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当我乘坐的卡车转出崂山，远远望到宝塔山时，情不自禁的哼起了我喜爱的《延安颂》。
　　(一)
　　我是1940年5月底，从战火纷飞的豫皖敌后、新四军六支队(四师前身)所在地河南永城新兴集回延安的。
　　我们搭乘的是刚从前方回来、经西安回延安的朱总司令的车队，朱总司令坐在第一辆，我们坐第三辆，待我上车后，见年轻的八路军战士、干部中，还有两位穿便衣的长者，他们也坐在这装满行李、杂物的高高的车上，只是被照顾坐在靠车头的前边，用棉被垫得软一点，可以减少一些颠波之劳。看着那位瘦小个子、戴着眼镜、学者风度的人，好像在哪里见过。后来听他们交谈，才知道是著名文学家茅盾先生。另一位是社会科学家张仲实先生。我想起见过茅盾的照片，只是现在苍老一些。我也读过他的小说：《春蚕》、《秋收》、《林家铺子》、《子夜》等，都还有深刻印象。茅盾夫妇还带着一儿一女，大概是全家到延安去的，看到他这样的大作家和我们青年—起坐着大卡车去延安，足见延安不仅吸引着年青人，也是一切爱国进步人士向往的地方。我能有幸和大作家同车去延安，是多难得的事。后来我在鲁艺时，又有幸能听到茅盾讲授《中国市民文学概论》，他讲课内容丰富，观点明确，语言生动，只是那南方口音有些难懂。
　　(二)
　　八路军总政组织部介绍我到鲁艺去，正值戏剧系第四期在招生。当时戏剧系的主任是张庚，副主任是王震之，王接待了我，他问了我在前方剧团的工作情况，让我去找教员王滨同志，由他出题考试。我到王滨同志的窑洞里，说明来意，他上下打量我一阵，要我简单地说了作过些什么工作，然后叫我向后转，走到门口去。我走到门口，他又叫我向后转，向左转，向右转，前后转了好几个转，来回走了好几趟。他问我：你穿的什么衣服?旗袍还是裙子?我说：我这不是穿着军装，打着绑腿么!他问我：那为什么动作有慢、有快呢?我当即回答：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地面高低不平，光线又暗，还弄不清你的用意，自然走得慢一些，后来就好了。他说好吧，过两天到教务处去问结果。就这样算是通过了这场别致的考试而被录取。后来他还教我们形体锻炼及表演导演课。王滨是我接触的第一个老师，可惜他早已去世，无法再接受他的教诲，但我常在怀念他。
　　6月初我搬进了鲁艺，当时四期各系同学都住在山下小院里，清晨一起床就响起“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用艺术作我们的武器……踏着鲁迅开辟的道路……”的歌声。第四期学习开始，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毛主席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之后，由于抗战形势的变化，与考虑到抗战后建国的需要，因此改变了一、二期那时学习三个月就上前方的作法，将学制一再延长为三年；规定教学目的是“培养新文学艺术之理论、创作各方面的专门人才”。“必须具备马列主义及艺术理论之相当修养，并有基础巩固的某种技能专长。”课程设置比较多，注意知识的全面性和专业技能的基础训练。这种强调专门化和正规化，注重提高正符合同学们的学习愿望。开始时，我对学院的生活还不太习惯，在前方炮火连天，每日行军、作战、演出，这里却安定、宁静，每天听课读书，早晚在山沟里散步，中午在延河里游泳，在河边作形体锻炼，学习很紧张，但却是和前方不同的另一种紧张。
　　学校图书馆有一些藏书，我们贪婪地阅读一切可以借到的书籍，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莎士比亚、高尔基……，因为书少，有一阵子还掀起抄书风，记得程秀山、季敏，我们曾分头把一本《哈姆雷特》抄下来。周立波讲授《名著选读》，更引起我们读书的兴趣。听课、读书提高着我们的文学素养和欣赏水平。
　　(三)
　　戏剧专业课，讲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是从第四期开始。张庚同志请天蓝、曹葆华翻译了拉普泊的《演员的工作》、查哈瓦的《导演的原则》、斯坦尼的《论演员》，辑为《演剧教程》，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作为最基本的导演、表演教材。年底，水华同志从重庆来到延安，带来斯坦尼的《演员自我修养》的几个章节。许珂、颜一烟又翻译了斯氏的文章。由戏剧系同学自己刻蜡版，用马兰纸印成讲义。张庚和水华等边研究、边教学。陆续把“注意力集中”、“想象”、“情绪的记忆”、“交流”等逐段给同学们讲解并作小品练习。过去我演戏，把台词背熟就行了，哪懂什么潜台词，感情交流……。排戏时，也只使演员走了地位，面对着观众，让观众听清楚演员说什么，看清楚台上发生什么事情，根本不懂什么表演、导演理论，通过学习懂得了演戏还必须有科学的方法。
　　1942年7月，纪念抗战五周年时，是毛主席发表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专门到鲁艺来对全校师生讲话之后，实验剧团和戏剧系，结合抗日战争的实际，排练了荒煤等同志创作的四个独幕话剧，配合反扫荡形势的宣传。这是整风后第一次反映敌后斗争内容的演出。我在袁文殊编剧、水华导演的《军民之间》里饰演儿媳，为掩护一个八路军受伤战士，假认他做自己丈夫以躲过日伪军的搜查。这次演出既是工作任务又是学习实践。在排演中，水华耐心细致的引导，针对每个演员的情况，解除你的紧张情绪，帮助你进入角色，自如的表演。这次在水华的帮助下，我完成了演出要求，后来到张家口，由舒强导演，演出《白毛女》时，我饰王大婶，也还能完成任务。水华是我的好老师，他排戏时的情景，至今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1943年春节，为实践毛主席《讲话》的精神，鲁艺组织了大秧歌队，劳军演出，我参加了跑旱船。这是又一种艺术实践的尝试，对每个人的艺术思想是极大的震动。我还参加过烧木炭、纺线、背煤、织毛衣等生产劳动，既改善生活克服困难，又是对我们思想感情的改造。虽说1942年4月整风学习开始后，上课就不多了，但22个整风文件的学习，对每个人政治上、思想上是极大促进。这一切：整风学习、生产劳动、闹秧歌，使我们从世界观到艺术观都有了突变。树立了向群众学习，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认识到只有长期的全身心的投入工农群众的斗争生活中去，才能成为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这是我在鲁艺几年学习的最大收获。1946年以后，我离开戏剧工作岗位，转搞新闻纪录电影的编辑工作，但在鲁艺学习的得益，影响着我的一生，始终指导着我前进。
　　1987、12、20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