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共产党人早期的实事求是思想和调查研究活动
　　从1921年党的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我们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在这一时期，思想路线问题还没有自觉地提出来。但是，从党成立起，毛泽东和其他党的领导人已经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初步形成了调查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活动相结合的好风气。在这一时期，我党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现实出发，以阶级分析方法为武器，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这些都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初步成果。调查研究是达到实事求是的根本途径，所以，这一时期，我党的实事求是思想主要表现在调查研究的活动中。
　　毛泽东是我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杰出代表，注重调查研究是他突出的思想作风。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在《讲堂录》中写道：闭空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正。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他常常利用星期天，走出校门了解社会。毛泽东在和工人交朋友、了解工人的基础上，组织创办了“工人夜校”，亲自起草招生广告，给夜校讲课。毛泽东第一、二次到北京都去近郊长辛店铁路工厂看望湖南青年，了解工人劳动和生活情况。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明确提出了“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事实和真理”的观点。1920年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信中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期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①可见，毛泽东在早年就形成了“踏着人生社会实际说话”，注重调查研究的好作风。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和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思想。《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就是我党理论联系实际的最初成果。在党的幼年时期，邓中夏、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开始注重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调查研究，党的四大集中全党的智慧，肯定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思想，并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毛泽东在1925年把从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统一战线等工作中调查得到的许多材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科学地回答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领导力量和同盟军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
　　毛泽东1926年主持广州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这届学员来自全国20个省，共300多人，大部分是工人、农民、小学教师和青年学生，他们对本地的情况非常熟悉。毛泽东经常向学员印发一些调查表格，要求学员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填写出来。为了引导学员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农讲所成立了农民问题研究会，根据学员所在地区组成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拟出了36条调查项目，开展了积极的调查研究活动。还组织学员到当时农民运动开展得较好的广东海丰、韶关等农村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毛泽东亲自给学员们修改调查报告，并把一部分调查报告和调查材料，编进《农民问题丛刊》中出版。
　　1927年初，中国革命发展到一个重大关头。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农民运动蓬勃发展。革命与反革命，革命队伍中的正确主张和错误主张，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国民党右派和反动军官攻击农民运动过火。党内陈独秀等人在激烈的斗争面前，不敢支持农民运动，只注意同资产阶级合作，指责农民运动是“幼稚行动”，命令解散农民武装，取消农民革命政权。为了回答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支持的和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1927年1月4日毛泽东开始下乡，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的农民运动。2月16日，毛泽东把这次考察情况，向中共中央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它不仅真实地记录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伟大实践，而且论述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出了正确对待和加强农民运动的意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5日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上全文发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于3月12日开始转载，但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对，没有登完。4月11日长江书局以《湖南农民革命》为题出了单行本。瞿秋白为这本书写了序，热情歌颂农民革命运动，驳斥诬蔑和攻击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号召广大革命者要为农民讲话，他提出：“真正能解放中国的是农民。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②这本书的观点和主张未被陈独秀为首的中央采纳，但为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作了理论准备。
　　2.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开辟井冈山根据地
　　1927年大革命失败，为了挽救革命，我党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独立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8月1日，我党在南昌领导举行了武装起义，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对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军队、实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央的统治。会议进一步肯定了临时政治局关于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决定党在现时的最主要任务是系统地有计划地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时机，举行秋收暴动。会后，毛泽东受党中央委托，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改组湖南省委，组织领导湖南地区的秋收起义。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由于敌强我弱，个别指挥员未执行前委指示和指挥失当，部队从安源等地向长沙进攻时，受到严重损失。毛泽东根据这种实际情况，分析形势，提出改变进攻长沙的计划，9月20日向湖南、江西边境的井冈山地区进军。29日工农革命军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得了整顿和改编，10月底毛泽东率部队到达井冈山的茨坪。那么，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因为他对井冈山有哪些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都进行了仔细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才确立建立以井冈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
　　其实在部队上山前，毛泽东就向当时熟悉罗霄山脉情况的同志做了大略的调查，了解了一些罗霄山脉的大概面貌。毛泽东在调查中，了解到在井冈山附近有两支地方武装，为首的是袁文才和王佐。袁文才参加过大革命，和统治阶级有矛盾，可以争取和改造，他们还有在井冈山坚持地方武装的实际经验。因此，毛泽东就给他们的部队补充了一部分枪支，并派人到他们部队去帮助练兵。后来，袁文才和王佐带领队伍加入了红军。上山后，毛泽东和广大官兵，走遍了整个罗霄山脉，直接考察了险要山峰、大小河流、交通、土地、气候、农产品、老百姓的生活状况等，还向当地农民群众了解了山区的政治情况。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井冈山从自然地理条件看，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湘赣两省交界的地方，周围五百多里，山高崖陡，地势险要。山里树密林深，气候多变，在军事上可攻、可退、可守。从经济条件上看，这里主要产杂粮，产量少，部队供养有困难，但山间的荒地比较多，可以开垦种粮、油作物，经过努力可以解决红军的吃饭问题。从政治条件上看，这里共产党组织和群众组织都有比较好的基础。井冈山又远离中心城市，敌人的统治力量也较其他地方薄弱。所以，井冈山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好地方。众所周知，井冈山道路是中国革命道路，而这条道路的开辟正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结果。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不仅自己抓紧作战和行军的空隙做社会调查，而且提倡和组织红四军的干部做社会调查，并把调查研究工作作为红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规定下来，使其制度化。在1929年9月以前，陈毅向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汇报时谈到三点，其一，红军把调查研究工作列为通常工作，每到一处，首先做调查工作。其二，调查研究工作是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的。其三，由政治部制定一个调查表，并规定了调查的基本项目。周恩来根据陈毅报告主持起草了中央给红四军的信(9月来信)，信中指出：“关于调查工作应切实去做。过去有许多调查成绩，因没人统计以致放弃，甚属可惜。前委应指定专人去做，这个工作做得好，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的决定有重大意义。”③在1929年12月古田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定。古田会议决议，把对调查工作的意义的认识和阐述，提到了新的思想高度和政治高度。其中专设“主观主义”一节，毛泽东指出：“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工作的主观主义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④纠正的方法：(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做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坠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这两条，一是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二是调查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这里可以说已经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的问题。
　　3.毛泽东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思想路线的提出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思想路线问题，是1930年5月毛泽东写的《调查工作》一文。1964年6月当它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时，毛泽东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和我党多年从事和倡导调查研究工作的实践经验的生动概括，是中国共产党内两条思想路线斗争的历史总结。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从理论上系统论述了调查研究工作对于制定正确的路线、策略、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具有重要意义。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和使用了“思想路线”的概念，把调查研究工作同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联系起来，强调共产党人要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反对本本主义的保守的思想路线。这里所谓“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毛泽东针对当时军内和党内存在的一种不做调查，不了解实际而空发议论，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主观主义作风，指出“注意调查!反对瞎说!”响亮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因为，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⑤1931年4月，毛泽东在以中央革命军和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布的《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又进一步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补充和发展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口号，使其更加完善。
　　第二，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毛泽东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开头。”⑥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做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去“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活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我们应该“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事事向人请教、调查研究。“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是‘一朝分娩’。”调查研究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解决问题是调查研究的目的。我们做“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⑦从调查与解决问题的关系来看，毛泽东最后得出结论指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第三，反对本本主义，洗刷唯心精神。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在着这种心理。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是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当然，我们反对本本主义，并不是不要本本，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是对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⑧这里毛泽东初步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
　　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调查。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主义的阶级估量和唯心主义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⑨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要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绝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这种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而本本主义，“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唯心主义的思想。”⑩总之，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第一次系统阐述了调查研究和思想路线的内在联系，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本本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创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在这一时期，除了《反对本本主义》以外。毛泽东还写了大量的材料丰富的调查报告。1930年5月，毛泽东对江西省寻乌城的商业、手工业和土地分配的历史变化状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写了《寻乌调查》报告。毛泽东称这是他当时做的一次“最大规模的调查”。1930年，毛泽东对兴国县永丰区八户农民做了典型调查，写了《兴国调查》报告。他说“做了这八家的调查，这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其实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础概念。”(11)1933年11月毛泽东在江西省兴国县的长冈乡、福建省上杭县的才溪乡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写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这些报告，记录了中国农村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实际，而且毛泽东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调查研究是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是制定正确政策指导群众实际斗争的基础。毛泽东这些调查研究，也使毛泽东比较早地认识了中国的国情，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表。
　　但是，毛泽东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个口号和他所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当时不被党中央所接受，而且在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会上遭到了错误的批评，认为这是“否认理论否认政治的狭隘的经验论的落后思想”。后来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谈到历史上这场争论时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斯大林的话说得对：‘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当然又是他的话对：‘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除了盲目的、无前途的、无远见的实际家，是不能叫做‘狭隘经验论’的。”
　　遵义会议以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为了彻底清除王明教条主义的错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就必须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来解决这一问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批评了“圣经上载了的才对的”这种把“本本”当作“圣经”的教条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总结了第二次革命战争的经验，深刻揭露并批判了教条主义的公式化的错误和思想根源，可以看作“两论”的先导。而《实践论》、《矛盾论》则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为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
　　① 《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简史》，中国社会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页。
　　② 《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简史》，中国社会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3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第109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第109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12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12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12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116页。
　　⑩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116页。
　　(11)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