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立和成就一项伟业，既需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又需要艰苦朴素、厉行节约。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创造和增收；艰苦朴素、厉行节约，是俭省和节支。延安时期，我党、我军所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从广义上来讲，包括艰苦朴素、厉行节约的精神。13年的陕北岁月，既铭刻着中国共产党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伟大精神，也铭刻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朴素、厉行节约的崇高品德。
　　(一)从实际出发的方针政策
　　延安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多次号召中央机关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务必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并要求一切党政军机关和各级领导干部带头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毛泽东指出，节约是一切机关工作都要注意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机关尤其要注意。朱德也强调，节衣缩食，勤苦劳作，是一切经济事业创造的必由之路。
　　当时，经济生活中的节约，重点是节衣缩食，从多方面采取节省被服和粮食的措施，而且做得十分周密细致。一切财经工作部门，在部署和总结工作时，都要把总结、推广节约经验作为一项重要内容。陈云在中直机关党政干部防旱备荒会议上说：我曾计算了一下，节约一套棉衣，可以救活15个人。中国有句古话：“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节约一套棉衣就胜修105层宝塔，这岂不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延安时期，在物资贫乏、财源不足的情况下，在大力发展生产的同时，开展节约运动，严格控制消费，最大限度地节省物力、财力、人力，不浪费一粒粮、一根线、一分钱，是财经工作和理财管家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形成了以勤俭节约为荣、以贪污浪费为耻的良好风气。1942年，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主管中央机关后勤工作的中央管理局提出的财政支出方针是：生产第一，供给第二；收入第一，支出第二；军队第一，机关第二；伙食第一，被服第二。这“四个第一”和“四个第二”，是经过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
　　为了贯彻上述方针，中央管理局还颁发了九条《限制非生产性开支的规定》。《规定》的前言，强调了紧缩开支和克服困难的重要意义，提倡勤俭节约和扩大家务(公共积累)，反对本位主义和吃光用光；要求财会人员严格把关，模范遵守财经政策，坚决维护财政纪律。这个《规定》文字简练，内容全面，针对性强，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开源节流，是财经工作的基本方针。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为了进行战争和革命事业，财政支出应当根据节省的方针。延安时期，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深入人心，并形成了一套厉行节约的制度和办法。
　　中直机关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广泛开展节约运动的号召，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在制定生产、供给和业务工作计划时，都把厉行节约列为一项重要内容，按不同工作岗位的特点，提出节约的指标和措施。在开支多、节约潜力大的行业，分别建立了研究小组，总结、推广节约经验。因而，节约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据1944年对中直机关20个单位的不完全统计，在财政供给方面(不包括生产单位节约)，全年节约开支折合小米5943石。节约的项目包括：粮食1346石，运输费1463石，修建费1279石，公杂费585石，被服517石，木柴238石，炭187石，炊事用具138石，其他开支190石。
　　任弼时认真总结了延安机关、部队、学校在生产、供给和消费中的节约经验，在1944年4月边区高干会议上论述了关于厉行节约的方针与基本方法。他指出，积蓄力量有生产和节约两种方法，通过生产使我们的公私财富逐年增加，通过节约使我们的财富能够积累，更多地用之于发展生产。实行节约的方针，不是减少必要的消费，而是节省根本不需要的开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保障人民吃饱穿好，对于提高群众工作、生产的热情与效能，对于部队的巩固，都有重要作用。同时，又必须防止和克服超过丰衣足食一定标准的浪费现象，养成一种坚苦朴素的作风。
　　为了推动节约运动广泛、持久地开展，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连续以《彻底消灭浪费现象》、《省吃俭用渡过难关》等为题发表社论，介绍厉行节约的经验，强调厉行节约在经济和政治上的重大意义。这些社论指出：艰苦奋斗是革命者的本色，吃饭穿衣、柴米油盐、纸张灯油、使用家具，所有这些事情上的小算盘也确有打的必要，否则小算盘不打，会影响到大算盘的贯彻，甚至于会有使大算盘落空的危险。
　　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一场广泛的节约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各行各业都力求做到：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严格经济核算，加强监督管理，反对铺张浪费；减少工作团、调查团，减少客饭招待；一切大会、节庆、纪念、结婚等，不论公私，都不铺张设宴；注意一张纸、一片布、一滴灯油、一根火柴的节约。
　　(二)伟人的又一种风采
　　在边区军民积极落实党和政府勤俭节约的伟大号召之时，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并没有置身局外，而是从自己做起，率先垂范。他们不仅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精神的倡导者，更是这一精神的实践者。他们的指挥才能和领导艺术是一种风采，他们的艰苦朴素和勤俭节约作风也是一种风采。
　　毛泽东，这位农民的儿子，少年时代参加过田间劳动，学生时代又跋山涉水、忍饥挨饿，步行考察过湖南全省。这些经历，使他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之后能够保持俭朴的作风。他住的是和军民一样的窑洞，吃的是和军民一样的小米，穿的是和军民一样的粗衣，用的是按计划分配的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样的煤油灯。毛泽东在延安的住处，四壁简陋，只挂了一张地图，惟一的奢侈品是一顶蚊帐。一次，毛泽东在抗大作报告，讲完后，下起了大雨，抗大的领导留他吃饭，他婉言拒绝，脱下鞋子夹在腋下，打着赤脚走回杨家岭去了。
　　一段时间，毛泽东的脚上一直穿着警卫员贺清华打的一双袜子。天长日久，袜子都磨破了，上边补满了补丁，疙疙瘩瘩的，毛泽东还舍不得丢掉，一直穿到无法再穿为止。在杨家岭住时，天已经很冷了，战士们都已穿上了新发的暖和而又整齐的棉衣。可毛泽东仍穿着那件已经穿了4年的土布破棉衣，两个胳膊肘上，不知补过多少补丁了。工作人员几次要给他换一件，他就是不肯，还说现在边区经济很困难，大家的生活都很苦，我们应该省吃俭用。这件棉衣破了，洗洗补补还可以穿嘛。警卫人员看着毛泽东穿着破旧的棉衣，顶着刺骨的寒风，到各单位开会、作报告，很过意不去，就搞了几尺蓝色的阴丹士林布，给毛泽东做了一件新棉衣，趁他休息的时候把旧的换了下来。哪知毛泽东起床后，说什么也不肯穿这件新的，仍要那件旧的。警卫员告诉他，旧的已经拆了，就是洗干净，也破得缝不起来了。毛泽东无奈地说：那就给我领件普通的灰布棉衣，和你们身上穿的一样就行了。为了节约煤油，每当晚上毛泽东考虑问题时，总是把灯芯拧得很小，写作时再把它调大。
　　毛泽东在生活上从来不要求特殊照顾。他和大家一样，每天3钱盐、5钱油，吃的是小米，穿的是粗布衣。不少同志多次提议给毛泽东增加伙食费，他都谢绝了。他总是说：伙食标准是供给部的统一规定，大家都一样嘛!我怎么能搞特殊呢?毛泽东喜欢吃辣椒，但从不准伙房用油炒辣椒，并对管理员说，这是一条纪律。对于自己的伙食费，他严格要求身边工作人员不能超支，十天一小结，一月一大结，前十天超了，后十天补，这月超了下月补。1941年6月的一天，陈嘉庚到杨家岭拜会毛泽东。会见后，毛泽东用自己种的豆角、番茄招待他。陈嘉庚看了看饭菜，想起了在重庆蒋介石花800块银元宴请他的情景，意味深长地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
　　延安时期，两身换洗衣服、一床毛毯，便是周恩来的全部财产。在他住的窑洞里，连一张桌子也没有，办公时就坐着个大木墩子，膝盖上垫一个用高粱秆纳成的锅盖拍拍，把电报、文件放在拍拍上，边看边批。一次，他发现自己仅剩的铅笔头突然不见了，便追问警卫员。警卫员回答说：一位首长用它勾图，用完后看它太短了，便随手扔掉了。周恩来听后，表情严肃地让警卫员把它找回来。他拿着找回来的铅笔头，语重心长地对几个公务员说：你们知道这铅笔是怎么来的吗?不管是买来的，还是领来的，或是从敌人那里搞来的，都说明目前我们还没有能力制造。我们进行过长征，吃过很多苦头，如今在陕北安了家，可不能大手大脚啊!不要认为这仅仅是半截铅笔，这是我们军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从现在起，我亲自把关，我们每个人都不得铺张浪费，还要积极同一切浪费现象作斗争。一件小事，折射出周恩来艰苦朴素的高贵品质。
　　1937年冬，周恩来由西安返回延安的途中下起了大雨，道路泥泞坎坷，到洛川县城时天就黑了。警卫员出于对首长安全的考虑，想安排条件好一点儿的旅店。周恩来却从节俭出发，坚持住骡马店。他说：“骡马店院子大，好放汽车，又便宜。”吃饭时，警卫员想，周恩来旅途劳累，计划买荤、素两个菜。可是周恩来又不同意，说来一个白菜豆腐汤，吃一个炒豆芽，就行了。警卫员不乐意地说：你点的菜都没有，只有红烧肉、炒鸡蛋。周恩来猜透了他的心思，情深意长地说：不要忘记延安的同志都在吃什么，我们应该节约每一个铜板支援前线!斯诺的《西行漫记》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情景：“蒋介石悬赏8万元要周恩来的首级，可是在周恩来的司令部门前，只有一个哨兵。我到屋子里以后看到里边很干净，陈设非常简单。土炕上挂的一顶蚊帐，是惟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1937年4月，周恩来去西安时，朱德送他一条毛毯。途中，周恩来遭到土匪袭击，虽安全脱险，但毛毯却被敌人砍了数刀。1938年11月，朱德返回抗日前线时，周恩来又将经邓颖超精心缝补的这条毛毯回送给朱德。今天，这条毛毯还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见证着当年领袖们的俭朴作风和相互之间的深情厚谊。
　　朱德虽然身为八路军总司令，但在生活上的简朴更是有名。他坚持和八路军总部的同志们一起吃大灶。有时吃顿白面，工作人员把饭送来后，他还要亲自去看看同志们吃的和自己吃的是不是一样，惟恐享受了特殊照顾。一次，司务长摘来一些菜，考虑到朱总司令年纪大了，为了他的健康，想给他多吃一些。朱德知道后却严肃地说：“人的嘴都一样，应该分给大家吃。”南泥湾打猎队打了不少野猪和豹子，他们听说朱总司令铺的、盖的都很单薄，就决定送一张豹子皮给他，结果被他断然拒绝。朱德说：“你们这是做啥子嘛，给我进啥子贡哟!我们党是不兴送礼这一套的。”
　　朱德的衣服和鞋袜总是补了又补，不愿换新的。为了节约开支，他用马尾做牙刷，用盐水漱口。他的一床补满补丁的棉被，一直用到北京，盖了二十多年。他经常教导战士们：“我们军队要与人民同呼吸，共患难，要和人民一样生产和节约，不能搞特殊化。这样，我们的军队才有力量，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革命的胜利。”朱德衣着朴素，平易近人，始终保持着普通农民的本色，所以当他和战士在一起时，人们很难辨认出他就是八路军的总司令。“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这是续范亭在《赠朱总司令》一诗中的描写。
　　刘少奇始终坚持表里如一，严于律己，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以身作则，首先做到。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得了胃病，曾多次吐血。到延安后，他和大家一样吃粗茶淡饭，总是默默地忍着因饮食不适而引起的胃痛，生活上从未提出过特殊的要求，而且在困难的时候，带头到地里挖野菜充饥。一次，报社发给他两千多元稿费，勤务员拿着稿费心想，这回有了钱，该好好改善改善生活，给他补补身子了。可当勤务员把钱交给刘少奇时，他说啥也要把钱退回去，并说：“现在敌占区的老百姓都没饭吃，解放区生活也有困难，咱们替人民办点事儿，不能额外再要报酬，要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他到北方局时，中央交给他几万法币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他自己没有多花一分钱，坚持按中央规定，每月只领5元钱的津贴，每天买些红、白萝卜，烩点馍，维持生活。他吃剩的饭菜，从不允许倒掉，都是留着下次再吃。领到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再补。他穿的一件皮大衣，还是在新四军工作时发的，许多地方都磨成了光板，布面上补丁摞补丁，破得几乎无法再补了，但他仍然不肯换。一次，后勤部的同志背着他，把大衣拿走换了个布面，他知道后批评这个同志说：“现在前线战士爬冰卧雪，穿衣服都很困难，我们有这个穿就不错了，怎么还能搞特殊呢?”从这以后，刘少奇给在自己身边工作的同志订了一条规矩：凡是他用的东西，不经他允许，谁也不能随便拿去换新的。刘少奇堪称艰苦朴素的楷模。
　　王稼祥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战斗中腹部受了重伤，弹片打进右侧肚子里长期未愈。按中央组织部的规定，凡一等残废军人每月发给残废金30元。可王稼祥却坚决不要。他说：我的生活和陕北贫穷的老百姓相比好多了，可以把这些钱省下来给有困难的同志嘛!由于王稼祥的伤势时常复发，再加上工作劳累，他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经中央军委后勤供给部批准，他的伙食费可以实报实销，可他仍是每餐一菜一汤，很少吃肉。每月报伙食费时，他都要过问详细情况，绝不准超过伙食标准。
　　身为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一次到太行山区八路军某连检查工作。当时部队生活很苦，连队干部想给他弄点儿好吃的改善一下。于是，司务长从柳梢上摘了些树叶当馅，在高粱面里加点榆皮面当皮，包了一百多个饺子，招待彭总和警卫员。彭总见了后问连里干部，战士吃什么?连队干部照实说了。彭总严肃地说：“为什么要给我单做呢?我到连队里来，应该和战士一样，战士吃什么，我就吃什么。”说完，就叫连队干部把战士集合起来，亲自把饺子分给战士，自己和战士一样吃窝窝头。在延安，彭总的廉洁作风是出了名的，从不搞一点儿特殊。一件棉大衣穿了七八年，补了三四个补丁，两处露出棉花。司务长拿着一件新大衣让他换，他就是不换，说：“你们调查一下驻地老百姓的棉衣穿几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嘛!现在是战时经济困难时期，军民同甘共苦，才能团结一致，坚持长期革命战争。你看，我穿的棉衣、棉裤，还有一件棉大衣，比老百姓和战士好一倍，你说对吗?”
　　无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杨尚昆总是年复一年地穿着一件破旧的灰军装。衬衣、短裤、袜子都是缝了补，补了缝，当袜子厚得穿不进鞋子时，只好拆掉重新补。从太行山的武乡县根据地到延安的行军路上，虽然为他配备了马匹，但他却用马为别的同志驮东西，大部分的路程坚持步行。他在延安杨家岭、王家坪伙房就餐时，厨房做啥就吃啥，即使身体不适，也不要炊事员另做饭菜。
　　(三)抗大学员的“公共课”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最高军事学府。成千上万的优秀青年汇聚到这里，又从这里走上抗日战场。在这里，每个学员都要自修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这门课。
　　抗大同志经常吃的主食是小米，副食是土豆、南瓜或萝卜，生活津贴每人每月1元。偶尔会餐时，八人一伙，围着一小桶红烧肉、一桶腌白菜肉汤，吃的是小米饭。这是只有在盛大节日时才有的现象。困难的时候，连小米也吃不到，常常是连续较长时间净吃高粱、荞麦和黑豆。黑豆本是饲料，人吃了不易消化。主食是它，有时副食也是它，不同的是把做副食用的黑豆加点儿盐。
　　抗大学员统一着土布的灰军装。每年一套单衣、一套衬衣，两年一套棉衣。衣服不够换洗，天热的时候就下到延河水里，既洗衣服又洗澡，衣服洗好后放在河岸晒干。这是境况好的时候。困难时期，不能按时领到新衣服，只能把旧衣服缝缝补补继续穿。
　　抗大学员住的是清一色的土窑洞。视窑洞的大小，每洞住的人数有所不同。一般七八个人住一个窑洞，共用一个土炕，下面铺的是茅草。女生宿舍有所照顾，在土炕上面加了一块木板。学员增加较多时，宿舍就紧张，这时就组织学员挖窑洞。几年时间，校园变得到处是窑洞。不少窑洞，从穹窿到墙壁都粉刷得透明发亮，显得清洁、卫生。
　　抗大学员上课，不下雨时大多在露天，坐在小板凳上。教员不肯在黑板上多写字，为的是节省粉笔。教科书基本上没有，图书资料也很少。因此，记好课堂笔记是学员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文具、纸张很少，每一学期，每人只发一支笔，墨水是蓝靛泡；每人发给两张油光纸，让学员自己订成笔记本。夜晚几人共用一盏小油灯，多用来举行讨论会。煤气灯虽有，但只在盛大演出时才使用。礼堂虽然也有，但一般在集会或演出时才使用。学员上课、吃饭、听报告，几乎都在露天。
　　抗大自创办之日起就继承和发扬了我军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没有校舍，学员们通过自己动手清马厩、修旧庙、挖窑洞，解决住的问题。抗大第三期学员在凤凰山挖窑洞时，校领导罗瑞卿、莫文骅等同志和大家一道在工地上开展竞赛。原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许世友，魁梧壮实的身材，一身过硬的武功，抡起镢头，几个小伙子也比不上他。领导干部带头，师生们更是你追我赶，有的抱病出工，负伤不下“火线”；有的开窑洞口时不慎滚下山坡，爬上来继续干；许多同志争先上工，推迟下工，下雨、下雪坚持作业。毛泽东看到抗大学员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激动地说：你们不要小看挖窑洞，这是挖开知识分子同工农隔开的一堵墙啊!经过艰苦奋斗，抗大第三期学员半个月就挖成了175孔窑洞，修筑了长达3000米的“抗大公路”。
　　在学习、生活上，抗大师生们更是想方设法克服困难。那时候的纸张紧缺，印讲义、出校刊用的都是延安造纸厂的土造纸，加上蜡纸、油墨质量也不好，印成的讲义、校刊读起来很费劲。尽管如此，大家得到一本讲义或一份校刊，都如获至宝，认真地阅读。没有纸写笔记，有的就找来旧线装书，用它的背面；有的则利用看过的书，把笔记写在书本的空白处；还有的用桦树皮订成“小本子”。没有笔，就用树枝作笔，大地作纸，或用小石板和石笔，练习写字，做习题。没有墨水，有的挤桑葚汁代替，有的用锅灰掺水代替。没有桌凳，学员们就用双膝当桌，石头为凳。生活中有困难，师生们从不埋怨。许多青年特别是南方来的青年，第一餐看到小米饭，感到黄澄澄的很好看，仿佛“蛋炒饭”，一吃便感到粗糙，很难下咽。但是，他们努力克服生活上的困难，风趣地把大米掺小米煮的饭称为“国共合作饭”(因大米是从国民党统治区运来的)，把锅巴称为“马列饼干”，还吃得挺香。为改善伙食，他们坚持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在日用品奇缺的情况下，他们有许多“发明”：用旧墨水瓶做油灯，用草木灰过滤碱水代替肥皂洗衣服，用猪鬃制成牙刷，用食盐替代牙膏。抗大学员们正是在这种艰苦的学习、生活环境中，磨炼了吃苦耐劳的意志，培养了艰苦朴素的作风。
　　埃德加·斯诺在其《西行漫记》中描述了当年的延安抗大：“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然而，正是这所“窑洞大学”，造就了一批批杰出人才，把艰苦朴素的精神带向全军务部队，为我们党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既提供了人才支持，也提供了精神动力。抗大被称为“窑洞大学”，是延安艰苦岁月的见证，也是我们党艰苦奋斗精神的体现。
　　(四)“富裕”后的追求
　　八路军359旅是大生产运动一面旗帜，它通过自己动手、艰苦奋斗，最先在边区和全军“富”了起来。“富裕”后的359旅追求什么?这个旅的实践告诉人们，他们追求的是勤俭，是节约。
　　在王震旅长的领导下，359旅这支英雄部队坚决贯彻开源节流的方针，在“开源”方面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节流”方面也取得显著成效。早在1942年，中直机关就推广了他们节约公用开支的经验，如严格控制人员编制，减少会议和客人招待，精简勤务人员和骑用马匹，加强财务管理和维护公共财物等。做好节粮工作，是他们“节流”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他们节粮的办法多，并且易于推广，深受群众欢迎。其中之一，就是借鉴和学习当地民间节粮的炊事方法，由吃小米饭改为吃“豆杂杂”、“饸饹”与“和合”饭。
　　“豆杂杂”，就是将黑豆去皮碾碎，再用部分碎豆做成豆腐，把豆杂杂、豆腐、小米、蔬菜合在一起，放水加盐煮熟。这种半干半稀的主食，既可口又有营养，还可以节省粮食。如以该旅警备连100人计算，每人每天按供给标准供应小米1.5斤，全连每天应领150斤。将其中的60斤换为112斤黑豆。脱下来的12斤黑豆皮，又可顶饲料粮6斤。这样调剂伙食，全连每天比单吃小米节省46斤粮食，一个月可节粮1380斤。
　　“饸饹”饭，就是把黑豆、麦子、荞麦、绿豆等杂粮磨成面，然后用水合成面团，挤压成圆形的“饸饹”条，煮熟后搅拌着吃。用150斤小米兑换杂粮，全连每天可节省粮食53斤12两，一个月可节粮1612.5斤。除调换粮食品种和改变炊事方法外，他们还按农时和劳动量调整就餐次数。在夏秋之间的5个月中，一般每天吃三餐，早晚各吃9两，中午吃杂粮稀饭，每人每天节粮1.5两，5个月全连可节粮2400斤。在冬春7个月内，一般每天吃两餐，早餐吃“豆杂杂”，晚餐吃“饸饹”。
　　在土豆和南瓜成熟的季节，为避免长期保存造成损失，改吃“和合”饭，以瓜菜代。早餐和晚餐，每人小米7两、土豆8两，做软饭吃；中餐，每人小米或包谷2两、土豆4两、南瓜4两，做稠饭吃。这样，每人每天可节省小米半斤多。
　　359旅的节粮经验在边区得到广泛推广。党中央机关一般都实行冬季两餐制或一干两稀。吃“和合”饭也很普遍，只不过菜饭混煮的用料有所不同。中直机关严格实行每餐按定量过秤制度，单位之间来往人员就餐一律交内部粮票，工作人员只能集体就餐而不允许单独打饭，严禁个人养鸡等。据1944年统计，中直机关各单位全年仅伙食节粮一项就达小米1300石。
　　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延安时期的特定条件下，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有力倡导，这一美德得到了发扬光大，使俭朴、节约成为一种社会时尚。以上所述，仅仅是这种社会时尚的几支花絮。