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既是一种科学精神，也是一种实践精神，既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也是共产党人的行为观。由于党和毛泽东的教育和倡导，由于整风运动的开展，广大共产党员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权威，并在党的各项工作、党内政治生活以至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充分体现出来，使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真正成为共产党人的行为准则。毛泽东1942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高度评价说：“延安同志们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
　　实事求是作为行为观，表现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价值取向，突出地体现在党制定路线政策时，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
　　大家知道，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经济工作路线的基础。党的领导机关要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路线政策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延安时期，我党反对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为依据，因而才制定了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和经济政策，开创了中国革命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从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党中央一到陕北，就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分析讨论了华北事变后的政治形势，坚决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路线。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党摒弃前嫌，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提出“逼蒋抗日”的策略，接着，又通过艰巨复杂的工作，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了全民族的抗战。为了合作抗日，连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也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红军将士们摘掉了红帽徽、红领章，穿上了国军服装，佩戴上了国军符号。抗战开始后，党又研究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特点，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全民抗战。为了坚持和巩固统一战线，又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方针，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此外，党在抗战时期还制定了一整套方针政策，诸如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克服困难，巩固解放区的十大政策；同顽固派斗争的策略原则；等等。这些都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原则的具体体现。
　　从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的军事方针。我军军事战略方针的转变就很能说明问题。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我军是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抗战开始后，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加之国民党采取既联共又限共、既抗日又企图妥协的两面政策，毛泽东及时地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规定我军“基本的是游击战”，以便通过人民游击战争，打击日寇，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使抗战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毛泽东根据自卫战争的实际情况，又及时地提出了我军军事战略的转变问题，规定我军必须采取以运动战为主要的作战形式，以便避敌之长，击敌之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逐步转变敌我力量对比。上述军事战略方针的转变，对于教条主义者说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正是在这些军事战略方针的指引下，我军才由弱变强，面小变大，最终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
　　从实际出发，制定经济政策。各抗日根据地完全实行抗日的经济政策，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那种“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不同，延安时期的土地政策是“减租减息”，团结地主阶级共同抗日。陕甘宁边区除建立了公营经济外，还允许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民营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有名的延安南区合作社，就是合股雇佣企业。机关、学校开展生产自给，可以和农民合伙种地。为解决移民的生产困难，允许租种土地……。以上政策，若从表面上看，似乎与共产主义思想是不相容的，但这有利于抗日，有利于发展经济，且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如果不反对主观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这些政策的制定与实行是不可能的。
　　从实际出发，从事政权建设。陕甘宁边区政权，不同于国民党政权，也不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那种青一色工农兵成份的苏维埃政权，把中间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而是由共产党人，非党左派人士和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组成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凡是抗日的人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中都有一席地位。陕北有名的绅士李鼎铭甚至担任了边区政府副主席。
　　从实际出发，开展党内斗争。延安时期，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所以收到良好效果，坚持实事求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着眼团结，以理服人，是一个重要原因。延安整风中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就采取了这种科学态度。一方面，党和毛泽东要求广大干部在原则问题上不能含糊敷衍，对于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必须完全弄清楚，以彻底了解党的历史经验，避免重犯同类错误。另一方面，在分析错误发生的原因时，不着重于个别同志的责任，而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以便对犯错误的同志从宽处理，团结他们一道工作。就是对王明路线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也坚持一分为二，进行了具体分析，肯定其有对有错。这样处理，犯错误的同志心悦诚服，未犯错误的同志也受到了教育。对于群众中反映出的思想认识问题，党和毛泽东也从不以势压人，而是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予以解决。一次，原四方面军一个连队的政治指导员问战士：到底是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有几个人说张国焘的学问大。汇报的同志主张整一下这几个战士，被毛泽东制止了。他从中意识到反张国焘路线有扩大化的问题，指出，那几个战士说张国焘的学问大是有道理的，因为张国焘没有整过他们的“路线错误”，而我们却整了。据此，他明确规定，张国焘的路线应由他本人负责，不能责怪下面，这样就团结了原四方面军的广大官兵。张国焘叛党时，没有带走一兵一卒，连他的警卫员也没有跟他走。
　　所有这些都表明，延安时期，党的政策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在维护革命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其具体内容都随着客观情况的发展随时随地改变着，是根据不断变化的“实事”去“求是”的。1945年，黄炎培先生应邀访问延安后，在《延安归来答客问》中这样写道：“就我所看到的，只觉得一切设施都切合实际，而绝对不唱高调，求理论上好听好看，举几个例子：他们知道贫农的要求，不一定自有其田，只在乎有田可耕而减轻租额，于是变分田政策为减租保租。他们知道贫农的要求有钱可借，而减轻租率，于是不禁止债主放债，但严定减息保息。有人怀疑共产党开倒车，然而毛先生说：那些都是党八股，万万要不得。他们知道老百姓最苦的是贫而且病，只在都市设医院、施医给药是不够的。于是组织医疗队，巡回下乡，医和药送上门去……毛先生说，做了中国共产党，看不见中国，只看见书架上的马列书籍，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是少一点好。”总之，中共的政治作风已经改变了，不是变向别的，而是变得平凡，变得务实。黄炎培先生这番话，是延安时期实事求是作风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