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到1976年10月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党的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阶段从党的九大到1973年8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三阶段从党的十大到1976年10月。10年“文革”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因此，“文化大革命”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精神，延安精神自然在这一时期被歪曲和肢解，这也是解放以后继1958年“大跃进”，延安精神出现的又一次重大的曲折和失落。
　　1、“继续革命的理论”违背实事求是
　　1966年5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是“左”倾的纲领，它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后来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入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里。
　　5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出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8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决定》充分肯定了正在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确定了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方针，规定了“目的是斗垮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强调指出重点整党内“走资派”，向“走资派”夺权，要求“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左，孤立右派，争取中间派，运用“四大”的形式揭露一切牛鬼蛇神。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在全国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锋芒主要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运动从学校扩大到整个社会。随后全面夺权和全面内战。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林彪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这个报告赋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更加系统完整的理论形态。
　　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呢?1967年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第一次把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概括成六个要点：(1)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2)在社会主义这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为了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3)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4)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在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5)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经毛泽东审阅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通过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得以合法化。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明显地脱离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在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倡导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反对主观主义，解放后多次提出反对主观主义，调查研究，但他自己又没有很好地做到实事求是，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可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何等重要，又是何等不易。
　　2、“革命造反精神”不是革命精神
　　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一些学生为保卫毛泽东、保卫红色政权组织了全国第一支红卫兵。6月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认为：“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靶疲骸蔽颐妊就是要抡大棒、显神威，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①7月4日，又贴出大字报《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这张大字报引用了毛泽东1939年12月3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②”7月27日又写出《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7月28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在海淀区的一次文化大革命工作会上，请到会的江青把两张大字报转给毛泽东。毛泽东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同志们写了一封信。
　　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给我的两张大字报转给我，以及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的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地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对反动派的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他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地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的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以热烈地支持。
　　1966年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并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份大字报。8月7日会上印发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附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
　　毛泽东的大字报全文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评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实际上是庆祝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胜利闭幕。毛泽东穿上了军装，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红卫兵参加了这次大会，从此正式走上政治舞台。这次大会以后，红卫兵响应毛泽东的号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革命造反”行动，首先从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开始，给商店、街道、工厂、学校改名，剪长发、改警服，烧戏装、道具，毁文物，抄家，打人，解散民主党派，斗争民主人士，等等。8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语录“造反有理”。当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毛泽东语录歌十分流行，这段语录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新华社8月25日讯：“红卫兵革命造反精神振奋全国革命群众，各地革命小将向一切剥削的“四旧”发动总攻击。从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穿军装，在天安门先后八次接见来自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共1300百万人次。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师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从此，全国大、中学生在全国范围内大串连，中央还派出北京红卫兵到全国各地，散布“革命”火种，红卫兵乘车、住宿、吃饭不要钱，走北京、去大寨，到井冈山，赴延安，周游全国。没有红卫兵运动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因为红卫兵有股子所谓“革命造反”精神。
　　什么是这种“革命造反”精神呢?江青曾在一次会上说：“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不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林彪曾在“八·一八”大会上作了以充满‘打倒’”为特色的讲话。他说：“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这次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旧风俗、旧习惯势力，展开猛烈的进攻!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可见，文化大革命是被反党集团所利用的一次内乱，红卫兵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精神，而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打、砸、抢”，是一种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的“破坏”精神，它同延安时期“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真正革命精神毫无共同之处。“文化大革命”中尤其是红卫兵运动，从表面上看，虽然从其口号和红卫兵组织命名有复归革命传统的迹象，他们用老区的名字给战斗队命名，把过去革命精神作为旗帜，喊战争年代的革命口号，但从本质上是一种倒退和背离。
　　3、艰苦奋斗被歪曲为“苦行主义”
　　“文化大革命”从发动者的主观愿望说，是想“反修防修”，“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一封信(即《五·七指示》)和7月8日致江青的一封信。被人们认为是打开“文化大革命”之锁的两把钥匙。前者代表了毛泽东“立”的主张，后者代表了毛泽东“破”的意见。1966年5月6日林彪给毛泽东送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的《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于5月7日致林彪信。这就是《五·七指示》。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总后勤部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第三次世界大战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可以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搞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作，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3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要有所发展罢了。
　　8月1日《人民日报》经毛泽东审定过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这篇社论摘要发表了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并对其进行阐发。社论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按照毛泽东说的去做，我国7亿人民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把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毛泽东构想的这种社会，大体上是军事共产主义的模式，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限制和逐步消灭分工的，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的，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社会，是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小而全的、封闭的社会。这就是毛泽东向全党全军全国宣布的建设“新世界”的纲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乌托邦”，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构想的这种社会主义是空想的。另一方面它同苦行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价值观，有了一定联系。“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提倡全国人民学习毛泽东的“老三篇”!《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这三篇著作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写的光辉著作，其中代表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集体主义价值观。但“文革”中这些价值观被歪曲，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被歪曲为苦行主义，禁欲主义。
　　或许是基于这种现象，外国学者迈斯纳教授认为，延安精神本质上是苦行主义和平均主义的。他们在《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一书第四章《毛主义中的乌托邦目标苦行价值观》中写道：“1966年末，毛在1945年讲话(题目为《愚公移山》)成为经典老三篇中的一文，据称，它概括了毛主席智慧的本质，除了在《愚公移山》中强调努力工作的道德观，允许现在的勤奋将来定会有报答外，‘老三篇’的另两篇赞扬了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价值观。特别赞扬了无私的美德：‘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种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在毛的说教中阐发的价值观是1949年以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以不同途径，不同方式宣传和流行着的价值观的核心部分。中国人民尤其中国青年不断地受到教育，告诉他们自私是罪过，自我克制是叛徒的箴言。……当然，这些东西基本上是苦行主义价值观。”这样。在文革中形成了穷则革命富则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口号喊得震天响。艰苦奋斗的人生观，伦理观被歪曲了，成了没有科学意识的苦干、蛮干，或者表现为禁绝物质利益、物质欲望的苦修苦炼的清心寡欲式的个人完善。
　　总之，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力更生被歪曲成保守封闭，艰苦奋斗成了苦行主义，延安精神从根本上失落了。更奇怪的是，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的口号是文革中产生的。《人民日报》1968年5月3日在第一版用通栏标题报道“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革命大旗，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性胜利”，“毛主席培育的延安彻底革命精神发扬光大，陕西省和西安革命委员会同时胜利诞生”。在这篇报道下面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延安精神永放光芒》，据考证，“延安精神”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此，社论认为延安精神是马列主义的彻底革命精神，是无产阶级艰苦奋斗精神，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发展，是当代马列主义，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可见，延安精神在当时被看作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精神，具体说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一句话，延安精神是造反精神，清华附中红卫兵在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中说“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造反’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传统，是红卫兵要继承和发扬的传统。我们过去造反，现在造反，将来还要造反，就要造反!革命造反精神，一百年需要，一千年需要，一万年一亿年还需要!”由此可见，如果脱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和科学精神，延安精神就会被歪曲，它本身所包含的革命精神就会失去革命的意义，走向反面。这就是延安精神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和命运。
　　注释：
　　①《红旗》196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