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民族矛盾解决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阶级矛盾。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大决战的历史时期。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中国大地生灵涂炭，人民极度渴望稳定的社会秩序以休养生息，重建家园。国共两党继续携手合作，共建独立、自由、民主的国家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国共产党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引下，顺应历史潮流，坚持七大路线，提出了民主建国的主张。
　　(一)民主建国的主张
　　早在抗战胜利前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党“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会议明确提出，抗战胜利后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民主联盟国家，即新民主主义国家。但是，为了能够早日建国，使人民过上安定幸福的新生活，我们党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放弃在联合政府中的领导权以换取和平，换取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194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认为，当前的形势表明，中国人民需要和平，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国民党暂时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和平是可能取得的；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争取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我党现在提出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这是有现实基础的，能得到国内外的广泛同情。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真心想实现和平、民主这个在当时最大的政治目标的，也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正确政治目标的无比坚定性。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愿意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求得协议，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随后，为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政治热情为和平建国进行了艰苦的努力。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提出了十一项提议。主要内容是：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承认各党派平等合法；承认解放区政权和抗日部队；中共参加受降；停止一切武装冲突；等等。其中，中共对国民党作出了很多的让步，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希望民主建国的诚意。但是蒋介石的野心却不是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他想建立的是自己的独裁统治，而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剥夺中共在军事上的领导权。他借口政令、军令的统一是一切问题的中心，妄图取消解放区，削弱最好是取消人民军队。为此，他亲自拟定了一个《对中共谈判要点》，提出把中共军队编为12个师，且受当地国民党军队最高司令部指挥调度，坚决取消解放区等。9月8日，国民党代表根据蒋介石的这个谈判要点，对中共的十一项提议给予了书面答复，其中同意的有六点，即实行三民主义，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中共参加军事委员会，安置编余官佐，实行公平合理的补给制度，确定政治教育计划。对于其余各项则表示“距离甚远”、“根本无从讨论”，均不予承认。蒋介石不承认解放区和人民军队，不承认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不同意停止武装冲突，这表明在民主建国问题上，国民党显然是缺乏诚意的。他们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要建立的根本不是人民的国家、民主的政府，而是大资产阶级的独裁政府，他们哪管群众的呼声、人民的死活。重庆谈判陷入僵局。
　　为了民族大义，中共再次作出让步：表示在承认解放区人民政权合法地位的前提下，解放区各人民政府可重新举行人民普选，然后由国民党政府加以委任；按人民军队与国民党军队1：6的比例压缩军队，缩编为24个师，至少为20个师，并让出南方8个解放区。面对中共如此的宽宏大度，蒋介石仍表示“要求太过”，“甚难考虑”。
　　面对蒋介石的狼子野心，中共以和平建国为重，继续与国民党谈判。经过与国民党43天的艰苦斗争，在共产党的不懈努力下，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政府与国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双十协定》接受了共产党民主建国的基本方针，国共双方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也达成了若干协议。《双十协定》的签订，使中国共产党民主建国的主张得到一定的体现，也为更多的人所了解，给我们党争得了更多的支持与理解，也使国民党独裁、内战的野心受到一定限制。周恩来曾经对这个协定形象地评价道：“我吃亏，他理亏，政治上我是有理，是主动的。”虽然我党在谈判中作出了很大的让步，损失了一定的利益，但我党在重庆谈判中表现出的诚意，为争取和平民主建国而作出的巨大努力，受到了许多民主爱国人士的支持与赞赏。
　　(二)相濡以沫
　　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战胜利作出的巨大贡献，在重庆谈判中表现出的和平民主建国的真诚意愿，使党的政治主张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与赞赏。很多爱国民主人士都纷纷表示同意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建国主张，支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早在国共重庆谈判前的1945年7月1日，为推动国共团结商谈，中共中央邀请黄炎培、章伯钧、冷橘、左舜生、褚辅成、傅斯年等六位民主人士赴延安访问。访问期间，毛泽东与他们举行了多次会谈和个别谈话，向他们介绍了我党的宗旨、性质及和平民主建国的政治主张等。民主人士也通过在延安的亲身体验，澄清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模糊认识，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也使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访问归来后，黄炎培到处作报告，讲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写成了《延安归来》一书，积极为我党进行宣传，有力地反驳了国民党关于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等许多恶意攻击，以事实告诉大家，边区是多么自由和温暖，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将领又是多么温文尔雅。《延安归来》一书初版两万册，几天就被抢购一空，成为当时的畅销书。黄炎培也由此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结下了深厚友谊。解放后，黄炎培担任了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他在民族资产阶级中积极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各项政策，自己也认真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上，毛泽东提出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黄炎培听了大受鼓舞，即席做七绝四首，题为《东方红遍环瀛》，其中第四首写道：“天安国庆逢佳节，万水千山念苦辛。仗策延安如昨梦，《东方红》已遍环瀛。”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多次会见了宋庆龄、何香凝、张澜、沈钧儒等民主党派人士，周恩来也多次举行各民主党派和国际友好人士座谈会，并广泛接触了工、青、妇、文化等社会各界人士，向他们阐明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建国的政治主张，得到了他们的积极拥护，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蒋介石在1946年6月挑起内战，不仅遭到了许多民主人士的强烈反对，还激起了大规模的工人、学生运动。同年8月，民盟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九三学社、民建、农工民主党也先后发表宣言，反对内战。国民党在1946年召开伪国大时，不仅是我党对其坚决抵制，民盟、民建等民主党派也拒绝出席，并积极参加了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的第二条战线斗争，使国民党陷于被全国人民指责、痛恨的孤立境地。
　　1945年12月16日，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人组成的中共政协代表团抵达重庆，宴请了民盟政协代表张澜、梁漱溟、张东荪，青年党的曾琦，救国会的沈钧儒，第三党的章伯钧等人，就政协会议交换意见。经过多次磋商，中共与民盟达成了关于重大问题事先交换意见，以便相互配合的“君子协定”。民盟在重庆的执委还召开座谈会，确定了民盟代表团参加政协会议与中共主张基本一致的方针。
　　在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积极争取下，1946年1月10日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出席的38名代表中，民主同盟9名，无党派人士9名，青年党5名，共产党7名，国民党8名。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军事问题案和宪法草案案等五项协议。其中，政府组织案否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承认了联合政府；宪法草案案确定实行民主政治。这是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与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共同努力的结果。虽然这些协议以后被蒋介石无耻地撕毁，但民主人士支持、赞赏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的事实不会改变，中国共产党与他们互相理解、互相支持而形成的友谊不会改变。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支持，主要是因为党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党的奋斗目标是符合中国人民意愿的，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人士之间形成的肝胆相照、相濡以沫的革命友谊由来已久。
　　早在中共二大上，党就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阵线的基本原则和措施，并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其内容主要是联合、援助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决议案还提出了集工会、农民团体、教职员联合会、学生会等组织民主主义同盟的民主联合步骤。二大后，中国共产党积极联系民主人士以促成民主联合阵线的形成。陈独秀、李大钊等多次与孙中山等商谈国共合作事宜。据宋庆龄后来回忆说：“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①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遭到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反对。国民党内部也开始分化，其党内的爱国人士，包括一部分爱国的地方实力派打起了“反蒋抗日”的旗号，与共产党发展同盟关系。冯玉祥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就曾得到过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周恩来专门指示北方的共产党人对待冯玉祥不能执行“打倒一切”的政策，还帮助冯玉祥四处联络，发动北平、天津等地的工人、学生、农民参加同盟军，同时派遣谢子长等三百多名共产党员到同盟军中帮助冯玉祥工作。
　　“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争取民主爱国人士，一同开展抗日救国运动。1935年12月，中共地下党员周新民、钱俊瑞等和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等民主爱国人士一起在上海发起救国运动。1936年4月，中共中央又派冯雪峰到上海，会见宋庆龄、沈钧儒等人，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领袖建立关系，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5月24日，刘少奇化名“莫文华”给《生活日报》创办者邹韬奋写信，呼吁《生活日报》担负起促成中国民族解放的重任，阐明目前的中心问题是人民阵线的组织。他强调了“救亡的人民阵线”是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是全民族各阶级抗战反对卖国贼的联盟。邹韬奋将这封信发表在《生活日报·星期增刊》上，并加编者的话表示同意“莫先生”的观点。6月19日，“莫文华”又以《人民阵线与关门主义》为题给邹韬奋写了第二封长信，批判了关门主义，再次阐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邹又将其发表在《生活日报·星期增刊》上，表示完全接受“莫先生”的意见。邹韬奋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宣传作出了积极贡献。
　　为了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毛泽东在1936年分别给宋庆龄、邵力子、章乃器、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何香凝、李济深、蔡元培等爱国民主人士写信数十封，表达了希望他们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的真诚愿望，并派出代表与他们联络，征求他们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意见。在9月22日写给蔡元培的信中，他说道：“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跃者，更绝不止我一人，……寇深祸急，率尔进言。风雨同舟，愿闻明教”，②表达了共产党对蔡元培先生合作的诚意与深深的尊敬。
　　经过共产党的努力，民主爱国人士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对中共的政治主张表示了赞赏和拥护。他们或成立政党，或撰文呼吁，或开展运动，或献计献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解放区的建设等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开明士绅李鼎铭提出的“精兵简政”。
　　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大礼堂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农民、工人、干部和党外民主人士。毛泽东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演说，号召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密切合作，希望参议员们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意见。毛泽东的话深深打动了一位个子矮小、两眼炯炯有神的老人的心，他就是米脂县参议会议长李鼎铭先生。他根据边区老百姓负担过重的情况，提出了一个“精兵简政”的方案，主要内容是精简部队和政府机构，提高工作效率。事前有一些民主人士对共产党能否真正听取党外人士意见持怀疑态度，曾多次劝他不要提这个方案，但李鼎铭看到毛泽东在会上仔细听取各界人士对政府批评、建议的真诚态度，感到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合作是出于至诚，就大胆地提了出来。“精兵简政”的方案提出来后，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在延安隆冬的夜晚，微弱的灯光下，毛泽东反复阅读着这个提案，拿起红笔把重要的段落圈起来，并加上评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我们改造我们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后来，我党采纳了李鼎铭先生的提案，在陕甘宁边区实行“精兵简政”，并将其推广到各抗日根据地去。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的这个“精兵简政”方案，对于减轻人民负担、保证我党渡过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以坚持持久抗战，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39年冬，爱国华侨陈嘉庚组织了“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团”，亲自率团回国慰问抗战将士。陈嘉庚先生在访问了重庆、成都之后，不顾蒋介石的阻拦，毅然访问延安，并与毛泽东进行了会谈。通过在延安的实地考察，并与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相比较，他深深体会到共产党人深明大义、生活简朴、讲求实际、礼贤下士，越来越觉得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后来，他谈到延安之行，感慨道：“我未到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泽东。”③
　　1945年9月15日下午，正在重庆的毛泽东亲到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主席的张澜住处与之会谈，向其介绍了国共谈判的情况和目前日益险恶的形势。张澜推心置腹地对毛泽东说：“在‘五四’以后，为了摆脱北洋军阀的统治，使人民能够过问政事，我曾经同吴老(吴玉章)在川北推行过地方自治，深知政权、军权对于人民的重要性。国民党丧尽民心，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给你们。你们当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存一些净土!”④会谈后，张澜分别给《新民报》、《华西晚报》写了一封公开信，把国共双方重庆谈判的内容公开，并积极为共产党军队争取合法地位。10月11日下午，毛泽东到九龙坡机场准备登机回延安。当毛泽东望见张澜前来送行，立刻排开围在身旁的记者，与之话别。张澜兴高采烈地用四川方言说：“哪天中国实现民主了，我还要到延安去看望你哟!”毛泽东连说：“欢迎，欢迎”，并风趣地表示“要用延安的川菜”来招待张澜。
　　无论是革命斗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我们党始终坚持与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之所以能够与中国共产党相濡以沫，每每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坚定地支持中国共产党，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有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把实现人人平等、自由的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必然会得到包括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
　　(三)斗争到底
　　抗日战争一结束，国内的阶级矛盾就突出起来，上升为主要矛盾。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建国，实现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在日本投降以后，发动反人民的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继续维持其法西斯独裁统治。国共两党的斗争，其实质就是在政治方向上中国要走什么道路的斗争。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中国共产党对于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是加以坚持的。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中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蒋介石要坚持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⑤这就是说，要力争和平，准备战争，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
　　日本刚一宣布投降，蒋介石就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疯狂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和制造内战。1945年8月11日，即在日本要求投降的第二天，蒋介石就连下了三道命令：一道命令要八路军、新四军“就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另一道命令要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第三道命令要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固守所辖地区，阻止人民军队受降。8月15日，蒋介石的发言人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委员长之命令，必须服从”，“违反者即为人民之公敌”。蒋介石公开宣布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人民公敌”，这样就把抗日战争时期的同盟者的关系，一变而为敌对关系了。这是蒋介石公开发出的进行全面内战的信号。同时，蒋介石大量收编伪军，要日军在原地“作有效之防卫”。他借口受降，从其大后方调动大批军队，向我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开进，抢占大城市及铁路线，分割我解放区，积极进行内战的准备。美帝国主义公开帮助蒋介石运送部队，抢占北平、天津和南京、上海，并以9万美军陆续在塘沽、青岛、上海、秦皇岛等地登陆，帮助蒋介石控制大城市及战略要地。美蒋勾结，内战危机严重地威胁着全国人民。
　　对此，中国共产党做了积极的准备。党中央于9月19日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主要任务是，力争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向北发展”就是全部控制热、察两省，力争控制东北。“向南防御”就是收缩战线，集中力量，准备对付国民党的大举进攻。在与国民党谈判的时候，我党并没有放松革命警惕。中共中央在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中指出：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同时还要求我解放区军民，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我解放区军民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为了争取和平、制止内战，对向我解放区进攻之敌，进行了坚决的回击。
　　1945年8、9、10月间，国民党调集37个军、73个师的兵力进攻华北解放区。我军给予了坚决的还击，取得了上党、绥远、邯郸等战役的重大胜利，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阻止了其向我华北解放区的推进。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继而又调集重兵对我华中、东北、山东、陕甘宁等解放区大举进攻，全面内战一触即发。我们能不能战胜蒋介石和如何战胜蒋介石的问题，就成为我党当时必须解决的中心问题。国内外也出现了一些担心战争一旦爆发会造成中国亡国的悲观论调，主张中国共产党以妥协来换取和平。对此，194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的形势，认为蒋介石的进攻不但必须打败，而且是能够打败的。从敌人方面来说，首先，蒋介石的军事力量虽然占着很大优势，又有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但这些都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而蒋介石所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反革命战争，人心不顺，兵无斗志，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其次，蒋介石在军事上还有战线太广与兵力不足的矛盾，军队内部有派系之间、官兵之间，以及军民之间的矛盾等不可克服的弱点。另外，国民党由于政治上的腐败，财政经济困难，将难以支持长期战争。从我们方面来说，我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装备上都劣于敌人，又无外来援助，但我们进行的战争是自卫战争，是为国内和平、人民民主、国家独立而战，因而人心归向，士气高涨，能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这是我们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我解放区正在进行土地改革，执行正确的财经政策，因而我们在经济上也有办法。还有，我解放军和解放区比过去任何时期都空前强大，并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特别是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这些都是战胜蒋介石的有利条件。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敌我双方影响战争胜负的条件后指出：“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⑥
　　“雄鸡一唱天下白。”中国共产党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引导下，在坚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为争取人民解放、和平民主，与进行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三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终于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历史再一次证明，政治方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谁拥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谁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谁就能在革命战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
　　革命战争年代虽然过去了，但我们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所形成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永远不会过时。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振兴中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树立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延安时期最终形成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将永远指引我们的事业走向胜利!
　　①《人民日报》，1962年11月12日。
　　②《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445页。
　　③《毛泽东与党外人士》，太白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④《毛泽东与党外人士》，太白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0、1126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