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得历史，就不能正确地面对现实。正因为如此，笔者才不惜用大量篇章来对延安精神本身进行系统的理论阐发。然而，历史意义上的延安革命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延安精神历史发展的中断。作为延安精神历史演变的续篇，从而也作为过渡到现时代的中转站，我们有必要首先对建国以来40年间延安精神的坎坷经历作一番简要回顾，并对歪曲贬斥延安精神的种种错误观点进行分析剖判，进而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完成这样一章的过渡，我们就能够尽快地架起历史通往现实的桥梁，最终把我们的思维重心降落在延安精神与现时代关系的问题上。
　　1.后继演变轨迹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同年年底，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告结束。从此后，延安精神便开始了建国以后的历史迁演。在这40年的历史区间内，我们的民族迈着艰辛的步履，走过了坎坷不平的路程；与此相应，延安精神也经历了复杂多变的历史命运，留下了曲曲弯弯的演变轨迹。“曲折发展”、“扭曲践踏”和“恢复发扬”便是按照历史顺序描绘其后继演变轨迹的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曲折发展阶段：从新中国诞生到“文化大革命”爆发。
　　1949年10月26日，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同志就在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复电中，号召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要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对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当时，延安精神是很吃香的。
　　从1952年10月到1953年9月，历时11个月的“三反”“五反”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蚀斗争运动。这场运动，挽救了许多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和金钱美女引诱下陷入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泥坑的同志，锻炼了党员的党性，纯洁了党的组织，坚持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一曲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交响乐，是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霸权扩张斗争的伟大创举。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用鲜血和生命换取了朝鲜人民的幸福和安宁，铸造了牢不可破的中朝友谊。抗美援朝，是中国人民国际主义精神和牺牲精神的生动体现，因而也是对延安精神的一个大发展。
　　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们党继承和发扬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关心人民群众疾苦，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勤俭建国方针，创造性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
　　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继承和发展了1945年延安“七大”的思想路线，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科学地分析了国内变化了的主要矛盾，及时地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高涨的物质文化需要上来，提出了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是一项长期任务的观点，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发展了延安精神。
　　从1957年到1958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不良作风为初衷，应该说是完全正确的，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把人一棍子打死为教育方法，也应该说是适当的。这些，都是延安时期整风精神的进一步发扬。但是，在具体斗争过程中，却主观地夸大了敌情，扩大了打击面，采取了“四大”的方式，甚至在全国划定55万右派指标，就使得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走向了它的反面，不但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反而误伤了一大批忠诚革命事业的同志和朋友，破坏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损害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延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出现了不正常情况。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急躁冒进为特征，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高速度，任性实施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席卷中华大地，主观主义猖厥，唯心主义盛行，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坏，实事求是的精神遭到无情践踏，坚持真理的同志受到打击迫害，延安精神又一次经受挫折。
　　从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党领导全国人民战天斗地，克服困难，节衣缩食，奋发图强，一手抓粮食，一手抓石油，在自然灾害面前不低头，在经济困难面前不却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得到了空前发扬。
　　从1962年到1966年的4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延安精神基本上保持正常发展，并且显示了巨大的价值效应。1963年，我国石油基本实现自给。1964年，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铁人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就是延安精神在该时期的新颖表现。
　　扭曲践踏阶段：“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66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称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般的非常运动，这场由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为了错误目的，采用错误方法的错误运动，是一场空前的文化浩劫，是一场深重的民族灾难。在这场运动中，大大小小的批判会、斗争会、讲用会、声讨会随处可见，五颜六色的大字报、小字报遍布街头巷尾，“北上、南下、东征、西进”的串联队到处奔走呼号，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之间展开了唇枪舌剑的辩论和真枪实弹的武斗，一大批功勋卓著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遭受冤屈，无数正直善良的人们惨遭精神上的打击和肉体上的摧残，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同志却得不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被党章确认为“接班人”的“林副统帅”竟然走上了背叛党和人民的道路，“批林批孔”运动矛头直指周恩来同志，“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目标对着邓小平同志，……。这场持续10年之久的“非常运动”随着政治狂热的消逝到1976年10月才终于平息下来。
　　“文化大革命”不但把中国的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使人民的民主权利丧失殆尽，而且给延安精神、延安革命传统带来了厄运，使其遭逢了严重的扭曲和肆意的践踏。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实事求是遭摧残。“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毛泽东同志按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发动起来的，这一理论，把阶级矛盾当作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因而要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历史事实证明，这种对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既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二，群众路线遭践踏。“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一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它名义上直接依靠人民群众，使人民群众享受所谓的“民主权利”，而实际上是利用了被煽动起来的部分群众的盲目的政治狂热，严重地脱离了人民群众。在这场运动中，人民的正当的发言权被剥夺得一干二净，人民的民主权利丧失无遗，人民的安定生活被搅得乱七八糟，真正的人民利益无法得求，数以百万计的正直人们遭到诬陷和迫害，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第三，党内思想斗争的优良传统被遗弃。“文化大革命”，不但在内容上是错误的，在形式上也是极其荒谬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斗争形式随着运动的步步深入而不断升级，什么“两军对垒”，什么“文攻武卫”，决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真枪实弹，诸如“批斗王光美”，“大闹怀仁堂”，“炮打司令部”，“砸烂公检法”真是骇人听闻，诬陷折磨、诽谤攻击、揪斗关押的野蛮暴行无所不用其极。这种貌似民主而实则破坏民主的斗争方式，必然导致无政府主义的泛滥成灾，必然带来法西斯主义的畅行无阻，这无疑是对党内思想斗争优良传统的无情嘲弄。
　　第四，集体领导原则遭破坏。“文化大革命”，使个人迷信的新式封建迷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林彪便是“个人崇拜”的发动者。林彪通过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自己踩踏了一条攀登权力高峰的“捷径”。在“个人崇拜”的氛围中，毛泽东的“语录”被用来当作一种特殊的斗争武器，佩戴毛泽东像章成了一种风靡全国的时髦。各大报刊对毛泽东的宣传的不断升温，使毛泽东的个人影响不断扩大，而毛泽东本人对红卫兵的支持又鼓起了青年人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并以超乎异常的压力向人们的灵魂深处渗透。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字字闪金光”，“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语录成了中国的“圣经”，毛泽东的形象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的“上帝”。“个人崇拜”，必然导致个人专断和家长作风，必然扭曲领袖与群众的关系，必然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原则和组织原则，这与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所形成的集体领导的优良传统是格格不入的。
　　“文化大革命”运动，对延安精神的践踏是多方面的，我们不足一一罗列。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必须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本身同“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时期区别开来。尽管这场“非常运动”在各个方面给延安精神蒙上了厚厚的阴影，但是，由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够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尽力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由于许许多多的张志新式的真正英雄的奋力抗争，使得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延续。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导弹的试验成功，人造卫星的上天，对外工作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打开新的局面，“四五”运动的爆发等等，都是在“文化大革命”这块历史怪石的重压之下取得的成果。它充分显示了延安精神的顽强生命力，从而也保证了延安精神的历史延续性。
　　江青反革命集团罪恶阴谋的彻底破产，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社会在经历过两年时间的徘徊和自省之后，便开始了历史性伟大转变的新时期。
　　恢复发展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顺利地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开始了真正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各方面的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各项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与此同时，延安精神也得到了迅速恢复和丰富发展，其现实表现是有目共睹的。
　　表现之一，中央领导同志十分重视延安精神的恢复和发扬。在1980年的中央工作会议点，邓小平同志曾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们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解放初期的精神以及六十年代初期克服困难的精神”，“我们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邓小平文选》第327页)在1985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陈云同志强调指出：“在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同时，还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彭真同志在陕西视察工作时指出：“延安精神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传家宝，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要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邓颖超同志指出：“延安时期那种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应该继承下来，还要在新时期发扬光大。”田纪云、邓力群、胡乔木等同志在视察延安工作时曾对延安精神的内容、实质以及在现时代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阐发。所有这些，对延安精神在现时代的恢复发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表现之二，延安精神的理论研究方兴末艾。延安精神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恢复和发展延安精神，就必须重视对这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也正是在历史感悟与现实挑战相互击撞的现实背景之下，“延安精神研究会”于1985年12月在延安正式成立。截至1987年底，该会发展会员3000多人，团体会员遍及全国各地，“研究会”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延安精神宣传教育活动，创办了《延安精神》报，组织了全国性的延安精神研究学术讨论会，收集编印了大量研究论文，见诸报刊的宣传和研究延安精神的理论文章日益增多，延安精神愈来愈成为学术界研讨的热点课题之一。
　　表现之三，党中央采取了许多对恢复发扬延安精神有重要意义的有力措施。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对“两个凡是”的批判，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我们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优良传统和作风。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重新明确了党的民主、党的纪律、党的任务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1981年3月开展的以“五讲四美三热爱”为内容的文明礼貌活动，对于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和新型人际关系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延安精神从党的作风问题提高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高度来认识，并对延安精神的内容和实质作了新的概括。1983年10月开始的持续三年多时间的整党工作，是端正党风的重大步骤，对于党风的好转具有重大意义。1984年3月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的意见》，把包括延安精神在内的革命传统教育列入正常日程。1985年3月开始的以“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为内容的“四有”教育，在内容上与延安精神完全一致，在形式上又体现了时代特征。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把精神文明建设当作一个标志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战略问题来认识，使延安精神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有了重大发展。1987年初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批评了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言论，明确了“四个坚持”是我们立国治国之本。1987年开展以“增产节约，增收节支”为内容的“双增双节”活动，则直接体现了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延安作风。所有这一切，都为延安精神的恢复发扬提供了重要保证。
　　表现之四，延安精神在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延安精神的恢复发扬，在主观上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在客观上推动了各项工作的顺利进展。从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到工作重心的转变，从全面改革的开展，到对外开放的实行，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到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形成，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路线的提出，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构想，从农民积极性的空前高涨，到城市经济活力的增强，事事处处都闪耀着延安精神的光辉，显示着延安精神的时代效应。改革精神、开拓精神、创新精神、拚搏精神、求实精神、老山精神、企业精神等等都已成为延安精神在现时代条件下的新颖表现。
　　总而言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延安精神的恢复发扬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延安精神提供了新的用武之地。延安精神正在以其自身的价值效应，争得人们的赞誉和珍爱。因此，延安精神恢复发扬的势头是令人欣慰的。然而，我们还必须看到，有些人对延安精神与现时代的关系仍然认识不清，对延安精神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还估价不足。这都需要我们正确地对待和积极地引导。至于那些无知而又狂妄、幼稚而又自信的怨愤者们对延安精神提出的种种责难和贬斥，则需要我们进行比较系统的剖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