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胜利到达了陕北。从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起，至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转向华北为止，中共中央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地区领导中国革命，前后历经十二年五个月二十六天，习称“陕北十三年”。这十三年，根据历史进程和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变化，又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初到陕北，先后以瓦窑堡、保安为中心，到1937年1月13日进驻延安，历时约一年三个月，为第一阶段；从1937年1月13日，延安成为中国革命斗争的指导中心和后方，到国民党军队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企图攻占延安，摧毁我党领导中枢，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历时约十年两个月，为第二阶段；从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继续领导全国解放战争，到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离开陕北到达华北，历时约一年，为第三阶段。
　　陕北作为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的大本营，为中共党史，为中国革命史，为中国历史，书写了浓重的一笔。而这一笔，竟是整整的十三年!在这十三年中，陕北人民用他们的小米，养育了我们的军队，养育了我们的党；在这十三年中，我们的党扎根在黄土地中，经受了无数次的考验，更加成熟了，也更加坚强了；在这十三年中，我们的党和人民同甘共苦，生死与共，度过了那令人难忘的峥嵘岁月，最终走向了胜利和辉煌。
　　对于延安时期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毛泽东早作了评价，他指出：“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①具体说，延安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总之，它是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的“转折点”。
　　(一)早年革命发展的沧桑史
　　陕北黄土高原是一个贫瘠困苦的地区，延安城就坐落在陕北的千山万壑之间。循着古人的足迹，追根溯源，延安是一块古老的土地。传说“人文始祖”黄帝及其部落就兴起在这块土地上，后来黄帝族沿洛河南下，并东渡黄河才定居于河北涿鹿。黄帝完成统一中原大业后，仍叶落归根，安葬于桥山之巅，这就是今天的黄陵。史籍还记载，远在夏代，这里就出现了村镇，公元前221年，秦朝在延安一带建有上郡。南北朝时期，建起了城池。隋朝初年，以延水取名为延州。唐、五代、宋、元等朝代，又称为肤施。直到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才改为延安府。
　　自隋朝以来，延安一直都是郡、州、道、路、府的所在地，是陕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延安至今还留存着历代人民创造的古老文明。城东嘉陵山上，屹立着唐代修建的高达44米的九层宝塔，它是延安人民英勇顽强的象征；城北清凉山间，殿宇洞窟星罗棋布，最有价值的是宋代开凿的万佛洞，它是延安人民精湛艺术造诣的代表；城西凤凰山顶，有北宋范仲淹督建的镇西楼，它是延安人民保家卫国坚强意志的体现。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陕北和延安曾迎来了无数名臣武将和仁人志士。战国时期著名兵家吴起，任魏将时屡建战功，被魏文侯封为西河守，吴起镇就是吴起坐镇陕北的记载；秦皇、汉武曾经驰骋陕北，抗击匈奴；秦朝大将蒙恬、公子扶苏，汉朝名将李广、卫青，唐朝老将尉迟恭、郭子仪等都镇守过延安；北宋将领韩琦、范仲淹、庞籍、狄青、杨文广、沈括等也都先后驻防延安，抵御西夏的侵扰。可惜，这些历史名人的足迹大都被巨变的沧桑所淹没。
　　陕北延安的小米还养育了众多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隋朝时刘加伦聚众10万，大闹延安府，名震遐迩；生长在延安的韩世忠抗金救国，成为南宋民族英雄；延安南面的万花山下有个花源头村，当年花木兰就从这里替父从军，成了女中英杰；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等陕北农民领袖点燃的起义烈火，烧垮了朱明王朝；清朝时，陕北回民为反抗压迫举行过多次暴动；民国初年，陕北张九才也举旗造反。这些英雄业绩给黄土地增添了光彩的花环。
　　延安的历史悠久，陕北的豪杰辈出，这里却在漫长的岁月里默默无闻，并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然而，20世纪20年代中期，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员领导发动武装起义，在黄土高原产生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给西北带来了新的希望和生机。
　　被埃德加·斯诺称为“现代东方罗宾汉”的刘志丹出生在陕北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他在早年中学时期就接受了共产党人的启蒙，1926年从黄埔军校毕业后，成了具有国共双重党员身份的青年军官。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逃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清洗”，在上海为党做了一段时间的地下工作后，于1928年回到故乡，同另一位共产党员谢子长领导陕北武装起义，开始创建革命根据地。他们相继举行了清涧、渭华、旬邑武装起义，组建了南梁游击队，并在1932年2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同年12月，成立了红26军第2团。红26军成立后，积极进行游击战争，发动组织农民，开辟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游击根据地。此后，几经挫折，成立了红26军第42师，重新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4年2月，陕甘敌人对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我红42师和游击队互相配合，经过5个月的苦战，歼敌三千余人，打破了敌人对陕甘边的“围剿”，巩固了根据地。11月7日，在南梁梨园堡成立了以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刘志丹任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5年2月，蒋介石调集了23个团四万余人，向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陕甘边和陕北特委为统一两个根据地党的领导和红军的指挥，于2月5日在安定县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以惠子俊为书记的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以谢子长为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以刘志丹为总指挥的前敌总指挥部。从5月上旬到6月下旬，陕甘和陕北红军主力在游击队的配合下，转战陕北地区，歼敌三千多人，攻占了延长、延川、安塞、靖边、安定、保安(今志丹)等6座县城，使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敌人的“围剿”再次被打破。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为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党在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到环江、东临黄河的二十多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于7月下旬又调集东北军11个师、陕北军阀井岳秀2个师和晋军李生达6个旅的10万人，对陕甘根据地发起第三次“围剿”，妄图采取南进北堵、东西夹击的战法，将陕甘红军主力围歼于保安、安塞地区，彻底摧毁陕甘根据地。刘志丹根据敌人部署尚未就绪的形势，制定了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8月，红军主力先打入陕之晋军，取得慕家塬、定仙墕、枣林坪战斗的胜利，迫使晋军退回黄河以东。我军随即以一部南下富县、甘泉，钳制东北军。红军主力北上横山，打击井岳秀的86师，因地形不利未能取胜。
　　正在这时，鄂豫皖根据地的红25军在徐海东、程子华率领下，转战到陕北延川。9月16日，陕甘红26、27军同红25军在永坪镇胜利会师。会师后成立了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并将红25、26、27军合编成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团共七千余人。红十五军团成立后，立即投入了抗击敌人第三次“围剿”的斗争。当时，南线东北军兵力比较分散，敌第67军的110师及129师(欠一个团)已进至延安，其107师、117师及129师一个团分驻洛川、富县、甘泉地区。根据这种情况，红十五军团决定“围城打援”，即以地方武装包围甘泉，主力埋伏于甘泉以北的劳山地区，歼灭由延安增援之敌。10月1日，红十五军团伏击敌110师，击毙其师长何立中。接着我军南下，又于25日在富县榆林桥，歼灭敌107师619团四个营，俘敌团长高福源。这两仗的胜利，沉重打击了东北军的气焰，为打破敌人的“围剿”奠定了基础。
　　然而，正当反“围剿”斗争胜利发展之际，陕甘根据地遭到了“肃反”扩大化的危害。中共陕甘晋省委主要领导人执行王明“左”倾路线，他们全盘否定陕甘根据地党和红军长期英勇斗争的历史，给不同意错误路线的同志扣上“右倾取消主义”、“反党派别”的帽子并加以逮捕。从9月下旬至10月上旬，他们便将陕甘根据地县以上干部和红26军营以上干部几乎全部关押，无一幸免，其中包括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杨森等党和红军的领导干部。他们对被捕同志残酷斗争，严刑逼供，有两百多位同志被杀害。“肃反”扩大化造成了陕甘根据地人人自危的恐怖、混乱局面。这时，蒋介石又调兵遣将，完成了对根据地新“围剿”的部署。外受敌人重兵包围，内有“肃反”的危害，使陕甘根据地处于极其严重的危机之中。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给灾难深重的陕北黄土高原带来了光明，而这一线光明却被乌云笼罩。党中央领导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才拨散乌云见晴天，挽救了陕甘根据地，使陕北和延安进入了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时期。
　　(二)红军战略转移的落脚点②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党中央并没有将长征的落脚点定在陕北，而是打算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师。过了湘江封锁线后，这个意图被蒋介石发觉，敌人便在通往湘西的路上重兵布防，中央红军到湘西的计划已难以实现。这时，党中央接受毛泽东的主张，红军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此后，关于中央红军在什么地方建立新根据地作为长征的落脚点，党中央提过多种方案，进行了长时间的选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前，党中央的注意力在南方，曾计划在川黔边、云贵川等地建立根据地，都没有实现。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会师后，正值日本并吞华北、民族危机加深之时。所以，党中央根据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当时红军战略转移的处境，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和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主张，这样就把战略退却和战略进攻有机结合了起来，给艰辛转战中的红军指明了新的方向。可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极力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提出南下川康的逃跑路线。为了统一战略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一致同意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6月28日，根据这次会议精神作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指出，红军就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③中央政治局又分别于8月6日在沙窝、8月20日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强调“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当前红一、红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④毛儿盖会议后，党中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经草地同时北上。毛泽东等率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经过艰苦跋涉，穿越了纵横数百里的沼泽、草地，于8月27日到达巴西地区。但张国焘率领左路军越过草地到达阿坝地区以后，又违抗中央的北上方针，擅令左路军停止前进，并发电要求党中央和右路军掉头南下，向天全、芦山地区退却。当张国焘的无理要求被党中央拒绝后，他又企图以武力威胁党中央南下。在这紧急关头，中央政治局于9月9日晚在巴西举行紧急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境，率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单独继续北上。这样，由于张国焘破坏，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就成了泡影。党中央北上到何处落脚，又成为战略转移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今高吉)召开扩大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作出了《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俄界会议改变了原定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决定经过陕北、甘东北打通国际联系，首先在中苏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再向东发展。那时党中央之所以提出打通国际联系，而没有考虑落脚陕北，是因为转战中对陕北的情况一无所知。会后，党中央和毛泽东率红一、三军团及军委纵队七八千人，经过残缺危险的栈道，突破天险腊子口，然后翻越了长征中最后一座大雪山——岷山，于9月21日抵达甘南宕昌县的哈达铺宿营。在这里，根据俄界会议的决定，党中央对北上红军进行了整编，正式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下辖3个纵队共七千多人。同时，党中央决定派谢觉哉、毛泽民去新疆建立交通站，设法打通国际关系。这时，中共中央搜集到一些国民党的报纸，从中得知陕北仍然保存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于是，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由哈达铺出发北上，在9月27日到达甘肃通渭县榜罗镇。当地一所学校为红军提供了许多报纸、杂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从中进一步了解了陕北根据地的情况，了解了红25军与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了解了日寇加强侵略华北的严重形势。于是，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会议，正式确定陕北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正式把长征的目的地定在陕北，这是英明的决策。因为长途跋涉的红军，纵横11个省，打了无数次恶仗，克服了数不清的困难，兵力大减，体质下降，急需安个家休整和恢复。如果再走下去，红军就有被拖垮的危险。当党中央把在陕北落脚的决定告诉部队后，全军为之振奋，称为“天大的喜讯”。榜罗镇会议后，党中央率中央红军加快了北上速度，先是突破西兰大道封锁线，接着翻越六盘山高峰。战士们高举的红旗迎风招展，红军队伍像奔腾的铁流涌向前方。此情此景，壮观万分。当时，毛泽东感到“豁然开朗”，即兴赋词《清平乐·六盘山》，抒发自己的革命豪情和对中国革命胜利的自信心：“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10月19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边缘的保安县吴起镇(今吴旗县城)。
　　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国民党东北军4个骑兵团尾追而来。毛泽东说：“我们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⑤毛泽东的这句话成为红军的动员令，彭德怀按照毛泽东的决定，具体部署和指挥了吴起镇战斗。这个战斗歼灭敌人1个团，击溃3个团，缴敌战马两百多匹，打了一场漂亮的“切尾巴”战斗。吴起镇一战红军大获全胜，毛泽东十分高兴，赋诗赞扬彭德怀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无畏的作战精神。诗文是：“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扩大会议，指出历时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完结，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根据地，领导全国大革命。至此，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宣告结束，陕北成了党中央的落脚点，陕甘根据地成了红军北上抗日的前进基地。
　　党中央初到陕北时，陕甘根据地内部有“肃反”扩大化的危害，外部有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正处于严重危机之中。党中央为了站稳脚跟，把陕甘根据地建成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在进驻延安以前一年多时间里进行了艰苦的工作，开创了新的局面，主要完成了三大任务：
　　一是巩固陕甘根据地。党中央在吴起镇“切尾巴”战斗后，便率中央红军沿洛河川南下，经保安到达陕甘根据地首府甘泉县的下寺湾，同陕北红十五军团会师。初到陕北，党中央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从陕甘根据地内部看，中央红军到达前出现“左”倾错误，推行错误的“肃反”政策，造成了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从外部环境看，随着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国民党当局立刻调集重兵到陕甘苏区周围，直接用于“围剿”的兵力达十余万人。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能得到恰当解决，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陕甘根据地就无法站住脚跟，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战略也就会落空。
　　中共中央了解到陕甘根据地的情况后，就马上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下令停止“肃反”，立即释放了刘志丹等所有被冤屈的同志，给他们平反并恢复职务，从而团结、巩固了内部，挽救了陕北党、红军和根据地。1935年10月下旬，国民党军“西北剿总”重新调整“围剿”部署，以东北军5个师向陕甘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于1935年11月20日至24日进行了直罗镇战役，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师又一个团，俘敌五千三百余人，敌师长牛元峰被击毙。“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宁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⑥为了统一和加强根据地的领导，党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名称，将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全军约一万一千人；并于11月3日组成新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统一管辖西北地区革命武装。接着，又在陕甘根据地设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作为西北苏维埃最高政权机构，还重新划分了根据地的行政区划，设立了陕甘省、陕北省，关中特区和神府特区。12月13日，中共中央移驻瓦窑堡。这样，就在接近抗日前线的陕北建立了全党、全军的领导中心。
　　二是扩大根据地，为抗日做准备。为了使陕甘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党中央确定了“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先后组织了东征和西征战役。
　　1936年2月，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实现我党直接对日作战的主张，挽救华北危局，援助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发展中巩固陕甘根据地，扩大抗日红军和抗日游击队，毛泽东、彭德怀亲率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渡过黄河，进行东征。红军的东征行动，遭到阎锡山部队的顽抗。蒋介石急忙任命陈诚为山西“剿共”总司令，调集10个师，号称20万人，分两路增援阎军，同时命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与之配合，企图彻底消灭红军，摧毁陕甘根据地。党中央在红军东征作战取得重大胜利的形势下，为了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并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顾全大局，决定红军主动撤回河西，结束东征。5月5日，毛泽东、朱德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向南京及其海陆空军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在75天的东征作战中，红军共歼敌7个团，俘敌四千余人，缴枪四千余枝，炮二十余门，打击了军阀阎锡山；红军扩大了新兵八千余人，筹款三十多万元，发展并壮大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力量；宣传了我党的抗日主张，建立了一些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为后来我军出师华北抗日打下了基础。在东征作战中，红28军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为了纪念这位革命先烈，全国解放后把保安县改称为志丹县。
　　东征红军回师陕北后，蒋介石继续调集军队“进剿”陕甘根据地。5月18日，西北军委决定组织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于6月初开始西征作战。西征的目的是：向西打击力量薄弱的马鸿宾、马鸿逵部，开辟新根据地；向南打通同红二、四方面军的联系，实现三大主力会师。两个月的西征作战，给宁夏“二马”部以沉重打击，解放了陕甘宁三省交界的十多个县，开辟了纵横四百多里的新根据地，使陕甘根据地扩大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到8月底，陕甘宁根据地北部从米脂以西到横山扩大到了盐池、定边，南部从延安、甘泉、富县大道扩大到甘肃省境内合水、庆阳、固原以北，西部从豫旺及其南北一线扩大到了黄河东岸附近，使根据地东西长一千二百余里，南北宽六百余里，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1936年10月7日，红一军团第1师、红十五军团第73师在甘肃会宁同红四方面军会合。9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军总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红4军、红31军到达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22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率领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第2师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终于实现全部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先后进行了战略大转移，正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即将在全国燃烧起来的时候，三支主力红军为担负中国革命的新任务而在陕北会师，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宣告了蒋介石围追堵截歼灭红军企图的彻底破产，增强了陕甘宁根据地的武装力量，给全国人民展示了新的希望；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顽强的生命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当时，蒋介石不甘心失败，趁红军立足未稳，急调胡宗南、张学良十几个师的兵力，由南向北追击，企图一举歼灭红军主力。11月，会师后的红军密切配合，以少部兵力阻击东北军，集中主力在甘肃环县的山城堡，歼灭了胡宗南部一个旅又两个团。山城堡战斗，沉重打击了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使敌人停止了对陕甘宁根据地的进攻，争取了东北军，成为结束10年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12月2日，朱德率红军总部到达陕北保安与党中央会合。为从组织上统一红军的领导，党中央决定改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至此，陕甘宁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红军主力和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成为中国革命的心脏。
　　三是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日本帝国主义继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后，于1935年又制造了华北事变，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中国共产党肩负着民族独立的历史重任，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⑦的呼号。刚到陕北不久，党中央于1935年11月28日发布了《抗日救国宣言》，提出了十大救国纲领。12月13日，毛泽东等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瓦窑堡是陕北根据地创始人之一谢子长的故乡，也曾是中共陕西省委和陕北苏维埃政府所在地。12月17日至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提出了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用人民共和国代替工农共和国等策略。会后，我党为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首先，积极促进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春，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天津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加强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北方局大力肃清党内“左”倾错误影响，正确地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联合华北一切可能抗日的党派、阶层，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进一步推动了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同年5月，在上海由宋庆龄、沈钧儒等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上海、南京、北平(今北京)等地许多抗日救亡团体，先后加入联合会。接着，又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进一步推动全国青年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
　　其次，尽可能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首先是积极争取联合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他们遭到蒋介石的歧视和排挤，被用来作为进攻陕甘红军的先锋。对此，他们是很不满的。后来，他们在“剿共”中均遭受严重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为了争取东北军，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通过释放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促进了李克农与东北军王以哲军长的谈判，达成了互不侵犯等口头协议。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进行了高级秘密会谈，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互相帮助等协议，基本停止了红军和东北军之间的战事。与此同时，我党加紧对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也收到了预期效果。这样，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抗日统战关系初步建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西北地区首先取得重大胜利。山西社会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也取得巨大成绩。1936年10月，中共北方局成立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派出薄一波到太原专门领导公开合法活动，从事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公开工委接办了原阎锡山建立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关系。
　　再次，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了争取早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共中央顾全大局，将原来的反蒋抗日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的政策，并主张国共两党进行合作抗日谈判，但这种努力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和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张学良、杨虎城多次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均遭拒绝。蒋介石于1936年12月4日，亲临西安，逼张、杨继续“剿共”。在多次劝谏均遭蒋介石严词训斥的情况下，张、杨决定发动“兵谏”，于12月12日扣押了在西安的蒋介石及其军政要员，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我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计前仇，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参加谈判，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西安事变的枪声，迫使蒋介石基本结束了反共的十年内战，从此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局面，为国共两党共同抗日创造了条件。随后，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旨在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实际接受我党主张的决议案。从而，全国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国民党对陕甘宁根据地的军事进攻被迫停止，根据地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
　　延安在西安事变以前是东北军的驻防地，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与张、杨达成协议，国民党军队主动撤离延安，由共产党接管。1936年12月18日，红军开进延安。次年1月7日，毛泽东、朱德等率中央机关从保安出发，于13日进驻延安。自此到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在约十年两个月时间里，延安成为中国革命斗争的指导中心和后方，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根据地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本营。
　　党中央进驻延安后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新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已经取得的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国共合作抗战。为了实现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党中央进行了重大的政策调整：(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办，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在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面前，根据地军民从政治思想、组织领导、军队训练、根据地建设等方面加紧了过渡的准备。
　　为了做好进行抗日战争的准备，中共中央特别重视加强人民军队和根据地的建设。各地党组织都注意扩大和发展军队。到全国抗战爆发前，正规红军、地方红军、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10万人左右。部队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都有所加强。陕甘宁边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整顿和建设。截止到1936年10月，陕甘宁边区以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为中心，包括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各一部地区，共辖23县，南起淳化、北到长城约九百里，东起黄河、西到固原约八百里。这个地区虽然地广人稀，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在政治上民主团结，生气勃勃，群众抗日热情高涨，各项抗日准备工作在边区政府的率领下切实地进行，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区，后来国民党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曾侵占了边区的淳化等5个县城，我边区军民以赶走绥德等地的国民党官员进行反击，使边区扩大为29个县、市。抗战期间，边区东面通过晋绥解放区与华北、华中各区建立着密切联系，边区南面通过西安等城市设立的八路军办事处，和国统区广大人民保持了密切联系。这样，延安便成为当时中国的“红都”和陕甘宁边区的首府。
　　从1937年2月起，中共中央便派代表同国民党就红军改编问题进行多次谈判。直到8月22日，国民党才正式同意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9月初，八路军主力先后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抗日前线。八路军主力开赴前线时，各师都留下了一些部队作为在后方的留守处。为了加强对各师留守部队的统一指挥，8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延安成立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任命肖劲光为留守处主任。10月，留守部队整编，12月改称留守兵团，肖劲光为留守兵团司令员兼政委。1938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命令，边区保安司令部及所辖的地方部队统归留守兵团司令部指挥。此时，留守兵团计有1个旅、10个团、10个保安大队和1个独立营，共15514人。边区的群众武装是自卫军，到1938年年底人数达224325人。八路军留守兵团肩负着巩固后方、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等重大任务，是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主要支柱。因八路军主力赴抗日前线，国民党和日寇曾有计划地利用边区以外的土匪、汉奸、散兵等扰乱边区，在边区的保安、三边、黄龙等地形成了抗战初期的匪患。经过留守部队的清剿，到1938年年底，已消灭国民党军散兵数股、土匪48股，共四千余人，匪患基本平息，边区内部完全巩固。这就为八路军出师抗日，营造了一个可靠的后方基地，也为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边区政府提供了一个稳定的领导中心。此后，我们党就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领导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新起点
　　遵义会议以前，中国革命进行得很不顺利，屡遭挫折。其中大的失败有两次：一是北伐战争后期，由于陈独秀右倾妥协、自动放弃领导权和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革命人民遭到血腥屠杀，共产党被打入地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另一次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都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下，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中央、中央红军不得不退出根据地，进行艰苦的长征。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才使中国革命重新走上了复兴的前进道路。
　　1935年10月，党中央初到陕北时，红军不过3万，党员只有4万，根据地仅陕甘一处，中国革命的形势十分严峻。可是，党中央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地区，经过13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扭转了艰难的局面，壮大了革命的力量，开辟了胜利前进的航道。
　　延安时期，是一个坚定信念、艰苦创业的时期。党中央战胜了一次次困难，解决了道道难题，使中国革命不断前进。党中央进入陕北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巩固和扩大这块仅存的根据地。党中央命令立即停止“肃反”，组织了直罗镇反“围剿”战斗，接着进行了东征和西征，在陕甘宁根据地建立了革命的大本营。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活捉了共产党的仇敌蒋介石，对蒋是杀还是放，这又成了当时的难题。我党高瞻远瞩，以人民利益为重，协助张、杨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避免了更大规模的内战，实现了由内战向抗战的转变。抗战初期，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党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制定并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纠正了王明的错误，防止了大革命失败悲剧的重演。抗战期间，国民党先后三次发动反共高潮，我党站在自卫立场上进行了成功的反击，既打退了国民党的军事、政治进攻，又维持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1941年和1942年，由于日寇的疯抂“扫荡”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根据地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几乎弄到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地步。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党中央在延安先后提出和实行了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风运动、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从而渡过了难关，并培养了艰苦奋斗、战胜困难的革命精神。陕甘宁边区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艰苦创业，加强政治、经济、教育建设，不仅为各地培养、输送了大批的革命骨干，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坚持用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既粉碎了敌人的和谈阴谋，又做了充分的自卫战争准备，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国民党军队在全面进攻被打退以后，又对我陕北和山东根据地实行重点进攻，进攻陕北的目的是要逼我党中央和军委总部到华北而聚歼之。在最危急的时刻，毛泽东决定不过黄河，转战陕北。党中央、毛泽东留在陕北，对陕北及全国各战场军民是极大的鼓舞，也是一着既高又险的棋。党中央、毛泽东自1947年3月18日至1948年3月23日，转战陕北一年，指挥我军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陇东、三边、沙家店、宜瓦等战役、战斗的胜利，歼敌7万多人，不但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而且有力地支援了其他战场的作战，为转入全国性大反攻作出了巨大贡献。这说明，在延安时期，中国革命是在克服了千难万险的基础上取得进展的。“每一个关键时节，全党都能得到党中央的及时的正确的指示，因而能够不受挫折，一步一步地向胜利前进。”⑧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理论的成熟期。毛泽东思想萌芽于大革命时期，开始形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则是延安时期。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一篇篇光辉著作应运而生，一部部名篇巨作照耀了中国革命的前程。据统计，《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四卷共收录毛泽东著作159篇，其中延安时期写的多达112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等，这些著作闪烁着毛泽东思想的璀璨光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理论，形成了建设革命军队的原则和进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形成了加强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党的优良作风，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的政策和策略理论，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这些丰富的理论成果，回答了斗争实践中提出的各种复杂问题，使党的理论体系得到多方面的深入展开和科学总结，毛泽东思想成为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光辉思想。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统帅部。在这里，建立了成熟、稳定的统帅中枢，领导了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指挥解放战争顺利发展；在这里，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军政学院、军事学院、部队艺术学校、炮兵学校等军事院校，培养了大批军队骨干人才；在这里，召开了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六届六中全会、党的七大等重要会议，制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指明了方向。在这期间，我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全国性的对日抗战；我党确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领导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创建了19块抗日根据地，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又团结又斗争，坚持并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争取和平，我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与国民党进行了重庆谈判，揭穿了敌人的“和谈”阴谋，教育、争取了广大群众。赢得了自卫战争的主动权；在全面内战爆发以后，党又及时提出了打败蒋介石的战略思想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坚定了人民敢打必胜的信心，同时规定了打败蒋介石的具体政治方针和军事原则，经过一年的自卫作战，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接着在敌人力量还处于优势的情况下，我党又果断地派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三支大军挺进中原，打到国统区，使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敲响了蒋家王朝的丧钟。
　　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战略进攻阶段。为了适应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部分人员，于1948年3月21日自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出发，经过两天行军，于23日中午到达黄河西岸的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领导解放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当党中央离开陕北的黄土地转向华北时，革命力量已经空前壮大。到1948年春，人民解放军已有正规军10个兵团、50个纵队共132万人，加上地方部队，全军近两百五十万人，特别是经过新式整军运动，部队战斗力大大增强。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华北、东北、华中、华南建立了十几块大的革命根据地，使国民党政权处于战略包围之中。这些都是延安时期党中央为中国革命创建的胜利之本，它为进行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推翻三座大山和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它为中华民族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创造了条件。正如周恩来多次讲的：“是延安人民用小米哺育了我们。没有延安，就不会有新中国。”⑨
　　①《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页。
　　②参见《延安功业》，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版，第8—13页。
　　③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95页。
　　④同上书，第497页。
　　⑤转引自《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
　　⑦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521页。
　　⑧转引自《延安功业》，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
　　⑨转引自《延安功业》，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版，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