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0月的一天，湖北省宜昌市公安局的两位干部来到隆中路小学退休老教师萧志秀的家。矮小瘦弱的萧志秀热情地将客人迎进堂屋，落座後两位公安干警满脸堆笑地对萧志秀说：“萧老师，我们给您报喜来了，您在延安的问题彻底解决了，所谓‘特务’问题是康生搞扩大造成的。现在上面已经决定给您彻底平反，工龄从1938年算起，您现在按老干部享受离休待遇。”
　　萧志秀老人愣愣地听著，半响没有反应，这太突然了。43年了，她做梦也没有想到有这一天，在这43年的漫长岁月里，她从来没有想到过，她根本就不是特务，而一直以为她是被组织宽大处理的，她为这一点深深的内疚，也为党的宽大政策感恩戴德。从如花似玉的俊俏姑娘到白发苍苍的老太婆，她所一直背负的那座沉重的十字架，原来是一堆云雾，她感到非常茫然。
　　“您有什么要求，请讲出来，我们一定向组织转达。”那两位公安干警亲切询问道。
　　“啊，没，没什么。”萧志秀老人仿佛大梦初醒地答道。
　　“您不要客气，遭受了一辈子的委屈，提出一些要求也是不过份的。”
　　萧志秀老人这才稍微平静了一些。她认真地想了一下，然後说道：“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能恢复我的组织生活。”
　　1938年抗日战争的烽火在中华大地上熊熊燃起，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民族志士，抛弃学业、家庭、爱情，抛弃个人的一切，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事业中来。年仅17岁的萧志秀，在宜昌学院街小学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底，正当她准备报考湖北联中时，组织上却派她去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她丢下学业，便参加了宣传队。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已经形成，为了取得合法地位，她们的宣传队挂靠宜昌国民党县党部，对外称“宜昌县党部移动演剧第一队”。演剧队为了鼓动民众的抗日热情，动员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战，深入宜昌附近的乡村城镇，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艰苦演出。1939年初又回到宜昌，这时中国慈幼难童抢救队在宜昌的组织要求宣传队派几个人去支援他们。演剧队领导慷慨答应，立即选派萧志秀等5人前去支援。可等萧志秀他们上了前线後才发现，救护队只有他们5个人，中国慈幼难童抢救队根本就没派人来。他们只好孤军奋战，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出生入死，抢救那些被战争遗弃的孤儿，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回到宜昌後，他们将抢救的难童交给了中国慈幼难童抢救队所创办的收养院，又回到了演剧队，继续在宜昌附近宣传演出。1940年初，演剧队被国民党当局解散，萧志秀和一些年轻同志被中共党组织送到重庆育才学校学习。1941年党组给又将他们送到延安。到延安後萧志秀进了自然科学院中学部补习班学习文化，并在自然科学部参加了整风学习。
　　1943年春天，党组织又调她入医科大学学习，此时延安的审干运动已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萧志秀到医大还没正式上课，有一天晚上，她已经入睡了，一个陌生人将她叫醒，说要送她上前线。萧志秀虽然很想留在医大学习，但作为一个党员她懂得应当首先服从党的需要。所以她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很信任也很愉快地跟著那个陌生人走出了校门。
　　路上那个陌生人突然对她说：“萧志秀，据我们调查，你有政治问题，你只要老老实实向党坦白了，就没事了。”
　　萧志秀听了这话感到莫名其妙，她有些气恼地说：“我能有什么问题，我是党培养大的。”
　　“你不要顽固不化，坦白了就让你回去，不坦白就送你到保安处。”
　　“送到哪儿我也不怕，我没有什么问题可坦白。”
　　那人真的将她送到了边区保安处。
　　到保安处後，一个姓曹的科长审问了她，她仍然不承认。那个科长很恼火，拍桌子瞪眼地逼她交待。萧志秀委屈极了，居然耍起了小女孩的脾气，连哭带闹，那个科长被吵烦了，把她关进监狱就不理她了。
　　隔了几天，那个科长又将她提到审讯室对她说：“萧志秀，你不要再装糊涂了，我老实告诉你，和你一起来延安的移动剧团的人都是特务，他们都承认了，你和他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难道就你一个人不是特务?”
　　听了这话，萧志秀倒糊涂了，她心想自然科学院、医大还有许多单位都抓出很多所谓“受蒙蔽”的特务，自己是不是也是“受蒙蔽”的特务呢?演剧队的人都是特务的话，自己日夜都和他们在一起，搞了那么多活动难保没有被利用。
　　萧志秀越想越觉得自己像特务，她感到非常恐惧，感到自己对不起党。在自责与惭愧中，她终於承认了自己是被蒙蔽利用的“特务”。
　　萧志秀被关起来了。在监狱里的两年多时间里，她的身心受到了极大摧残。公平地说她并没有受到虐待，没有人打过她，也没有人骂过她，充其量不过是和保安处监狱的其他“犯人”一样，多参加了一些体力劳动，当时的干部都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所以参加体力劳动算不了什么。但是对这位20岁刚出头、单纯得像张白纸的年轻姑娘来说，心灵的折磨却是无法承受的。内疚、悔恨日夜缠绕著她，时间长了，本来瘦小的身子更瘦小了，本来就极脆弱的心也碎了，常常呆看著一个方向，眼睛一动不动就是几个小时。有时神情恍惚，自言自语，和别人谈话总是答非所问，不著边际，同狱的“犯人”都说她神经出了问题，管教干部也说她“疯了”。
　　1945年上半年的一天中午，她被叫到保安处办公室，她那在社会部西北公学工作的丈夫简化生也坐在办公室里。
　　“你的问题甄别了，现在你可以回去了。”保安处的负责人对她说。
　　萧志秀没有说什么，也不知道该说些什麽，只是机械地点了点头。
　　简化生让她跟他回去，她顺从地跟著简化生出了保安处，来到枣园後沟的西北公学。她要工作，简化生对她说：“你先好好休养一段，工作以後再说。”听了这话她也没再强求，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他们住在西北公学山上的是一眼土窑洞里，每天的饭菜都由简化生从山下食堂买来给她吃，她活动的范围也只限在住室到学校收发室之间，简化生不让她外出。
　　後来组织上派简化生到前綫去。简化生没有带萧志秀，也没有对她的生活作什么安排，就匆匆走了。直到1988年秋天，40年过去了，萧回忆起这件事，还似有抱怨，而又不敢抱怨地说：“他这个人也真是的，走的时候连什么也没有托付。”
　　1947年3月，胡宗南军队发动了对陕甘宁边区的罪恶战争，萧志秀随西公撤离延安转移到瓦窑堡。在这里休息了几天，她一个人住一孔窑洞，而且没有人给她送饭，她得“自力更生”。有一天晚上吃过饭後，炊事员对她说：“明天要出发了。”但到哪里去、什么时间走，却没有说明，她也没有想到这些具体情况。第二天早上她醒来後，觉得喧闹的驻地变得静悄悄的。她紧张极了，急忙穿好衣服出门一看，驻地已空无一人，学校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转移了。她又惊又怕，急得像热锅上蚂蚁，毫无目标地追赶大队人马去了。自己的人没有追赶上，她却落到了敌人的手里。
　　敌人问她是干什么的，她说是她来延安上学的。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她说不是。敌人看她疯疯癫癫的样子，知道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就把她送回延安，随後又把她送到西安的一个训练队接受训练。
　　在训练队里，萧志秀吵著要回家。教官被她吵烦了，就对她说：“只要你脱离延安的学籍，就可以放你回去。”萧志秀答应了。训练队给了她60块钱，并发了一张毕业证，将她打发走了。
　　60块钱根本不够回家。在重庆她简直是走投无路了，於是便在江边寻找机会准备混入开往武昌的货船。天无绝人之路!碰巧遇上一个知道她们家底的船老板，答应让她回家後再付船费。
　　她回到了阔别整整十年的家!父母亲早以为她死了，现在看到她从天而降，悲喜交加，萧志秀没有给父母说她去过延安，家乡的人也没人知道她去过延安，所以也没人找她的麻烦，她在家里平静地度过了两年，病也渐渐好了。
　　1949年宜昌解放了，看著那熟悉的欢庆解放的秧歌腰鼓，她那颗冰冷的心重新复苏了。她不顾父母的坚决反对，毅然投考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宜昌分校，重新加入到革命的行列之中。1950年结业後，自愿要求当了小学教师。“文革”中，她又一次受到冲击，被赶到宜昌教育局所属的教学设备厂劳动锻炼。直到1978年，在这家工厂她办了退休手续。
　　这是一股平静的溪流，平静得掀不起一点波澜，历史的巨手那么轻轻地一拨，就彻底地扭转了这股溪流的流向。这位湖北老太太一生的经历，无疑是个悲剧：她不仅将“特务”的十字架从人生的早晨背到了人生的黄昏，而且她的糊涂伴随著她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整个过程，直到彻底平反後还是别人教她认识了这是“扩大化”使然。
　　当我们访问她时，她显得没有痛苦，言谈中不时流露出少女特有的那种天真和无邪……①
　　尽管萧志秀的人生经历让人不堪回首，但当她含含糊糊地背了一辈子“特务”罪名之後，在她夕阳西照的晚年时候，终於看到了自己的清白，终於回到了党的怀抱。然而四川的一位同志却因被“抢救”而致精神失常之後，糊里糊涂地离开了人世：
　　1946年下半年，四川地下党的一个干部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挨了整，致使精神受刺激，平反後组织派他回四川工作。中央布置陕西省委把他带出封锁线，到了白区，由他自己回去。当时省委在柳林镇有一个工作据点，公开名义是骡马大店，负责人邢志舟。省委让邢志舟找个可靠的关系把他带出边区。邢委托耀县的一个保警队长，连夜带著那位四川同志越过封锁线，到保警队楼上隐蔽起来。由於那个保警队长晚上穿的是便衣，第二天早上他换上国民党的警察服，那位四川同志一见以为他被国民党警察逮捕了，保警队长一再解释，那位同志就是不肯下楼，并把墙上挂的一支步枪举在手上说：“谁敢上楼就打死谁!”无奈，保警队长又马上跑到柳林据点去报告。等到柳林据点派人赶到保警队时，这个四川的地下党员已经神经错乱，在楼上自杀了。②
　　事实上，在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中被打成“特务”而一辈子捱整的人，也绝不是萧志秀一个，有的人甚至被整死之後，“特务”的帽子还不能给摘掉。据《中国“左”祸》一书载：
　　有一个被康生诬为“日特”兼“国特”“双料特务”的女同志沉痛地回忆说：一生“前後(被)审查14年之久，前7年是我一踏进革命的门就受审查，还是美好的青年时期，当时只有19岁；後7年正当壮年，是可以很好工作的时期，都丧失在康生的反动血统论和主观主义的逼、供、信之下了”。张克勤深有感慨地回忆说：“今年是我参加革命50周年，50年中一半时间是在捱整。”“1943年‘抢救’，开始就戴上‘特务’帽子。抗战胜利後，戴著‘帽子’调列东北。1959年又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文革’中又被康生点名，关了5年半监狱。”
　　彭尔宁同志1939年毕业於中国大学国学系，由於追求进步，投身抗日，从沦陷区历尽千辛万苦才在1940年春辗转进入陕甘宁边区，後到自然科学院工作。整风时，为墙报报头画了一幅向日葵，康生生硬说此尽是心向日本帝国主义，把他打成“日特”兼“国特”的“双料特务”，直到1980年康生问题被揭发後，这一桩38年的冤案才得到彻底平反。但他年已古稀，为祖国作贡献的大好年华已一去不复返了。
　　曾被誉为抗日“爱国五青年”的蔺克义，1936年在陕西西安师范上学时就加入地下党，积极从事学生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後，“在兰州、西安等地从事地下秘密工作和抗日救亡工作中，一直表现很好。在与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斗争中，立场坚定，勇敢顽强。”1939年9月到延安，先後在中央青委、延长新华书店、中央出版发行部等单位工作，1940年冬派他到晋西北工作。延安抢救运动中，有人被逼供出蔺克义是“特务”，检举材料由中央社会部转到晋绥抗战日报社(蔺当时任抗战日报社出版社发行部主任)，蔺以“特嫌”被单独看管。最後转晋绥公安总局关押审查。在送走前，晋绥分局後方负责人廖井丹找他谈话，廖回忆说：“黎印(蔺克义)始终是痛哭流涕地讲他不是特务，没有政治问题向党隐瞒。”以後一直被关押在晋绥公安总局看守所。“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一位负责人指示，要求在历史老案(指整风中关押起来的)中，罪行比较严重的处死一批。”蔺克义便是这批被错误处死者之一，时年仅29岁。他的案子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後才得到平反。③
　　还有一些活著的比死了的更可悲，延安青年艺术剧院有一位从四川来的青年，1942年被错误地打成“特务”，当时只有十六七岁，突如其来的重大政治打击使他无法承受，最後精神完全崩溃，成了“疯子”。解放後住在山西太谷精神病院，直到今天(1997年)，他那毫无意义的生命还在延续著，④当年的老同志还经常去看望他，他的案子也早已平反，可对他来说，平反与不平反又有什么两样呢!
　　① 根据1988年9月22日萧志秀、师秋朗访谈录整理。
　　② 文律：《中国左祸》。
　　③ 文律：《中国左祸》。
　　④ 1997年9月23日胡河采访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