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延安精神和民族文化的关系
　　灿烂辉煌的瑰宝，并不因世代更迭，风云变幻，失去光彩；而更因历史悠久，时间检验，显示价值。
　　延安精神就是传世之宝，具有与天地共存，和日月同在的生命力。如江泽民1990年4月4日题辞：“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因为，它既是体现党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方向性精神，又是植根深厚的人民精神。陈毅写过《延安宝塔歌》：“高耸入云端，塔尖指方向”，“层层从地起，累累逾百丈”，“方知塔尖高，群砖任鼎扛。”〔1〕它有多种意蕴，也可理解为是对延安精神的赞美和注释。
　　历史，是现实成长的根苗；现实，是历史发展的花朵。任何一个国家、集体、家庭和一种事业的现实存在，都应该追溯源远流长的历史因素。所以前天、昨天的历史，仍是今天、明天的课程。
　　着重提出对延安精神及其在改革开放中的影响，既要当作几十年来党领导革命的传统来思考；还要当作几千年来的民族文化现象，民族文化传统一一其中也必蕴含着作为文化的核心、主导的哲学规律来理解。
　　继承、宣传和弘扬一种积极精神，不宜忽略研究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文化传统影响。因为，这种精神不会是来自少数人的思想倾向或政府的法令规定；而是民族、社会的整体意识和道德观念的体现。
　　文化传统是民族的根。延安精神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之根，它还有本民族文化传统之根。这三者是相结合在一起的根。这是客观历史存在。
　　例如，儒文化，在我国几千年历史中是根深蒂固的，即便平常百姓，目不识丁，也被渗透。北宋初创期，那位文化程度不高的大政治家赵普早就有过“半部论语治天下”〔2〕的观念，虽持之有故，仍析之见绌；但在当今东亚诸国还有共识。而像《水浒》、《三画演义》等通俗小说出现后，在明清普通农民中产生的鼓动和指导起义斗争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中国丰富的民族文化传统与延安精神的产生、发展，不会是没有关系的。
　　延安精神的倡导者毛泽东和周恩来、刘少奇等都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传统。这从他们的著作中展示出来。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3〕。
　　毛泽东就曾多次回忆青少年时代所接受的民族文化薰陶。既讲过阅读明清白话小说获得的感受〔4〕，也讲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5〕；在长沙一师就学于杨昌济等师长，接受了宋明理学、清代汉学的影响。这在毛泽东那时写的《讲堂录》〔6〕、《<伦理学原理>批语》〔7〕，一些信件〔8〕和《体育之研究》〔9〕等文章中，都有明白表述。当然，这一切，后来都是经过马克思主义的审视、过滤的。延安时代兴起的延安精神，在毛泽东著作中，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延安精神，当作民族文化传统认识的意义，在于文化传统。因为，文化，如毛泽东指出，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0〕。从此可以联想，社会要有经济、政治与文化三方面的不断从不平衡到平衡的转化，由此推动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同时，文化是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人的本质性活动；传统就是这种活动的凝聚力量和遗传因子。把延安精神当作民族文化传统来认识，它就不存在什么过时的问题。因为，它不仅有一时性还有长时性、应时性。从此可以更开阔地研究延安精神与改革开放的关系。当然，延安精神和邓小平1980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提出的五种精神，〔11〕江泽民“十四大”报告中要求在全党提倡的五种精神〔12〕都是一致的，应该结合新形势，有更深广的领会。
　　二、延安精神在改革开放中的意义
　　延安精神的第一内容是人民为本的精神，即为人民服务是革命的根本宗旨。
　　这种精神，既是像马克思强调人民利益，对巴黎公社经验所曾总结〔13〕的那样；又是植根于中华民族土壤的。毛泽东青年时代吟唱“粪土当年万户侯”，初至陕北时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对比的感叹，都是基于强烈的人民意识。对待战争，他重视孟子“春秋无义战”〔14〕的观点，分辨中、日与世界的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的性质；他把“得道多助”，“失道寡助”〔15〕的古训，作为战争双方胜败的根据，这一切都是超军事的以人民利益作为观察研究战争的标尺。他论述文艺方针，以战国时代楚国歌曲《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16〕唱和寡众的区别，说明提高与普及的问题，仍是揭示文艺为人民的实质。他主张翻印“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7〕，这是在革命艰难时已预见革命成功后，担心背离人民而发出的警告。他在对警卫团战士张思德的悼词中，引用司马迁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样就把生死观、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都和“为人民服务”的召唤联系起来，使这一命题上升到革命思想建设的最高境界。他在“七大”闭幕词中引用《列子》中“愚公移山”寓言，以此作为主题，提出排除万难，争取胜利；而更有新意的是把为愚公移掉两座大山的上帝，直称为“全中国的人民大众”〔18〕。
　　当然，这些思想与群众路线、统一战线、人民战争、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人民民主专政、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观点是密切联系着的。总之，人民为本。
　　从这种“人民万岁”的精神中，可以寻索到几千年前《五子之歌》提出的“民为邦本”〔19〕，孔子的反对苛政害民，主张取信于民；孟子的保民仁民，民贵君轻等传统民本意识，直至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思想，“五四”的民主旗帜。
　　而毛泽东是在对民族文化传统批判地继承中升华了“人民为本”精神。他不仅是倡导着中华民族自古有之的道德情操和行为规范，使之成为衡量人的价值观念；而且，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人>发刊词》、《论联合政府》、《愚公移山》、《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著作中，把“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作为他伦理思想、道德哲学的核心，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上，不是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之上，正确解答了对待个人与社会相互间的利益关系这一基本道德意识问题。不是把为个人一己利益，而是把为人民集体利益的伦理思想，作为基本道德原则和规范，并且这已成为制约人们社会行为的社会意识。这是肯定“民本位”，否定“官本位”的，要求官是公仆，不是老爷。它的阶级实质是消灭私有制和全人类解放，与列宁强调论述的“共产主义道德”是一致的。
　　人民为本的延安精神不仅在延安时代和以后有过教育与团结人民进行战争，建设国家的巨大作用；而且，作为高度升华的民族文化传统，精神文明成果，在改革开放中仍有深广的现实意义。
　　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改革，最根本的问题是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强调生产力的解放，实际主要是人的解放：为人民服务，是为人民造福，使人民致富。如改革只是见物不见人，则必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改革必须使人民得到作为国家和企、事业的主人翁的充分的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利，充分发挥人民的自觉性、积极性、能动性、创造性，使改革开放成为人民自身的生活来关心和参与。这样，个人与集体的相互关系就会有更深的发展：不仅强调个人依靠和服从集体，而且集体也注重和支持个人的利益，集体收益和个人收益更密切地联系。一部表现当代改革的长篇小说，描写一位厂长向省委书记述说他去工厂进行改革的方针：“只有一条，让工人阶级真正当家作主”〔20〕。尽管并不完备，却是很有见地。
　　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更加深化，和制度结合，即要改革束缚人民权利的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就是邓小平指出的“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21〕。这样有益于消除政府机关的不切实际的指令计划，放权则必减少利用职权行私徇私的条件。由此也就有了自承包制以后一系列体制的改革，它又直接反映着人民，职工生产的自主经营与福利的自我创造。
　　最重要的新事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与之紧相联系的多种改革中，关键一项是加速政府职能的转变，即政企职责分开，向企业放权，使之转换经营机制，成为市场的主体。但是有权的人放权难，并使权力商品化，就会成为改革阻力。中央虽然发布带有强制性的条例，却仍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此，除依靠组织手段外，国家干部还应有从人民利益出发，以人民为本的意识，进行反对个人利益“官本位”的自我革命，主动放权，从改革以求国家人民利益中求个人前途发展。否则，也难抵制大潮冲击。
　　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更加强化，有益于克服在改革开放中产生的重利轻义的现象。重人民利益，向人民负责，企业才能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打击伪劣商品。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中的竞争，首先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与质量的竞争。
　　坚持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才能有益于政治改革，民主建设，向以权谋私为核心的一切不正之风斗争。国家干部要真正认识人民是衣食父母。如陈毅有过“以励晚节”的诗句：“来自人民莫作恶”，“若无人民怎能活”〔22〕；一部小说中描写的人民解放军老军长也讲过：“我们要一辈子报答人民的大恩大德，而不是把我们当成人民的救世主”〔23〕。有人民意识和人民监督，才可能有公而忘私，勤政清廉，洁身自律等高风亮节；才可能反对损公肥私，任人唯亲，媚上压下等歪风邪气。腐败现象的严重，更说明弘扬延安精神的必要：弘扬延安精神，也将更益于反腐败斗争的开展。
　　此外，如生态平衡的破坏，计划生育的阻挠等等，都与缺乏人民为本意识关联着。
　　对“左”的错误，长期来把它作为认识问题的主观、片面的方法指摘；实则那常是置人民实际利益、实际需要于不顾的主观、片面。
　　人民为本的延安精神，是由马克思主义审视而升华了的民族文化传统，所以在改革开放中，并未过时，仍然适时。
　　延安精神的第二内容是实事求是精神。这是指导革命，排难创新的思想路线。
　　这种精神，既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又是来自革命、尤其是军事斗争和反对王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实践，同时也蕴有中华民族传统的哲思智慧。毛泽东多次引用古代孙武军事名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24〕解说春秋时曹刿作战“一鼓作气”〔25〕的故事；列举古代成皋、昆阳、官渡、赤壁、彝陵、淝水等著名战例〔26〕和《水浒》中三打祝家庄的〔27〕故事。这些都是用以论证熟知和根据各种实际情况，制订战略战术决策进行战争实践，才能赢得胜利的观点的。以孟子的“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说明列宁的“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的策略〔28〕；以孔子的“欲速则不达”〔29〕，反对盲动主义。这种矛盾分析，平中有奇地透示了实事求是的光彩。他用“有的放矢”与“无的放矢”〔30〕的成语，比喻是否实事求是。以“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对联〔31〕，讽刺没有理论和实践统一的科学态度的人。“实事求是”这一理论概括，也是使用了班固在史书中称道刘德治学务实求真的古语〔32〕。
　　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精神，有民族文化传统的渊源。他青年时代在学校中，接受重儒家实用理性的教学；还有对顾炎武、颜习斋、李恕谷的“实学”的赞扬〔33〕；即便对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曾国藩，也看重他的求实学风〔34〕；“五四”科学旗帜更拂动他的心灵。他在主编《湘江评论》时，已经提出：“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35〕。
　　而民族文化传统是在实际斗争中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理论研究中升华起来的。“实事求是”的现有深意早已超越原成语的含意，基本特征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一致。即追求科学真理，指导生活斗争，以客观实际为根据，以客观规律为准绳，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并发展真理。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把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把从客观实际出发的唯物论和研究事物内部联系、发展规律的辩证法结合起来。总之，这是世界观、方法论的统一。毛泽东的贡献在于，更明显、直接地把唯物论辩证法哲学化为思想路线、工作方法——思想方法论。由此探索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根本认识途径，成为党的路线方针的思想基础。
　　实事求是的延安精神，不仅在延安时代和以后有过指导整风，总结历史，制订政治、军事决策，战败敌人和纠正“左”风，尤其粉碎“四人帮”与拨乱反正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且，作为哲学思想和文化传统，在改革开放中仍有重大普遍意义。
　　改革开放，需有一系列改旧开新的重大决策，这就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和根据国情、乡情、民情与各种客观规律来制订；而不能从传统模式和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找现成答案，甚至“被一些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束缚自己”〔36〕，以脱离实际的态度制约着创造力。因此，特别需要实事求是精神。
　　70年代末，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了50年代以来一些大政方针、尤其苏联型经济建设决策的失误，尊重农民的联产承包创造，改变了平均主义大锅饭和以粮为纲，单一土地经营的生产结构。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提出，更是重大突破。因为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经典著作中，由于历史条件与实践程度的限制，都是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实行计划经济，不应有商品经济；东欧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从20年代的兰格〔37〕到五六十年代的科尔奈与奥塔·汤克〔38〕，都曾倡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或受排斥，或未完备；中国自1979年学术界也曾提出这一问题，却有非议；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对此更是讳莫如深。
　　因此，继商品经济发展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成为党的重大决策，是由于邓小平和党中央没有固守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他们时代资本主义国家兴衰情况所作的设想，没有把经济调节手段划什么政治属性，打什么政治标签，而是从我国小农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并且发展到专业化、规模化和社会化大生产，有了国内外市场大流通的必需；从我国市场对经济活动调节作用的优势；从过去那种单纯指令计划，造成条块分割的体制，束缚生产力等情况考虑，制订政策的。这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具体体现。
　　另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等问题的提出，也是实事求是精神的具体体现。
　　改革开放中还会有许多矛盾：旧体制残缺，怎样争取新体制完备；加快经济建设，怎样解决投资困难，消化就业困难；价格改革，怎样防止货币发行量失控；金融缺乏秩序管理，宏观调控，社会集资热反映了经济发展需要，却增加了通货膨胀压力；经济增长，怎样抑制过热；积累和消费，生产和基建，工、农业之间及其各自内部如燃料、动力工业和加工工业，轻、重工业，军用和民用工业，农林牧副渔等等之间；还有工、农与知识分子，党政军民，中央与地方，民族与民族相互之间；民主和专政、法制，自由和纪律与腐朽浸蚀，局部、眼前利益与整体、长远利益等等之间。而这在急功近利、挫折躁乱、唯上唯书、偏听偏信之时，更会出现失误。因此时常提醒和认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极为重要。
　　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是统一的。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天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39〕。这是指导方针。其重要性在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真正史无前例的创见壮举，要不断探索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并且要摆脱各种从概念到概念的教条主义倾向，因循停滞、抱残守缺的僵化意识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就必须解放思想。而这决不是主张过去有过的离开客观实际的主观想象，运动群众，自夸自吹，瞎指挥，乱呼隆的盲目蛮干；也不是主张离开客观实际，不顾国情和安定团结局面，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倒向资本主义自由化。
　　只有大扬实事求是之旗，才能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也只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才能大扬实事求是之旗。在改革开放中要发现问题，汲取经验，纠正错误，解决困难，必须从实事求是地调查研究开始。
　　在改革开放中，实事求是的延安精神，并未过时，而仍适时。因为人们不可避免地经常置身于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际的矛盾之中，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也永远不会完结。要突破，创新，就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延安精神的第三内容是艰苦斗争精神，也包括自力更生、勤俭建设的作风。
　　这种精神，既是像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评价的那种“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40〕的精神，也有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点；但又是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在延安艰苦环境中，毛泽东曾以古代典籍的神话“夸夫追日”和“羿射九日”〔41〕说明矛盾变化，实则是在艰苦斗争中获得变化，蕴含着坚韧精神。他号召开展生产运动，称赞青年学生劳动，用“樊迟请学稼”〔42〕为例，并指出“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还提出军队“会打仗，会作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43〕，并以“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的谚语，说明发挥集体斗争的创造力。他曾编写课本颂扬中华民族“刻苦耐劳，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列举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斗争，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44〕。他更呼吁以“愚公移山”精神挖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
　　毛泽东所强调发扬的艰苦斗争精神，也是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从古老名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45〕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及“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等等，这种艰苦斗争的伟大传统精神，是千百年哺育着中华伟大民族的。
　　毛泽东是倡导着作为中华民族往时和后代发展动力的立世主导精神，有此，中华民族才能保持着独立自主的地位与蓬勃向上的生机。在他的《关于重庆谈判》、《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许多名篇中，艰苦斗争意识已发展至最高层次，成为决定于世界观、价值观的明确自觉地为人民利益拼搏的精神，与变革社会的集体斗争联系在一起，形成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旋转乾坤的力量；体现着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客观的反作用的唯物辩证法高度。
　　艰苦斗争的延安精神，在延安时代和以后的战争年代，以及在国家建设的曲折跋涉中产生了巨大作用，在改革开放中，仍是强大的精神动力。
　　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不应片面夸张地大物博，而不计算人均资源艰窘，人均产值低下，城乡差别严重。今天争得大好形势，而在经济、技术落后的大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虽前途光明，仍道路曲折。我国不能像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依靠原始积累、剥削和各种侵略掠夺，也没有大量资金购买设备的力量。所以还要依靠自身的艰苦斗争，自力更生，增产节约，增收节支，提高劳动生产率。引进外国资金、技术和扩大对外贸易，也是以此为基点，决不立于附庸地位。
　　并且，商品经济有其体现着严格的成本、利润要求的“投入——产出”规律，因此需要竭尽全力节约各种生产要素，创造最大生产效益，也就必须艰苦斗争。
　　改革开放，引发竞争机制，在竞争中求生存发展，优胜劣汰，形势逼人，没有艰苦斗争，就是自甘衰落。市场竞争，更依靠科技，而科技实验，就意味着是爱迪生六千次试验电灯丝，诺贝尔四百次试验炸药和以生命为代价那样的艰苦斗争。
　　坚持艰苦斗争，形成习惯，养成风气，也有益于在改革开放中抑制可能出现的恶欲泛滥，贪污腐化等现象；防止生活中片面追求高消费，以及国民收入“超分配”等现象。那种赶时髦、摆阔气的大吃大喝，饰金堆翠，是庸俗的封建贵族有伤大雅的低级趣味，还应以艰苦斗争风气提高审美情致。
　　由于“独生子女小皇帝”这一社会焦点的客观存在，必须强调艰苦斗争的教育，否则就是对后代的不负责任。1993年天津市调查统计，79％的少年儿童没有劳动意识，还有许多孩子，离开父母无法生活。对此要有高度清醒的认识。
　　在改革开放中，仍是要“备尝险阻艰难后，高举红旗报好音”〔46〕，这是事物的规律。艰苦斗争可以保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保证党的基本路线。民族文化性是民族独立性的重要标志与根据。对延安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真髓的研究，必须结合着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研究，这才是把延安精神置于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高度，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才有中国特色，才有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发展。
　　尤应重视，中国几十年延安精神传统和几千年民族文化传统，在一些青年中有断裂的可能。必须恢复、发展，使两者弥合、联结，它本是一条线索，不能割裂。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有对过去几千年历史优秀文化成果的吸收。文化的特征之一是积累性，社会主义的成就是建立在历史文化一切成果积累的基础上。对历史文化，马克思主义历来坚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延安精神既概括着中华民族最美好的传统精神，又是经过升华更富有新意与深意的。江泽民列举“九十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曾经指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在生动丰富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创造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47〕。
　　改革开放和延安精神的关系，其实质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对这两种文明的相互作用及其意义，党中央已有过深刻的揭示：“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48〕。改革开放和延安精神就是这样的性质和相互作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改革开放提供精神文明发展的物质条件，延安精神提供物质文明发展的精神支柱。
　　〔1〕《陈毅诗词选集》，张茜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84、85页。
　　〔2〕见《宋史》第25册(列传第15)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版，第8940页。
　　〔3〕《列宁选集》第4卷，第362页。
　　〔4〕见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0月版，第108页。
　　〔5〕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
　　〔6〕毛泽东的课堂学习笔记。
　　〔7〕毛泽东阅读德国鲍尔生著《伦理学原理》，在书上写了1.1万多字的批语。已有印本。
　　〔8〕见毛泽东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函，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函，1920年3月致周世钊函等。
　　〔9〕毛泽东著，载《新青年》1917年4月1日，第3卷第2号。
　　〔10〕《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版，663—664页。
　　〔11〕《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7页。
　　〔12〕《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54页。
　　〔13〕见《法兰西内战·初稿》中“公社的性质”、“公社(社会措施)”等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5卷，第411—416页、424—427页。
　　〔14〕《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161页。
　　〔15〕《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版，第448—449页(原语载《孟子·公孙丑下》)。
　　〔16〕《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865页(原语载南朝梁萧统编《文选》。《宋玉对楚王问》)。
　　〔17〕《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948页(所指郭之文章即《甲申三百年祭》)。
　　〔18〕《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102页。
　　〔19〕《尚书》。
　　〔20〕李国文：《花园街5号》。
　　〔21〕《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88页。
　　〔22〕《感事书怀·手莫伸》。《陈毅诗词选集》第156—157页。
　　〔23〕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
　　〔24〕见《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著作。原语载《孙子兵法·谋攻》。
　　〔25〕《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203—204页(原事载左丘明《左传·庄公十年》)。
　　〔26〕《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204页。
　　〔27〕《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313页。
　　〔28〕《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538页。
　　〔29〕《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012—1013页。
　　〔30〕《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799—801页。
　　〔31〕《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800页(原对联据云为明初解缙所作)。
　　〔32〕《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801页。(原语载《汉书河间献王传》)。
　　〔33〕见《体育之研究》(参阅注〔9〕)。顾和颜(元)、李(塨)都是清初有代表性的思想家。
　　〔34〕见《讲堂录》和毛泽东致黎锦熙函(参阅注〔6〕，〔8〕)。
　　〔35〕见《健学会的成立与进行》。
　　〔36〕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第21页。
　　〔37〕波兰著名经济学家。
　　〔38〕分别为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
　　〔39〕《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5页《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3页。
　　〔41〕见《矛盾论》。原神话分别载战国时代的《山海经》和汉代刘安辑《淮南子》。
　　〔42〕《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568页。(例载《论语·子路》)。
　　〔43〕《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929页(原语载《孟子·公孙丑下》)。
　　〔44〕《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623、625、628等页。
　　〔45〕《周易》。
　　〔46〕《读毛主席题字“光明在前努力奋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10月版，第144页。
　　〔47〕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观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第39页。
　　〔48〕《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计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