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有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物群体。他们都有长期的革命经历，是革命的老前辈，具有坚定的革命情操和信仰；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渊博的知识；他们都担任过党和边区政府的高级职务，身处高位。他们就是被尊称为“延安五老”的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五老”以自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革命情操，在党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铸就了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
　　为革命不懈奋斗的坚强老战士
　　“五老”在早年都有从事革命工作的丰富经历，以救国救民为己任。董必武1911年辛亥革命时加入同盟会。1920年秋，他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林伯渠1905年8月在东京加入同盟会，1921年1月，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吴玉章1905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谢觉哉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徐特立1911年在长沙参加辛亥革命，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五老”参加革命后，始终保持高昂的革命热情和革命斗志，无论在何种艰难困苦中，他们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1944年1月，中共中央在祝贺董必武60寿辰的贺电中这样说：“您过去的革命斗争，贯穿了辛亥、五四、北伐、内战一直到抗战的各个历史阶段，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写下了光荣的史迹。”①毛泽东曾经对徐特立做过这样的评价：“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②这并非是从师生关系的角度来说这些话，而是对这位紧跟革命步伐、百折不挠、老当益壮的老革命家，表示了由衷的敬意和高度的评价。1947年1月，在徐特立70岁寿诞之时，毛泽东特意送了益寿糕，盒上亲笔题写了“坚强的老战士”6个字。
　　吴玉章以自己的革命资历，在国共两党都享有崇高的威望。1938年12月，在与蒋介石的一次会面中，蒋对他说：你是老同盟会员，国民党的元老，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吴玉章回答：“我加入共产党是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对于这一点，我是不动摇的，决不会二三其德，毫无气节的”③。在吴玉章60岁寿诞时，中共中央给他的贺词中说：“你在六十年的生活中，有四十年是过的革命家的战斗的生活。你是中国革命最先进最觉悟的老战士，你始终是前进的，你始终是站在时代的前面奋斗着……你的生活和斗争，是近几十年里一部活的中国革命史的缩影。”④对于吴玉章坚定的革命信仰，毛泽东曾经也作出过评价：“从同盟会中留下到今天的人，已经不多了，而始终为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的更没有几个人了”，“我们要学习他的各方面的好处，但特别要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一件事，这是我们党的光荣，这是中国革命的光荣”⑤。林伯渠也是老同盟会员，并曾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即使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面对国民党的疯狂屠杀，他也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政治选择。他的一位老友曾劝他登报发表声明脱离共产党，并表示愿意保护他，但他“不经思索就毅然地拒绝了”，并且声明“要干就干到底，决不后悔，也不会计较将来个人的命运”⑥。1945年3月28日，是林伯渠60寿诞之日，中共中央的祝寿词是：“你是我国革命老战士，自辛亥(革命)以来，在历史进程中，你总是站在革命的最前线”。他在致辞中谦逊地说：“在这条战线上，我只是一员战士，一个老兵。如果说有什么足以自慰的，那就是无论什么时候，自己总是跟着进步的方向走，毫不顾惜的把那些注定了要衰亡的东西抛在后面，同时在危难的关头，总是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从他们中间吸取战斗的力量。这并不是个人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是群众教育了我，是党培养了我，是革命实践引导了我，才使我走上了今天这条道路。”⑦
　　作为革命经历悠久的革命者，“五老”并没有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他们时时在反省自己，不断加强自己的革命性。谢觉哉曾这样说过：“革命要求我贡献一切，要求我尽一切可能，而我所贡献的却太渺小”，“假如我以前更努力些，特别是入党以后，我的成就也许更大些”，“我曾这样想：经历了许多患难而没有死，死去了无数同志而我没有死，应该还做几年工作——打算十年——才对，才能对得住党，对得住已死的同志”⑧。吴玉章也是如此，他这样说过：“我是顶老实的人，既决心作革命事业，就死心踏地去干。遇到革命屡次失败，我更不屈不挠，再接再厉，不灰心，不失望，常常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地去收拾残局，徐图再举，甚至有人慨叹我为愚不可及。当着革命斗争正艰苦困难的时候，革命队伍中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我更拿‘疾风知劲草，时乱识英豪’的古话来鞭策自己，鼓励同志。”⑨“五老”以他们对革命事业的坚定和执著，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五老”则是党的宗旨的忠实践行者。他们从不以“官”自居，而是把自己视为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甘为民仆耻为官”⑩就是他们的真实写照。在工作中，“五老”从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小事，到党和政府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实施，无一不倾注着他们的心血。他们曾经说过：“必须时刻注意民众所发生的问题，关心民众的利益。这要求我们谦逊地倾听群众的意见，深知他们的需要和愿望，了解他们的情绪和困难，不倦地向他们学习”；“我们应该懂得，必须依靠广大群众，相信广大群众；相信他们是有力量的，一时一刻都不能与他们脱离”(11)。他们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政府要倾听群众的呼声，采纳群众的意见，了解群众的生活，保护群众的利益”(12)。
　　“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这是人们对谢觉哉的评价。他对侵犯人民利益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1940年，他主持发动了“坚决反对侵犯群众利益”的教育运动。他在列举了种种侵犯群众利益的现象后，指出：犯错误的人虽是个别的，但其影响非常恶劣，严重危害了党群干群关系。他号召延安的党政机关，把加强群众工作、尊重群众利益问题，列入党的工作日程，经常进行监督检查，抓住典型事例组织讨论，与任何侵犯群众利益的人和事作坚决的斗争，减少和防止侵害群众利益的事件发生。他还在报上写了《斜径败良田》、《保障人权》、《不应该白吃饭》、《菜地问题》等短文，批评那些不顾群众利益、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13)
　　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同样是把群众的利益置于首位，被称为“为人民服务的老勤务员”(14)。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曾赋诗赞誉他：“人人争识林老头，亲切有如家人父。灯下细谈几件事，米面油盐棉花布”(15)，这是对他关心群众利益的恰当评价。1941年是边区征缴公粮最重的一年，林伯渠带着这个问题深入农民中了解群众的反映。他每到一个地方，群众就会络绎不绝地去看望他，向他诉说衷肠。林伯渠和他们亲切交谈，了解到很多真实的情况。凡和他谈过话的老乡，都异口同声地说：“这才是我们的主席呀!没有一点官架子，奇怪的是，我们的一切他都知道哩!”(16)吴玉章同样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履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毛泽东给予他的评价是：“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17)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毫不顾忌个人的一切。1940年为扫除文盲而推广的新文字运动中，在开办的教员训练班上，“我亲身去教，朝夕讲解。……我觉得凡事只要努力定有成就，我愿以改革中国文字为我终身事业。因为我过于兴奋和疲劳，十一月底病了，几乎不起，幸同志输血得救”(18)。徐特立是“五老”中年龄最长者，他毫不顾惜自己，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1947年，70多岁的徐特立在转战陕北途中病倒了。为了给他烧点热水喝，同志们找老乡借来麻杆准备当柴禾烧。徐特立知道后非常生气，说：“不!这个不能当柴禾用，快送回去，不能糟蹋老百姓的财物。”原来这种麻杆是经过浸制晒干、加工过的，晚上拿它点了照明用。他说：“你们光想替我烧水，却忘掉了群众利益，这怎么行呢!我们只有时时想着老百姓，为着老百姓，才能取得胜利”。他把关心群众利益提高到党性原则的角度来考虑。(19)
　　艰苦朴素的楷模
　　“五老”虽然都身居高位，但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在实际工作中，“五老”以身作则，起到积极的模范带头作用。林伯渠作为边区政府主席仅住一孔窑洞，全部家当就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20)1941年，在边区出现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林伯渠以身作则，积极响应，率先在边区政府机关墙报上贴出了个人的生产节约计划：(1)从农业生产上，用变工合作方式，完成上交粮食局二石细粮的任务；(2)收集废纸交建设厅；(3)拒绝吸外来纸烟；(4)今年的棉衣、单衣、衬衣、鞋袜、被单、手巾、肥皂，全不要公家供给。(21)他带头参加生产活动，开荒种地，拾粪积肥，纺线种菜。有个农民看到他每天早起拾粪，就让儿子挑了两担粪倒在他的粪堆上，说：“您老年纪那么大了，政府事情又多，以后我们就替您拾粪吧。”他笑着说：“你们的好意我领了，我虽然年纪大些，在政府里有工作，但大生产运动是党中央的号召，我也要积极响应，参加生产劳动。我也是咱边区一个普通老百姓嘛。”为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林伯渠曾在西安工作了几年。但他在西北的这个大城市里，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吃穿和大家一样。因为他身材高大，公家发的军被他盖上去短一截，冬天睡觉时便用麻绳将被头的一端捆起来，以便使脚不致露出被外。会计室按规定每月给他五元钱津贴，他只签个字，就让把钱转到救亡室，买些书籍和文化用品。(22)
　　中共中央在祝贺徐特立70大寿的信中赞扬他说：“你痛恨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你的朴素勤奋七十年如一日，这个品质使你成为全党自我牺牲和艰苦奋斗作风的模范”。(23)他在日记中写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4)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初到陕北时任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教育部部长，有一次到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的列宁小学去听课，因为他身着破旧棉袄，腰间扎着一根绳子，学校教员王志匀还认为他是马夫。第二天，他与董必武、冯雪峰又去听课，当一一介绍过后，王志匀才恍然大悟，对徐特立的艰苦朴素的作风敬佩不已。(25)他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时，教师们都是几个人住一孔窑洞，按规定，徐特立可以单独住一孔，可是他坚持要和别的教师住一孔，晚上三个人聚在一盏小油灯下办公。他说：“大家住的比我更挤，为什么我要一个人住呢?”住地到学校要翻好几座山头，每到下雨，山陡路滑，他就打着赤脚，拄着拐杖，爬上爬下，从不因为年高路滑而迟到一分钟。(26)1951年，徐特立回忆说：“我在长沙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两年，只开支五元酒席费，为请法国记者宴会。我的节俭作风自儿童时代养成至今，已成了天性。我一生节衣缩食，勤俭朴素，当时才能做些社会事业，后来参加革命就能艰苦奋斗，克己为公”(27)。
　　边区参议院副议长谢觉哉，不仅自己做到艰苦朴素，而且对违反规定的其他干部，也会毫不留情地予以严厉批评。边区政府某厅长在休养期间，让事务秘书超标准购买一把美国造安全刀。谢老批评道：“一把刀虽然在其他地区并不算奢侈，但山沟沟里何必用此。私款买犹可恕，用公款买不仅浪费而且有贪污之嫌，同时财政厅规定的供给标准没有此项”(28)。
　　“五老”是注重调查研究的典范。“政治是最实际的，不‘深知稼穑之艰难’，不‘请问下民’，就不会有适合民情、得到人民积极拥护的建议；而有聪明才力的人，不躬亲实际，坐在窑洞里想，绝不会造成出而合辙的车”(29)。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是相互促进的，“调查要‘求是’，不可道听途说；把可靠的调查材料加以分析研究，定出办法，是进一步的‘求是’”(30)。1941年冬，林伯渠虽已年近花甲，仍然冒着风雪严寒，亲自率领一支20多人的调查队，赴甘泉、富县进行调查研究。他深入农村，采用“解剖麻雀”的办法，选择了甘泉县三区二乡为对象，把20多人分成多个小组，到行政村或自然村，一面参与行政工作，一面进行调查研究，以便全面了解乡村各方面的实际情况。林伯渠手拄拐杖，走家串户，亲自调查研究。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和那里的群众亲切交谈，了解到很多真实情况。林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精神，使干部和群众深受教育。他的甘泉、富县调查，为广大干部学习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带了好头。(31)
　　1943年4月25日至5月6日，林伯渠又亲自深入安塞、志丹两县农村，进行调查研究。(32)在调研后，他深有感触地说：“这次农村小住10日，觉得实际的内容太丰富了，需要虚心去学习的地方还多着哩”(33)。通过调研，林伯渠对农民在生产中的许多具体问题，有了基本的了解，并在群众中获得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使他掌握了领导边区工作的主动权，同时，也为彻底转变干部的领导作风树立了榜样。
　　作为人民司法制度奠基者的谢觉哉，深知“民主政治的支柱在于广泛的乡村下层”，而选举运动的重要基础在于县乡选举。因此他在1936年深入中央直属县保安县的麻子沟乡、叶沟乡、顺宁乡搞乡选试点，同群众同吃、同住，耐心细致、不厌其烦地给人民群众解答选举中的有关问题。他将乡选的试点经验在县区推广，实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直接的、普遍的无记名选举，很快选出了乡、区、县的民主政府，达到了“搞成榜样，让全区以及各解放区都照着做”的预期目的。在司法审判工作中，谢觉哉同样重视调查研究，强调证据。有一次，他看到一份上报子洲县的一个土匪抢劫案的卷宗，说这个抢劫犯曾作案50余起，释放后又重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案卷中并未说明这50余起抢劫案的时间、地点、被抢劫对象的姓名、抢劫后果等关键事实。他没有轻易批示照准，而是指示报案机关重新调查审理。经过复查，证实此人只抢劫过三次，曾被政府逮捕过，但经过教育后并未再犯，原来上报的案情是此人在抢救运动中乱供的，办案人员没有经过调查，仅凭口供就进行了判决。(34)
　　对于主要从事教育工作的徐特立来说，深入学生中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同学生打成一片是他基本的工作方法。他经常组织读书会、漫谈会，到学生宿舍同大家谈思想、谈学习，向他们讲述伽利略、牛顿等人勇攀科学高峰的史实，激发大家艰苦奋斗、奋发有为的革命热情。他同学生谈心，往往直到深夜，学生们要送他回宿舍，他总是一挥手诙谐地说：“自力更生嘛!”学生们送他一个最亲切的外号——“外婆”(35)。
　　勇于自我批评的表率
　　人不可能没有缺点和不犯错误，但对待缺点和错误的认识和态度，关系到一个人的人格问题和党员的党性问题。有些人不敢作自我批评，其原因在于怕丢面子，怕在群众中失去威信。而“五老”却恰恰相反，他们敢于直面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什么武器才是锻炼自己成为不可被战胜的力量呢?就是自我批评”(36)，“只有自我批评，才能真正发现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使以后的工作有所改进”(37)。吴玉章曾经做过深刻的自我剖析，“如果我们不自欺欺人，则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民族尽了什么责任呢?这样来一个反省，恐怕不汗颜的没有几个。我自己一反省就觉得‘才无一技之长，手无缚鸡之力’。而还往往‘夸夸其谈’‘哗众取宠’党八股的余毒很深。……我虽从事革命四十余年，只有力求前进到底不懈这一点足以自信自慰，其他能力太缺乏了”(38)。
　　他们一旦发现自己和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从不遮遮掩掩，而是作深刻的自我批评。1942年林伯渠到富县视察工作，听了县上的工作汇报，又看了一些地方，还找民主人士、军队干部开了座谈会。他在肯定了富县工作的同时，也指出了该县工作不如甘泉扎实，群众基础不够牢固的问题。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结论不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在时隔6年之后的1948年，他特地找到受到他批评的负责同志说：“我今天讲，主要指的是批评中有过头的话，不符合客观事实。这不是你我之间的问题，而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客观事物的看法和态度问题。富县地处边区南大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在残酷的斗争中，富县干部和群众顽强不屈，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事实证明，富县的工作基础、群众基础是好的。”接着，他又说：“你要把我说的这些话，转告给当时在富县工作过的同志。我过去批评富县工作有过头之处，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六年了，但还是应该把它更正过来”(39)。
　　谢觉哉也是如此。整风运动中，他接连写了10篇反省回忆的文章，“好的坏的，和盘托出”，其目的在于挖掘自己一生走向革命的积极和消极因素，确立自己今后继续改造的主要问题。在陕甘宁边区的运盐问题上，由于他开始时过于强调群众负担重，一度发表过一些反对意见。但当毛泽东对他批评以后，他便端正了自己的认识，并在以后的实际行动中改正。关于此事他作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和批评，“不肯容易放弃意见，须勇；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更须勇。自己意见本对或虽不对，而当时并没有觉得不对，只因大家批评，就接受其批评说：我错了错了。这是对自己意见不敢负责任。同样，自己意见错了且已经过考验是错了，而避而不谈及或强词辩护，也是对自己意见不敢负责任”(40)。
　　纵观“五老”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不断前进的一生。他们在艰难困苦中表现出来的为革命事业不断奋斗的坚定信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工作态度，勇于自我批评的高尚品格，都是他们留给党和人民的一笔宝贵财富。对于今天党员领导干部来说，面临着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面临着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历史性考验，继承和发扬“五老”的崇高品质和优良作风，学习他们坚定的革命信仰、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工作态度、勇于自我批评的高尚情操，对于重塑新时期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光辉形象，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副教授、博士)
　　①《董必武年谱》编纂组编：《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94页。
　　②《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8—99页。
　　③何立波：《“一辈子做好事”的吴玉章》，《党史博览》2010年第8期。
　　④刘文耀、杨世元编：《吴玉章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3—244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页。
　　⑥《林伯渠文集》编辑组：《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⑦《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312—313页。
　　⑧马连儒：《谢觉哉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1—272、270页。
　　⑨《吴玉章传》编写组：《吴玉章文集》(下卷)，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1页。
　　⑩《董必武年谱》编纂组：《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75页。
　　(11)《林伯渠文集》编辑组：《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320页。
　　(12)《董必武选集》编辑组：《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5页。
　　(13)马连儒：《谢觉哉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3—254页。
　　(14)《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312页。
　　(15)涂绍钧著：《林伯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329页。
　　(16)《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271页。
　　(17)《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262页。
　　(18)《吴玉章传》编写组：《吴玉章文集》(下卷)，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334页。
　　(19)冯芝桂：《徐特立在延安的故事》，《中华魂》2007年第6期。
　　(20)梁风荣：《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廉政建设》，《当代法学》2003年第3期。
　　(21)1944年1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
　　(22)《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267、239页。
　　(23)湖南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会、湖南省教育工会编：《当今一圣人徐特立》，1992年印行，第3页。
　　(24)孙光贵：《徐特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教育文汇》2008年第7期。
　　(25)王云风主编：《徐特立在延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26)孙光贵：《徐特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教育文汇》2008年第7期。
　　(27)李龙如主编：《一代师表徐特立》，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71页。
　　(28)梁风荣：《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廉政建设》，《当代法学》2003年第3期。
　　(29)谢觉哉：《一得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0页。
　　(30)谢觉哉等著：《学习常谈》，天津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页。
　　(31)《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271—274页。
　　(32)《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281页。
　　(33)《林伯渠文集》编辑组：《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30页。
　　(34)马连儒著：《谢觉哉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5、23l页。
　　(35)王云风主编：《徐特立在延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131页。
　　(36)《吴玉章传》编写组：《吴玉章文集》(上卷)，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210页。
　　(37)《林伯渠文集》编辑组：《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页。
　　(38)《吴玉章传》编写组：《吴玉章文集》(上卷)，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241页。
　　(39)中共临澧县委编：《怀念林伯渠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4—145页。
　　(40)《谢觉哉日记》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