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是群众路线的发源地，在这里，密切联系群众曾经有着生动丰富的实践。边区乡村支部作为党的基层组织，是乡村政权的核心，党的一切路线、任务、决议、决定，都是依靠支部在群众中执行，而支部与群众的关系如何，取决于基层党组织是否贯彻群众路线，进而影响到党的一切任务在乡村的实现。本文试图从负担动员、春耕运动、互助合作运动中考察边区乡村党组织践行群众路线演变的历史真相，探究党群关系发展的规律，期望对当前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供有益的启示，同时也注意吸取教训和反思。
　　一、负担动员中的基层党组织与群众路线的忽视
　　陕甘宁边区作为抗日的总后方，承担着重要的负担动员的历史使命，乡村的支部是领导抗战动员的核心，任何重要动员的任务落在支部身上。由于负担动员是对农民利益上的一种损失，如果工作做不好，必然会引起党群关系的紧张。在抗战初中期，尤其是边区经济陷入最困难时期，在负担动员中由于基层党组织忽视群众路线，只是以上级的任务为要，很少有“群众”的观念，造成了党与群众不和谐的现象。
　　动员任务重，基层压力大。抗战时期，负担动员特别是征收救国公粮是边区一项最主要的经常化的社会动员。从1937年至1945年，边区政府每年都征收救国公粮。1941年是边区农民负担最重的一年，当年计划征收20万石，实际征收201617石。农民缴纳公粮后，部分群众生活难以维持温饱状况，繁重的负担动员使农民怨声载道，以至于出现志丹县哄抢粮食事件。该事件经调查，发生的最主要的原因不是灾荒，而是因为过重的公粮收缴负担，导致基层干部群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政府今天财政正在困难关头，延市许多机关没粮吃，由公粮内抽出来救济，是困难的。”①边区政府无力救济，把难题和矛盾退回到基层，部分基层干部也无力解决，只有和群众一起参与抢粮活动来缓解缺粮的燃眉之急。此外，动员参军、运盐、征草、慰劳等等也必须经常由基层的党政组织来落实。由此可见，乡村的党政组织的负荷是沉重的，农民的负担也是沉重的。在以完成上级任务为主要的目标下，工作稍有疏忽，就必然会引起党群关系的紧张。
　　负担动员中脱离群众的模范作用倾向。在各种负担工作中，由于基层党组织与党员模范作用，在影响和带动群众完成对于上级交代的负担任务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模范作用一旦脱离实际，往往却引起群众的反感。如某村有个党员，虽工作积极，对党负责，但头脑简单，办法少，在村民大会上，当许多群众报粮不实时，他就如实地把各家的粮报出，引起全村公愤；也有些党员，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地和老子斗争，和儿子斗争，和丈夫斗争，和弟兄斗争，和亲属斗争，这种斗法，使家庭不和，引起群众厌恶；也有些党员，以为起模范作用，只是拼命多出公粮，弄得出了粮没吃的，要政府救济，引起群众反感。②这种不是从群众的实际出发的工作方式必然会引起群众的厌恶。
　　负担动员中包办命令的作风。抗战之初，边区负担动员具有明显的摊派性质，每年的负担动员是从边区逐渐分配到各县、区、乡，摊派的数目主要凭的是估计。在此情况下，乡村的干部产生包办命令的工作作风就不可避免。以征粮动员为例，边区政府曾考虑到基层党政干部完成任务的困难，颁布了《征收救国公粮条例》，并强调“发动群众自动缴纳，反对强迫命令”，但在实际征收中，基层大多数采取摊派的形式，即不经过精确调查，就进行征收。这种形式能够保证在战时环境下迅速完成任务，然而却极易发生极端民主，或流于形式民主的偏向，其实质就是摊派包办。如在环县洪德区的某公务员，他在征收救国公粮的群众会议上讲：“今天开会要多少粮出多少粮，不出即‘二鬼抽筋’。”③这种指定摊派包办的命令方式，降低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负担动员中包庇、耍私情、贪污腐化、滥行动员的“党霸”。边区的党政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忠心勤苦地为人民服务，由于乡村错综复杂的宗族关系，要使乡村干部做到负担公平是很难达到的。因此在负担动员中，往往会发生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首先是“耍私情”。如在安定县西一区五乡支书、乡长，每人应出一石五斗，但一粒未收。④其次是贪污腐化。1942年4月1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查办安定南区六乡征粮征草中干部舞弊事件，经查该乡干部在1941年征粮中把救国公粮换大烟吃；有的干部对于开小差的战士互相交易，干部包藏不报，而这个战士多出的公粮干部吃了。像这样的贪污公粮的事件时常会发生，尤其是在1941年至1942年困难时期。再其次是滥行动员。抗战时期，发动民众负担动员来帮助政府和军队供给是必须的。然而，在个别的机关中却发生假借一点小事，甚至为本机关的方便而滥行动员的不良现象，为其私人驮东西，强征民财。有的地区为“滥行动员”所苦而发生富民将自己的驴骡全部卖掉的现象，动员的负担便全落在中农、贫农的肩上，富农却可以逃避自己对抗战应尽的责任。
　　针对以上种种违反人们利益的现象，边区党组织通过组织手段坚决洗刷为群众痛恨的“害群之马”，或是通过法律的途径将罪大恶极、不可救药的坏分子交付法庭严办，大多数经过群众运动在群众中公开斗争，开除出党。
　　党组织脱离群众的现象，通过负担动员一一暴露出来，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基层党组织并未贯彻群众路线，以至于虽然党采取种种措施，但并未从根本上密切党群关系。如何从根本上密切党群关系，纠正部分党员干部脱离群众的现象，成为党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
　　二、春耕运动中的基层党组织与群众路线的贯彻
　　1941年边区进入了内外交困的艰难时期，这一时期，既是党群关系最紧张的时期，同时也为密切党群关系提供了契机，即为了战胜困难，边区开展大规模生产运动，乡村支部工作的重心也由原来的动员为主，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农民的生活富裕为目的。而春耕运动作为生产运动的中心内容，基层党组织在春耕生产中通过走群众路线逐渐地改善了党群关系。
　　春荒是农村最艰难的时节，也是贫苦农民典卖土地，外出乞讨，甚至卖妻鬻子的高发期。陕甘宁边区地处黄土高原，气候条件极其恶劣，灾情严重。如1941年神府、三边、靖边一带连年苦旱，以致民众毫无余粮，政府虽已竭力施赈，但仍发现饿弊、逃荒、卖儿女。⑤每到春荒时节，人们往往表现出生产情绪低落的现象，如许多地方赌风流行，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增多，党政人员也同流合污(安塞一个乡长赌博赚钱，不愿工作)。赌风流传祸害匪浅，对人民的生活的改善百害而无一利，特别对春耕运动为害甚大。⑥这些现象说明党政干部关心群众生活极其不够，党政干部与群众间有了相当的距离。那么如何帮助农民渡过春荒关系着人民生命、边区社会秩序的稳定，更关系着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因此春耕生产是各地党组织领导和帮助农民渡过春荒的主要任务。从边区党的文件和政府文件以及党报的相关文献可以看出，从1937年至1945年，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每年都要发布春耕生产的指示，并认真检查各地区的春耕生产情况，由于各种原因春耕运动是在1943年大生产运动开展后取得成效的。
　　1943年大生产运动大规模开展后，在春耕运动中，党组织教育、动员不愿生产的农民积极耕种、播种成为党团结群众的主要标准。延安县支部以生产的好坏作为支部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准，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热情，有个别农户由于缺粮而影响生产的，支部想办法帮助他们调剂粮食，以解决一部分困难；制定切实有用的生产计划，支部和党员严格检查督促每个农户计划的完成；党员做群众的模范，如河庄区二乡党员自动拿出细粮七斗五升帮助三户移难民，开荒地六亩；改造二流子，支部通过发动全村人不许二流子吃闲饭，把全村的劳务负担都加在他们身上，等等，用半教育、半强制的办法，经过群众斗争，将二流子携入生产中。⑦花池白马区四乡李占奎支部组织该乡群众积极备荒，修水地，打破了群众听天由命的彷徨等待思想；节约粮食，调剂籽种，种小庄稼，使得该乡农民没有因灾荒而饿肚。⑧
　　随着春耕开荒的深入开展，乡村的支部经过宣传组织领导群众，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边区农村对生产的悲观情绪有所好转，群众对支部领导春耕都有很好的反映，对党员表示很大的信任，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边区“没有看到一个游手闲荡的人，他们叫做二流子，在街上绝对没有看见过一个面带烟容而颓废的人”。⑨其次是支部党员在切实解决群众利益困难中，改造了自身，支部党员转变了他们旧的思想，建立了新的群众观念，由原来的“饿死是你自己家的事”认识到“农村里饿死了人，共产党员也是同样的要负责任的”，⑩将人民的生活好坏作为工作的标准，赢得了群众的好感，改善了党群关系。最为重要的是经过中共基层党组织的帮助和组织后，支部改变了群众的劳动观点，突破困难，使农民的生活得到了相当保证，有饭吃，有衣穿，有被盖，农民感到了由贫困而温饱的生活幸福感，进一步密切了村中的党群、干群关系。虽然只是一种清贫的农民温饱生活，但是谁能让农民免于饥寒，安宁温饱，他们就会感恩戴德，这就是春耕运动中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历史意义。
　　三、劳动互助运动中的基层党组织与群众路线的深入
　　互助合作运动是大生产运动的重要内容，是中共中央为组织农民进行生产，调节劳动力资源，以支持长期抗战和实现农民富裕的目的而开展起来的。而互助合作运动如何开展?1943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切实执行十大政策》的报告中特别指出。“合作社问题基本上是一个群众观点问题，要想到群众，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11)。这说明群众路线是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根本要求和原则，在此原则指导下，边区政府利用陕北农村原有的“变工”、“扎工”等劳动互助的形式，以延安县为典型经验，掀起了全边区农民推广劳动互助组的序幕，引起了农村社会变革。
　　将农民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组织起来，一方面可以更好调剂使用有限的人力和畜力，减少浪费，延长有效劳动时间，而且还能提高“效率”，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遇到不少困难。主要由于劳动互助的方式是群众运动式的，尽管上级强调在互助合作运动中要贯彻群众路线，但在政治动员下，群众路线往往表现为群众运动的形式，必然会出现干部强迫命令，官僚主义的作风。在强迫命令下各地出现了很多有名无实的“变工队”，延安县政府附近的一个乡，为了应付政府，每天早晨起来喊几声：“上山生产去!”实际上并不变工。为欺骗上级，不少区乡干部虚报变工数字，1944年庆阳市417个变工队中，有名无实的竟有416个。(12)
　　为解决互助运动中存在的问题，陕甘宁边区结合整风运动，在农村党组织中开展反官僚主义作风的教育，中共在《解放日报》不断刊登组织互助的报道。一方面批评强迫农民参加互助运动的偏向，另一方面宣传典型模范事例鼓励党员发挥模范作用。在群众路线教育下，支部党员克服了干部生产与群众脱离的现象，干部和党员先组织起来，用实际行动团结和领导农民参加劳动互助。如延安县支部党员都参加集体互助劳动，每个小组组织一个扎工队，1942年春36名党员参加组织了20个扎工队，结果开荒九百四十五垧。(13)因此，在党组织的推动下，许多干部党员大批参加互助组，当地农民参加互助运动的积极性有了明显的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陕甘宁边区的互助运动，产生了一大批能够带领农民组建互助组进行生产的模范支书、模范党员、劳动英雄。因为他们多是能领导农民生产的、在村里有威信的能人，与当地农民联系更密切，通过他们在互助组中的积极活动，实现了基层党组织对劳动互助运动的领导，成为团结群众、为群众服务、能够说服群众进行互助生产的核心，在他们带动下，边区的互助合作运动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同时，在互助运动中，党员劳动英雄将生产经验传授给群众，与群众共同劳动，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帮助群众进行生产的过程中，容易形成与群众的亲密关系，“谁家有困难，只要说一声，大家都来帮忙”(14)。这有利于党员干部在互助组中树立威信，培养群众观念，至此党的“鱼水”关系逐渐形成。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科院)
　　①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四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58页。
　　②《解放日报》1942年12月25日。
　　③《新中华报》1940年9月15日。
　　④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二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33页。
　　⑤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二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569页。
　　⑥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甲1(内部资料)，1994年,第127页。
　　⑦1943年2月8日《解放日报》。
　　⑧1943年8月23日《解放日报》。
　　⑨黄炎培：《延安归来》，国讯书店1945年版，第29页。
　　⑩《解放日报》1942年6月15日。
　　(11)《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
　　(12)《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3—524页。
　　(13)《解放日报》1943年2月8日。
　　(14)《解放日报》1943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