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24日，我(埃德加·斯诺)在华盛顿想以军事记者的身分得到优先搭乘飞剪式远洋客机去非洲的权利。当我坐在白宫行政助理韦恩·科伊的办公室时，一个消息传来说，罗斯福先生想见我。当天中午，我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总统向我致意，说他通过阅读《西行漫记》和我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的报导知道了我。我们谈了将近一个小时，主要是谈到远东的问题。1944年我回国休假时，我又再次拜访了他。日期是5月26日。在我回到俄国以后，我又根据他的建议几次给他写信。1945年3月3日，当我再次去华盛顿时，我又最后一次访问了他。这一天刚好是他向国会报告雅尔塔会议情况的第二天。
　　我对这些不供发表的谈话作了比较仔细的记录。后来我把这些纪录整理成一篇长达一万余字的私人工作文书。这篇工作文书的多数内容今日看来纯粹是出于私人的兴趣，但是字里行间也出现一些谈话，对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学者可能还有些用处。当然，当时的对话并不完全按现在描述的顺序进行。按照我自己的看法，我把这些谈话加以编选和压缩，使这些几乎是零散的谈话尽可能变成连贯的叙述。事实上罗斯福在这些谈话中表达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对我来说，显而易见的是，早在1942年，罗斯福总统就已明白，蒋介石政权缺乏人民群众一致和热心的支持。他真诚地希望，我们的援助能有益于中国实现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进步。比如，他向我询问我们怎样才能帮助中国人民，他显然把人民同政府加以区别。1942年2月24日，我用很长的时间谈到中国工业合作社组织和这种生产方式对遏制通货膨胀，对协助中国取得消费品自给，和对这个国家为实现政治民主而建立起新的经济基础具有直接和潜在的效用。
　　当我指出“工合”是唯一能够在国民党和共产党控制的两个地区同时运作的战时组织(除红十字会以外)时，罗斯福总统对此特别感到兴趣。他似乎了解这种组织作为对游击基地的一种经济支持确实具有特殊的价值。当我发表我的意见说，假如在战争过程中，能在中国发动一次强大的合作化运动，就能找到除一党统治以外的最有希望的选择方案，他对此听得十分专心。
　　他想知道，他怎样才能对“工合”提供帮助?我建议，他可以告诉蒋介石拨出他得到的部分美国贷款，这样合作社组织就能和在财政上受政府贷款支持的国营和私营工业同步发展。我还特别要他要求蒋批准给予二千万元的贷款，当时“工合”为维持其现有组织和为进一步扩大这一组织提供资金，正作为一项紧急事宜提出这笔款项的申请。但总统经过一番考虑以后，确定他不能告诉蒋如何去使用我们的贷款，因为这会引起他的反感。但是他说，当他下一次写信给这位总司令时，他会表示他个人对中国工业合作社有浓厚的兴趣，并要求听取这一组织发展情况的报告。
　　罗斯福说：“我想，他会懂得我的意思的。”当我在1944年再次见到罗斯福时，他向我提起了他所作的这一诺言。他说他已经履行了他的诺言，并说他在开罗会见蒋介石和蒋夫人时，已向他们提出关于“工合”的要求。而“工合”确实在一段时期内得到了蒋的一些特别贷款，并受到他的重视。虽然我并不知道这与我同总统的谈话是否有任何关系。
　　到了1944年，在史迪威被撤职以后，罗斯福对蒋介石已过于失望，对中国内部形势的发展也感到过于困惑和灰心丧气，从而使他觉得他个人的干预已不再对形势发生重大影响。到了1945年，他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正在增强。就在那一年，他告诉我，他将在对日作战的结束阶段给中国共产党人以直接援助。他没有抛弃蒋介石政权的明显意图，他可能把和赤色分子的合作仅仅当作在军事上有利的权宜之计。我还有这样的印象：罗斯福可能把赤色分子看作向蒋施加压力的手段，用来说服他采取措施革新他的政府，使它成为一个统一和进步的中国的中心。虽然我并不知道他当时是否已认为共产党取得最后胜利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但是他肯定了解在对日作战期间存在重开内战的危险。
　　1944年5月26日，他对我说：“在开罗期间，我告诉蒋和蒋夫人说，他们应该采取措施和赤色分子进行合作。我说过我们不想卷入那里的内战，我们要求中国能团结抗日。”
　　我说：“假如在最近的将来，他们不实行某种联合，那么，甚至在日本被打败以前，或很快在打败以后，就可能发生大规模内战。”
　　他回答说：“我基本同意你的意见”。他在当时已经明白，美国政策的明确任务是在国共两个阵营之间实行和解。他继续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但不要向外发表。两个半月以前，蒋已确实同意让我们派遣我们的一些人员到延安，并让他们留在那里。但现在又出现了某种障碍，总司令要求我们等待几个星期。现在我感到兴趣的是蒋已经同意让记者进入延安。还有一件事，也不要发表，现在我们正在派遣某位人士(代表我们的政府)随同记者前往，以后他可能就留在那里。”
　　1945年3月3日，我又见到了总统，他刚刚听到关于帕特里克·赫尔利将军在延安和重庆之间进行的谈判已出现破裂的消息。”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消息”——特别是这件事发生在听到以前的报告说，已经满意地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以后。总统说，延安要求对起码的权利应作出某些保障，但蒋介石却“提出某些纯粹荒谬的反对意见。”他还认为，共产党的要求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罗斯福问我个人对蒋有何看法，我是否“喜欢”他或者感到“了解”他。我按照我写作的《为亚洲而战》一书的基本调子作了回答——恐怕不很满意。至于我是否“喜欢”他，我已经对他进行过几次采访，我还没有改变我的看法。他说：“我在开罗一直未能对蒋形成任何看法。后来我回忆起来明白了，我知道所有有关蒋的事情和他有什么想法都是蒋夫人告诉我的。她总是在那里回答所有的问题。我必须对她进行了解，但是蒋这个人——我总是没有办法冲破封锁和他直接进行接触。我现在正希望帕特·赫尔利回来的时候能告诉我更多的事情。”
　　我们还进一步谈到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他们的目标是不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或正象当时有些人说的，他们“不过是土地改革者”。我重复我过去说过和经常写到的看法：他们眼前的计划是实行土地改革——或平均地权；但是，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在最近几年中，他们和莫斯科的关系主要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十年来，他们从俄国没有得到过军事援助。当然，他们是共产国际的成员。但共产国际是否真正解散了呢?至于今后莫斯科能够和将要怎样严密地对他们进行控制，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找到答案的一个办法就是在共同对日作战中和他们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
　　总统还询问了几个有关八路(红)军将怎样具体处理我们援助的问题。他然后说，我们事实上正计划在华北沿海把供应物资和联络军官送上岸去。因此，我了解到我们没有给中国共产党部队任何援助。我很自然地设想，在华北的战斗中，我们将试图找到国民党的游击队来进行合作。我感到怀疑的是，当时除日本占领的城市和道路外，共产党有效地控制了华北的大多数地区，对这种做法，共产党人会怎样反应呢?
　　我说：“我认为，只要我们承认蒋是唯一的政府，我们就必须继续把所有的供应物资通过他(即使在和游击队打交道时)来一手分送。我们不能在中国支持两个政府，对吗?”
　　总统把他的头往后一仰，强调回答说，“是，在那里我已经同两个政府打了交道。我还要继续这样做，一直到我们把他们搞在一起。”
　　海军陆战队突击队似乎最合适去执行在华北的作战计划。他们的队长名叫埃文斯·卡尔森。他是得到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指挥官同等尊敬的少数美国军官之一。卡尔森曾在昆底科指挥过总统的卫队。从那时起，总统就认识了他，并和他交上了朋友。卡尔森创建了一套突击队的训练体制——这是美国武装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战斗训练中实施的一种最原始的训练方法。为了克服陆战队中保守派对这套训练方法的反对，需要有白宫的支持。吉米·罗斯福曾担任卡尔森的副队长，后来还成为第二突击营营长。他的父亲(罗斯福)有一次曾对我说：“吉米对卡尔森的崇拜简直到了狂热的程度。”
　　当时，我谈到了卡尔森。我刚刚从加利福尼亚州回来，在那里我去看望了他。当时他正在康复在塞班岛上蒙受的枪伤。总统听到他已经恢复健康，并可再次接受任务，感到十分宽慰。他同意卡尔森显然是去华北执行任务的最佳人选。他说，他已经对他作了保举。罗斯福接着轻蔑地说：“但是海军陆战队头头根本不听，说他太过于赤色分子化了。”
　　我说埃文斯·卡尔森绝不是共产党。(他是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警察称作“令人更害怕的”那样一种人物——一个信仰上帝的基督教徒居然又同时信仰社会主义。)我说：“要说他是共产党，那和说他在新英格兰的传教师父亲是共产党一样。”
　　“这也是我一直给他们头头说的话，但是他们不明白这两者的区别。”罗斯福轻蔑地笑着说。“我告诉他们要找一个象卡尔森一样能干的人物，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运气找到。”
　　自从总司令迫使罗斯福召回史迪威将军，从而取得他个人胜利以后，这已经有五个月的时间了。蒋介石没有授权史迪威重新整训国民党军队，也没有让史以蒋的副手身分负责对军队的全权指挥，使他可以实行最低限度的改革，以避免蒋政权的彻底垮台。总司令这一招虽然得了手，但也付出了代价，使总统深入了解在蒋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日常事务中内部贪赃枉法、腐化无能的最丑恶详情。此后不久，罗斯福就去了雅尔塔。有谁能够怀疑，当时罗斯福对处理满洲问题的态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总司令顽固拒绝总统和马歇尔将军起用史迪威的影响?因为他们认为，史迪威是适合去完成“拯救中国”这一艰苦而复杂任务的最佳人选。
　　假如蒋介石当初给予史迪威指挥权，并能让他负责——通过他让美国负责——在战后把满洲完整无缺地交还给国民党，那么，总司令的命运将会有多么的不同!即使史迪威没有被撤职，罗斯福虽然也会接受关于俄国投入对日作战的多数条件，但是最终结果会对蒋介石大为有利。
　　那么，罗斯福对我们和中国共产党人关系的可能前途又有什么预见性的看法呢?当时，他刚从雅尔塔回来，他和俄国达成了当时仍具有秘密性质的协议条款，这些新近制订的条款即使不是铭刻在他的脑海中，也一定留在他的意识里。他当时对我说：“我正和(中国)两个政府打交道，我还要继续这样做……。”他说这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他是否认为我们派去延安的外交和军事观察员就是对那里的另一个共产党政权作事实上的承认呢?——或作为表现美国在战时愿意援助抗日的一种真诚态度呢?
　　罗斯福在谈话的第二个月就逝世了。此后不久，由于我们全力支持蒋介石，在保存蒋介石的独夫统治上下了大赌注，因而有关在华北进行登陆作战或对延安进行认真的军事合作的议论都嘎然而止。这就关闭了这一战时中美友好篇章的大门，使我们没有机会查明，如果我们把中共当成共同对日作战中的盟友，就象把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当成共同对希特勒作战的盟友那样，中共又会怎样对待我们——怎样对待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