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决定了它和人民群众密不可分的关系。早在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府就制定了优待军属和拥护红军的各项制度，红军也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制度，军民有着亲密团结的优良传统。但双拥运动的开展却是在延安首先倡导并达到高潮的。
　　一、延安时期双拥运动开展的原因
　　陕甘宁边区位于黄土高原的陕甘宁三省交界处，这里自然条件恶劣，水土流失严重，经常发生水、旱、风、霜、雹、虫等灾害。虽土地辽阔，但人口稀少，地瘠、民贫、生产落后。农业靠天吃饭，耕作粗放，广种薄收，亩产平均在2斗至3斗5升左右，生产不能自给，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国共合作初期，边区政府贯彻执行了“争取外援，休养民力”的方针，财政基本处于无税或轻税状态，每年征公粮仅限1万多石，鼓励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边区政府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财政开支，相当部分来源于外援：国民政府划拨的经费，以及华侨、国际友人的捐赠。皖南事变前4年财政开支中有51.6%到85.79%依靠外援。但是，1939年后因天灾人祸的影响，边区面临严重困难，军队人数增加，脱产人员数量上升，农民税收加重，导致军民在生活中产生了矛盾。
　　抗战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为了保卫边区安全，边区组成留守兵团。到1938年4月，连同地方部队一起计算，兵力达到1.5万人。又由于日本轰炸延安、国民党制造一系列摩擦事件，1939年底，中央军委调回三五九旅，总兵力为2.2万人。到1941年，留守兵团辖三五八旅、三五九旅、警备一旅等共3.2万人，这其中大部分为脱产人员。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设置了五道封锁线，构筑了9200多个碉堡，把陕甘宁边区封锁起来。不仅武力侵占了陕甘宁边区3万多平方公里土地，而且在经济上严禁国统区物资特别是布匹、棉花、药品、电讯器材、粮食等军需品流入边区，叫嚣“不准一斤棉花、一粒粮食、一尺布”进边区，使边区对外贸易几乎断绝。1940年10月，国民党方面又停发八路军每月60万元的抗日军饷，同时对边区实行断邮，致使整个外援全部无法汇兑。
　　财源枯竭使得边区政府不得不把税收转移到了当地人民身上。1939年前边区政府每年征收的公粮数额不过1万多石，1939年猛然提升到了5万多石，1940年，边区政府不得不计划征粮10万石，1941年公粮收缴达到20万石，短短两三年间翻了近20倍。以至于当地老百姓交了公粮，留下第二年的种子，基本上就只剩两个月的口粮。再加上了边区连年遭受旱灾、虫灾的侵害，天灾人祸，祸不单行，延安迎来了抗战中最为艰苦的岁月。这时也出现了军政军民关系不融洽不协调的现象。军队方面，纪律有所松懈，不尊重政府和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时有发生；地方上，一些干部群众把军队利益和群众利益对立起来，对军队漠不关心，遇到纠纷时，不责己，只苛求军队。这些问题的出现，严重影响了军民团结。
　　1939年冬，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到驻永坪的警备四团检查工作，团长汇报说，战士向老百姓借锅，有的老乡不借，还把锅沉到水塘里；炊事班到老乡家里做饭，老百姓把烟囱堵起来。还有军队为解决住宿修建房屋占据了农民的平地，很让农民受损失；军民为了生产占荒山也常常引起纠纷。由此可见，军队人员增多，民众负担加大，形成“鱼大水小”的特殊状况。
　　军民矛盾逐渐加剧，核心是对生活利益的争夺。毛泽东对这些问题非常重视，多次召集军队和地方同志座谈，教育、引导、帮助大家认识军民关系的重要性。1940年秋的一天，毛泽东在杨家岭召见了留守兵团萧劲光等十多位同志，座谈军政军民关系。会上一部分同志诉说了心中的怨气：“老百姓越来越凶了，不给部队房子住，大冷的天让部队住在露天里”；“一位老太太叫门不开，让一位团长在门外冻了半天”；“我们辛辛苦苦保卫边区，没功劳也有苦劳，群众不理解，动不动就要拉我们去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评理”；等等。毛泽东听了大家的发言后，教导大家说：开天辟地以来，只有老百姓怕军队，见了就跑就躲，只有兵告民，哪有民告兵，今天的边区老百姓敢批评军队，敢向我们司令员提意见，这说明咱们边区的民主深入到群众中去了。毛泽东还指出，军民团结问题，军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要求军队首先做好拥政爱民的工作。
　　二、延安时期双拥运动政策的形成
　　1940年1月16日，毛泽东指出：“八路军也是老百姓，故军队不要忘本，本就是工农”；“八路军有两条规矩，一条就是官兵合作，一条就是军民合作，大家亲亲密密团结起来，日本一定打倒的”。①为了进一步改善军政军民关系，加强军政军民团结，陕甘宁边区政府和留守兵团及时制定了一系列拥政爱民，拥军优民的政策和条例。1940年8月5日，八路军总政治部专门发出《关于严整纪律改善军政民关系的训令》。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其中规定：“要提高边区武装部队的战斗力，保障其物质供给，改善兵役制度及其后方勤务的动员制度，增进军队与人民的亲密团结”；“加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工作，彻底实施优抗条例，务必使八路军及一切友军在边区的家属得到物质上的保障与精神上的安慰。”②
　　为了进一步改善军民军政关系，加强军民军政团结，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倡导下，从1942年底开始，陕甘宁边区发动了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属)运动。1942年10月西北局决定在1943年春节期间，留守兵团各部队和边区政府同时发动拥军拥政运动月。1943年1月15日边区政府和留守兵团政治部发布的《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和《边区政府关于拥军运动月的指示》中指出：“八路军不仅坚持了华北抗战，在全国抗战中起了支持作用，而且陕甘宁边区的保卫，人民民主民生利益的保护，亦全赖有八路军之镇守……八路军是值得政府和人民拥护的军队；拥护军队是各级政府与全体人民应有的责任与任务。”③为此，决定1943年1月25日至2月25日为全边区拥军运动月，并规定，今后每年春节前后，要隆重慰问驻军。同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解放日报》发表《造成拥军热潮，增强拥军工作》的文章，要求“各级政府务于拥军运动月内对今后拥军工作的改进和转变，在思想和组织上打定新的基础。这是边区人民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巩固边区的一个重要步骤”。④
　　2月1日，一二〇师贺龙师长在《解放日报》发表《开展拥政爱民运动》的文章，要求“各地驻扎部队本着整风精神，彻底检查与地方政民的关系，作出深刻、具体的自我批评，使军队与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经过这次拥政爱民运动之后，有一个新的转变，将过去一些不正确的态度，完全转变过来”。⑤同日，八路军留守兵团也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公布了《拥政爱民条约》，要求军队“服从政府法令、爱惜公共财物，不侵犯群众利益、向人民宣传，倾听人民意见等；要求广大指战员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和参加公益活动”。2月中旬，边区政府与八路军留守兵团联合颁布《陕甘宁边区调整军政民关系维护革命秩序暂行办法》等文件，要求边区部队指战员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开展各项群众工作和公益活动。这样，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群众性的“拥政爱民”、“拥军优属”运动，使军民关系趋于和谐，此后就掀起了“拥军运动”的高潮，更加改善了军民关系，增强了军民感情。
　　为了促进双拥运动的深入开展，把突击活动和经常工作结合起来。1943年10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掀起了双拥运动的高潮。文章指出：“为了使党政军和人民打成一片，以利于开展明年的对敌斗争和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党委和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再三再四地宣读拥政爱民公约和拥军优抗公约，再三再四地将各根据地曾经发生的军队欺压党政民和党政民关心军队不足的缺点错误，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各方面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而彻底改正之。”⑥毛泽东还把“拥政爱民”列为党的十大政策第四条，体现了党中央对双拥工作的重视。
　　为了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开展起来。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央要求“军队是除农民之外数量最大、最有组织的劳动集团”，“只有一面打仗，一面从事农业生产，才能保障自己的物资供应”，“毛泽东指出‘这支军队要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再加上做群众工作’。”在军队生产中，为了不与农民发生耕地冲突，大多在郊外荒地屯垦，如八路军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指战员自己搭草棚、挖窑洞、打造农具、购买耕畜。在耕种过程中，向农民请教经验，帮农民制定生产计划，互相帮助。军队开办的纺织厂、鞋厂、肥皂厂等手工业工厂出产的产品，也向当地老百姓供应。盐井、磨坊、油坊也和农民合作使用，粮食也用来救济贫困农户。农民在生产技术上和军队官兵交流，取长补短，给市区的军政单位租借菜地，帮他们耕作。农民办起的私营纺织厂、工具厂等也给军队提供了丰富的产品。还有经商的民众，他们活跃于边区的市场和各个屯垦基地，使军民之间互通有无，丰富了日常用品。
　　在边区军队忙于防务的时间里，当地农民就组织劳动力替他们经营庄稼，锄草、收割等，使执行任务的军队无后顾之忧。军民在农业生产、经济发展中互相帮助，改善了生活，繁荣了市场。军队做到自产自给自足，大大减轻了边区人民的压力，改善了军民之间的关系，“老百姓同声称颂：‘八路军’既能打仗，又能生产，又能与人民打成一片，从古到今哪里有过这样的军队?”政府与人民群众拥护军队，军队拥护政府爱护人民，使军民之间形成了鱼水般的亲密情感。
　　三、延安时期双拥运动的现实启示
　　延安时期的双拥运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双拥运动的理论基础和本质要求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延安时期的双拥运动能够扎实有效地开展起来，根本原因在于双拥符合军队、政府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政、军虽然职责有所侧重，但其宗旨完全一致，这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主要任务是带领军民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战胜利。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英勇作战；边区政府组织生产，发展经济，支援前线。这些都与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根本利益息息相关。
　　双拥运动也体现了党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曾指出：“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⑦延安时期军队与群众并肩作战，一手拿锄头，一手拿枪杆，形成了全民皆兵、全民参战的局面；边区军民携手开荒种地、发展畜牧、纺线织布，出现了大生产运动的火热场景；人民送子参军、交公粮、送军鞋、闹秧歌，掀起了拥军热潮；基层政府对抗属实行了代耕代种、减免负担、赠款赠物等优待政策。这充分体现了党政军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
　　延安双拥运动启示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执政党永恒的主题。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只是在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取得局部执政的地位。但由党领导发起的双拥运动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对独裁政府和军队的情景形成鲜明对比。毛泽东在七大的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中阐述的非常清楚：“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⑧当时，能否代表人民群众的抗日主张和民主要求，是检验一个政党先进性的试金石。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垮台，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的胜利，都可从延安时期的双拥运动中找到答案。在不同历史时期，党、人民军队和人民政府虽然有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必须始终如一，这是发扬延安时期双拥精神的理论基础和本质要求。
　　(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双拥运动的基本准则，也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军队与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并不等于没有矛盾和纠纷。延安双拥运动的兴起正是从处理和解决军民之间的矛盾纠纷开始的。在延安财政困难时期，军队物资需求与地方政府供给之间，征粮筹款与群众负担之间时常出现矛盾，加之部分干部战士和群众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纠纷和埋怨在所难免。但是，这些矛盾和问题并没有被激化，相反，在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过程中通过开展双拥运动，党政军民之间的团结得到加强与巩固。当前，政府与群众之间也会出现一些矛盾，经常发生政府与民争利的群体事件，解决这些矛盾，延安时期的双拥运动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经过“拥军爱民”政策的实施和边区人民的共同努力，使得边区军民关系从起初因生活物资缺乏等原因引起的隔阂和“争利”渐渐发展为“军民团结一家亲，黄土也能变成金”的和谐状态，即从“鱼大水小”到“鱼水情深”。1939年9月，以工合国际委员会代表和记者身份来到延安的国际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经过观察和走访之后，认为“边区最显著的一个成就，便是人民与战斗部队密切的联系。人民往往表示他们对于保卫者的感激，有儿子或女儿在前线的家庭往往收到许多小小的礼物，这在乡村生活中是十分珍重的……‘小脚’和年轻的姑娘，都组成编织队，编制织物去慰劳前线的孩子……自然，这种兵士与人民合作的一切情形，在进步国家中也许不算稀奇，但在中国传统上却是新的⑨。”也正是这种“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鱼水深情，使得边区渡过难关，巩固了边区政权，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都奠定了基础。
　　延安时期的双拥运动，自始至终以增强军民团结为主线，使军政军民空前团结一致，结成了鱼水深情，血肉相连的关系。我们正是靠这种紧密团结，夺取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军队能够坚持抗战并最后夺取胜利，离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不可想象的；同样，陕甘宁边区根据地人民的安居乐业，离开八路军、新四军的保卫也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⑩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转战陕北，西北野战军以2万多人打败了20多万国民党军队，靠的还是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陈毅元帅曾语重心长地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山东父老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形象生动地说明了军民团结的重要性。我们要从历史中总结经验，继承和发扬延安双拥运动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确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顺利实现。
　　(作者单位：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页。
　　②《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
　　③《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解放日报》1943年1月16日。
　　④林伯渠：《造成拥军热潮增强拥军工作》，《解放日报》1943年1月16日。
　　⑤贺龙：《开展拥政爱民运动》，《解放日报》1943年2月1日。
　　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6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6页。
　　⑨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为亚洲而战》，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⑩《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