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的科技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在中共中央的重视、倡导和关怀下发展很快，培养了大批的科学人才，有步骤地开展了各种学术研究，为边区经济和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作出了贡献。
　　科技教育主要是为抗战和以后的建设培养大量的有用之才，保证国防和经济建设的成功。自然科学院则是我党在抗日战争中创建并直接领导的第一所培养科技干部的高等学府，在中国近代科技教育史上，占有十分珍贵的一页。她的创建和发展，表明我们党早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就十分重视科学技术，重视科技教育，并把科学技术视为一种强大的生产力。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延安自然科学院创建于边区财政和人民生活发生困难的时期，当时，为了打破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的经济封锁，中央确定了自力更生、发展边区经济的方针，并于1939年2月至5月，连续举办了边区农业展览会和工业展览会，特别是工业展览会开幕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到会演讲，号召大家发展工业，打倒日寇。为了促使边区工业生产的进步和保证国防经济建设的成功，1939年5月30日，中央决定在延安创办一所自然科学研究院。8月，延安自然科学院(前身是自然科学研究院)正式成立，内设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地质矿冶系，院址选在延安城南杜甫川的山坡上。徐特立为院长，陈康白为副院长，全院共有学生五六百人，按入院时的文化程度和年龄编班。自然科学院的教育方针是：“以培养抗战建国的技术干部和专门的技术人才为目的”。为此，在具体的教学中则按照学科的性质和当时及长远的需要设置科系和课程，给学员以基本的知识和能力；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采取启发式和实验的方式，发挥学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注重实践性。为使学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学院先后办起了机械实习工厂、化工实习工厂、玻璃厂等，作为院内实习的基地；同时学院还与附近的光华农场及边区的主要工厂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作为院外的实习基地。大学部学员入学不久，由院领导带队，溯延河而上，经枣园到安塞等地，参观造纸厂、棉纺厂、被服厂、机械厂、军工厂、农具厂、碱厂等，对学员明确学习目的、学会理论联系实际有很大的启发。生物系为了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曾三次进山进行植物考察，其中一次考察，步行400余里，走遍陕甘宁边区，采集各种植物标本千余份，据此对陕北的农村兴衰变化史进行分析整理，学员们感到收获很大。自然科学院的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也十分活跃。当时陕甘宁边区的自然科学研究会，是我们党组织的第一个自然科学学术团体，科学院的多数教师参加了这个研究会的研究和学术活动，地矿学会、机电学会、化工学会、生物学会、航空学会、土木工程学会的负责人均由科学院的同志担任。1941年8月初，自然科学研究会在自然科学院召开第一届年会，到会学者和科技人员竟达300多人，徐特立、乐天宇等分别在年会上作了《科学教育》与《边区植物分布及特点》等学术报告，活跃了学院的学术气氛。为了交流学术思想，普及科学知识，探讨边区的建设，自然科学研究会还专门在《解放日报》上开辟了《科学园地》专栏，科学院的师生竞相在专栏上发表学术文章，从1941年10月至1943年3月，共发表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190多篇，其中技术专论有140多篇。特别是院长徐特立先生发表的《怎么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我们怎样学习》、《对牛顿应有的认识》等文章，宣传了党对发展自然科学的方针政策。自然科学院从成立到1945年11月迁出边区的五年时间内，为国家培养了约500余人的科技干部，这批当年的青年学生，绝大多数都成为后来的业务专家和领导骨干，他们为抗战的胜利、祖国的解放以及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一批科技成果，解决了抗战和边区建设的急需。化工系的师生在简陋的木棚里开办工厂，自制硫酸、硝酸，研制出黄色炸药，解决了八路军的急需；机械系的师生，把教学用的仪器、药品搬到炼铁现场，终于成功地生产了品质优良的灰生铁；化工系的教师华寿俊，先后试制成功马兰纸、钞票纸，解决了定边打盐的技术，被朱总司令誉为“我们的发明家”；地矿系的师生虽然人数很少，却积极承担边区一些铁矿、煤层资源的勘测，教师武衡同志组织边区地质考察团，先后考察了延长、延川、安定、安塞、甘泉等地的地质构造及矿产的分布、储量等，为边区发展工业提供了条件；生物系的师生在系主任乐天宇同志的组织和带领下，对南泥湾进行了开发考察，受到中央重视，同时还大量采集植物标本，并编写成药用植物志，很有实用价值。生物系师生还和边区建设厅、延安光华农场合作，深入农村，在广泛调查实验的基础上，找出了在边区种植棉花的合理办法，发展了边区的棉花生产。以上这些成果，都是在条件极为简陋、困难的情况下取得的，有些至今仍有价值。延安自然科学院为推动边区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各项科技事业的进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延安时期另一个较有影响的科研机构是中国医科大学，它为边区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提高也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939年1月，毛泽东把医疗卫生事业列为自然科学的重要内容之一，1940年9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成立了中国医科大学。医科大学分设高级军医班、普通军医班、调剂班和特别班。目标是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作风艰苦的现代革命医务技术人员。在专业课的设置上，开设了物理、化学、生物、解剖、内科、外科、小儿科、五官科、药物、调剂、护理、妇产等课程。医科大学先后招收了13期学员，培养了数千名医术精湛的医务工作者。毛泽东曾鼓励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要想尽千方百计使得伤病员好，要在物质困难环境下，要在没有钱的环境下，把他们的给养治办得好点，要克服一切困难”。这些医务干部根据边区军民预防天花的需要，用过期的牛痘苗作菌种，试制了三四十万份牛痘疫苗，供边区人民和八路军各部队使用；1943年为配合大生产运动，师生们曾多次到边区各部队调查并协助地方政府解决克山病、柳拐病等流行病的防治问题；针对巫医利用封建迷信欺诈群众、伤害人命的实际，医大的卫生工作者采取多种形式普及卫生知识，提高群众的防病意识和靠医学治病的思想，自觉起来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针对国民党对边区的严密封锁，为了解决药品缺少而导致病情延误的困难，医科大学、医疗卫生学校配合边区政府，先后在边区建立了八路军制药厂、边区制药厂、卫生试验所等，采取半机械、半手工的方法，生产了中西医药品100多种，并研制成功了抗毒素和破伤风类毒素、血清等，解决了边区药品不足的困难。1945年，医大离开延安，迁往新解放区。
　　延安时期，无论是工科，还是理科、农科、医科，所有的科技工作者都自觉地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形成了研究的热潮。1941年是牛顿诞辰300周年，延安科学界举行了纪念大会，徐特立在会上作了《我们对牛顿应有之认识》的报告，宣传牛顿的创造精神和科学态度。当时，科技工作者还对世界著名的科学家进行宣传和学习，对他们创立的地球起源、人类起源等学说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更进一步加深了认识，端正了科学研究的态度。为了改变民众中的落后思想，科技工作者还开展了“科学大众化运动”，这一运动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他多次强调机关干部也要学习自然科学的基本常识，用科学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科技工作者配合中央的指示，协助延安各机关组织了“自然科学普及小组”，帮助他们学习自然科学知识，深入农村宣传科技知识，清除人们脑子里的封建迷信思想，用科学来解释自然界中发生的一些现象。自然科学研究会专门组织了日蚀观测，并予以报道，澄清了人们对宇宙的迷信认识。
　　延安时期的科技工作者始终不忘为边区建设服务，他们的研究、实验也紧密结合生产，从实际出发，解决生产建设中的问题。在农业生产上，针对延安生产力低下、技术落后、平地少的实际，尽可能地研究和推行一些可能办到的农业技术。为了解决边区军民的穿衣问题，农业技术人员通过深入调查，终于研制出了符合当地自然条件的、以“打卡”为中心的一整套棉花栽培技术，并到农村进行具体指导，在东三县和其他一些地方种植并取得成功，基本上保证了边区纺织厂、生产合作社和群众手纺所需要的棉花。在良种培育上，光华农场做了大量工作。试验推广的有“狼尾谷”、“马齿玉米”等作物良种。还有“甜玉米”、“甘露西瓜”、西红柿等。光华农场的西红柿赢得当时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称赞。为了防止农作物生长中的病虫害，科技工作者发动农民在秋收后和开春前开展掏谷茬运动，消灭蛰伏的*(左虫右全)虫虫卵；用灯光诱捕、烟草水涂洗等办法，遏制虫害。对谷子的长莠和麦子的黑丹、黄丹等病害，主要采取选择抗病强的优良品种和换茬种植等办法，收到较好效果。在工业方面，科技人员也经过潜心研究，解决了许多生产上的难题。边区难民纺织厂的技术人员先后研制成功了立式水轮动力机、打毛除尘机、织毛毯机等，提高了产品的产量和质量，是依靠科技而发展的典型。为了解决造纸厂的原料问题，科技人员用马草试验造纸，试制黄磷解决火柴原料等，都经过了成功与失败的考验。
　　总之，延安时期的科学技术工作取得的成果是非常可观的，这与党的科技政策的高瞻远瞩有关，与民主的政治环境有关，也与科技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分不开。科技人员艰苦奋斗、富于献身精神，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经常到工厂、农村“蹲点”，不仅解决技术难题，还对生产予以指导。他们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群众对他们也很尊重，给予大力支持，这些都成为延安精神的组成部分，这些优良的品质和作风，正确的方针政策，对于今天科技兴国的战略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也必将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精神支柱和良好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