想把抗战胜利的赌注押在外国人的援助上，而在暗地里又想和日本人媾和，於是便将大批精锐部队从前方撤下来，部署在陕甘宁边区南面韩城、宜川、大荔沿线，并扬言“因中共不听话”，要全面进攻陕甘宁边区。这样，他们便可既保存实力，又虎视眈眈，居高临下地控制共产党势力的发展。
　　1943年4月初，驻守在陕西的胡宗南与延安方面协商：他将派代表胡公冕(胡原为红军军长，後投向国民党)到延安进行访问。康生抓住这个机会，假借防止边区内部特务与胡公冕来往里应外合颠覆边区政府的名义，亲自批准保安机关，於4月1日晚上一夜之间在延安抓了二百多个“嫌疑份子”。与此同时，在中共直属机关也抓了不少“嫌疑份子”。将这些“嫌疑份子”抓起以後，康生在中央大礼党向中央直属机关作了动员报告，公开宣布延安已逮捕了二百多人。听到这一消息，不少干部吓得面色苍白，茫然失神。然而康生却得意地说：这叫“秘密突破”。
　　但在红色政权的首府，一下子就捕获这么多的“特务”，人们的心理猛地失去了平衡，群众根本接受不了，有的人当面向康生提出，“捕人证据不足”。
　　康生蛮横地说：“先抓起来再说，正因为不清楚，才关起来审问，审问是为了弄清问题。”⑧
　　身为共产党保安机关的最高长官，竟以这样毫无法律常识的语言来作大肆捕人的注解!
　　此时，人们还记忆犹新的康生所谓“整风必须转入审干，审干必须转入肃反”的那条预言性指令，已经开始全面实施了。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於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
　　《决定》说：
　　一年的经验证明：整风不但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办法，而且是发现内奸和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凡整风尚未深入的地方，不但干部的错误思想尚未纠正，内奸问题也不曾引起注意。
　　《决定》强调说：
　　纠正错误思想与肃清内奸份子，是在整风过程中互相联系著，但在性质上又互相区别，绝对不能混同的两件事。因此，在进行程序上，在各地整风的初期与中期，除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应十分注意外，在公开号召中，必须绝对不提审查干部与肃清内奸的任务，只提纠正错误思想与检查工作的任务，否则，不但干部的错误思想难於纠正，内奸亦不能发现与肃清。
　　4月9日和12日，在延安分别召开了中直、军直和陕甘宁边区系统各机关两万多人的干部大会。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会上作了《特务活动和中央对特务的方针》的报告，号召“误入歧途者”坦白交待，同时警告说，宽大政策的反面就是无情的镇压，不愿坦白的人是在走一种自己灭绝的死路。会上还由张克勤作了坦白交待的典型报告。於是坦白运动就在整个延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并且完全公开化了。
　　自然，康生对这一切是驾轻就熟的，由他亲自负责、直接指挥的一场审干运动(包括抢救运动)，如洪荒时期的汤汤大水铺天盖地地涌来，漫淹了整个延安和各个根据地。⑨
　　① 参阅陈永发：《延安的阴影》；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
　　② 转引自陈永发：《延安的阴影》。
　　③ 李逸民：《参加延安抢救运动的片断回忆》(说明：我们只有复印件，找不到书的版权页)。
　　④ 李逸民：《参加延安抢救运动的片断回忆》。
　　⑤⑥ 1988年9月於延安采访张宣记录，另外，关于康生的审讯方式，马逢臣、迪之等人都谈到过。
　　⑦ 1988年9月采访张宣记录。并可参阅黄启亮：《共和国十大冤案之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⑧ 转引自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延安整风运动》。
　　⑨ 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