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延安时期是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反思和基本总结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哲学的高度，历史的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和利用，先后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等光辉著作，由此形成了融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为一体的延安精神，成为中国文化由低谷走向复兴的转折点。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毛泽东的这段话概括了他在延安时期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
　　毛泽东作为中华民族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植根于中华大地，其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自学生时代起，毛泽东就广泛涉猎中国历代优秀经典史籍、通俗演义、神话寓言和诗歌词赋等，对于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像他那样知之深，爱之切者，不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就是在近代革命家中，都是不多见的。1915年，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写道：“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里，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苦而叹也!”〔2〕其崇敬爱戴之情溢于言表。正是由于这种“知之深，爱之切”，使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有着深刻的印象，不易走向全盘否定中国文化历史价值的极端。
　　在五四新文化时期，当那种企图以西方文化的历史进步性来泯灭中国文化历史价值的偏激之见流行之时，尚未掌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毛泽东却自觉地持一种冷静的分析批判的态度。他一面热切地学习西方文化，充分肯定西方文化的历史进步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积弊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指出：“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另一面又明确肯定：“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煞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化。”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阐明了“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的独特见解。〔3〕他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均不采取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从根本上超越了那种以此非彼，非此即彼的思考模式。同五四时期形式主义的方法相比，无疑代表着文化反思与评判上的正确的思想方法。
　　当毛泽东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虑中国的现实问题时，他从未放弃过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学习和借鉴。在井冈山时期，他曾因寻找《三国演义》一类的书籍，被教条主义者讥讽为“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的当作现代战术”，“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的“狭隘经验论”的典型。〔4〕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为抵制教条主义者脱离实际的瞎指挥作风，明确肯定了孔夫子的“每事问”。他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大小也能解决问题。”〔5〕
　　1937年初，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由于客观条件转好，毛泽东一面发奋攻读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另一面则更广泛地学习中国历史文化遗产。1937年1月31日，毛泽东致电李克农：“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6〕1938年1月12日，他又在给艾思奇的信中写道：“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华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7〕由此表露出他盼望阅读鲁迅作品的急切心情。8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在上海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次出版的《鲁迅全集》。经过党的地下组织的努力，毛泽东得到了一套，此后，这套书就成为毛泽东的案头书。经过较为系统地阅读鲁迅的著作，毛泽东对鲁迅作品的思想性、战斗性和人民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在中国革命和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作了极高的评价，称赞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8〕此外，从毛泽东给谢觉哉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当时手头还有南宋洪迈撰写的《容斋随笔》等笔记小说。〔9〕
　　延安时期，由于毛泽东自身地位的变化，他不仅自己注重学习和借鉴中国文化历史遗产，而且利用各种机会鼓励人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清理中国传统文化。1939年，当他获悉何干之想写民族史的消息后，随即致信道：“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10〕1940年，当他读了范文澜在延安新哲会上所作的《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提纲后，高兴地称赞说：“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11〕
　　特别是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当毛泽东向全党明确提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时，他紧接着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他深情而又谦逊地说道：“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12〕
　　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明确肯定了孔子提倡的“不耻下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学习态度。他还真对某些人认为孔孟之道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的观点，指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13〕
　　毛泽东之所以在延安时期向全党同时提出“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这两大任务，是与他强调的“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思想相联系的。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综合的意识形态体系，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但它只有在历史的特殊环境中才能达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一旦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被用来揭示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它就在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文化背景中，通过在中国具体化这种民族形式，实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度里找到生长点，它只有在取得民族文化中进步或优秀成分的认同，实现自身同民族文化的融汇与整合之后，才能真正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毛泽东认为，在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中国的实践中，必然会受到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共产党人倘若无视这种影响，不去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缺乏对民族文化的深刻了解，那么，就是读100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没有用处。〔14〕其结果，只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公式化。而这一点，恰恰是共产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方面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根本分歧所在。可见，在这里，毛泽东是把学习和研究中国的历史，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逻辑前提来看待的。
　　在毛泽东发出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民族史和思想史”的号召下，会聚延安的一大批著名学者自1939年初起，纷纷投身于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研究，取得累累硕果。其中较突出的有：何干之的《中国民族战争史》、《中国革命运动史》；陈伯达的《老子的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和《墨子的哲学思想》；范文澜的《中国经学简史演变》(提纲)、《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上册；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邓初民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社会史教程》等等。可以说，延安时期是党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辉煌时期。
　　延安的党内外学者，在研究中国史的过程中，或是将自己的想法、构思转告毛泽东，或是将研究的成果赠与毛泽东，以便征求他的意见。党内一些关心这方面研究的领导人，如张闻天也将自己对某些问题的见解写信告知毛泽东。这种状况，不仅进一步拓展了毛泽东的视野和思路，深化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而且也促使毛泽东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进行较全面的反思和总结，并通过相互交换意见的方式，借题发挥，阐述自己的独特见解。他在这一时期的著作和书信中蕴含着许多极有价值的文化思想和观点。
　　1940年，毛泽东为延安创办《中国文化》杂志撰写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一文)，标志着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确立和成熟。他在文章中阐述的有关中国文化的历史、现状及发展方向的观点，无疑是其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重要内容。
　　二、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和利用的基本思路
　　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的不是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引导他们向前看。”〔15〕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和利用的根本性原则，即：对历史文化遗产必须加以区分和清理，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精华；改造和利用的基点，不是颂古非今，而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引导人们向前看。
　　(一)批判继承。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理论创造方面劳作最勤，收获最丰的领域是哲学。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和利用最有成效的领域也是哲学。《实践论》、《矛盾论》的诞生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改造和利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毛泽东在承继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和思维方式，汲取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其内涵加以改造和升华，赋予其有利于革命实践的新义，使之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相交汇，上升到哲学方法论的高度，由此构成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新解和概括。
　　其次，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改造和利用，还表现在他对传统哲学中包含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形式中的合理成分的剖析和发掘。
　　恩格斯曾说过：“问题决不在于简单地抛弃这两千多年的全部思想内容，而是要批判它，要从这暂时的形式中，剥取那些错误的、但为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所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形式中获得的成果。”〔16〕毛泽东对孔孟哲学的批判继承正是如此。
　　譬如1939年，毛泽东对“中庸”思想的剖析和阐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庸”是孔孟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过犹不及”都是反映“中庸”思想的点睛之语，长期以来被人们视作调和与折衷的同义语。毛泽东在1939年2月给陈伯达、张闻天的信中和5月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中，较集中地阐述了他对“中庸”思想的评价。毛泽东指出中庸观念具有一定的真理内容。它的合理性“在于肯定质的安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辩证法的一要素。但“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他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他只是辩证法的一要素，如同形式论理之同一律只是辩证法的一要素一样，而不是辩证法”。〔17〕毛泽东不仅在深入剖析中庸思想的过程中，发掘其具有一定真理性的内容，而且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其加以改造和利用。他在致张闻天的信中写道：“‘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了，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18〕
　　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法脱离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19〕事实证明，毛泽东也是能够成功地担当这种工作的人，他对孔孟哲学思想的改造和利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和吸收传统哲学的典范。
　　(二)古为今用。
　　毛泽东是一个深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学问家。他更是一个政治家、革命家和思想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改造和利用，都不可能囿于纯学术性的研究，而有其独特的视角和特点。这就是：始终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从政治家、革命家的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多方面的吸收，并且这种吸收总是同中国革命的实践和实践的需要密切相关。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毛泽东的思想恐怕比其他任何人的思想都更为明显地大部分与历史或革命史密切相关。”“看一下毛泽东写下的各种论文，无论是问题的提出，还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都是围绕着当时中国的特殊现实和从中引出的历史性课题。”〔20〕
　　对如何借鉴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毛泽东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口号：“古为今用”。这一口号精辟地概括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进行选择的标准，体现了他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深刻理解。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古为今用的例子是很多的。他经常自如地将中国传统文化素材运用于复杂的革命斗争之中。
　　1939年9月，他在答记者问时，曾引用东汉朱浮写给彭宠的一封信中的两句话；“凡举事无为亲厚者作痛，而为见仇者所快”，〔21〕批评蒋介石将共产党视为“异党”而加以限制的反动行径，一针见血，切中要害。
　　1942年，他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批评在延安的某些负责行政指挥的同志不大去管生产活动的做法，是因为他们“中了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主义的骗人的腐话之毒，还没有去掉得干净。”〔21〕
　　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史论著作《甲申三百年祭》，文中叙述了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以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致陷于失败的过程。毛泽东对此大加赞扬，并把《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文件。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在致郭沫若的信中，他更明确地提出：“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23〕
　　可以肯定地说，倘若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借鉴和吸收不是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而是脱离开革命的实践和实践的需要的话，要做到如此自如地将历史与现实联结起来，是难以想像的。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确是相通的，历史文化中的精华一旦与现实生活融汇在一起，就会成为“今天用得着的东西”。立足现实，古为今用，正是毛泽东联结历史与现实的重要方法。
　　(三)推陈出新。
　　“推陈出新”是毛泽东1942年为延安评剧院所作的题词。它反映了文化的继承性与创造性的结合。毛泽东曾指出，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
　　1938年在延安，毛泽东同梁漱溟就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性质、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冲突，以及改造中国的基本途径等问题有过一次争论。他当时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不同意梁说的中西文化的造诣“都很高”，认为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冲撞及中国的失败，原因“不是都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高于封建社会，故两者相遇，后者失败，其帐已结。”解决中国危机的办法不是文化改良，而“只有更高者能胜之。此更高者即是民族民主革命。”〔24〕毛泽东在这里否定了通过文化改良来解决中国出路的设想。他所说的“民族民主革命”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革命在精神层面上的反映，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延安时期，这种新的文化形态的代表就是伟大的延安精神。
　　尽管延安精神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但是它决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地、机械的传承，也不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改良。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体现时代精神和革命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对本民族文化的一种再创造，是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在革命实践基础上的高度综合。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延安精神则是共产党人将民族文化的继承性与创造性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推陈出新”的结果。
　　延安精神的形成，实现了中国文化精神层面的革命性转变，它既保持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色，又赋予中华民族精神以科学的内涵，对民族精神的升华产生巨大作用，成为中国文化由低谷走向复兴的转折点。
　　三、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和利用，乃至延安精神的形成，对当代中国的新文化建设具有的重要启示
　　启示之一：任何新的文化形态的产生都离不开民族传统文化这片沃土。遵循本民族文化发展的规律，继承和发扬其优秀传统，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在当代新文化建设中，必须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批判文化上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
　　文化是历史创造的积淀，每一代人都不能脱离前人所创造的文化基础而凭空重新创造自己的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即是中华民族在自己特有的地理条件和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上，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创造出来、世代相继、积淀而成的精神产品。它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形式，而且曾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作为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这片沃土。文化的时代性总是同它的历史性融合在一起而成为一个整体的。所谓“中国特色”是一种内在的特质，而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它表现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改造和升华。
　　在世界范围内民族之间的差别消灭之前，对于每一个民族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维护民族的独立性，而民族的独立性是与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分不开的。梁启超曾说过：“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25〕鲁迅也曾指出：“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发扬起来，中国人才有真进步”。〔26〕
　　事实上，在今天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中，不同民族和国家间的文化引进与交流，已愈来愈迫使每个民族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维护民族文化的独立性。这是确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发展民族新文化的必要前提，也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当代的新文化建设中，要特别注重批判文化上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在不断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推动民族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变，实现民族文化的再次升华，能否把握住这一点，将对中华民族的未来产生至深且巨的影响。
　　启示之二：传统文化不是僵死的历史遗物，而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涵盖面很广的范畴。在建设社会主义新经济、新政治的过程中，传统文化精华与现实生活的融汇过程，同时也是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转换过程。因此，在当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应注重寻找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
　　在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曾有一种倾向，即；形式主义地将中国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西方文化等同于现代化。仿佛只要斩断传统文化这个“劣根”，走“全盘西化”之路，就可以顺利地实现现代化。
　　针对这种倾向，有必要指出以下两点：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等于封建文化。尽管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同时，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传统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时代对传统文化都能赋予新的意义和作出新的解释。如孔孟儒学，在我国历史上由于统治者的提倡，曾经长期处于统治地位，形成传统文化的主干。然而它在不同阶段又与墨、法、道、佛诸家碰撞渗透，形成儒学本身的演化流变。及至鸦片战争后，情况更为复杂，中学与西学既相冲突，又相融合。五四运动之前有进化论与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传入；五四运动以后有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传入。这些外来文化都曾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因此，时至今日，已经很难说还有什么纯粹的一成不变的中国传统文化。
　　第二，现代化也不等于“西方化”。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决不是西方文化所能包容和取代的。对文化发展方向的思考，应是不同文化形态在更高层次上的融汇与综合；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趋势与民族个性的有机结合。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寻找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
　　中华民族是一个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伟大民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大量的和现代化相契合的因素。如爱国主义的传统，刚健自强的品格，不畏强暴的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注重气节的情操，和谐协调的观念，勤劳节俭的美德等等。民族文化中的这些优秀成分，只要经过改造，赋予新意后，完全可以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强大精神支柱。江泽民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将“自强不息”做为新时期伟大创业精神的重要内容，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启示之三：实现民族文化向现代化的转换，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站在现实的高度，对传统文化加以彻底地清理，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在这方面，毛泽东指示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无疑仍具有指导意义。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渊远流长，的确是前人留下的一笔极为宝贵的财富。但同时，也应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精华与糟粕并存的混合体。传统文化中落后腐朽的成分对后人的实践往往产生消极的影响。
　　毛泽东在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曾提到：教条主义同中国传统的某些消极心理恰恰有着某种关联，他说：“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在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27〕后来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教条主义的来源之一就是“中国是科学不发达的，存在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国家”。〔28〕
　　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长期以来，对传统文化中封建性糟粕的清理工作做的很差。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进行了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29〕
　　现实告诉我们，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迫切要求在当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必须明确提出“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30〕这是历史赋予这一代中国人的光荣使命。
　　〔1〕《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534页。
　　〔2〕《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24页。
　　〔3〕《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86、474页。
　　〔4〕《毛泽东思想论坛》1991年第1期第43页。
　　〔5〕《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110页。
　　〔6〕《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198页。
　　〔7〕《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18页。
　　〔8〕《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698页。
　　〔9〕《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35页。
　　〔10〕《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36—137页。
　　〔11〕《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63—164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533、534页。
　　〔13〕《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6年9月版200页。
　　〔14〕《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10页。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707、708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7页。
　　〔17〕《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368、380页。
　　〔18〕《毛泽东书信选信》，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45—146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页。
　　〔20〕《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62、108页。
　　〔21〕《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209页。
　　〔22〕《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210页。
　　〔23〕《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41、242页。
　　〔24〕《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7页。
　　〔25〕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文选》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108页。
　　〔26〕《鲁迅全集》第3卷，第208页。
　　〔27〕《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111页。
　　〔28〕《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18页。
　　〔29〕《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95页。
　　〔30〕《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