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明确提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它反映的是革命政党和革命者的一种理想、信念，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政治方向必须是正确的，所谓正确的就是科学的，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治方向；二是它必须还是坚定不移的、坚持到底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明确地把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始终加以坚持。正是有着对政治方向的崇高信仰与不懈追求，中国革命才能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取得成功，中国才能在内忧外患中找到出路，实现民族的解放。
　　(一)一个世纪的追寻
　　中国从1840年开始，逐步变成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下，中国人民处于饥寒交迫、毫无政治权利的水深火热之中。然而，英勇的中国人民从来不会在困难面前低头，也从来不会在外敌的侮辱下屈服。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再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整整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抗争的历史、革命的历史。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时间之长、道路之曲折、斗争之残酷、牺牲之巨大，在世界革命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正是中国革命这样无比丰富的内容成为延安精神的政治基础，也正是从这些革命的成败当中我们找到了真理，找到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找到了我们的精神力量。
　　从鸦片战争期间的林则徐、魏源等人坚决抵抗外侮、捍卫国家尊严开始，到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国革命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这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斗争当中都贯穿着同一条主线，即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寻求正确的革命道路与政治方向。这些不同的革命由于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不同，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
　　第一，太平天国革命。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一次反对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反对殖民主义入侵的农民革命。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的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参加起义的主要是各地破产的贫农、雇农，以及一些矿工和担夫。经过两年的艰苦战斗，太平军从广西打到湖南，并于1853年1月攻占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昌。尔后，洪秀全率军沿长江挥师东下，先后攻克九江、安庆、芜湖，于3月占领了南京，并将其作为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这时的革命队伍已经壮大到50万人。
　　占领南京以后，太平天国派出了一支由林凤祥、李开芳率领的2万人的队伍继续北上。这支队伍于1853年5月从扬州出发，迅速穿越安徽、河南，在郑州西边东渡黄河，迂回进入山东、直隶。其目的是乘虚而入，直捣北京。然而由于洪秀全沉醉于占领南京的胜利当中，以为用一支不大的力量孤军深入，就可以占领北京。导致这支军队与太平军主力隔绝，消息不通，指挥不畅，再加上严寒天气的影响，终于全军覆没。
　　在北伐的同时，太平天国又进行了西征。1853年，西征军占领了安庆、庐州、九江。1854年，太平军进入湖北，再度占领武昌，继而进军湖南。在两湖地区，太平军与其最凶恶的敌人——曾国藩的湘军进行了殊死搏斗，给湘军以重创，并于1856年攻克了清军的江南大营。西征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由于其战略目的是确保天京安全，使其活动范围只局限于长江沿岸，并因此分散了兵力，使清政府依然能够靠它所控制范围的力量进行反扑。
　　北伐军与西征军在外英勇作战，天京城内却发生了内乱。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在胜利面前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思想侵蚀到了革命队伍内部。他们在天京城内大兴土木，养尊处优，争名夺利，终于酿成了一场大内乱。先是洪秀全利用韦昌辉杀死了杨秀清，同时韦昌辉又逼走石达开，继而洪秀全又镇压了韦昌辉。发生在天京的这场大变乱成为太平天国走向下坡路的标志。这次变乱不仅削弱了太平天国自身的力量，更引发了政治和思想上的危机。以前在太平军中人人都是兄弟，但在名利面前“兄弟”们却自相残杀，这就使得利用宗教来表达的太平天国的政治理想黯然失色。
　　天京变乱后，太平天国转入战略防御。湖北、江西战场都对太平军不利，天京陷入了被围困的境地。虽然在陈玉成和李秀成的指挥下，太平军粉碎了敌人的江南大营，但形势并没有得到根本好转。在曾国藩的湘军与李鸿章的淮军联合进攻下，天京于1864年6月16日终于陷落。之后，虽然其余部又坚持斗争了4年，但是持续了14年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太平天国运动虽然比以前任何一次农民战争都有着更多的新内容，但最终还是由于其农民意识的局限性，在革命道路的追寻上只能求助于虚无缥缈的宗教，其领导者只能借助宗教语言来表明他们革命的目的和方向，然而这些又都在名利面前显得那样不堪一击。由于缺乏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内部分裂与中外反动势力疯狂反扑的内忧外患下，太平天国运动终于失败。
　　第二，辛亥革命。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是在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领导之下的一次有着比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政府对外与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对内却残酷镇压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致使中国的内外矛盾激化，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社会政治形势把资产阶级的中、下层，即资产阶级革命派推到了政治运动的前台。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准备在广州发动起义。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继续以兴中会的名义在海外从事宣传和联络工作。在这期间，孙中山明确提出了其革命的政治方向，即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
　　1905年，孙中山、黄兴在日本成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第一个政党——中国同盟会，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个字为宗旨。同盟会成立后，准备以暴力推翻清政府的统治。经过第二次广州起义的失败，1911年10月10日，终于取得了武昌起义的胜利，之后，孙中山回国，于1912年1月1日就任临时总统，宣告中华民国的成立。2月12日，清朝皇帝宣布退位，中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这是辛亥革命取得的一个巨大胜利。但随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干预，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辛亥革命失败了。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两百六十余年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有着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但它所追求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只存在了3个月，就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将胜利果实拱手相让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头子袁世凯。中国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够完成领导民主革命的任务，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对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来说不是正确的政治方向。
　　中国近代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两个阶级所领导的这两次革命表明，农民阶级领导的革命道路与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道路在中国走不通。正如毛泽东所说：“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①只有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由新民主主义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方向才是惟一正确的。而中国共产党对这条道路的追寻，直到后来延安时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提出，也是在血雨腥风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
　　在中国工人阶级力量日益发展、壮大的时代条件下，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五四运动的爆发，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也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把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拯救中国命运的思想武器，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了自己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李大钊是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开始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左翼人士。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在1918年7月和11月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开始系统地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在文章中，他预言，俄国十月革命所掀起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色的世界”。
　　毛泽东、周恩来等早期初步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怀着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无限关注，也开始了对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积极追寻。他们组织革命团体，创办革命刊物，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当时在北方有李大钊主持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上海有陈独秀等发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两个研究会，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受过五四运动深刻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从北京、上海分别向各地辐射，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而这些初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也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中，提高了思想觉悟，逐渐形成了一批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这时，成立一个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既是革命者的共同要求，也是中国社会客观发展的产物。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成立了。
　　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党的一大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党的纲领，即：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共产国际。这一纲领明确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行社会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初步确定了中国革命正确的政治方向。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其自身鲜明的特色。她是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的。首先，她产生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第二国际社会民主思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破产之后。这有利于她从其他革命的成败中吸取经验与教训，从而她所接受的不仅是成熟、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理论，而且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同资产阶级划清了界限的科学社会主义。另外，她产生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之上。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异常尖锐，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革命要求极其强烈。中国的工人阶级不存在欧洲那样的工人贵族阶层，而且中国也缺乏改良主义的经济条件，中国的工人阶级不可能进行和平的议会斗争。所以，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没有受到第二国际的影响。从一开始，她就是一个以马列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党，是一个新型的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她成立之初，就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寻找适合自己的政治方向，并能够保持政治方向上的坚定性。
　　另外，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并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说是从共产国际移植而来的。前苏联学者舍维廖夫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认为：在共产国际代表于1920年到达中国之前，无论是李大钊、陈独秀，还是中国别的社会主义的拥护者，都还没有实际考虑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无论是李大钊还是陈独秀，他们在共产国际代表来华以前，都探讨过建党问题。随着中国产业工人数量的增大，随着五四运动的影响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并不是强制性地从共产国际移植而来的“舶来品”。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指引下，开始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斗争，但是由于自身还比较弱小，再加上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共产党员遭到残酷杀害，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是，即使在这种极端严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靠着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坚定的信念，历经坎坷，饱受磨难，依然不屈不挠，英勇斗争，保存了中国的革命力量并使之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发展、壮大。在长期的革命实践斗争中，逐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所特有的传统和精神，也使得政治方向问题的地位更加突出，也更加坚定了中国共产党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和决心。不论是巍峨雄壮的井冈山、凶险恶劣的雪山草地，还是革命圣地延安，都是这一辉煌历史过程的见证者。
　　大革命的失败，证明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论”是错误的。共产国际把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绝对化，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一再指示中国共产党要以城市为中心组织武装暴动，向城市“进攻进攻再进攻”。1928年2月，共产国际的决议中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省自发的农民游击运动的同时，必须看到这种运动只有在跟以无产阶级为中心的革命新高潮结合起来的条件下，才能变为全民起义的胜利起点。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也应当看到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乡村和城市、在一系列邻近组织相互配合的普遍的起义，而且是有组织、有准备的大规模起义。因此，必须反对对于零星分散、互不联系、从而导致失败的游击战争的迷恋(这种危险在湖南、湖北以及其他地方都曾经发生过)。也就是说，共产国际在当时不赞成开展游击战争，而此时毛泽东已经开始在井冈山上打游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中国革命铁的事实证明，以城市为中心进行武装暴动的“城市中心论”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在中国是不成功的，集中体现中国革命正确斗争方向的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进驻井冈山，创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块农村根据地。在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中国共产党人与天斗、与地斗、与敌人斗，不仅使中国革命的火种得以保留和壮大，更使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信念在革命的低潮时期更加坚定，中国革命的政治方向更加坚定。
　　井冈山革命斗争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敌强我弱，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进行的。敌人对井冈山地区进行白色恐怖统治和严密的经济封锁。食盐、药物、布匹等军需品和军民生活用品都十分匮乏，物质条件异常艰苦。一些人开始对中国革命失去信心，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样的悲观论调，甚至还有人在这个时候逃离了井冈山，成了中国革命的可耻叛徒。在这样艰苦的条件和严峻的形势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悲观失望。在深刻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后，毛泽东在1928年写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本著作，指出了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够建立和发展的原因。1930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著作诞生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星星之火，定能燎原!这是对中国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和对理想信念的执著追求。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中国革命就有了支柱、有了核心，中国共产党就有了打不垮、摧不毁的精神力量!他们坚信黑暗终会过去，光明定能来临。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来对待困难。吃的没有大米、南瓜，就挖野菜当粮食；没有食盐，就用老墙土熬制硝盐；冬天没有棉衣棉被，就穿单衣盖稻草；战士疗伤没有手术刀，就用剃头刀代替。他们还广泛开展生产节约运动，用土法修枪支、造梭镖，不浪费一个零件，不丢掉一个铅笔头。毛泽东带头吃野菜，穿粗衣，在晚上也只用一根灯芯办公。那时候的八百里井冈，有枪林弹雨的呼啸，也有欢歌笑语的轻松；有刀光剑影的搏斗，也有凯旋归来的愉悦。革命队伍英勇斗争，土地革命如火如荼，武装力量不断壮大，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展。为什么?就是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了革命必将胜利的信心!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一方面军被迫长征。长征途中，红军面临着更大的考验。首当其冲的困难就是党内的错误路线。长征初期，王明机械执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如“城市中心论”，反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等，逐渐形成了军事上的“左”倾冒险主义，导致红军作战连连失利，损失严重，只三个月就使红军从江西出发时的8万人锐减至3万人。在此生死攸关的时刻，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及时召开了遵义会议，会议纠正了“左”倾的错误路线，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坚定了长征中的正确方向；之后，党又粉碎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逃跑主义路线，坚持了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党在政治路线、方向的问题上又一次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终于使党、使红军转危为安。长征中的第二个困难是敌人的围追堵截。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着对革命理想的无比信心，红军在战斗中机动灵活，英勇顽强。四渡赤水、两占遵义、强渡大渡河、巧渡金沙江……红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战例。第三个困难是恶劣的环境。红军所过之处，多是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寒冷险恶的雪山，布满沼泽的草地……气候上更是变化无常，或阴雨连绵，或冰天雪地，或烈日酷暑，或狂风暴雨。但红军在正确政治方向的指引下，凭着钢铁般的意志，让茫茫草地让路，令皑皑雪山低头。正如毛泽东在《七律·长征》中挥毫写道的：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长征所遇到的困难是世上罕见的，但红军所表现出的革命精神更是无可匹敌的。这种精神源自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源自对理想的崇高信仰，源自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井冈山期间、长征期间党和红军所造就的革命精神，直接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尤其是坚定正确政治方向的明确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扬了这些革命精神，凭借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念、对革命理想的执著追求，形成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的吴起镇，从此，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立足点，直到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中共中央在延安和陕北战斗与生活了十三年，史称“延安时期”。延安也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精神就是延安时期的产物。她包括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其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首先是在延安时期明确提出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团结和率领全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延安成为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吸引着一批批有志之士前来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洪流之中。“割掉皮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这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是革命青年爱国主义情感的真切表露。1938年3月19日，毛泽东在对抗大学员的训词中说：同志们，你们都是不远几千里而来延安，目的当然不是升官发财，而是抗日救国。正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这面旗帜的感召下，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指引下，人们才汇聚在延安宝塔山下，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
　　1938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为抗大同学会成立纪念的题词中提出：“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②4月1日，他在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上，把“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作为两件礼物送给了全体学员。1939年5月26日，他在为抗大成立三周年而作《抗大三周年纪念》的文章中进一步明确提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③1939年5月30日，他在延安模范青年授奖大会上又强调：模范青年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从以上可以看出，在延安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革命的首位。
　　毛泽东不仅提出革命者要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结合中国的实际，为革命者指明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他在陕北公学的讲演中，形象地描绘了政治方向的含义，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完成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建立以后，就要“升学”进入“社会主义”大学，也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又指出：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抗日救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党和广大革命者就有了坚定的革命信心，高昂的革命热情，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产生和激发延安精神的根基，是延安精神的灵魂。延安时期，广大革命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怀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崇高信仰，以高昂的革命热情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之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革命斗争的实践当中形成了具有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等丰富内容的延安精神。
　　第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是坚定正确政治方向的必然要求。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当中，特别是在延安时期，经过整风运动而在全党最终确立并得到系统阐述的思想路线，是中国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毛泽东给实事求是做了科学规定，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世界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④也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际出发是唯物主义的根本要求。恩格斯曾经说过：“共产主义……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⑤列宁也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以事实，而不是以可能性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以经过严格证明和确凿证明的事实作为自己的政策的前提。”⑥所以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向的马克思主义其本身就是实事求是的，它也必然要求广大革命者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而中国共产党人也正是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引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地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来进行中国革命实践的。
　　第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基础。世界上任何政党都有自己的宗旨，不同的宗旨反映的是政党不同的性质。一个政党的性质是由该政党的纲领决定的，也就是说，政党的政治方向、奋斗目标决定着该政党的宗旨。我们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庄严申明自己的奋斗目标是“废除资本私有制”、“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党的二大明确提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既然党纲规定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那么，党的纲领也就是党的政治方向决定了党的宗旨必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的明确提出是在延安时期。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我党、我军的根本宗旨，被明确地写入党章。直到今天，我们党依然坚持这个宗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着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不息。
　　第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艰苦奋斗工作作风的内在动力。毛泽东曾经指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⑦毛泽东的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坚持艰苦奋斗之间的辩证关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成为延安时期我党艰苦奋斗的内在动力。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建设共产主义的政治方向是无限崇高的，但同时这个任务又是异常艰巨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毅然肩负起这份重任，同时也必须经受艰苦奋斗的磨炼。只有在这个崇高而又艰巨的任务面前，才能激发中国共产党人的拼搏精神，才能使之发挥无穷的智慧与勇气。
　　(二)理论加深红与专
　　延安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之所以明确提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问题并反复强调，是有其深刻原因的。首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革命的首要而且是根本问题。政治方向规定的是革命的奋斗目标和所要实现的社会理想，她是一面动员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群众参加革命、坚持革命的旗帜，是激励广大革命者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精神支柱。没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或不能始终如一地加以坚持，中国革命者就会左右摇摆，步入歧途，中国革命就会失去方向，毁于一旦。
　　其次，这是当时革命所面临极其艰苦复杂形势决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我军的一些干部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委任，有的党员还到国民党政府里做了官，根据地的民主政权也吸收了一些开明士绅和资产阶级人士参加。在新形势下，党内一些人的政治方向模糊了，抹杀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等同看待，错误地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放弃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与领导权。面对这种情况，如果不进行政治方向教育，不强调保持共产党员的纯洁性，就有可能重蹈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覆辙，革命就会有失败的危险。再加上抗战初期，我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环境异常艰苦。同井冈山时期与长征时期一样，越是艰苦的时候，就越要加强政治方向的教育，否则军队就会失去动力与信念，军心就会涣散，就不能创建广阔的敌后根据地，就不能坚持持久的游击战争。
　　再次，这是当时党和革命队伍的思想状况决定的。党在创建初期，由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较短，缺乏理论准备，又由于比较弱小，处于白色恐怖的残酷镇压之下，建党后又立即进行了艰苦的革命斗争，所以不可能在全党进行普遍深入的思想教育和理论学习。人民群众参加革命大多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出于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强烈憎恨和改善生活状况的美好愿望，虽然他们有革命斗争的勇气和决心，但对于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一远大理想还缺乏明确的理性认识与高度的政治自觉。因此，他们在复杂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很容易迷失方向，尤其是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刚到陕北不久的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逃跑主义能够有一定的市场，与此也不无关系。当时，一些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教条，却还认为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另外，抗战时期，大批进步的青年与爱国知识分子涌向革命圣地延安，他们虽然有着强烈的爱国热忱和丰富的知识结构，但在政治方向上、在世界观上，基本还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所以，在相对安全稳定、有时间保障的革命根据地延安，对广大党员和革命者进行政治方向、革命理想教育和马列主义宣传，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使他们能够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觉地为党的远大理想和革命纲领而奋斗，就成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延安时期的政治方向教育，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创办学校。延安时期创办的学校有中央研究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陕北公学、安吴堡青年训练班、鲁迅师范、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民族学院等二十多所。这些学校有的在当今仍然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中央党校和以抗大为前身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当时中央的许多领导同志，如毛泽东、徐向前、彭真等都兼任过一些学校的校长、副校长，并经常去这些学校讲演、作报告。通过办学，党中央系统地向学员们讲解革命理论，传播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和我党的纲领政策，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干部、党员的知识水平。如毛泽东和几位同志合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教材，系统地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领导、前途等基本问题。
　　2.理论宣传。在政治方向教育中，我党十分注重理论的宣传工作。国共合作后，有国民党顽固派攻击说，你们共产党既然承认三民主义，就应该放弃共产主义。面对这种谬论，毛泽东指出，共产主义是自古有人类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绝不能成功的。共产主义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另外，我党还及时提出了自己简洁鲜明的政治口号，宣传自己的革命纲领和奋斗目标。如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我党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同时，党和毛泽东还十分重视树立典型这一教育形式，告诫广大党员和革命者要把坚定的政治方向和脚踏实地地开展工作结合起来，为实现正确的政治方向努力做好本职工作。这些典型主要有：搞好生产支援革命战争的延安县、“发展经济的前锋”八路军359旅、“对党忠贞不二”的刘志丹、“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张思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等。这些先进典型，引导大家把在政治方向教育中激发出来的革命热情与干劲落实到搞好本职工作的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在延安时期，我党还充分利用报纸、杂志、通讯社等宣传喉舌，如新华社西北总分社、《解放日报》、《群众日报》、《共产党人》杂志、西北人民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等，作为我党进行理论宣传的前沿阵地，它们不仅使我党能够更加方便地对根据地军民进行宣传教育，更使这些理论宣传穿越万水千山，传遍神州大地，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我们党的政治方向和根本宗旨，极大地扩大了我们党的政治影响，获得了更多的理解与支持。
　　3.撰写著作。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著作，刘少奇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还有其他理论工作者所编写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干部必读》等著作和文章。这些著作和文章系统闸释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阐明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方向的教育中占有重要位置，发挥了重要作用。
　　4.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空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它从1941年5月开始，到1945年4月结束。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正确领导，使中国革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是，党内历次“左”、右倾错误思想，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尚未被肃清，党内仍然存在着党风不正、学风不正和文风不正的问题。而且，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吸收了一大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入党，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被带进了党内，为党内错误思想的滋长提供了新的土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为了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党的路线教育，统一全党思想，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领导全党进行了整风运动。延安整风在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通过延安整风，广大党员和干部进一步深刻理解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学习和掌握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进一步增强了党在政治方向上的坚定性，广大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并进一步成熟起来。
　　“迎接高潮办学府，理论加深红与专。”⑧延安时期的政治方向教育，使广大党员能够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极大地激发了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为我党日后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依然需要在全党和全国开展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教育，使全国人民更加坚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将胜利，更加坚信党的领导，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三)步调一致定胜利
　　要树立和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不仅需要对党员进行政治方向的教育，还需要有铁的政治纪律来保证政治方向的严肃性。党的政治纪律是处理党的各级组织、全体党员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关系的纪律。它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坚决服从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与方针政策，在政治方向、政治思想与政治言行上与党中央步调一致。政治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政治言行的规范，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和绝对领导的重要保证。
　　我们党历来重视政治纪律的建设，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湾改编”中，党最早在军队中确立了严明的政治纪律，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遵义会议，也是一次严明党的政治纪律的会议，它检查、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集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重新肯定了毛泽东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实行的军事指导路线、方针及战略战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延安时期，党继承了重视政治纪律的优良传统，并结合新的形势完善和发展了党的政治纪律，保证了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
　　加强政治纪律建设的目的是保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延安时期重视政治纪律建设是有着深刻原因的，归纳起来，大体分为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
　　客观上，首先是由依托根据地进行分散斗争这种武装夺取政权的形式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政权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共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根据地19块。这些根据地的军民团结作战，给予日寇以沉重的打击，为抗战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这种斗争形式在客观上也造成了我党、我军长期分散的情况，给我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带来了一些困难。甚至有些根据地出现了步调不一致，纪律涣散，各自为政的现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曾经指出：“由于我党我军在过去长时期内是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之下，我们曾经允许各地方党的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这一种情况，曾经使得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他们的自动性和积极性，渡过了长期的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在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损害了革命事业。”⑨为了克服由于分割根据地而造成的这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党中央对各根据地的统一领导，我党必须重视和加强政治纪律建设。
　　其次，是由国共合作抗日的复杂形势决定的。西安事变后，国共开始合作抗日。这两大不同政治方向的政党合作，使得抗日战争的形势更加复杂。比如，在抗战路线上，就存在着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与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在抗战纲领上，存在着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和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真正抗日的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全民族进行坚决彻底的抗日战争，因此共产党就不能在国共合作中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不能模糊自己的政治原则，也不能丧失自己的政治纪律。另外，国共合作后，红军与陕甘宁苏区政府都进行了改编和调整，国民党借此之机妄图收编红军，控制边区政府来夺取领导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之初，一些干部、战士不理解，发牢骚说：“我们参加革命是为了打国民党反动派，打来打去，我们也成了国民党，这叫什么革命?”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作改编动员报告时，有的人竟打断他的讲话说：“我不干了!宁可回家种地，也不穿国民党的军装，戴青天白日帽徽!”我党要保持红军与边区政府的无产阶级性质，保持党的领导，并在新的形势下让广大党员和战士接受、理解党的政策，保证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就必须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
　　主观上，是制止党内各种违反政治纪律的思想与行为的需要。我党自成立后，就一直与违反政治纪律的思想和行为进行着坚决的斗争。首先是与王明的斗争。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米夫的操纵、扶植下，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上台，实际负责党的领导工作。1931年9月，王明到莫斯科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从此以后，王明开始其机械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教条主义，如主张“城市中心论”、排斥民族资产阶级、开展“肃反”迫害干部等。尤其在“肃反”中，他机械搬用苏联经验，使“肃反”机构自成系统，不受党委领导，以反对AB团、改组派、取消派之名，大搞逼供信，乱捕乱杀，戕害了不少干部，给我党造成了重大损失和恶劣影响。1937年11月，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的王明为了贯彻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由苏联回到延安。回国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召开过专门会议，讨论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共的任务。季米特洛夫在会上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要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经验，统一战线由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王明还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斯大林要他进一步与蒋介石搞好统一战线，使中国共产党能够真正服从共产国际的需要，并表示共产国际过去制定的中国共产党要独立发展，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和进行斗争的主张要“束之高阁”，“中国应该依靠国民党”。这次接见给王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回国后，他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反复表示他“从共产国际回来，同斯大林谈过话”，站在右倾投降主义的立场上，批评和反对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在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报告指责、反对党中央洛川会议所制定的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说洛川会议没有“一切服从抗日”，“抗日高于一切”。王明认为强调独立自主原则，使蒋介石反感，不利于团结，并提出了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说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意见，所以迷惑了一些同志，这次会议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开始在党内形成。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王明到武汉任中共长江局书记，对外称中共中央特别代表团，拒不服从中共中央领导，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在华中组织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指示，丧失了我党在华中发展的有利时机。更为严重的是，他竟然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和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书，说蒋介石能够领导抗日等等，无视我党政治纪律的严肃性，严重破坏了党的团结，使党中央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1938年9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王明起初不理会中央发出的要求其回延安开会的电报，反而要毛泽东和党的中央委员会到汉口或西安举行六届六中全会。后来在毛泽东和王稼祥的一再要求下，王明被迫到延安开会。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总结报告，指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要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实现“一切经过”。如果要“一切经过”，中国共产党就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六届六中全会标志着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路线的终结。中共中央在纠正路线错误的同时，也对王明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撤销了长江局，设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
　　张国焘是继王明之后又一个严重违反我党政治纪律的人。他在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也是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路线；回国后，又吹捧王明是坚决执行共产国际和党的路线的最好的同志。回国后，他在苏区大搞“肃反”扩大化，认为肃反工作的根本问题是“坚决根据无产阶级利益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即共产国际和六届四中全会路线，把不满自己“左”倾错误或在日常生活中有缺点的人，都当做敌人来对待，掀起了一股“肃反”的狂潮，打击迫害了不少党内同志。更为严重的是，在中央红军突出重围，于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党中央做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制定了继续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之后，时任红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的张国焘却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而主张南下向川康边境少数民族地区退却。我党对张的南下退却路线进行了多次耐心的批评教育，但张国焘却恃人多枪多，在红军分左、右两军，付出惨重代价穿过茫茫草地后，擅自率左路军掉头南下，致使党中央只率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单独北上。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宣布成立“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和“总司令部”，自封为“中央书记”，走上了一条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道路。
　　中共中央对张国焘的倒行逆施给予了坚决的批判。1936年1月22日，党中央做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其立即取消伪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迅速北上。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等也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加之红四方面军南下作战又多次失利，使部队损失严重，由8万多人锐减至4万多人。张国焘众叛亲离，被迫于6月6日取消伪中央，红四方面军也随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
　　不论是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还是张国焘的南下退却路线，都与党中央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背道而驰，严重违反了我党的政治纪律，影响了党中央的团结，给我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和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严肃党的政治纪律，防止以后此类情况的再次发生就势在必行。
　　延安时期，在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上，我党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首先，制定纪律法规，增强政治纪律的完善性。针对当时形势的发展，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党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以加强党的集中领导。这些法规有：《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和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和纪律的决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组织的决定》、《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等。这些党内法规，详细地规定了国共合作后红军中各级党组织的建立原则、组织制度、领导关系，增强了党的政治纪律的完善性，强调了在全党加强政治纪律的必要性，克服了独立主义和分散主义，强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威，增强了党和军队的战斗力。
　　第二，加强纪律检查，维护政治纪律的权威性。延安时期，我党十分注重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从党中央到各级党委，都设立了党务委员会，对党员和党组织进行政治纪律教育，检查、纠正、处理党内违反政治方向、政治纪律的情况。在党的严明的政治纪律面前，不管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党员，还是身居要职的领导，不管你是刚刚入党的新党员，还是入党十几年的老党员，只要你违反了政治纪律，都会受到党的政治纪律的处罚。1939年，刚刚从党训班毕业的新党员刘力功，拒不服从党组织要其去华北基层锻炼的决定，坚决要求进马列学院深造或回原籍，否则就要退党。党组织先后7次找他谈话，要求他服从党的决定。可他仍然执迷不悟。对此，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专门进行讨论，依据党的政治纪律法规的规定，决定开除刘力功党籍，并通告全党。对此，时任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还专门写了《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一文，载于党中央的机关刊物《解放》第73期。对刘力功的处理，体现了党的政治纪律的权威性与严肃性，使全党同志都从中受到了教育。在对待王明与张国焘的问题上，党中央也没有手软。1938年10月，党中央在延安桥儿沟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批判了王明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行为，撤销了长江局，重申了“全党服从中央”的政治纪律。对张国焘，党中央同样作出了处理。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延安会议系统、彻底地批判了他违反政治纪律的错误行为，并于1938年4月将其开除出党。
　　全党步调一致的政治纪律，是延安时期党的重要规范，对于维护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维护党的团结统一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政治纪律是党领导革命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不仅在延安时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要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依然需要我们从严治党，重视和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宝塔山——延安的象征，也是我党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象征。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整整一个世纪，中国人民历经磨难，百折不挠，顽强执著地追寻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旺盛的革命斗志，终于实现了民族的解放、民族的富强。今天，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更要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坚持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
　　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3—1514页。
　　②《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1页。
　　⑥《列宁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477页。
　　⑦转引自《人民日报》，2003年1月3日，第一版。
　　⑧《延安颂歌》，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462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